这种手法无疑是“义从典出”翻译策略的产物。受其影响，译者奉词典为圭臬，坚持无典不译、义从典出的原则，同时又恪守“词典为第一正义”、“径取词典第一个义项”【9】等翻译准则，希望借词典一劳永逸，可以执一驭万，解决翻译中复杂的语义推敲与甄定问题。在这些译者的心目中，“词典就是语言的镜子，词典关于语义及用法的描写准保没错”。【10】但是“词典不仅是参考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11】，在以历史原则编写的词典中（如《牛津英语词典》），一个词条的完整叙述往往就是一部微缩的词源史或文化史，使用这类词典无异于“知识考古”，其中大有考究，绝不可等闲视之。其次，再从词典的语义构成而言，可以说词典义就像是与语义实体“分崩离析”以后处于“真空”状态的“待用物”，入句与否其义大别，因此深研词条各义项所构成的语义场，同时坚持“因文生义”的原则，遇词反复推敲，“酌情取义”，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另外，词典的词条罗列与义项序次也大有名堂，如果对文义不解而“径取词典第一个义项”，那就必然会出问题。如果单凭第一个义项做翻译，那么“圆枘方凿”的事情就不可避免，严重者肯定会影响甚至破坏译入语的语义结构，最终导致变异产生。关于词条及义项的罗列，以本地广泛使用的《牛津当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12】为例，其通用的原则有两条：
a. 如某词内部词义差别较大，则该词分两个甚至多个词条处理，每一个词条均标注序号以便翻查；
b. 如某词内部词义只有细微差别，相互语义联系紧密，且涉及词性转移，则列为一个词条，下分不同的义项。
除此以外，一般的词典主要还根据以下三个原则处理义项序次：
a. 历史原则：按词条义项的历史发展排序，第一个义项即是某词再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时产生的意义，也是该词最古老的意义；
b. 核心义原则：某词条各义项围绕中心词排序，第一个义项是核心义，居语义场中心地位，派生义依与核心义的亲密程度排序，最后一个义项与第一个义项关系最为疏远；c. 频率原则：根据语料库的数据统计，将出现及使用频率最高的义项排在第一位，以下依次排序，最后一个义项出现及使用频率最低。
可以想见，不了解这些原则，而“径取词典第一个义项”去作翻译，大多都会出问题。比如取一本以历史原则编写的词典取翻译当代英文文献，取义时不顾历史原则，“径取第一义”，所得到的效果大概与“圆枘方凿”相差无几。
根据上面所讨论的几点去考察香港书面汉语中所反映出来的语义结构变异问题，可以看出“词典至上”等翻译处理手法对其影响很大。下面还是以英文chance 一词及相关的汉语译例为对象略作说明。
让我们来看chance 一词译作汉语“机会”时再英汉词典中的排列次序。为便于比较，我们将chance 一词的opportunity 这个义项在英文词典中的排序情况列出，以作参考：
a.The Oxford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第4个义项
b.Webster"s Ninth Collegiate Dictionary （Massachusetts：Merriam-Webster Inc.，1986）第2个义项
c.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1st edi.Longma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d.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1997）第4个义项
1.《新英汉词典》（香港增订本）（香港：三联书店，1988）第1个义项
2.《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第1个义项第2个义位【13】
3.《新英汉词典》（何万顺主编）（台湾：三民书局，1995）第1个义项
4.《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1个义项很明显，在这个义项上英语单语词典和英汉双语词典已经错位，翻译时无视这一点，不会“因文生义”，却“径取第一义”，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就会不得要领，甚至义乖意移。而这样的译句在进入香港书面汉语以后，根据语言词汇扩散原则【14】，即会引起相应语义结构及语义特征的渐变或突变，进而导致语义的共时或历时变异。chance 译作汉语的“机会”（见上列各英汉词典），并且作第一义项处理，译者再参以简单化的翻译准则，据此随意翻译，而不“随文解义”，“就例发凡”，因此影响到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特征及语义结构。例（1）－（10）就是最好的例证。余光中在为《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4）所写的“绪言”里就曾经针对这种翻译手法提出过间接而委婉的批评：“在查某字某词之际，应该把它所属的标题仔细读完，包括例句。英文往往一词数解，常用词的定义尤为繁复，初习者必须逐条耐心细读，若是只查了前面的一两条说明，便含糊接受，就会文不对题。”实际上，如上所述，所谓“文不对题”还只是一个翻译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译文既立变成汉语，所产生的变异改变了汉语原有的语义结构属性，即会导致汉语语义的结构性重组，对香港书面汉语产生相应的影响。上引例句与现代汉语面貌迥异，这可以说是原因之一。这种变异肇自英语，取径于翻译，经词汇扩散，以后又“入主”香港书面汉语。“机会”一词在其中的大量异态分布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3结论
3.1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香港书面汉语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以异质生成为特点，已经并正在使香港书面汉语与现代汉语产生着某种程度的疏离。这个过程的内在动因源自英语的历时与共时影响。另外，独具香港特色的翻译活动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在香港这个多语共生的社会中语言之间的接触与影响必定离不开翻译的介入，因此从翻译的角度入手探讨在英语的影响下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变异的内在成因及其演变规律就成了本文所重点考虑的问题。
3.2就香港书面汉语中“机会”这个词而言，通过对其语义特征的详细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英语chance 一词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当然其中还有英汉词典和翻译的“功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香港书面汉语的“机会”一词语义场得以扩大、语义特征产生变异，逐渐成为考察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变异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词。类似的情况在香港书面汉语里非常普遍，本文援引的所有例句几乎都可以加以同样的分析，说明同样的问题。
3.3上述讨论还表明，英汉翻译（包括英汉词典的释义、义项和语义特征）在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发生变异的过程中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主要是由香港的现实语言格局所决定的。除“扬英抑汉”的语言政策，“亲英弃汉”的语言态度以外，“援英格汉”的语言转用策略应是香港翻译策略的主要理论依据，据此又派生出相应的翻译准则和翻译手法，用以应对复杂的句法/语义结构，使翻译成为一种即时即兴、执一驭万的简单的符号转换活动，因此而造出的汉语译语经过扩散，便与其中所携带或积淀的英语句法/语义结构属性一起进入随时虚位以待的香港书面汉语，通过相应的句法整饬和语义结构调整，使其产生变异，以颇具英语特征的异态和异质面貌与现代汉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疏离。
3.4显而易见，香港书面汉语的异质生成基于英语的深刻影响，同时又以翻译为中介，其演变趋势以日益英语化为特点，其结果则与Aitchison 所论及的土耳其籍希腊人所讲的土耳其式希腊语相差无几，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视野里，这无疑是又一个特例，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考虑到译入语通常会“乔装打扮”以适应宿句之语法和语义结构特点（比如佛籍东渐，梵文及胡语即是如此）才能进入宿语语言系统这样一条规律，香港书面汉语的变异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宿语之身份反向迁移，这对于语言学研究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0期，第55-60页）
【1】Fawcett，Petter.Translation and Language.Manchester：St.Jerome，1997：140-141.
【2】L？scher，Wolfgang.Translation Performance，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A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Tübingen：Günter Narr，1991.
【3】Fawcett，Petter.Translation and Language.Manchester：St.Jerome，1997：140.
【4】Cruse，D.A.Lexical Seman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430.
【5】Fawcett，Petter.Translation and Language.Manchester：St.Jerome，1997：140-141.
【6】Aitchisom，Jean.progress or Deca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46.
A.（39）She has felt blessed that she has been able to build up her career while enjoying a balanced and happy family life.（Sing Tao Daily （Job Market ），November 21－27，1998，p.20）译文：她觉得自己很幸福，不但能建立自己的事业，还能享有平衡、快乐的家庭生活。（出处同上，21页）
【7】菲尔墨，“格”辩，胡明扬译。语言学译丛（第二辑）[C]，国外语言学编辑部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页。
【8】菲尔墨，“格”辩，胡明扬译。语言学译丛（第二辑）[C]，国外语言学编辑部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第19页。
【9】Fawcett，Petter.Translation and Language.Manchester：St.Jerome，1997：140-141.
【10】Stark，M.P.Dictionary Workbooks：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Dictionary Workbooks for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0：18.
【11】Stark，M.P.Dictionary Workbooks：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Dictionary Workbooks for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0：1.
【12】参朱志瑜、石定栩，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结构变异：英语的影响，1998年。
【13】Hornby，A.S.&A.P.Cowie &J.Windsor-Lewis.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3rd E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4】 参王士元，《词汇扩散理论：回顾和前瞻》，《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黄正德主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