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拉尔夫正等待机会放松。这些句子实际上就是例（1）－（10）的翻版，而（1）－（10）又似乎可以原封不动地还原成英文（如例（6），即可以还原成Chances are 5.2%）。可见香港书面汉语在受英语影响的过程中，一方面“亦步亦趋”，一方面“一切从简”，“见形忘义”，取形弃神。当然，“用唾手可得的言辞说话著文总是比较省事”（Weinreich，1953：57），但是却忘了chance 一词原有不同的义项，自然应该有不同的解释，更何况相互之间语义特征也有所不同。因此应当“因文生义”，分别采用不同的词语，表达不同的义项，体现不同的语义特征。
2chance＝机会？英汉翻译与语义结构变异
2.1翻译策略与翻译手法
毫无疑问，香港书面汉语已经并正在产生的语义结构变异与香港的英汉翻译活动息息相关。这里主要讨论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等问题。
根据德国学者Krings【1】和L？scher【2】的研究，一般的译者通常采用如下三种翻译策略：a.单词对等策略；b.义从典出策略；c.符号优先策略。这三种策略可以戏称为“翻译玩家的把戏”。第一种策略坚持取义以单词为单位，要求逐字对译，绝对不可越雷池半步；第二种策略坚持依靠双语词典，无典不译，义从典出；第三种则径取符号，不顾意义，只在此符号与彼符号之间捉对撮合，试图通过一对一的联想关系从事语言形式符号之间的简单转换，worker 是工人，艺术是art，机会是chance，share 是分享，认为这就是翻译。这样一来，上述翻译策略就演变成了如下两条为一般译者所广泛采纳的“策略”：a. 谨守原文，亦步亦趋（playing-it-safe）；b. 跳开原文，孤注一掷（risk-taking）。前者造成原文的语义减损，后者造成原文语义乖离【3】。不仅如此，在翻译过程中碰到难以定夺的情况的时候，在上述策略的指导下，这些译者通常还会恪守如下一些“翻译守则”，比如：
a.谨守原文字面意义；b.严格限制译文句长，“绝对不可超出原文句长的10%”【4】；c.字字对应，译文遣词必须随时与原文一致；d.原文单词不认识的时候，绝对不能用词典尚未收录的单词去翻译；e. 翻查词典即使不知所云，也必须绝对相信词典为“第一正义”；f.取义心中没底的时候径取词典提供的第一个义项。【5】毫无疑问，这些所谓“策略”与“准则”也基本符合香港一般译者的翻译实际。可以说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在单一的词汇平面进行，一求逐字对应，一字一义；二求依靠词典一劳永逸，能够执一驭万，不求甚解。在这种翻译策略的诱导下，用以应对复杂的句法/语义结构的翻译手段势必过分简单粗糙，所拿出的翻译文字一旦扩散，便会对香港书面汉语产生相应的影响。
2.2翻译手法与语义结构变异
这里所谓的翻译手法主要指派生于上述几大“准则”的一些具体的处理方式。对此进行讨论，其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些翻译方式的探讨来透视香港书面汉语语义结构的变异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想借助于这种探讨说明英语对香港书面汉语的实际影响，以及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2.2.1一字一译法与语义变异
这种手法源自“单词对等策略”，体现了基于一字一义原则的简单类比思维。【6】采用这种手法处理英文词汇通常只会注意其某一个义项与汉语对等词某一个义项的简单对应，并不考虑词汇、义项与语义特征三者之间所存在的“包孕相生”关系，这样就直接破坏了汉语的语义结构，导致变异产生。在1.2里我们曾就英文chance 与汉语“机会”之间的对译关系列举若干例句做过比较详细的讨论，现在结合这个问题再继续作一番探讨。
根据1.1为chance 所建立的语义矩阵，可以看出chance 的中心义有四个义项；在1.2里我们还给出了这4个义项及其语义特征和相应的例句。有趣的是，将这4个英文例句和相应的汉语译例两相比较，即可看出，chance 在这4个例句中原本具有不同的义项和语义特征，因此可考虑根据这些义项及其语义特征用相当的汉语词进行处理。比如可将上述例句试译如下：
a.本次比赛他有五成/百分之五十的可能夺冠。
b.他很可能已经走了。
c.这条绳子可能会断，但这个风险我们得冒。
d.拉尔夫正想瞅个空儿轻松轻松。
但是，在逐字对译手法的处理下，chance一词所具有的四个中心义项“不假思索”地被一律翻译成了“机会”，可是一旦“机会”这个词不顾语域的变化及其他语义限制而进入汉语语句，即会和汉语相应语句的语域及语义限制条件发生冲突，终而导致变异。
1.2 中为汉语“机会”一词所给出的语义特征表明，该词在现代汉语里主要具有褒义（[＋恰好]）和时点这两个语义元素，因此它可以进入的语域都必须要以这两个特征为依归，否则便会产生语义变异。但是，观察上述香港书面汉语所提供的译例，可以看出“机会”置身于这些语句不啻是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双重变异，因为这样既抹煞了chance 一词不同的义项和相应的语义特征，又与汉语语域和相应的语义共现条件相冲突，当然更严重的是造成了香港书面汉语的语义变异。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情况在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语料中非常普遍，本文所引述的所有例句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在翻译中采用了逐字对译法，坚持一字一译，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因文变义易词”的意识。
2.2.2异词一译法与语义结构变异
这种手法与一字一译法的共同点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变者在汉语这一方，不同之处在英文。前者是一词多义，一译当之；后者是异词近义，也一译当之。由于这种情况多出现在述宾结构中，体现为动词与名词之间的及物性关系，因此而产生的变异直接影响到语义格的迁移变化并与汉语疏离，所以也必须引起重视。请看下面的例句：
（40）Perhaps that’s how I have been able to build a good team that works in harmony.（Sing Tao Daily （Job Market ），October31－November 6，1998，p.5）译文：也许这就是我能建立一组和谐的工作队伍的原因。（出处同上，6 页）与这一组情况类似的例子还有如“建立这方面的工作”（X/B9/8/10/98）、“建立孩子的成功感”（M/D3/28/9/98）以及“建立孩子身心健康”（M/D3/28/9/98）等。
B.
（41）In the conference room behind him，eight company representatives are completing a three-day workshop.（Sing Tao Daily （Job Market ），November 21－27，1998，p.16）译文：在他背后的会议室里，有八名公司代表人员，正在进行为期三天的工作坊。（出处同上，17页）
（42）He said the third quarter is “obviously experiencing a hard period.”（Sing Tao Daily（Job Market ），November 21－27，1998，p.8）译文：他说香港的经济现时正在进行一个痛苦的调整期。（出处同上，9 页）与这一组情况类似的例子还有“进行高姿态地展示实力”（X/A11/9/10/98）、“进行洗黑钱”（X/A10/15/9/98）和“与他进行访谈”（X/Job Market/31/10/98）等。其他的译例还有：
（43）改善驻日美军的操守标准（D/A3/16/10/98）
（44）维持读者忠诚（M/D6/14/9/98）
（45）贯彻“衣锦还乡”的传统意义（D/A19/16/10/98）
（46）厉行内地官员不得干预特区（D/A19/30/9/98）
（47）减低警方的角色（X/A13/15/9/98）以A组为例，英文句子中所用的动词分别为build 和build up（也有institute，constitute 和establish 等），译文中每一个句子的述位一律用动词“建立”，后面与其搭配的名词分别为“事业”、“队伍”、“成功感”、“健康”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96：621）所提供的定义，“建立”一词的语义特征为：其共现语义特征为[＋机构][＋关系][＋体制][＋学说][＋理论]等，并没有上述名词的语义特征，说明这三个句子中的“建立”已经违反了语义共现条件。但是再深究一步，即可发现它们同时还破坏了汉语的语义结构。比如以“建立这方面的工作”为例，在汉语里能够在语义上与“工作”共现的动词可能是“开展”或“进行”，这两个词共有的语义特征是[＋先在]（《现代汉语词典》，1996：660-702），指受其管辖的名词其语义实体应该是事先就已存在的，因此它们的语义结构应该是“动作＋受事”。【7】由于“各格的形式或者根据支配词的独特性质来决定，或者根据某种标记关系来决定”【8】，这样一来，原来的语义结构关系“动作＋受事”现在却由于异词一译法的处理而产生结构变异，变成了“动作＋结果”。并且，由于“建立”和“工作”二者所要求的语义共现条件不同，因而产生语义对立，这就打破了汉语语义结构的平衡，使香港书面汉语在这一点上又与现代汉语产生了疏离。
2.2.3 偏倚词典定义对英汉翻译及汉语语义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