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一个术语，应是概念、过程与结果三者的统一。以概念而论，因视野与立场的不同，历来聚讼纷纭，难有定论，有人为之沮丧，认为这有碍于翻译科学的建立，却不知这正是探索真理所应付出的合理代价。定义本身尤如划地为牢，此概念的建立必以牺牲他概念为其基本前提。定义者相互定位不同，立场迥异，视野难以融汇，自然就会“古今语殊，四方谈异”。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让杂说并陈，各从一个侧面反映翻译概念的本质。
翻译当然也是一种结果抑或目的的产物。尤如因果链的两端，一头连着文化交汇的“因”，而有源始文本的输入，一头连着文化融汇的“果”，因而有终结文本的输出。翻译活动完毕，文化移入即已开始，不妨将这种结果看成是一种开放的文本，见仁见智，以应文化渗透之需。静态的默察与推敲无益于译本吐纳卷舒，有时一个小小的错误倒能点化出文明常态，美丽而深永。
但翻译更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认知与阐释过程，这个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到许多不同层次的处理手段，由低到高，由表及里，自成体系。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认知程序，阐释抑或翻译者首先对单个的、低层次的语言单位进行解码，然后渐次而行，直至较高层次的语言单位，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信息之后，再对原文从小到大各种语言单位的含义进行重建，并借此校正译者对原文含义的理解，同时修正、充实译者已有的相关知识，这整个过程以被动解码为其主要特征，译者面对源始文本，所使用的处理手段层次越低，被动性就越强。一般而论，在这个动态的认知过程中，阐释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发生：一、词汇含义；二、句法或语法含义；三、文化价值含义。译者大致按以下几个程序处理原文：一、词汇解码；二、句法解码；三、逻辑解码；四、文化价值解码。较低层次的手段主要用于解码以获取信息，较高层次的手段主要用于价值评判以处理信息。翻译阐释常见的毛病是过度地依赖解码手段，始于解码止于解码，总是陷于被动，而形成恶性循环，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阶段去进行主动的阐释，凭借信息的处理手段，以价值评判驱动认知过程，掘出源始文本的微言大义。
显然，将翻译视作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翻译课题，成就显著，本文旨在强调上述观点，并引入文论模式作为观照手段处理文本（诗歌）信息，想对译学研究不无裨益。
一
文学批评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应于翻译认知过程的获取信息与处理信息两个阶段。理论由原则体现，实践由模式实施。阐释者当熟谙各种理论原则，能操持文论模式的大刀擘肌析理，而不流于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文论的好处在可以提供比较权威的阐释模式，让译者从中享用文化资源，掘出共享价值体系，从而对源始文本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断，而不囿于浅见陋识。文论模式亦有所长，长处在可以使译者手持利刃披挂上阵，不致坐而论道，却代之以实际批评，凭借动态阐释据以主动解码，重建原文含义。
以文论模式驱动翻译认知过程究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的把握，截然不同于前批评的被动反应，完全靠个人悟性、感觉或感情来体认作品意义。这种反应尚未经过理性的过滤，纯粹靠直觉驱动，其前提是个人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经过心理积淀所形成的“认同主题”。当然，这种凭悟性所做出的直觉反应亦有别于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被动解码过程，这个过程着眼于源始文本的词汇与句法含义，始于解码止于解码，仅仅是一种知性活动，尚未诉诸理性。倘若能将这三种认知手段予以整合，形成一种互动系统，则翻译阐释既可打入文本进行深度透视，又可以进行全景扫描，让文本的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翻译阐释也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呼唤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不断更新。但就目前而言，在从事双语互换尤其是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如要引进文论模式予以认知，因语种的流向不同，译者将会面临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汉诗英译，阐释者在进行认知活动的时候所面对的将不是中国文论理论与实践的分野，二者浑然一体，理论已蕴含于批评实践，少有鸿篇巨制，却多见诗话张扬，一语中的；二是英诗汉译，英美文论长于体系建构，术语繁多且因人因时而异，与其说是批评实践的升华，倒不如视之为哲人玄思的结晶，尤其是理论与实践泾渭分明，阐释者熟读理论经典尚须解决用的问题，否则如庸人解语，何谈真正的翻译认知？
一般而言，汉诗英译当熟谙中国文论传统，英诗汉译又需植根于英美文论的沃土，但是如果要想在较高的层次进行主动的阐释认知，则必须对这两大文论传统予以整合、汇通，以求视野的融汇，不致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当然，汇通旨在互照互识，要求译者必须具有开阔的胸襟，深广的视野，背靠两大文论传统而集于一身，使理论命题与批评模式相互碰撞，继而发生共振、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强大辐射力与渗透性的多维坐标系，使我们在其中选择与翻译阐释关系最密切的值，并借以确定悟性、知性、理性三大模式的认知方向，生成上佳的译品。其实，这种整合就是两大文论传统相互转移和浸润的结果，其目的在建立翻译认知过程的发现模式，力求提供对源始文本的合理解释，那么具体地讲，文论模式又是如何作用于翻译阐释的呢？下面兹从中英诗歌互译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二
先谈汉诗英译。众所周知，中国文论盛极于梁代，初唐盛唐独放异彩，至中晚唐日臻成熟；两宋批评意识卓尔不群，兼采书画意趣，泽被后世，直至明代始见卓越。这笔遗产十分丰富，但传统的文论专著不多，吉光片羽散见于典籍，自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问世，多以“诗话”“词话”辑之，学界称为印象式批评，实为直觉式的价值判断，“主自然感悟而排知性思考，即感即兴，当下而成。”【1】这种文论模式作为一种批评手法实际上是价值判断与批评实践的统一，尤如“灵魂在杰作中寻幽访胜”，本身并不是诗歌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诗歌文本背后整个文化背景的标志，因此诗歌文本的多维阐释有赖于诗话，有赖于对这种韵致高标的文论模式的深刻理解与认识。这就意味着在翻译阐释的过程中，译者当临绝顶以小众山，不为词藻的峰回路转所迷，译唐诗须知“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2】；而且“唐诗妙境在虚处”【3】，译宋诗须知“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4】，而且“宋诗妙境在实处”【5】。于此有所会心才能体悟源始文本的韵致，不致诗味全无，弄不好张冠李戴，唐诗英译虽“盛服揖宾”，却“辞容鄙俗”，风流举止让位于宋诗，公子沦为土豪，岂不可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