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译学研究力求客观，专心致志于研究宿语文化中的实际翻译文本，但是其翻译理论终究以原文为取向，研究范式则以静态为特点，这些都是为图瑞所反对的。在他看来，早期的译学研究在其关于“翻译”的定义后面隐含着福尔摩斯所推崇的“元文本”（metatext）概念，虽说这个概念后来又相继被波波维奇（Popovic）和勃洛克（Broeck）加以系统阐发和修正，但译本却仍然被这些译学理论家视为某种元文本，其评估与评价则需通过与源文本或该文本最初的理想阐释相比较才能进行。因此，图瑞试图超越早期译学研究的理论起点，摆脱他们孤立研究译本的理论桎梏。为此，他与“源文本决定论”针锋相对，适时地提出了翻译的“宿文本说”，其理论焦点也相应地从“等值”这一类先决条件转移到在源文本及其“实际替代功能”之间所建构的“现实关系”之上。他没有拒绝对比语言学或符号—功能模式，并且认为语言与文学模式的局限当然会产生作用并决定翻译产品的性质，但是他也认为基于上述模式所产生的规则和法则也只不过是一套可以作用于翻译过程的相关因子，为使这套作用因子更加强大，他还创设了一套自己的规则体系，以作先前那些模式的修正与补充。据此可以看出，图瑞译学理论的终极目的是想建立一套层次分明的相关因子体系（类似于乔姆斯基“管辖与约束理论”中的“限制条件”），利用这套体系即可“决定”（类似于乔姆斯基“管约论”中的“管辖”之义）翻译产品。总之，图瑞要求翻译理论一定要涵括文化—历史“事实”，根据这套事实即可构成一套规则，而这些规则就是所谓的“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它们占据了图瑞译学理论的中心并且在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在各个潜在的等值系统之间充当“媒介”的角色，因此格外为图瑞本人所推崇。
关于“翻译规范”，图瑞的解释视野宏阔，因而显示出某些有别于早期译学模式的理论特色。在他看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总会存在一些层面丰富、相互冲突的价值标准，并且全都与其它的功能系统切切相关，但假如这些标准在相同的环境中有规律地反复出现的话，那么某些行为模式就可以借此建立起来。基于这种启发，图瑞在创立自己的译学体系时也着眼于对某些有规律的现象加以区分，强调译学研究的对象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些单个的译本，而应加强对基于同一种源文本所生成的各种译本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还应注意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译本在宿语文化之中的生成面貌。根据图瑞的细致描写，可以看出其翻译规范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原发型规范”（preliminary norms）；（2）“原初型规范”（initial norms）；（3）“操作性规范”（operational norms）。第一种规范涉及一些相关因子，主要包括对原作选择的控制、对某一种分层系统内部其整套翻译策略所应采取的管辖措施等。图瑞认为，由于翻译的定义会因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故此有必要预先回答一些原发性问题，这样才能建立起可以成为翻译过程之架构的文化语境。这些问题包括：宿语文化的翻译“政策”是什麽？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翻译（translation）、仿译（imitation）与调适（adaptation）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宿语文化所青睐的原作者、作品诞生的历史时期、作品所依附的文类以及门派潮流都有那些？允许作为媒介或二手材料形式出现的翻译吗？可以接受的媒介或中间语言是什么？等。第二种规范，亦即“原初型规范”，主要对译者所需面临的三种抉择进行了范畴分类，一种选择是译者依附于源文本，跟随源文本相携而来的语篇关系和相应的语篇规范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另一种选择是反其道而行之，由译者恪守宿语文化所予规定的语言和文学规范，而不考虑源文本及其相关因子，再一种选择则由上述两种选择综合而成，无论源文本还是宿语文化均皆考虑在内，两相照顾，并不偏废任何一方。“原初型规范”在层次分明的“操作性规范”体系中处于首位，因为假如这些规范相互衔接、吻合一致的话，结果就会影响所有别的翻译抉择。“操作性规范”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作出的各种现实抉择，其中包括“模铸规范”（matricial norms），可以决定语篇成分的位置、增益和删除等，也包括“语篇规范”（textual norms），可以反映作者或译者的语言和文体嗜好。就分层系统而言，译者对源文本采取何种态度这通常会取决于该文本在源语文化的文学分层系统中所处的地位，而这方面的情况则可借助“原初型规范”加以说明；另外，翻译过程中所作出的任何抉择其实都取决于翻译文学在宿语文化分层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处于中心或边缘所作出的抉择显然会有天壤之别。
图瑞的译学理论尤其强调社会/文学规范、强调这些规范对宿语文化的控制及对整个翻译过程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现代译学研究采纳了这些观点并使其成为目前的理论焦点。总括而言，图瑞的译学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现当代译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否定了文学/语言等值的可能性，摒弃了传统译学所推崇的一一对应的翻译理念；（2）强调在任何一种翻译文本的生产过程中都必须将文学取向纳入宿语文化系统之中进行考虑；（3）打破了原文信息一定要与某个实体相对应的传统观念；（4）强调源文本与译本必须在由各个交相融合的文化系统所构成的符号网络之中进行整合。从理论上讲，图瑞对现当代译学研究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操作层面，这个层面将翻译看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某一特定文化的具体内容可以通过翻译信息进行传输，但这些翻译信息又从根本上受制于本土文化所设定的各种文化“限制”，因此翻译过程得以进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必须承认“不忠不信不诚”是不可避免的（inescapable infidelity）。译者不会在真空中从事翻译工作，因而必然会在译作中注入自己的文学或文化价值观，但要自己的译作为另一种文化所接受，那么译者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就应该是对源文本进行“调适”，使其传达信息，同时也与宿语文化现存的各种“文化限制”相吻合，否则便没有出路。
（原载：《外语研究》，2001年第1期，第6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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