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趣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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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千字文》对夏代以前(2)

章草概括说来,就是属于我国文字史上早期的草书,亦称作草写。这种汉字的特征是:隶书的草写,是由草隶发展演变成的一种字体。它与今草的区别,主要是保留着隶书笔画的形迹,每个字独立不连写。自章草出现后,则广泛流行于两汉。因为这种字体构造彰明,或因适用于写奏章,也有因为汉章帝(东汉章帝刘炟)爱好或以为史游用以写其所著《急就章》而得名为章草。实际上,这种汉字的字体,就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

那么,章草究竟由谁始创作出来的呢?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作了历史考究反映性的记载:“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情云。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行书 属于介于草书、正楷之间的一种字体。这种文字,其字体的特征,概括说来,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没有正楷那样端正。这样,在生活实践活动中,则就逐渐出现将楷法多于草法的,则被人们叫做行楷;将草法多于楷法的,人们就管它叫做行草,相传始于汉末,流行至今。

那么,行书是由谁首创的呢?对此,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作了历史性的记载:“按行书者。后汉隶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北来。工书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

飞白 亦名为飞白书,则属于汉字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相传东汉灵帝(刘宏)时修饰鸿都门,工匠用刷****的帚写字,蔡邕得到启发,作飞白书。这种书,其特征是:笔画中丝丝露白,像枯笔写成的模样,汉、魏宫阙题字,曾广泛采用。

对蔡邕始飞白书的由来,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则作了概括性的记载;“按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

草书 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即一般所谓的草书。

狂草 到唐朝,张旭、怀素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成为狂草。

那么,张芝为何许人?

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据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对草书的由来,及由谁首创的,均作了历史考究性的记载:“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日。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

汲冢书 即汲冢古文。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晋书·武帝纪》作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作为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现据《晋书·束晰传》),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皆科斗字,称为汲冢古文(原简已不传)。

汲冢书,亦名为科斗文,也叫科斗书、科斗篆。被视为书体的一种。因粗尾细,形似科斗(蜊蚪),故名。这种汲冢书,则是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的一位耕人,于古冢中得到的。对此,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亦作了历史考究性的记载:“汲冢书。盖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即姓氏不明]。”

汉字 自古始,中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断进行改革简化,则逐渐发展演变形成比较完整的一套被人们使用的汉字,其数量究竟有多少呢?按照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出版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工具书,分别搜集的汉字,其数量大体情况是这样的: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为9353个字;明代的《字汇》,为33179个字;清代的《康熙字典》,为47035字;1914年的《中华大字典》,为48000多字;197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工具书《辞海》,为15000左右字;1980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为11000个字左右,但在日常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经常通用的大约有500到800字左右。

简化字 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人们不论是学习和使用,逐渐感到(或者叫做意识到)使用繁体字,有诸多不甚便利。所以,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研究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同历史上一样,又一次进行统一文字改革,或者叫做简化文字。

简化汉字的内容,概括说来,包括笔画的简化和字数的精简两个方面,即把笔画多的汉字,改为笔画少的;把有几种写法的汉字,改为用一种写法。所以,人们将简化后减少了笔画的字,给称做为简化汉字,或日简化字。

二、“乃服衣裳”与夜市、衣裳

自从改革开放后,全国许多城市逐渐恢复或出现“夜市”。夜市,除了小吃以外,许多是卖衣裳。例如,北京繁华的西单南大街,其东西两侧每天都有“夜市”,以卖衣裳为主。现在已经没有了。

“夜市”,始于何时何地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唐朝未有“夜市”之说。唐朝的都城长安虽然拥有买卖兴隆的“东市”和“西市”,但唐朝廷对都城“长安”商业的管理和控制是很严的,每天中午(古时,称“日中”)击鼓三百下,表示充许商业区开市,各店铺才能开门做买卖;每天太阳快下山时敲钲(铜制的一种乐器,似锣)三百下,以通知商业区必须罢市,各商店必须关门。对于此种情形,《新唐书》卷四十八的《百官志》里作了记载:“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人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

唐以后五代十国,亦尚未发现有“夜市”,直到北宋时,则才开始出现有“夜市”。

宋太祖赵匡胤统治的时期,为了繁荣经济,活跃市场,东宋都开封发布明令,提倡“夜市”。

对此,《宋会要稿》里有记载,即“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日,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亦称“三更”半夜)已来,不得禁止。”由此可见,我国正式开放“夜市”,是在北宋赵匡胤统治的时期,其发源地就是在宋王朝的都城开封(亦称“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

中国的衣裳。相传,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黄帝的时期,就已经创出了“衣裳(即今称的“衣服”),战国时期,开始出现“衣裳”名称,并且将上身穿的叫做“衣”;将下身穿的叫做“裳”。如《诗经·齐风·东方未明》里记载:“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古籍《毛传》里亦有明确的记载: “上日衣,下日裳。”不仅如此,而且古时候比较讲究“绿衣黄裳”(《诗经·北邶·绿衣》)。

“衣”和“裳”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了严格的区分,只是保留了这种称谓,有时在一起同“服装”、“衣服”等称谓一起混用。

三、“推位让国有虞陶唐”与“禅让”、“世袭”

“禅让”制,相传始自“唐尧”、“虞舜”,及大禹时期。传说中,远古有一部落名陶唐氏,尧是其领袖,故称“唐尧”,舜是古部落有虞氏的领袖,因而称“虞舜”。禹是夏后氏部落领袖。

传说尧、舜、禹皆为黄帝的后裔。据《国语·晋语》中说,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帝喾(音库)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两毫(河南偃师县),号高辛氏。而尧,就是帝喾的儿子,距黄帝五世。颛顼(音专需zhuan xu)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阳县),号高阳氏。舜是颛顼的第七世孙,距黄帝九世。而禹呢?传说,他是颛顼的孙子。

传说,尧在帝位,谘四岳。所谓“四岳”,指尧所管辖的四方部落。而所谓“谘四岳”,就是指尧同四方部落的首领商量,民主推选部落联盟的领袖。所以,四岳推举出虞舜作为唐尧的继承人(或曰“继位”)。

唐尧死,虞舜继位为部落联盟领袖后,经“四岳”的推举,派禹进行治理洪水,禹实现了他父亲——鲧治水未完成的大业。虞舜同唐尧一样,同部落联盟里的各部落首领商量,亦经过民主推举出为虞舜的继承人(或曰“继位”)。舜死,禹继位。

禹在位时,亦经民主推举出东夷的首领——皋陶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日子不久,皋陶死,禹又经民主推荐,将皋陶之子——伯益作为继承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夏王朝建立之前——原始社会末期,实行的王位继承推贤举能的“禅让”制。

但是,在大禹统治时期,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即大禹在实行推贤举能的“禅让”制的同时,则又创举出了“王位世袭”。大禹尽管将皋陶子——伯益确定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却不给伯益实权,把实际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了许多权力。当大禹年老死亡后,而坚守“禅让”制的伯益,传统做法,按照民主推贤举能决定由谁来作大禹的继承人。其结果是伯益没有料到自己的威望和掌握的权力,均不及启。例如,民间中传的歌谣,不歌颂益,而歌颂启:“启才是我们的君主,他是帝禹的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