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纵横驰骋的匈奴
匈奴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战国册》等先秦文献，直至《史记》始定称为“匈奴”，并详细记载了它的早期历史。记载中的匈奴异名繁多，这是因为匈奴国家的民族成分很不单纯，甚至有人认为“匈奴”有数百上千种。其实原始匈奴部落的人口很少。贾谊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可能就是指其本族而言。它的迅速强大，是在陆续并吞其它许多部落的过程中实现的。原始匈奴部落在蒙古草原的北部及南西伯利亚一带，以后逐渐向南迁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和伊克昭盟杭锦旗、准格尔旗发现的战国时期匈奴古墓，证明了河套和阴山是战国时期匈奴人的活动地域。到了后来，中国的陕西、山西、河北诸省的北部，也成为他们的游牧之地。到了春秋末期，匈奴与中原的汉族逐渐接触，并以和亲保其安宁。汉代时赵武灵王还提倡胡服骑射，建立中原骑兵。
到了冒顿单于时（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74年），匈奴强大起来，他们乘中原楚汉相争的时机，兼并了众多的部落，并不断侵扰汉地。自汉武帝时起，中原与之不断征战，至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又过了十五年，北匈奴郅支单于战死，中原形势才有好转。至公元47年，匈奴又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匈奴薄奴单于据于漠北，坚持与汉为敌。于是东汉联合南匈奴迫使北匈奴向西方远遁，他们从此也就在中国古代史上不知去向了。而南匈奴则入居中原边郡，久而久之，匈奴人或直接与汉人融合，或融合于其它少数民族，经过这样的反复融合，在南北朝以后的史籍中就再也没有匈奴之名了。
这些不可一世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天之骄子，不仅没有在广阔的草原上留下什么历史纪念物，甚至连早于汉代的匈奴墓葬也很少发现。匈奴人喜爱装饰，首饰的种类也很丰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宁夏同心发现了一批汉代匈奴墓，其中有金器、海贝、料珠等，使我们看到这个民族非同一般的风貌。
二、匈奴头饰
1. 非凡的冠饰与头饰
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了迄今最为珍贵的匈奴遗物。金器品种十分丰富，其中金鹰匈奴王冠是匈奴文化遗存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鹰形冠顶为半球形，上面凸起着四狼噬四羊浮雕图案，冠顶有一只圆雕的雄鹰展翅欲飞。鹰的头颈、嘴和眼睛均用绿松石镶嵌，展翅翱翔的雄鹰鸟瞰着群狼食羊。金冠带由三条半圆金带组成，两端浮雕卧马、虎及羊。造型生动，是典型的匈奴黄金镶嵌工艺品。
匈奴贵族妇女的盛装头饰也相当华丽。她们很可能在头上包有头巾，再在上面装饰饰物。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四号墓的墓主是一位女子，在她的头上饰有云形金片、四叶形金片、包金贝壳、金属珠和水晶珠。这些饰物上都有小孔，以便缝系在头巾上。耳朵上还有大耳饰，颈部有用水晶珠和玛瑙珠制成的大项链。这是一套珍贵而完整的头饰。
2. 夸张的耳饰
（1）大耳环 匈奴人的耳饰一般有两种，一种为金属耳环，一种为耳坠。长期以来，穿耳贯环是少数民族的装饰习惯。这种环状的耳饰在当时称为“鐻”，即用金、银或铜制作的环状耳饰。在《山海经·中山经》中有“穿耳以鐻”的记载。《后汉书·张奂传》中也有：“先零酋长又遗（赠送）金鐻八枚，奂并受之。”
早期的匈奴耳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中就有发现。在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一具人骨架头部，就有一只很大的耳环。他的腰间饰有金带扣和短剑，应是一位贵族男子的装束。内蒙古伊克昭盟桃红巴拉古墓出土的一对，以较粗的金属丝缠绕数圈，形似弹簧。金丝的两头磨尖，以备穿戴。出土时位于头骨两侧。类似的还有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毛庆沟古墓出土的用铜丝绕成的耳饰。从出土的情况来看，戴这类耳饰的多为男子，因为除耳环外，还有不可缺少的带扣和刀剑。
汉代时，匈奴的耳环，仍以金属丝弯制者为多。在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数件耳环，均用一毫米粗的圆金丝扭成，一端尖锐，另一端则捶打成扁圆形，形式较简单。
（2）华丽的耳坠 精美华丽的耳坠多是王者和贵族的饰物。1972年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的沙窝子中，当地农民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金银器和宝石串珠等，其中的一对金耳坠饰，上部为粗金丝弯成圆形耳环，环下有一组坠饰，坠饰的上部由两头包金的绿松石组成，下垂三枚一组的三角形金片，戴起来一定动感十足。同在阿鲁柴登，还发现了珍贵的匈奴王遗物。其中的两件金耳坠结构相当复杂，它的上部也是用粗金丝弯成圆形耳环，下垂的一组坠饰，则用二或三件金片垒绕金丝而成的三角形筒状体连缀在一起，其中的一件还穿插了一颗绿松石，是迄今发现最精美的早期耳饰之一。
秦汉时期的匈奴耳饰在造型与风格上与前期有很大的差异。如辽宁西丰乐善乡西岔沟西汉时期匈奴墓中，出有一批拧丝穿珠耳坠，长6.8～8厘米，是由一根约一毫米粗的金丝拧成双股绳状，中间穿插各色玛瑙或琉璃管状饰件，顶端再穿以小珠。而在挂耳朵上的一端，两绳分开，一股扭曲成钩状，用来悬挂在耳上，另一股则被捶扁成阔叶形，用来遮蔽耳孔。件件饰品金玉交映，灿烂夺目。据考古发现，在一些男性墓主的墓葬中，耳饰每墓只出土一件，可得知佩此种金耳饰的主要为男性，并且多只佩戴一枚。这类耳饰使用广泛，在新疆巴里坤黑沟遗址也有类似的耳坠发现。而在吉林榆树大坡老河深汉墓出土的耳坠，在造型上与此近似，但却穿插了许多金片，较为特别。
在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四号墓的一套贵族女子头饰中，还有一对精美的耳坠，与中原及其它民族的珰与鐻极为不同。耳坠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凸字形金牌，是匈奴传统的镶嵌绿松石的鹿纹牌饰。下部为包金玉牌坠饰，纹饰则为中原风格的蟠龙与螭虎图案，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体。
三、古朴自然的珠石项链
匈奴是一个喜爱项链的民族。他们的项链多由各色玉、石、琉璃等珠管串成。在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四号墓出土的一套贵族女性头饰中，她的珠石项链由三条组成一组，十分华丽。而在辽宁西岔沟墓地也发现了用大量的红色玛瑙、绿色石珠、白色石与彩色琉璃等组成的项链。
四、纹饰丰富的腰饰
匈奴的金属带具、腰间带钩和铜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种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腰间饰品传入中原，汉代人称为“师比”或“犀毗”，它从此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服饰面貌。精明的工匠艺人用不同的材料做成千百种不同式样的精美腰饰，把它逐渐转化成中原一种特别的高级工艺品和礼物转赠匈奴君长。在《史记》、《汉书》记载中，常有赐匈奴族君长“黄金师比”之事。
由于游牧生活的需要，人们的腰带、车马的带扣变得很重要，而作为这些带子连接处的带扣、铜环和作为带头的牌饰则经人们之手被赋予极强的装饰效果。匈奴带钩发现得不多，如一件“骑士铜带钩”，表现了善于征战的匈奴骑兵形象。
而作为腰带两端的带头，人们通称为铜牌的带饰则出土较多，时代从西周至西汉时期。匈奴铜饰牌代表着中国北方草原铜牌艺术的较高水平。因大多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及其临近地区，又以描绘动物内容为多，故又称为鄂尔多斯动物饰牌。这些饰牌可分为浮雕、透雕和圆雕三类。动物纹饰中家畜有马、牛、羊、驼；野生动物有鹿、虎、豹、狼、野猪、刺猬和鹤、鸭等。材质除了铜制品外，还有铁、金、银等，金银制作中又有镶嵌、抽丝、嵌金银等工艺技术。式样除方形外，还有圆形、刀把形、前圆后方形等。
匈奴早期的铜牌饰品，风格比较粗犷。中期作品中，以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杭锦旗阿鲁柴登等地出土的（时代约战国末期至西汉）匈奴金牌饰，以及玉隆太、速机沟和瓦尔吐沟等地发现的遗物为代表。这时期的动物形饰牌增多，制作精美而生动。特别是刻画了大量的猛兽相斗和厮咬的场面，令人难忘。如阿鲁柴登与有名的金冠成套出土的一件“虎牛纹金饰牌”，是匈奴王的遗物。用浮雕的手法表现了匈奴人对虎的崇拜。纹饰丰满有力，具有十足的野性意味。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的“虎豕咬斗金饰牌”，赤峰市巴林左旗出土的“驼虎咬斗铜牌”等都是此类的代表。这种虎咬动物的饰牌与带鐍是匈奴带饰中最有特色的一种。大量的表现动物的饰牌采用镂空的方式。
人物形饰牌是研究当时匈奴的绝好材料。如残缺不全的“匈奴辫发人物铜饰牌”，十分清晰的反映出当时人物的衣着形象，弥足珍贵。类似的“骑马武士纹铜牌”、“骑士捉俘虏铜牌”等饰牌，在方寸之间，运用自然风景衬托出人物的活动，生动的反映出当时北方草原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成熟期饰牌的特点是装饰与写实手法的巧妙结合。匈奴中期的铜饰牌标志着中国北方草原铜牌艺术的鼎盛。
除带头饰牌外，还有专门用于装饰腰带的带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毛庆沟60号匈奴墓，展示了一位匈奴武士的葬俗。在他的腰间除装有金属带鐍外，还在革带上并列排缀着一些牌饰，上铸镂空纹样，少则几块，多则十几块。像这样的带饰在当时当地十分多见，如联珠兽头形铜带饰，每件饰品都由两个相联的球状物加一对兽耳组成，是一种抽象化的动物形象。与此类似的还有征集自伊克昭盟的兽头形饰、青铜牛头饰、双豹形带饰等，时代都在春秋晚期。从战国时代开始，这类带饰多为金饰，在阿鲁柴登战国墓出土的“三鸟纹金扣饰”，整体为三鸟形图案，鸟头居于中央，鸟身纠结在一起，形成漂亮的涡纹。到了秦汉时期，这类带饰制作得愈发精美，材料也多用金、铜。如1979年准格尔旗东汉匈奴墓所出的“盘羊角包金带饰”，高浮雕的羊身底面衬以花草纹，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色。
令人惊奇的带饰还有阿鲁柴登出土的一组“镶宝石虎鸟纹金饰牌”，每件饰牌以伏虎形饰为主，虎身镶嵌红、绿色宝石七块；虎头上附加火焰状鹿角纹，外围有只突出鸟头的八鸟图案。这组牌饰直接反映了匈奴人对虎的崇拜。匈奴人把虎当作他们的族星、国星。“虎”取义于天上的昴星团，是由七颗星组成。这就是虎身上镶有七块宝石的用意。星光使古人认为它的周身都是火焰，故虎头上布满了火焰纹，周有八鸟，共计12件。《史记·天官书》中：“昴，胡星也，”“胡”即是匈奴，匈奴民族就是按照昴星团的运行确定四时八节十二月的生产与生活。匈奴人爱虎，这在他们的装饰品和饰牌中表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