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汉朝，前后延续将近四百年，国家兴旺，人民富足，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特别是在城市中，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使人们有时间来注重修饰自身，供人理容的铜镜已不只供贵族们享用，富有的商人和舞女也可拥有。另外，汉朝的丝绸等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亚和欧洲，外国的奢侈品也相继传入中国。各种商业贸易活动的兴盛使中国很早就有了珠宝商人。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商人到郑国去卖珍珠，用“木兰”做了一个盛珍珠的匣子，并且还“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国的一个买主看上了这个匣子，十分喜爱，没买珍珠却把这个盛珍珠的匣子买走了。故事的本意是讽刺一些人做事喧宾夺主，可它却从另一面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首饰贸易，并且人们已经很会在装璜上下功夫了。
在汉代，除了与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外，还有许多对外经贸活动。张骞两次出使了西域，使中西方的交往十分频繁，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上，各国的使者、商人相望于道，络绎不绝。
一、更加规范的冕冠
汉代人习惯称帽子为“头衣”或“元服”。贵族戴的头衣为冕、冠、弁；百姓戴的则为巾、帻等。秦统一中国后，彻底废除了周礼，冕服制度在吸取各诸侯国服饰的基础上实行了新的统一。到了汉代，则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其中冕冠中冕疏的多少和质料的差异是区分贵贱尊卑的标志。因为在汉代，冕冠并非只有帝王一人可以戴。汉冕为一块一尺二寸、宽七寸的木板，上为玄色，下为纁色（浅红色）、后比前高一寸，有前倾之势，基本形式与周代大体相同。帝王的冕冠用十二疏，即十二条白玉制成的串珠，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皇帝以下诸侯及各级官吏用九疏、七疏、五疏、三疏，随职位不同而不同。但两汉时间很长，变化大，宫廷中舆服部门所详细记载的各类冠服却多与实物不相符合，也许记载中的服饰是专门为重大场合所制定的。
二、头饰万千
汉代是发髻的奠定时代。从这个时期起，女子髻式日益丰富，变化无穷。在各种形式的女子发髻中，垂髻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流行于汉魏，其中包括椎髻、堕马髻、倭堕髻等。
椎髻是汉代普通家庭妇女的日常发式，在汉族妇女中较为流行。“椎”字有两种读音，即可读“椎”(音同“追”)；又可读“垂”。其实椎髻的“椎”字，应该读作“垂”。椎是一种木头做的锤子，头粗柄细，古人洗衣服时，常用它来捶打衣服，所以字形从“木”,而不从“金”。将发髻称之为“椎髻”，是因为这种发髻的形状与木锤十分相像，还有人因其形状称之为“银锭髻”。
（一）笄开始称为发簪
笄在秦汉以后称为簪。在中国古代，人们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男女全都蓄发。所以历来男女对于束发也就格外讲究，男子时常变换束发的巾帻与冠饰，女子则在发型和头饰上花样翻新。以至中国古代妇女仅用在头发上的首饰种类就层出不穷，千奇百怪。
汉代时，在平民百姓中竹木发簪等仍在使用。在居延汉简中，即有“中衣聂带竹簪”之句。在周朝已有的“吉笄”与“丧笄”风俗一直沿用。其中“丧笄”的使用较为复杂。《礼记?丧服小记》是一篇杂记当时丧服制度的文字，极为琐细，上面记载着丧笄的使用。如在“斩衰之丧”中，男女要插丧笄，丧父用筱竹（小竹子）制作的箭笄，丧母则用榛木为笄。插丧笄一直要到三年丧服结束才能去掉。箭笄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九号秦墓中出土了一支，是以五根纤细的竹针合并组成，合粗不到一厘米。并在顶端包有一段铜头。西汉的箭笄式样与此基本相同，在湖北襄阳擂鼓台一号墓中出土的实物，也是由数根竹针合成一股，然后在顶端套上一个尖形角质的帽。而“齐衰之丧”则以白理木为笄，笄上有齿数枚，笄首饰以镂刻，很像梳发用的“栉”，所以又叫“栉笄”。普通丧葬则用桑木，取与“丧”同音，样式为两头宽，中间窄，长约四寸。在朝鲜乐浪东汉墓中有类似的这种发笄发现。需要说明的是，吉笄在笄首处可以有装饰，恶笄则不能。
这时的簪以玉制成的最为贵重。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墓葬，出土了一支刘胜所戴的玉簪，玉色乳白，光洁无瑕。簪首透雕着凤与卷云纹，末端刻鱼首，有圆孔可以悬挂坠饰。那时的玉簪还有一个别名称为“玉搔头”。它的来历是一个趣闻，在《西京杂记》①中记述：一天，汉武帝到他所宠爱的舞伎李夫人宫中，忽然头皮发痒，便随手拿起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搔头。从此以后，宫中嫔妃的簪多用玉制成，玉簪也就成了“玉搔头”，以至于当时的玉簪身价百倍。这个别称一直流行了很久。宋?李邴《宫中词》中就有“舞袖何年络臂鞲，蛛丝网断玉搔头”。
制作精巧的簪，有很多花样。并有美好的名称。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刘兰芝身穿绣花夹罗裙，头上的簪用玳瑁②镶嵌。后来又有“莲花玳瑁簪” “双珠玳瑁簪”、“金薄画搔头”等。前两者因簪上装饰的图案为莲花并饰以玳瑁，或饰以双珠故名，后者是用金箔剪成彩色花饰装饰在簪上得名。
汉代早期流行的椎髻发饰，没有在头顶束髻，所以很少插戴发簪。到了东汉，一时期流行马皇后的四起大髻，妇女们才开始盛行高髻。《后汉书·明德马皇后记》引《东观记》中说：明帝的马皇后头发又长又多，挽髻于头顶后，还长出许多，于是绕髻三周，这样在头顶上便出现四层圆环，称为“四起大髻”。在当时的京都地区，还流行着一句与高髻有关的谚语：“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自此以后，中国古代妇女的发髻都以高髻为主。盛装的女子，头上往往同时插五六支簪钗，袅袅满头。在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壁画和广州东郊先烈路出土的东汉舞俑等，都有类似的头饰。
汉魏时期，男人所用的簪多称为“导”。另有“枝”或“揥”（音同“地”），其作用如同簪。《释名·释首饰》中，簪、揥、导三物并列。而“枝”，是古人用形象的语言来体现出戴在头上的簪的那种细长而旁出的样子，如同树的枝节，所以又常称为“冠枝”。
（二）妇女发饰“擿”
在一些出土物中，经常发现一种长条状、有齿，外形有些像窄而长的梳子，却又不适于梳发的饰物，与簪钗类也不尽相同。据孙机先生考证，它就是古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能够搔发、绾发、簪发的擿（音同“质”）。是女子头上一种类似簪钗的安发之物。在《列子?黄帝》中有：“斫挞无伤痛，指擿无屑痒。”说明擿有搔发的功能。《后汉书·舆服志下》中：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又说“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墓主人的发髻上就插有玳瑁质、角质和竹质的长擿三支。角质长擿长度为24厘米，竹擿的长度与之相近。这种擿正兼有搔发、绾发、簪发的几种功能。在山东莱西岱墅西汉墓中也出土了角擿，长22厘米，皆约合汉尺一尺。而在山东日照海曲的汉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角质形长擿，有数十件之多。马王堆与岱墅的玳瑁擿，均短于一尺，可能是受等级或材料的限制。
（三）美丽的发钗
现存最早钗的实物应是山西侯马春秋墓出土的骨钗，它以一块完整的动物肢骨做成，在三分之一处分叉，并在分叉的上部烙以火印图案。在黑龙江海林市河口遗址出土的两件骨钗亦由动物的肢骨磨成，其表面光滑，制作精良，是当时当地人们的束发工具。汉魏时期，人们普遍用金、银等金属两端捶尖，于中部扭弯制成并列的双股或三股式的绾发器称为钗。所以钗为“金”字旁。
那时贵族妇女使用的钗，用金、玉、翡翠、琥珀、珠宝等制成。士庶之家的妇女常使用银钗，而家境贫寒的女子，则多用铜、骨之类。在那些价值低廉的铜钗中，却有一种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即使是后妃贵妾也对它另眼看待，即“鎏金铜钗”。它是在铜钗的表面涂上一层很薄的金液，这样就成为金面铜芯，而“铜芯”与“同心”正好谐音，于是，这种发钗便成了男女的定情信物，取“百年好合，同心永结”的吉祥寓意。在当时的记载中，这类发钗均被写成“同心钗”，如《西京杂记》中的“同心七宝钗”。
能够见到的秦汉时期的发钗都很简单朴素，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那时的发钗很单一。其实不然，从各类记载中可以看到有很多种美丽的发钗，人们还用美好的名称命名它。
1. 玉燕钗 秦汉时玉钗较少，常被视作珍贵之物。玉钗被称作“玉燕钗”、“玉燕”或“燕钗”，始于汉代，即钗首被做成形似飞燕的玉质钗。在汉代郭宪《洞冥记》中记载：一位神女把一枝玉钗赠给汉帝，汉帝又把它赐给爱妾赵婕妤，至昭帝时，打开发匣，突然一只玉燕从匣中飞向天空，后来宫人学做此钗，故名玉燕钗，取其吉祥的含义。到后来，人们也常以玉燕来称呼名贵的玉钗。唐代诗人李白在《白头吟》中有：“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孟郊在《悼王》诗中也有：“泉下双龙无再期，金蚕玉燕空销化。”这里以玉燕指玉钗。
2. 三子钗 三子钗直到八十年初代才被认定为妇女头发上的一种首饰，在北京顺义大营村四号魏晋墓中的一位未被扰动的女性头骨上端，发现了这种发钗。它多为铜制，一般长15～17厘米，当中为长条形横框，两端是对称的三叉形，有的则在中间的一股上再分为两叉，且与两侧的两股分别弯成三个呈“品”字形排列的不封闭的圈弧。
三子钗在考古中常被发现。如北京延庆县颖泽州汉墓、顺义西晋墓、洛阳火烧沟东汉墓、洛阳十六工区及沈阳伯官屯魏墓、陕西华阴二号东汉墓、广州西北郊东晋墓中均有此物出土。地点从东北直到岭南，可见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它是一种风行全国的发饰。
东汉崔瑗在《三子钗铭》中描写道：“元正上日，百福孔灵。鬓发如云，乃象众星。三珠横钗，摄（）赞灵。”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三子钗名三珠钗，在节日的盛装时使用，而且它应是横着簪戴的。在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一个人像头上，就发现了与它相似的发钗。这件发钗较长，横贯于额顶。
3. 宝钗与荆钗 所有用名贵材料制成，或嵌以各类宝石的发钗，统称为宝钗。当时名贵的宝钗价值连城，花费千金，只为可以耀首。仅在文字中记载的宝钗就有“金爵钗”、“凤头钗”、“合欢钗”等。“金爵钗”为钗头上作雀形（爵同雀）。如曹植《美女篇》中有“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③”，而合欢钗则为钗头上作合欢花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漂亮的装饰都是钗头部分，插入头发内的的双脚，被称为“股”或“梁”，钗股长的称为“长钗”，它多用来挽插头顶的发髻，又叫“顶钗”，短股则为“短钗”，可以用于发髻，更多用于双鬓，则又称为“鬓钗”。
与那些名贵的宝钗形成对比的则是农家妇女们所使用的“荆钗”。最初的荆钗确实是用荆条制成。后来诸如铜、铁之类的发钗，都称为荆钗。《烈女传》中，梁鸿的妻子孟光，就是荆钗布裙。到了后来，人们还用“荆钗”来代称贫苦妇女。旧时男子在尊长面前提及自己的妻子时，往往自谦地称为“荆妇”，即是由此而来。
（四）镊子
我们现在女子美容用的小镊子，一般是用来修饰眉毛等的一种修容工具。而在汉魏时期，镊子除了作为修容工具外，还可以作为头发上的饰物来佩戴。《释名·释首饰》中：“镊，摄也。摄取发也”。实用的镊多以铜铁制成，而用来插发的镊，常用象骨、金、玉制成，呈长条形。用时似簪横插在髻上，也具有约束头发的功能。记载中称皇族妇女盛装时，头上就插有黄金镊。
（五）华丽的头饰“胜”
“胜”是中国古代妇女发饰中常见并且流传久远的饰物。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胜”是古代传说中西王母所常用的饰物。《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晋代郭璞注：“蓬头，乱发；胜，玉胜也。”可见“胜”是一种十分古老的饰物了。西王母是汉代人信仰的神仙之一。有关她的传说极为悠久，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献《山海经》与《穆天子传》中都有关于她的记载。在汉代神话中的西王母曾引起了人们信仰上的狂热，许多地方都设有西王母祠，人们聚众设祭，为之歌舞。很多妇女饰物，传说都曾被西王母使用过而极受喜爱。在汉代的铜镜、画像石及画像砖上都能见到西王母的形象。
西王母还被喻为纺织之神。许多学者认为，“胜”的原型与纺织有关，它的式样和名称都来源于织机的经轴。织机上的经轴在古代甚至现代的民间都叫做“胜”或“榺”（shèng，音同“胜”），十字形的木片是经轴上两端的挡板和扳手，又叫“榺花”或“羊角”，搬动它可以将经线卷紧或放松。人们把这个形状装饰化，成为一种十字花的纹饰图样。在新石器时代的陶纺轮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漂亮的图案，中部的圆圈表示穿孔，这种象征纺织的纹样，演化为妇女首饰则寓意着男耕女织的分工。有趣的是还有一种叫做“戴胜”的鸟。因它头上的羽冠很像戴着一只胜，当它的冠张开时，扇形的冠上每枝羽端都有一个黑点，连成横纹也像戴着一只胜，而且它总是在春天桑蚕纺织忙碌时出现在人们眼前，人们都叫它织纴之鸟。
有关胜的大量记载、图像以及实物的出土都集中在汉代。它的大致形式，我们可以从两汉的画像中见到。西王母的头上一般都戴有这种饰物，以致这种首饰成了她的标志之一。如四川新都汉墓出土的西王母画像砖，她的头上横插一簪，在其两端就各戴一个胜的饰物。簪与胜相连即《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说的“胜杖”。另外在山东嘉祥汉墓、山东沂南汉画砖、河南偃师辛村汉墓出土的新莽时期的墓室壁画中，都有被描绘得十分详细的西王母戴胜的半身像，她所戴的胜也都有细微的差别，很像文字记载中称为“珈”的那种饰物。由于西王母被视为长生不老的象征，所以她所戴的饰物被认为是吉祥之物，也有一种标志着神仙之境的意味，把胜装饰在门楣上更有辟邪的意义。
从这些画像上可以看到，当时胜的基本形式和戴法与戴三子钗很相似。它大致是由一根横梁为支撑，横梁的两端各缀有一件对称的小饰物。戴的时候横梁可以架放或穿插在发髻中间的正前面，这样就可以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而垂在太阳穴两边的胜也起到很好的装饰作用。《后汉书·司马相如传》中描写：“戴胜而穴处兮。”可以想象，当时女子戴胜的样子是多么的端庄美丽。
从制作材料的不同来区分，胜的种类很多，如金胜。在湖南长沙五一路汉墓就有金胜出土，形状与汉画像中的西王母所戴的胜极为相似。而在江苏邗江甘泉镇汉墓中还出土了几件造型是由三件类似上面的小胜组合而成扁平体的金胜，十分精美。纯金制成的胜表面布满了金珠，在椭圆或圆形的中部，还饰有用金珠编成的花纹。
用玉制成的胜，称为“玉胜”，传说西王母所戴的胜就是用玉制成的。在朝鲜乐浪古墓就出有玉胜，圆心的两面还各嵌一块圆形的绿松石，是一件美丽的饰物。而用布帛制成的胜称为“织胜”，同时还有用花形装饰的胜。在四川成都永丰东汉墓出土的头簪数朵菊花的女俑、四川忠县出土的簸箕女俑和在四川重庆化龙桥汉墓中出土的东汉献食女俑的头部装饰上都可看到类似胜的那根横梁，和两鬓左右对称的花状饰物。不同的是，前额的发髻正中也有数朵菊花，看起来更加华丽。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这正是古时记载的一种称为“花胜”，又称“华胜”的饰物。它是在胜上饰有花样或者直接用花形装饰的。《释名·释首饰》中：“华胜，华象草木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着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也。”关于佩戴华胜的盛状，在《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有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凰爵……”真可谓盛装出行。
东汉至魏这一时期，妇女头上戴胜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甚至朝鲜等地都有出现，可见当时妇女对胜的喜爱程度。有趣的是，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按照节气或节日来戴胜的特殊习俗。如称为“人胜”的就是这样。古代有一种节日称为“人日”，时间在农历正月初七。当时人们认为：正月初一为鸡日，即鸡的诞生日，初二为狗日，初三为猪日，初四为羊日，初五为牛日，初六为马日，初七为人日，即人类的生日。把人日排列在其它动物的生日之后，是说明人类的出现要晚于这些动物。所以，每逢这个日子，古人都要把那些五彩花色的丝织品或者金属箔剪刻成人的形状，挂在屏风或帐子上，妇女们则剪成小人形戴在两鬓，叫做“人胜”。这个节日正逢春节之际，又名“春胜”。这种风俗直至北宋时期仍很盛行，《东京梦华录》中描写道，在正月初七的“人日”节，正月初十的“立春”：“家家剪彩或缕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今世多刻为华胜，像瑞图金胜之形”。
（六）一步一摇的“步摇”
步摇首饰由来已久，文献中最早出现“步摇”之名的是传为宋玉所作的《风赋》，其中有：“主人之女，垂珠步摇。”时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可以看出，“垂珠步摇”中的“垂珠”，是早期步摇最重要的一大特征。在《释名》中也有：“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看来当时随着佩戴者步动而摇的是那些挂坠在簪钗上的小珠子。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上的贵妇，头上正中部位插着一枝树杈状的饰物，饰物上隐约出现了多颗圆珠，正符合文献中的记述，应是西汉步摇的样式。
到了东汉，中原地区贵妇使用的步摇饰更加华丽。《后汉书·舆服制》中：“皇后谒（拜见）庙……假髻、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百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在《北堂书钞》及《太平御览》引作“八爵九华”。爵为雀，华即花。由此可知，汉代皇后拜庙祭祀时所戴步摇有一个山形的基座，上有用串了珠子的金丝或银丝宛转屈曲成橡树枝状的花枝，考究一些的还在上面缀以花形饰或鸟雀禽兽等，步行时金枝、饰物摇颤，成为受人喜爱的步摇。在《后汉书·舆服制》中描述的步摇，上面还装饰着六种神兽，其中有几种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如其状如狮（一说如鹿）独角长尾的“天鹿”；外形与天鹿相近，但有两角双翼的“辟邪”；还有神牛“丰大特”等，人们将这些神兽安排在步摇上，也许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还含有祛邪纳祥的用意。这种步摇饰常和称为“副”的假髻并用，说明在东汉晚期，步摇已不再是单件首饰，而是同假髻合为一体，成为假髻的组成部分。
两汉时期步摇的插戴多在发前正中部位，同时还有双插步摇的现象。在徐州北洞山楚王墓中，出土了一位身份较高的女侍立俑，在她的左右额发上侧并列的三个小孔，就是插戴步摇等装饰的地方。
在汉代，妇女发髻上的首饰常用凤鸟来做装饰，这与当时汉武帝尊凤是分不开的。汉高祖刘邦继承了许多的楚国人的风俗，楚人就是一个十分崇尚凤鸟的民族，他们认为鸟、鸾能够冲天，鸣声可以惊人。楚庄王就把自己比做凤鸟，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汉武帝尊凤，穿楚服、戴楚帽，色尚赤，这些都是楚国的风俗。在汉代的画像砖中，许多汉阙和汉代建筑的顶上都装饰着一双凤鸟。大到建筑，小到妇女的装饰，凤鸟优美的飞舞着，而饰有凤鸟的步摇，在中国历代都是妇女们最重要的头上饰物之一。无论怎样变换花样，只有“行则动摇”才符合这种首饰的特征，这也正是妇女们喜爱它的重要原因。
（七）戴在额头上的首饰——山题
“题”的解释为“额”，意思是戴在额前的一种山形饰物，是以提醒戴着它的人们稳重如山。山题多以黄金制成，通常作为一个基座和步摇一起用。魏晋时期鲜卑等民族的步摇冠也许由此而来。汉代步摇的基座多为黄金制作的山题，具体的式样和戴法我们已很难见到，似乎与西周竹园沟古国墓地出土的一种发饰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的许多古老服饰风俗，往往能从曾受中国古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等的传统服饰中看到一些影子。在日本传统贵族妇女服饰中，妇女额前发髻上，有一种瓶形束发饰。使用时把前额上的一组头发从饰物背面的卷筒中穿过，再用簪钗固定。这种饰物，是日本奈良时期皇族成员在正式场合身着礼服时佩戴的，它可以和簪钗与梳子同时使用。也许可以从中看出山题的样子和戴法。
（八）巾帼女子
假髻的使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随着东汉时期高髻的兴起，方便而漂亮的假髻又逐渐时兴起来。汉代女子的假髻被称为“巾帼”，因常为女性所专用，故引申为女子的一种代称。它是一种以假发制成的形似发髻的帽状饰物，用时只要套在头上即可。头戴巾帼的妇女形象在广州市东郊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一件歌舞伎俑的头上可以看到。在她的头上有一个很大的“发髻”，髻上插簪钗数支，髻的正中还有两枝“十”字花饰。在其底部近额处有一道明显的圆箍，应是一种假髻。漂亮的假髻还是可以互相赠送的时髦而贵重的礼物。
三、耳饰明月珰
珰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叫“珥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它一般是用玉、石、木等做成。”
秦汉时期，皇后嫔妃皆不穿耳，甚至连一般的贵妇也不穿耳，尽管在她们的耳边也悬挂着耳饰，但耳饰是系缚在簪子上，再穿插于发髻，就好像充耳一样。这种耳饰也称为“珥”。它一般以玉制成，簪与珥连属一体，所以在取下珥饰时，只能连同发簪一同拔去，所以“簪珥”是它的另一种称呼。还有的则将有穿孔的珥珰，用绳系着挂在耳朵上，叫做“悬珥”，或者“瑱”这些都是象征性的耳饰，除了漂亮好看之外，还有提醒不要听信妄言的寓意。在汉代文献中，那些皇妃、公主就常佩戴这类“簪珥”。《史记·外戚世家》：汉武帝“谴勾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汉书·东方塑传》中记载，馆陶公主私自与董君同居，汉武帝去馆陶家要见董君，馆陶公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这两处记载，都是说她们把与发簪联在一起的珥珰摘下来，以表示洗耳恭听皇帝对她们的训话。
普通妇女就不同了，她们一般都要在耳朵上穿孔，所戴的耳饰也都要穿过耳孔来佩戴，称为“耳珰”。而这种穿耳任务要由女孩子的母亲或其他长辈来执行。如果要戴“珰”这种耳饰，耳朵是必须要穿孔的，但并不是像现在女子耳朵上的一个小孔，而是要穿一个大洞，才能把那种呈腰鼓形的耳珰戴上去，这种穿耳方式与耳珰的样式至今仍为中国的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所沿用。
以前的珰多为腰鼓形，唯一端较粗，且常凸起呈半球状，戴的时候以细的一端塞入耳垂的穿孔中。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的跪坐木俑，耳垂贯有竹棒，即代表耳珰。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上的一名妇女，耳上则画着朱红色的耳珰。在广州先烈路陶舞俑的两耳均戴着花形并垂有珠串的漂亮耳珰。
古代制作耳珰的材料十分丰富，有玉、玛瑙、琥珀、水晶、大理石、金、银、铜、琉璃、骨、象牙、木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称为“明月珰”的琉璃质耳珰。这种耳珰以它缤纷的色彩、透明晶莹如同月光的色泽，赢得妇女们的喜爱。《汉书·西域传》注：“琉璃色泽光润，逾于众玉”。这种比玉还美的饰物，在当时的诗歌中常被吟咏。如汉代诗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妻：她“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汉?王粲《七释》：“珥照夜之明珰”。人们对它的喜爱也在众多的出土实物中得到证明。1952～1964年，在湖南的汉代考古中，仅长沙市一地，就有数十座汉墓出土了各种类型精美的琉璃耳珰。另在四川、广西、广东、贵州、陕西、山西、河北、辽宁、甘肃、宁夏、内蒙古、朝鲜平壤古乐浪汉墓等地方都有发现，而以湖南、湖北、河南出土为最多。
考古中发现的琉璃耳珰，还有无孔珰和有孔珰之分。无孔珰两端大，中腰较细，一端呈鼓起的半圆珠状。戴的时候以细端插入耳垂的穿孔中。在河南洛阳市烧沟有四座汉墓里发现了七件无孔琉璃耳珰，长1.9～2.6厘米，是透明的白色琉璃。戴上它从正面看，只能见到露在耳垂前面的圆珠，所以当时人们又把它称作“圆珰”。刘歆《西京杂记》中载：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曾收到妹妹献给她的一件“合欢圆珰”礼物。在四川成都永丰东汉墓出土陶俑和河南济源市泗涧沟出土的汉代绿釉说唱俑的耳垂上，戴的应该就是这种“圆珰”。另有在其中心钻孔，穿线系坠的有孔珰，也有将坠饰横系在珰腰之用的。这种垂有珠饰的耳珰又叫做“珥”。《苍颉篇》：“耳珰垂珠者曰珥。”系在上面的坠饰有琉璃珠、玉珠、珍珠等。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喜欢在珰中插入应季漂亮的花草作为装饰。在日本学者原田淑人的《汉六朝服饰》一书中，还见有一种缀有小铃的耳珰。
耳珰有双耳戴，也有单耳戴的。考古学者发现，在各地汉墓出土的琉璃耳珰，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墓葬中只发现一只。可见，战国秦汉时的妇女有戴单耳珰的习惯，而在洛阳烧沟汉墓的单只耳珰，总在人头左边发现。
在汉代的诗歌中常有描写妇女装饰的诗句。其中，以琉璃珠制成的耳饰经常被提及。在汉乐府《陌上桑》中，美丽的采桑姑娘秦罗敷就双耳戴着光华夺目的“大秦珠”。在东汉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中，描写一位反抗强暴的年轻女子胡姬，她头上簪着蓝田名玉，耳朵上也戴着两颗大秦珠。这些诗歌中的“大秦珠”，其实是指在大秦出产的一种琉璃珠。《史记》黄支国传记载汉武帝刘彻派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在稍后的鱼韏《魏略》中说：“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绀、缥、红、紫十种琉璃。” 其中的“大秦”是指古罗马，即现在的叙利亚一带。
四、缤纷的串珠
在许多汉墓出土的串珠，珠子的形状并不规则，串法也十分随意。如河北满城汉墓中，中山靖王刘胜的颈下发现了玛瑙珠48颗，应为佩戴的串珠。当时制作珠饰的材料丰富极了，除玉、水晶、玛瑙珠外还有鸡血石珠、柘榴石珠、琥珀珠、珍珠、透明或不透明的各色玻璃珠、蚀花石髓珠、金银珠、煤精珠和陶珠等。形状除球形外，还有橄榄形、扁圆形、六角长条形、圆管形、菱形等多种。
琉璃珠 仍是很珍贵的饰品。秦汉时期的琉璃珠与战国时期又有不同，人们首先十分注重它似玉的一面，因其具有玉的外观，甚至还有比玉更加明亮的光泽而受到重视。制造琉璃的最早记载是汉代王充的《论衡?率性篇》：“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这一条是讲仿玉琉璃的制造。其中所谓的“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就是制造五种不同颜色的琉璃，使他们的外观像玉。《禹贡》中：“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这一条是讲琉璃的制造。所谓“以药作珠”，就是当时制造琉璃珠的方法。在当时国内最有名的琉璃珠就是“随侯珠”。王充说，随侯制造的琉璃珠，跟“鱼蚌之珠”、“真玉珠”没有什么区别。汉代有很多关于“随侯珠”的记载。
《史记·李斯列传》：“今陛下……有随和之宝，重明月之珠”。其中的“随和之宝”就是指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因光亮如月，故有“明月之珠”的美称。在班固的《西都赋》中说西汉成帝的昭阳殿：“随侯明月，错落其间。”东汉高诱注《淮南子》中也有：“随侯之珠，盖明月珠也。”经考证，随侯乃是随国的君王，大约在西周晚期，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以南，曾有一个随国存在。1978年在湖北随县城关镇西北郊发掘了一座战国的早期墓葬，即曾侯乙墓。除了肯定了这个随县就是历史上随国的地域，同时在这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琉璃珠，与以前的所有记载均相符合。在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中，出土了传说中的随侯珠，更证实了其珍贵程度。西汉的琉璃珠中，釉药的成份较少，这与战国琉璃珠有所不同，所以显得比较平滑而细薄。汉珠的釉色较独特的是“汉绿釉”，就是说它的色彩似玉，如在湖南长沙市大圹坡西汉墓出土的琉璃珠串，就属于此类。除此以外，汉代琉璃珠的色彩比以前更加丰富鲜艳，有黄、白、蓝、褐色，还有用金箔装饰的琉璃珠等 。
瓷珠 是这一时期的新品种。在湖南长沙五家岭汉墓中的陶瓷珠，一枚为多角形，无釉；一枚作瓜形，上有透亮的绿釉。两件饰物的胎质均为纯白色，出土时和十余枚玛瑙珠、十余枚琥珀珠放在一起，珠子的中心均有穿孔，应是同一件串饰上的散珠。
蚀花石髓珠 是一种美丽奇特的珠饰。在现在出售的许多称为“藏饰”的首饰中，可以看到一种石质或玛瑙的珠子，上面有许多美丽的花纹，卖首饰的人会说这些珠子叫“天珠”，上面的花纹是天然形成的，其实不然。这种玛瑙珠的学名叫做肉红石髓，表面的纹饰并不是天然的，而是经过人工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制成，称为蚀花工艺。汉代人就已经会制作了。其制法是将一种野生植物的嫩茎和石碱捣制成溶液，然后用笔蘸着这种溶液将花纹描绘在已经磨光的石髓珠上，之后再进行热处理，使溶液侵蚀在珠饰中，取出后用粗布一擦，便能得到纹饰各异的珠子了。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了十六件一组的玛瑙珠管，其中就有一颗玛瑙蚀花珠。在李家山墓地也有一件东汉时期的蚀花石髓珠。类似的蚀花石珠，在新疆和阗、沙雅及藏族地区都有发现。
此类蚀花工艺最早出现在西亚和南亚一带，包括巴基斯坦信德省的萨温城、印度的德里和康本拜，以及伊朗、伊拉克等地。早期的蚀花珠，以表面的圆圈花纹为主要特征，仅见于伊拉克和印度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中；其花纹以弦纹为主，它使用的范围很广泛，西到罗马时代的埃及，南达印度南部，东至中国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北抵高加索地区。其中以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坦叉罗遗址发现得最多，这一带的安息和贵霜时期的犍陀罗遗址中也有出土。滇国墓地的蚀花珠可能是本地制造的，而持“外来说”的专家则认为，是从西亚或南亚输入的，其传入的路线很可能是古代四川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传播者是四川商贾或侨居在云南西部地区的印度、缅甸居民。
琥珀珠 在汉代也有不少发现。在湖南长沙、零陵，内蒙古察右后旗等地的汉墓，均见有琥珀珠实物，出土时大多位于死者颈部，除珠形、椭圆形、圆管形等常见形状外，有的还被加工雕刻成兽形。
珍珠 做成的首饰在汉代很少提到，在文字中提到的“珠”多是指玉珠，珍珠在当时多被装饰在衣服上，但珍珠之饰确有存在。较早的珍珠实物出现在陕西扶风强家村的西周中期墓中。在河北满城西汉窦绾皇后墓中，还出土了大小不一有穿孔的珍珠。在辽宁旅顺鲁家村西汉墓也出有以22颗珍珠、69节陶管和琉璃管等串成的项链，在串饰的底部，还有一件琉璃质的桃形坠饰。
在中国，有关珍珠的记载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据《战国策》记载：濮阳人吕不韦在邯郸做买卖，见到秦国的人质异人，回到家中对他父亲说：耕田能获得几倍的利润？其父答：十倍。卖珍珠能获利几倍？其父答：百倍。可见在当时专门经营珍珠的商人获利是很高的。在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有：“傅玑之珥。”就是在珥上悬挂不是很圆的珍珠。
到了汉代，一些生活和装饰品的贸易都有了专门的集散地。《史记·货殖列传》介绍汉朝统一后全国各地的商埠情况时：“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可见当时的商品集散地不止一个，广东的番禺只是其中之一。而其中的珠玑就是指珍珠。古人称珍珠圆者为珠，不圆者为玑。中国自古就产珍珠，主要产区是广西的合浦。那儿地处北部湾，气候温暖，海水咸性稳定，浮游生物很多，给珍珠贝提供了很好的生活与繁殖环境。因此，在汉朝时便以产珍珠出名。另外还有广东省的雷州，古书上把靠近合浦和雷州的海域叫珠池，即廉州珠池和雷州珠池。贩卖珍珠的商人也随处可见，因此珍珠饰物的出现也是不足为奇的了。
金珠和金坠饰 是最能代表汉代非凡金属工艺的饰物。1958年，考古学者在湖南长沙五里牌汉墓的发掘中清理了一批金饰，有三种不同形式的金珠193颗，其中有以小米细粒般的小金粒粘聚三圈而成的金珠，有用小管压制成1～5粒不等的珠联管，数量最多的可能是模制而成的八方形珠。除此而外，还有一个金质的花穗形坠饰。若将这些金珠串联，并配上花穗坠饰，正是一条精美的金项链。这类金饰在广西合浦丰门岭汉墓、江苏邗江县等地均有出土。
这一时期的坠饰，除见有湖南长沙五里牌汉墓的金珠、金坠外，还有一种很像现代的项链坠子。如安徽发现的一件“宜子孙”篆文金坠饰。当时的贵族们还佩戴金丝项链，金丝编制的工艺十分精细，具有很高超的技艺。
玉舞人 是这一时期最漂亮的项链装饰了。在河北满城二号西汉皇后墓中，墓主玉衣内相当于胸部的位置上，发现了玉舞人及蝉形、瓶形、花蕊形和联珠形玉件，和这些玉饰共出的还有水晶、红玛瑙与乳白色石珠等。因串绳朽失，珠饰散乱，考古学者根据想象予以复原，其中白玉透雕的玉舞人，以阴线刻饰细部，两面纹饰相同，上下各有一圆形小孔。而广州市象岗西汉末南越王墓中右夫人墓出土的七件一套的玉佩饰中，亦穿插有玉舞人饰。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人们非常喜爱一种长袖舞蹈。《西京杂记》载：“高帝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这种“翘袖折腰”的舞姿正是当时常见的玉饰造型。1983年，陕西西安市郊三桥镇西南西汉墓，出土了七件一组的玉佩，其中有白玉舞人片饰一对。表现出动作相同，左右相反的一对舞女的优美舞姿，阴刻细线自由流畅，它上下有孔，可系绳佩戴。从出土的位置看，这七件玉器的组佩，是戴在墓主胸前的。西安东郊动物园北西汉窦氏墓中，也出有两组玉组佩。其中有片状玉人八件，是整组玉佩中的部件，其中一件双人舞的玉人造型生动有趣，一人左臂绕头，手拉另一人左手，右手牵另一人右手踏歌起舞。北京大葆台西汉广阳倾王刘建墓中，也出土了一件小小的玉舞人饰。可惜这座帝王墓已经被盗得十分厉害，这件优雅的小舞女似在诉说往日的辉煌。可以看出，这类玉舞人饰都是作为整体佩饰中的一个饰件使用的，它大多出于帝王墓，佩带者也多为妇女，汉朝以后这类玉饰也就极少见到了。
五、臂饰与手饰
（一）具有迷信色彩的臂饰
汉代的宗教信仰极其庞杂。人们崇尚礼仪，求仙、祭神、厚葬之风弥漫全国。西汉时盛行长生不老之说，到了东汉又出现了种种神信之物，一些大型的迷信物品一般用于随葬，而一些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小型饰品用于平时佩戴，以便护身驱邪。在各地的东汉墓中，考古学者经常发现一种带孔的、用琥珀琢成的小兽形饰物，既可以充当坠饰，也可以穿绳系在臂膀上。与《急就篇》中“系臂琅玕琥珀龙”、“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相对照，可以看出这些小兽其实就是简化了的辟邪之物。在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击鼓说唱陶俑的臂上就系有一串臂饰。珠饰之中确有一件雕刻饰件，也许就是这类辟邪饰物。而另一件说唱俑的臂上，也系有类似饰物。在安徽合肥大型东汉砖室墓群中的二号墓中，墓主的身边即发现有这种琥珀辟邪。
这类臂饰中还有一种与时令有关的“长命缕”。在当时人们认为，每年的阴历五月是“恶月”，五月五日更是一个危险的日子，不但饮食受到限制，甚至此日生子也可能给家人带来灾难。到了这天，家家户户都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这里的朱红色和桃木都被认为是可以辟邪的。同时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绳系在手臂上也是这一规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记载中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等。除辟邪功能外，也与屈原有关，这也是后世端午节的开端。
（二）臂钏、臂筒与手镯
汉代妇女从手臂到手腕上的装饰有“绾臂”的金臂环、绕腕的“双跳脱”等饰物。汉代时所称的跳脱，在以后常被叫做“臂钏”。
臂钏：别名又称 “跳脱”、“条脱”或“挑脱”。古代称手臂上戴的环为“钏”。《说文解字》：“钏，臂环也。”它为多环状，即将几个手镯，按照大小不同的顺序佩戴在一起或合并制作在一起，成为一套或一件饰物。这种饰物就叫做“臂钏”。制作臂钏的材料，多以金、银、铜为主。其长度可以从手腕直戴到手臂，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数道环，是中国古代最有特色的一种手上饰品。繁钦《定情诗》中：“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因其被盘成数圈，戴的时候是缠绕在手臂上，所以“绕腕”形容得生动具体。
臂钏在传说中是少数民族的一种饰物。出土的实物也以中国北方和西南地区的民族为多。现存较早的臂钏实物，当为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金钏，整件饰物以极细的金丝盘绕成三圈，如同弹簧。在内蒙古扎赉诺尔一座东汉末期鲜卑族女子墓葬中，也有用铜丝盘旋而成的此类饰物。与这类轻巧的跳脱形成对比的则是沉重粗犷的青铜臂筒。在东北吉林榆树大坡老河深56号墓出土的汉代东部鲜卑族墓中，发现了一对以九个青铜手镯合为一体的臂饰。此类风格的臂钏，在云南地区亦有发现。
西汉时期，少数民族地区铜镯的佩戴较为普遍，同时一些金、玉、石等手镯也常能见到。东汉至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则多使用玉镯和金、银镯。
（三）定情的约指
约指是秦汉魏晋时期人们对“戒指”的一种称呼。它一般都是金质或银质的环状物，所以戒指的原名是“指环”。关于它的来历传有很多传说，其中有一种流传很广。当时古代帝王的后宫有许多妃妾，这些女子是由女使每晚轮流被带进帝王的寝宫。带到后，女使先给那位妃妾一只银指环戴在右手上，等待房事结束后，记下结果，之后又将指环从这些女人的右手换到左手，记下房事的日期和时间。当以后证实哪个妃妾已经怀孕，女使再给她戴一只金指环。那时的指环，作为一种受宠的标记。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其实早在原始社会就已有指环出现了。
东汉时期，中国民间已普遍佩戴指环，并且将它作为定情之物，相传这种风俗是受当时胡人的影响。在《胡俗传》中说：“始结婚姻相然，许，便下同心指环。”在汉代的民间诗歌中，指环也是青年男女在热恋中相互馈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之一。汉代指环的实物极多，式样也很丰富。
（四）指甲套
一看到名字，人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慈禧太后手上的那种尖而长的指甲套。其实，这种饰物出现很早。在古代，女人们除了美丽的容颜、婀娜的身姿外，纤纤玉手也是相当重要的。妇女手指纤细秀美，除了肤色白，还要手指细长，若将指甲蓄长，可以使手指显得更加纤细秀丽。这种蓄甲之风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有出现。一般说来，蓄留一根数寸长的指甲，要花上年把工夫。指甲长了，稍不留神，就会折断。为了保护精心蓄留的长指甲，便想办法在手指上加一个指套，俗称“护指”。制作护指的材料，最初仅用竹管、芦苇，后来发展到了用金银宝石。
年代较早的护指是在内蒙古准格尔旗战国墓出土的，它以金片迭压后卷曲而成，也可能是古人套在手指上的一种射猎工具。真正确定为护指的，是在吉林省博物馆陈列的一对实物，整件饰物制作简单，只用一块极薄的金片，按照指甲的长短剪制成一个类似指甲的甲片，在甲片的尾部，再留出一个狭条，然后将狭条弯曲成螺旋状。使用时可根据手指的粗细任意调节，不仅简易实用，而且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
六、腰饰
（一）传统玉佩饰与组佩
玉佩饰从商周时期起一直盛行。到了汉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受到了重视。在西汉武帝时期，学者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被统治者采纳利用。于是儒家所提倡的“君子比德于玉”的这种用玉观，一直影响着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
汉代十分重视扩大对外交往。在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时，带回了许多西域的特产，其中就有于阗的美玉。“于阗”是中国汉、唐至宋、明时西域的一个地名，元代称斡端，它在今中国新疆西南部的和田，这里自古以来以盛产美玉闻名，所以这里出产的玉又称为“和田玉”。“和田”在当地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玉石村镇”。这里主要的产玉地就是东部的一条称为白玉河（今玉龙喀什河）和西部的一条称为绿玉河，也叫乌玉河（今喀拉喀什河）的两个重要水域。这两条河均为塔里木河的支流，它们发源于昆仑山，每年由冰川及洪水将一些大大小小的玉块从昆仑山上冲下来，散布在河床和河滩上，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下到河水中采捞这些美丽的玉石。它们洁白润泽，如油脂一般，人们又称它为“羊脂玉”。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汉统治者在敦煌西部的戈壁中，设置了两座关隘，其中一座称之为“阳关”，另一座则成为西域美玉进入中原的重要路口，名为“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形容塞外的玉门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而王昌龄的《从军行》中也有“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之句。数量众多的于阗美玉从这座遥远而荒凉的玉门关运进了中原内地，使内地的玉雕业迅速发展起来。
这时期玉饰的雕刻手法多样，精雕细刻的玉器十分常见。透雕与阴线刻的技术更加成熟。在内容上，工匠们还运用了许多神话故事和人物题材，无论是流动的云纹和奔腾的飞禽走兽，都充满生机。丰满的构图和夸张的形体，体现了秦汉特有的时代风貌。这种在玉饰上的艺术特征同时也在其它形式的艺术品上显现得淋漓尽致。是继史前文化玉器、商代玉器、战国玉器之后的第四个高峰。
东汉时又恢复了曾一度被废弃的“大佩制度”，祭祀大典时必须佩戴各种玉饰合成的组佩。在这些组佩中，以前的璧、瑗、环、冲牙等玉佩饰仍占有主要地位，并且制作更加精美别致。
西汉的玉璧除了保持传统的形状外，雕刻有龙凤纹饰的“异形璧”被设计得更加奇特，如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双龙纹异形璧，造型优美，完全突破了“璧圆像天”的礼玉传统。广州市象岗山西汉末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透雕龙凤涡纹玉璧，雕琢精致。出土于南越王墓主的棺室，是墓主人组玉佩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这类玉饰精品的代表。
到了东汉，还出现了许多做工更加精美的加有吉祥文字的玉璧，即“宜子孙璧”。“宜子孙”是汉代流行的吉祥祝辞，在汉代的铜镜、铜印、铭文中屡见不鲜。与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结尾的“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意思相同，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祝福后代兴旺、延绵不断的含义。除此之外，还有雕刻“长乐、益寿”等多种吉祥语的玉璧，这种玉璧直到清朝还有制作。它主要用于陈设、佩带或悬挂在帏帐、绶带之上。
除玉璧外，玉环也毫不逊色。南越王墓出土的青玉透雕龙螭纹环为双面透雕，三龙首尾衔接组成环状。龙首造型各异，其中一个张口露牙，颌下有须，其余仅雕出眼睛，雕工极为精致。
秦汉时期佩饰的组合多样。为了佩戴方便，一般的组佩都较为简单随意，称作“环佩”，可能是由于组成佩饰的部件常常是环与瑗。《说苑》：“经侯往适卫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铜御官俑，革带上便佩有玉环与剑。江西南昌东郊西汉墓所出土的牙雕舞女像上所刻出的玉佩，也只由一环、一菱形玉饰和一组冲牙组成，简洁大方。而贵族阶层的组佩则完全不同，其华丽程度令人惊叹。不仅单个玉饰件精美无比，其串联组合的方式也非同一般。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几组佩玉中，其玉饰的组合与技巧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盗墓的原因，像这样成套的组佩出土的很少，大多的出土物只剩下组佩中的一个部件而已，使我们无法得知当时更多的组佩原貌。
（二）韘形佩
韘形佩是战国至秦代特别是汉代，十分流行的佩饰。商周时期的韘是人们射箭时的必备之物。兵卒、猎户和普通人一般用坚韧细密的枣木制成，而帝王将相则用玉、象牙、骨、角等做成。
古人在不射箭时，板指戴在手指上总是十分笨重，于是便佩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到了秦汉时期，原先较为笨重的板指，在制造的时候便将伸拇指的地方改薄使它更加好用。后来一些贵族又让工匠们在板指的周围雕琢上蟠螭或雕以花边，挂在腰间好看又实用，这就是早期的韘形佩。久而久之，一些玉韘完全成为礼仪性的佩饰。韘形佩又称为鸡心佩或心形玉佩。当时除了组佩之外，韘形佩也是一种可以单独佩戴的玉佩。在湖北江陵扬场一个战国墓主所系组佩上，穿结着一枚琉璃珠和一枚骨韘。实物中韘形佩出土的很多，形式极为多样。在广州南越王墓、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墓、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满城中山王后窦绾墓和山东巨野红土山等汉墓出土的韘形佩都是难得的佳品。西汉中期以后，韘形玉佩还出现了韘璧合体、韘觽合体、以及一种像扇面形的韘形佩，都是玉佩中的新品。
（三）玉觿
精美的玉觿仍是汉代贵族们喜爱的饰物。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淡黄色云纹龙形玉觿，在墓主人玉衣的手套中发现，是握在手中的陪葬品。在北京大葆台汉墓所出的一对透雕凤纹玉觿，应是佩饰中的饰件。这时候的觿以龙首为多，造型十分灵巧，大都是皇族的佩饰。
（四）小玉人饰——翁仲
汉代的人们仍然喜爱各种玉人佩饰，它们一般都被作为辟邪物来使用。其中称为“翁仲”的小玉人饰就是一种避邪饰物。关于翁仲传说很多，其中之一是说翁仲姓“阮”，为越南人，大约在秦朝时来到中国。他身材高大魁梧，作战时十分勇敢，战无不胜。其实“翁仲”本来是匈奴人称呼其祭天神像的词汇，可能与突厥、蒙古语族的“鬼神”一词有关。因为多用青铜铸造，所以又称为“金人”或“铜人”，形象非常高大，古人还称之为“金狄”、“长狄”或“遐狄”（“遐”有长的意思，“长”、“遐”都是形容其高大，其中“长狄”是古人所称身材高大的一支狄人）。翁仲在秦代和西汉时期被汉族地区引入，当做宫殿装饰物。在《淮南子?汜论训》中有“秦之时……铸金人，汉高诱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由于翁仲高大无比，东汉以来的帝王都在自己的陵墓前或神道两侧放置这种高大的铜人，用作仪卫的石刻武士像以驱不祥。渐渐的在民间，人们也把翁仲做成小玉人的形状佩带在身上，用来驱魔辟邪以保平安。汉代的这种玉翁仲一般用三寸长，一寸见方的玉柱刻成，多为扁身，刀法极其简洁刚劲却略显粗糙。到了魏晋时期，由于西方的佛教传入中国，这种小玉人佩改成了玉佛，形象古朴的玉人饰已极难见到了。
（五）刚卯、严卯
西汉时期的人们还常在腰间成双成对的佩一对称为“刚卯”、“严卯”的辟邪性饰物。呈长方柱形，中间有孔以供穿绳佩戴。在《汉书·王莽传》中有“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注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着革带佩之。”意思是刚卯，是在正月卯日制成，一般长一寸，广五分，呈四方形，材料多用玉、金或桃木做成，当中穿孔佩戴在革带上。在刚卯上面还刻着两行铭文：“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共34个字。而严卯则刻32个字：“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赤疫刚瘅，莫我敢当。”他们最后一句的意思都是：所有的瘟疫和灾害，只有我才敢抵挡。当时的人们，认为随身携带这种刻有铭文的刚卯、严卯可以避邪去灾，逢凶化吉。到了王莽当政时，王莽因“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下令禁止佩戴刚卯、严卯及使用金刀钱币。所以它只流行了很短的一段时期。在安徽亳县凤皇台1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对玉刚卯和玉严卯，刻文与上面所记的大致相同。
除此之外，汉墓中还常出土一种铸出“辟兵莫当，除凶去央”的圆形铜佩饰，是当时的“辟兵符”。这是在战场上兵将用以壮胆自强的佩饰。
（六）司南佩
东汉时期人们还喜爱佩戴一种“司南佩”，这要从汉代盛行占卜之风说起。司南是我国古代发明的利用磁场的指南性做成的指南仪器，可以用它来正方向，定南北。早期的司南像一个小勺，下面有一个平盘，无论勺如何转动，最后总是指向南方。除了这一用途，汉代人还常用它来测算凶吉。人们在底盘上刻上天干、地支或八卦，算卦的人根据勺的指向做出测算，甚至赴任的官员都要用司南来算定乾坤。不久，人们又仿制司南的形状用玉做成佩饰戴在身上，用于辟邪，同时佩戴司南还有出门做事指引正确方向的吉祥用意。司南佩很小，一般只有两厘米左右。在江苏、河北、安徽等地的汉墓中都有做工精致的司南佩出现，应是当时很流行的饰物。
（七）带饰种种
1. 带钩 秦汉时代的带钩已是革带的必备之物。北至吉林榆树，南至云南昆明，西经河西走廊抵达新疆，东传朝鲜日本都有带钩实物的发现。常见的式样有：琵琶形、曲棍形、兽形、鸭形、人物形和各种各样的异形钩。
其中琵琶形带钩的钩身阔于钩纽，外形如同琵琶，是春秋至西汉很常见的一种钩饰。汉代的琵琶形带钩的钩身还要狭长一些，与春秋战国时的稍有不同。它们造型挺拔，纹饰勾金错银，十分精美。在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的琵琶形银带钩，钩身还有错金银花纹，背面的铭文写有：“永元十三年五月丙五日钩。”这种带钩上铭文中的“丙五”字样屡见不鲜，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五月丙五为纯火精之日，利于铸造带钩、铜镜、剑器等。其实并非所有铜铁器的铸造都在丙五日那天制成，只是当时人们喜爱的一句吉祥套语罢了。汉代人普遍在饰物或器物中刻有吉祥用语，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色。
曲棍形带钩与琵琶形的较为相似。它钩身细于钩钮，长而纤细，钩体中部朝外拱出，弯曲如弓，钩身表面多素面无纹饰，长度一般在10～12厘米左右。实物在河北定县中山简王墓、江苏丹阳东汉墓等地都有出土。琵琶形与曲棍形带钩在战国时已广泛流行，但其钩纽都靠近钩尾。汉代的这类带钩，钩纽上移至钩身中部或接近中部。
兽形带钩是最有特色的钩饰之一。钩体常被制作成各种动物的形状，除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动物外，神话中的动物也是常见的题材，如龙、蟠螭、蚩尤、四神等。如四川昭化宝轮院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错金银犀牛铜带钩，可能是巴人的遗物；贵州威宁中水西汉墓出土的水牛形带钩，造型别开生面；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四件式样别致的带钩，皆精美华丽，出自主棺室，出土时均外裹丝绢，可见对它们的珍视程度。其中青玉质圆雕龙虎拥环带钩、青玉质八节铁芯玉带钩等无论在造型、工艺方面都属上乘之作。
在江苏三连水三里墩以及河北石家庄东岗头东汉墓中还发现了一种蚩尤形带钩，作五兵状，造型十分生动。它的实物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蚩尤不仅手足均持刀斧，口中还衔一利刃，一只举盾的手臂充当了钩首。蚩尤钩的来源是中国古代蚩尤造兵器的传说。汉代大将起兵之时，一般都要“祠黄帝、祭蚩尤”，视之为五兵之神，所以铸其形象为带钩，并认为服之可以辟兵。而精美的蚩尤钩，还可赐赠勇猛的将军。《太平御览》卷三五四辑《东观汉记》中就有“诏令赐邓遵金蚩尤辟兵钩一”，指的就是这类带钩。
钩体被做成鸭形的带钩使用得十分广泛。它一般长颈短身，回转的鸭头正好成为钩首。有的素面无饰，仅少数镂刻有鸭翅或眼目，鸭嘴扁平，尺寸也比其它带钩小。在曾侯乙墓中发现了四件金质与八件铜质的鸭形带钩。
人物形带钩的造型十分有趣。其钩身被铸造成人形，常见的有武士、童子等，但以武士为多。其中有一种款式很特别：人物手持的一件棍棒之物恰好构成钩首。在陕西咸阳秦都故城遗址、陕西西安临潼秦所出兵马俑的腰间都有这种钩饰，显然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
带钩的使用方法，大多是将钩附缀于革带之首，起着扣联腰带的作用。这种用于束腰的带钩一般比较大，曲棍形、琵琶形、兽形和人物形都属此类。其钩结方式也较为统一，一般是将钩纽嵌入右手一端的带孔，钩首朝外；左手一端的带头也有一个圆孔，使用时两相勾联，即可固结。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墓出土的铜人、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战国墓出土的漆绘铜灯中的人物等，腰间的革带就是用这种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一件奇特的金钩玉龙搭配带钩，它是由一条青玉雕刻的龙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成，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
另一种束结方式，是在革带的左手端先做好一铜、玉或骨质的小环，使用时直接将钩首套在小环上，以免损伤带孔。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钩、环同时出现的现象，如河南汲县山彪镇五号墓出土的铁带钩与骨环、六号墓的铜带钩与玉环、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的玉带钩与玉环同出等。在河南洛阳烧沟战国墓出土的人骨腰部，还见有带钩与环相勾联的实例。在记载中，《淮南子?说林训》中“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说的就是这种状况。
2. 带头 西汉初年，匈奴人使用的一种带头传入内地。为长方或前圆后方的牌形，表面有浮雕花纹，以两枚为一组，其中一枚常在其前部有扁圆孔，也有的两枚皆有孔。带头装在革带两端，用缝在带鞓上的细皮条穿过牌上的孔以系结。这种带头在内地的广州、徐州、长沙、成都、陕西、山东等地都有发现。它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为从带钩向带扣的过渡起到了中介作用。
3. 带鐍 鐍（jué音同“绝”）是一种有舌（或称喙状突起）的，可以括结带子的扣具。其“鐍”之名，源于《说文?角部》“环之有舌者”。环形的带鐍，当中有供穿革带用的孔，前部有喙（huì音“会”，指鸟兽的嘴）状突起之物，尾部有钮孔。这种带鐍每条革带上只用一枚，系结时将革带末端自下而上穿过鐍环，再折回来用喙状突起勾住，而将剩余部分压在前一段带子底下。其实同现今的皮带扣基本相同，这类带饰的出土大都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内蒙古一带。带鐍的出现晚于带钩，由于它有可以活动的扣舌，使用起来更方便牢固，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三国以后，中原地区革带中使用带鐍的逐渐增多，并逐渐完全取代了带钩。
4. 带扣 带扣的出现明显受到匈奴带鐍的影响。内地最早的应用首先是从马具开始。秦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中出土过的一件陶鞍马腹带上的带扣，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活动针带扣的形象，不过马具用的带扣一般都比较小。腰带上使用的带扣则较大些，它们中有的纹饰极为丰富。可见当时人们对艺术和生活的热爱，使他们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小部件都不肯轻易放过。制作这些带扣的材料有玉、铜和金质的。实物有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西汉墓出土的错金虎纹银带扣，纹饰极为精美。这类带扣的外轮廓基本上都是前圆后方，扣针也比较短，穿腰带的孔呈扁弧形，这是汉代腰带扣所保持的一贯特点。古乐浪及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出土的东汉龙纹金带扣，十分豪华富丽，其造型也是如此。此类带扣还见有洛阳东关马营路东汉墓出土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玉带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