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权分散，不要把权都揽在自己手中
管理背景之十三：官本位思想严重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做官的是第一等，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坐的是八抬大轿，出行时前呼后拥，前面鸣锣开道，中间打着“回避”、“肃静”两块大牌子，威风凛凛，老百姓一见就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何等的威风！
当官的享受还不止于此，他们口含天宪，手持权柄，平头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就握在他们手中。在人治社会中，法律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刑戮在口，赏罚由心，视人命如草芥。“官爷要你三更死，你不能留头到四更”，这样的权力谁不怕？这等的显赫谁不想有？
再说了，当官在旧中国还是个长线投资，还有远期回报，不但自己有厚禄，吃穿用住费用全免，还能封妻荫子，让子孙后代都享到福，这等好事，又有谁不愿赶上？
由于做官好处多多，于是人人想当官。有没有这能力，胜不胜任职位且在其次，先爬到这个位置上享受享受，风光风光再说。
古人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因为读书人有可能赶上一“喜”——“金榜题名时”。一旦名题金榜，就踏上了晋升之阶，从此可以脱了蓝衫换紫袍，换上蟒袍玉带，也做起“人上人”来了。
一旦成了官，旁边的人就会刮目相看，换上一副嘴脸。甚至要有了当官的可能，周围的人际环境也会为之一变。
就像范进，他中举以后为什么发疯？由不得他不疯，做官可以让他免受不少气，可以享到多少原来享不到的福！
范进考到40岁，才成了一个老秀才，秀才离当官还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老岳父也没把他放在眼里，还是一个劲地羞辱他，说自己把30岁的老姑娘嫁给他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范进想吃点肉，胡屠户知道之后把他骂得门都找不着。老岳父对他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没当上官的范进可算是吃尽了种种苦头。
一旦考中了“广东乡试第七名”，摸着了衙门的门，整个形势顿时为之一变。
胡屠户等人就不必说了，在他眼里“尖嘴猴腮”的书呆子一下成了“天生福相”的“文曲星”下凡，成了他的“老爷”，回家的路上衣摆都替他扯了好几回。四乡八邻也看到了范进的潜力，大米白面老母鸡无偿地搬来供他享用。这还在其次，连平日里面都没碰过的张老爷也来攀亲，竞与他成了“世交的至亲”！
从此范进告别了穷困，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被人抬着捧着，提前进入了“小康”，直逼“富裕”而去，就冲这个，范进能不想当官吗？不要说只求官四十年，就是“千年等一回”，那也是值得的！
于是乎求官路上，人流熙攘，有学问的通过考试求官，从十几岁一直考到60岁，锲而不舍，冀有万一之得。乾隆年间居然有祖孙三代齐上考场的奇观。还有一个老头，都考到63岁了，还在那“皓首穷考”，于是乾隆就赐给他一个进士，老头当场就高兴得昏了过去，平日挂在嘴边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那也记不起来了。
脑子实在太笨，对“子日诗云”没有一点敏感度的人怎么办？那就捐钱，买官做，汉哀帝当年曾“零售”官职，一个御史就卖了三百万钱，还嫌贱卖掉了，反正买官的也不在乎，迟早可以捞回来，“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还有一等既无头脑，又无钱包的人怎么办？那就靠拉靠攀，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与做官的拉上关系，或与官员的身边人拉上关系。本来拐弯抹角的有些沾亲带故，那是最好。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还要给点呢，自己的官亲难道不会给个一官半职？若没有亲故的就创造条件，有个美貌的女儿那是现成的财富，家中有什么祖传之物也可能忍痛割爱，总而言之一句话，攀上了就算，捞个一官半职就行！
问题是有些人先天严重不足，读书是没有戏的，财力也不厚，身上不名一分，攀也无路可通，这种人求官就没有指望了吗？非也！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炒”！
即把自己的名声“炒”起来。
“炒”分“文炒”和“武炒”。
所谓“文炒”即假隐居，真求官，故作清高，故弄玄虚，以此吸引一些高官的注意，以此来达到出仕的目的。
唐朝有个卢道士，也号称隐居，但居得一点不“隐”，而且他的隐居地点经常变动，如果单独看，这些地点杂乱无章，但联系其他某个因素一考察，规律就出来了——他的隐居地点是随着皇上的居住地的变化而变化的！皇帝住在长安宫中，他就“隐居”在长安附近的山上活动，皇帝外出，前脚刚到一个住处安顿下来，卢道士后脚就赶到行宫附近的山中“隐居”。
因此人家称他“随驾道士”。但他的驾也不是白随的，后来终于闹腾得皇上也知道有这么一号“仙风道骨”的高人了，于是给了他一个官当，卢道士终于兴高采烈地结束了隐居生涯。
所谓“武炒”，即造反，先造反后招安，走条升官的捷径。
宋江在水泊梁山聚义，“替天行道”但时刻不忘招安，在与官军作战时，时时留有余地，等着皇帝来招安。两次被李逵等人撕了圣旨还不罢休，最后终于招上了，一跃由郓城县的刀笔吏，变成了刺史。
直到民国时期，山东土匪孙美瑶还来“武炒”这手，只不过到底时代进步了，他还引入了“国际炒作”，他在津浦线上拦住了一辆列车，劫下外国人做人质，逼北洋政府招安。那时外国人可是北洋政府的爷，万不敢得罪，因此，孙美瑶的要求尽被应允，将他的土匪一个团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个旅，孙美瑶一跃由“山大王”
变成了“孙旅长”，人模人样好不风光。
总之在中国这个官本位传统比较重的社会中，由于大量的特权存在，当官成了人人向往的事情。“无官无爵，何以为人？”成了许多人的兴叹！
洞悉管理情境传统中国社会是个官本位思想很浓厚的社会，许多人官瘾浓厚。当了官便觉得脸上有光，不当官便在人前矮了三分。
相应管理对策：学会授权，以权统人
很多人想当官，想拥有一点权力，所以要做好管理，领导就不能把大权都统在自己一个人手中，而应将权力分一些给部下，以权统人。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即使领导“日理万机”，要把所有的事都照顾过来，都办好，那也是不可能的。
领导要想让自己的领导才能得到发挥，要想维护权力系统的有机运转，就必须在抓住主要权力的同时，合理地向下属授权，这对搞好工作，提高领导工作的效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授权是实现总体领导目标的需要。任何领导目标都是若干较低层次目标的总称。所以要搞好领导，实现目标，最好的方法是把较大的领导目标，分成若干较小的目标，再由专人负责不同的目标，这样可以减少精力分散，可以让多级领导齐心合力为实现总体目标而努力。
另一方面，授权可以发挥下属在领导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使领导者的智慧和能力得以延伸和放大。让组织中的局面由领导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而部下不知该做什么，一个个无所事事，变成整个组织的员工都忙起来，而且忙得有意义。
同时，授权有助于使下属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提高其工作能力，有助于其全面发展。如果所有的下属都得到了这样的锻炼和提高，那整个组织中员工的整体素质水平就可以相应的水涨船高。
最后，授权可以使领导人从一般的事务性的工作中得以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一些大事。领导的职责应当是考虑组织的发展大计，制定整体性的、宏观的目标和计划，而不应当纠缠在一些小事上。
授权是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也是一门精巧的领导艺术，所以领导不仅要充分意识其重要性，还要在实践中认真地摸索，在运用中学会授权。
主要领导应当是帅才，总揽全局，通盘考虑关乎全局的大事，应当管好“面”
上的大事，而其他领导则是将才，他们应当各司其职，管好“线”上的工作，而员工则是士兵，应当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点”上的事情。
因此，组织的最高领导应当学会“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以权统人，调动部属。”
一般来说，最高领导只把握好三种权力，不能让其他人越俎代庖：
1.领导应保留对组织中关系到工作前途和工作成果的最后决定权，在下属意见出现分歧时能够权衡利弊进行“拍板”。
2.领导应掌握对直接下属和关键部门的人事任免权，这样才能保证领导机构的正常运转和自己决策的贯彻执行。
3.领导应保留对直接下属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让大家精诚合作，共同把组织建设得更好。
锦囊妙计
人们都希望自己有些权力，能够担负起某些责任，领导要理解下属要求权力的心理，巧妙地进行授权，把自己从细枝末节的琐事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计划组织前途，统揽全局和协调下属关系等重要工作。
经典管理实例刘邦封官赢项羽
作为管理者，可以利用官职控制驾驭臣下，这东西恰似手中的紧箍咒，凭借它，你永远能掌握主动，即使再能折腾的孙猴子也不在话下，一个“齐天大圣”的空号一样能摆平。
刘邦正是这样一位善于控制臣下的帝王。甚至在他成为帝王，打下江山之前，这种控制部下的艺术就在他的思想中植根成长，并在他的手中应用自如。
众所周知，楚汉相争的大战中，项羽败北，无奈乌江自刎，霸王别姬，好不凄惨，霸业未成，而长使英雄泪满巾，而刘邦却春风得意，登上宝座。
按常理，项羽素有威名，骁勇善战，士卒精锐，粮草充足。而刘邦相比之下，实力则十分逊色，无论个人威望还是兵力数目，都远不及项羽，但他却能最后成功，原因何在？
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能对部下封赏官爵。
韩信原在项羽帐下做事，但最后却为刘邦打得天下。没有韩信，便没有刘邦的江山，这不同的结果缘自对韩信的不同用法上。一个不屑一顾，一个委以重任；—。个派以小官，一个拜为大将。而韩信本是雄心勃勃之人，欲称侯拜将，建立功名，他自然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道路。
项羽不懂得用官爵封赏人，进而拉拢人，这是他致命弱点之一。正如韩信说：
“项羽这人，威风凛凛，他一发起怒来，谁也不敢再吭一声。可是，他不能发挥其他良将的作用，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他对人也恭敬慈爱……可是，当别人立了大功，应该封官赏爵时，他把封赏的印鉴都刻好了，放在手上摩弄得印角都磨灭了，还舍不得交给应受封赏的人，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
而刘邦则不同，他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他知道韩信有大将之才，应用之。同时大胆任用其他强将，把金银财宝，城邑土地分给有功之人，从而保证了部下的积极性，使其克敌制胜，打下江山。
韩信原为普通士卒，经萧何一再举荐刘邦将其提升为大将军，而且建立拜将台，礼仪规格古来罕见，这无疑满足了韩信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从最大限度上刺激了其主观能动性，不但为刘邦占据山东大片土地，更有暗度陈仓的经典兵法留传后世。
韩信打下山东大片领土后，为稳定人心，恢复经济，规范统治，便上奏刘邦，让他封自己为“假齐王”。当时刘邦正被困荥阳，正期盼着韩信为他解围，增派援兵，但不料援兵未到，来的却是他要求加官晋爵的请功状，因此十分恼火。
后经张良、陈平规劝，刘邦彻悟了其中的道理：现在处境困难，欲禁止韩信称王也鞭长莫及！还不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收买人心，一来让他稳定山东，发展经济，二来则可利用其回报之情，解脱自己困境，这样一举两得，自己善待部下的美名也会流传千秋。
因此，他在诸将面前遂改口道：“大丈夫定诸候，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因此，派张良前往山东，封韩信为齐王。
到了楚汉之战时，刘邦又运气不佳，遭人围困，通知韩信及彭越来解救，而二位大将却没有如约前来会战，刘邦不免气愤不已，此时张良谏刘邦，让其为二人封地奖赏，刘邦也认识到，楚兵就要受挫兵败让出城池，二人不来或许就是等着封地，如果现在划分土地，与他们共分战功，他们定会前来会我。于是，刘邦将从淮阳到海边的一片土地划给了韩信，淮阳以北到谷城之间的大片土地赐给了彭越，让他们各自保卫自己的封地。
果真，二人领得封赏后，共谋战术，联合出兵，分进合击，将项羽逼至乌江自刎，从此，刘邦获得了江山。
刘邦只用一官半职，一些封地，便换得二人忠心耿耿，在沙场之上出生人死。
可见，投部下所好，赐其官位，这是领导者手中永远行之有效的法宝，高招解析
管理者给部下授权，应出手大方，不可小家子气，授权主要体现为封官、分权和给其好处，这样才能达到授权的目的，即笼络人心，才能够成其大业。如刘邦为让韩信增兵解围，两次封官晋爵，划分土地，最终使其为自己效命。可见授人以权，拜人以官不但不会削弱自己权力，反而会增加自己权威，掌握人心，建立功业。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鲁迅论中国人的“官瘾”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
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日“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日“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选自鲁迅《学界的三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