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投资不从众
管理背景之十二：头脑僵化，墨守成规
有一些人非常留恋过去，尽管事实证明现在比以前好，但大家说起以前的日子总是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一说到现在，“但是”之类的转折词就出来了。
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许多人在大叹“世风不古”、“人心不古”、“今不如昔”。
孔老夫子一提到夏商周三代就“心神往之”，慨叹自己投错了胎，没赶上；谈到三皇五帝之时，那唾沫星子都能溅到你脸上来。谈起先民之初，孔夫子无限神往，认为那时可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他就不想想那大道之时，人们还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水平明显处于温饱以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呆一天两天还能咬牙挺住，呆长了绝不会是一种幸福。
到了春秋时期，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来供养各级官员和脑力劳动者了。孔夫子吃厌了大鱼大肉，闲坐于明堂之下，心中便胡思乱想，总认为上古的生活是如何的惬意，但想要他从此住到上古的茅屋或洞穴之中去，撕咬上古带血的骨头，老夫子恐怕也是不肯的。
孔夫子是圣人，他一“师古”，后面的弟子们自然也要亦步亦趋，同声赞叹古代的好处。活在汉朝说周朝好，身处唐代又说汉朝好，到了宋朝又说是唐朝好，反正古比今好，恨不得历史的长河要倒退着流动才好。
儒家思想的这种盲目崇古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要“复古”，搞得王莽到了西汉后期还要恢复井田制，这种腐儒闹出的是千古笑话。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北洋军阀的崇孔等活动也不过被后人付之一哂。但这些却确确实实在中国发生过。
时代变化了，有的古制实在是复不出来了，可怎么办呢？儒生们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了，那就是守住那些垂而不死的“古制”的痕迹。就像一个患了阑尾炎而不肯做手术的人哀求：“大夫，您千万不能割了我这根阑尾，那可是老祖宗给我的呀！”
这种复古守古的思想浸润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就形成了中国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特点。什么东西一旦有成规可循就要千方百计遵循，不方便不要紧，不先进不要紧，只要出了问题没人指责到我头上来就行了，我就可以太平无事了。
孔子作《春秋》是“述而不作”，照抄照录便是了；孔子的弟子记《论语》也是原文照述；而后世的人做文章则只管从四书五经中找依据便是了。
曹参当上相国之后，一切依照萧何定下的规矩办，他儿子奉皇帝的命令去劝他做一些创新，被他饱打了一通。他说，“我只要萧规曹随便是了，何必多事呢？”
中国一旦有点什么改革，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们便会跳出来大声疾呼：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变不得呀！要变会要变出毛病来了呀！天下会要大乱呀！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因循守旧呢？
首先，人的心理特点容易造成人的因循守旧。研究表明，人在回忆过去时想到的总是过去的好，而面对现实时总偏重于看现实中的不足。也就是说，人是戴着墨镜看待现在，而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过去的。这么一看，自然是今不如昔了，于是乎就要死守旧法了。
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特别强调因循守旧，循规蹈矩。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个体系天然地害怕变动，有个风吹草动就要惊慌失措了。
作为这个体系的意识形态的传统思想，就重点强调人要“忠顺”，要谨守成规，要服从权威。不但要服从“吾皇万岁”的绝对权威，还要服从“吾皇万岁”他爹、他爷爷、他祖宗的绝对权威，他们“金口玉牙”说出来的东西是亘古不易，万万变不得的。
再次，中国人有浓厚的依赖心理，在想问题，做事情时惰性极强，不想创新，不愿改革，不敢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因循守旧无疑是推卸所有责任，满足自身惰性的最好办法了。一切往祖宗那推，一了百了了。
最后，保护既得利益也是造成国人因循守旧的一个原因。一改革无疑会触动各方的利益。各个既得利益者在利益受侵害时必然群起而攻之。同时，改革必然要冲破一些条条框框，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打破教条在某些人的眼里是大逆不道的事，他们必然会捡起过时的破旗，利用相当部分国人因循守旧的心理来对改革者进行百般的阻挠和攻击。这一来定会使改革者因忙于应战而将改革事业停顿下来，于是社会还是老样子。
就像未庄的革命，革来革去不过是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去尼姑庵砸了一块龙匾罢了，至于其他的，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洞悉管理情境
人们总是留恋过去，依赖教条，总认为现存的东西是最好，一提到变动就认为天下会要大乱了，于是他们总是无所用心地墨守成规。
相应管理对策：身先士卒，锐意改革保守落后，不思创新是中国人的一大通病，这种思想对于国家和民族是不利的，对一个组织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所以，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他必须具有改革意识。要打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枷锁，依据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适时地调整对策，推动事业的前进。，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不少赞同改革，呼吁创新的有识之士。荀子就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顺之以治则昌，逆之以治则亡。”他认为自然有它自身的规律，人类的活动要依据自然规律，而不能依据前朝的法典。
韩非子说得更具体，他认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如果不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适时变法，那就像刻舟求剑一般的可笑。
.人的思想总是有惰性的，人们总习惯于从同一个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总喜欢用现成的、熟悉的答案去解答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问题，这一来就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禁锢人的思想。
但在实际生活当中，情况瞬息万变，新问题不断涌现，我们已经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应付所有的问题了。小农社会那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作法已经不可能再现了，改革是现代事业前进的必备动力。
管理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工作，不同时期人群的特性和心态是在变化的，客观的社会环境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不同的个体更是在性格和行事方法上千差万别，这就必然要求管理者根据不同的情况，研究解决新问题，作出管理方法上的调整。
如果一个主管见自己的某一套管理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一群员工行之有效，就死守着那一套方法，不愿对之作丝毫的改进，那他的那套“宝典”也会有不灵光的时候。
做管理就像开汽车一样：司机在开车时必须小心地看着指示器和路面，路面有新变化，指示器的指针有变化，他就得及时地转动方向盘，防止翻车撞人，这是每个司机都熟悉的规则——回馈动作。
领导的改革也是他在管理之中所必需的回馈动作。他领导着部下进行一项事业，就像开着一辆汽车在路上飞驰一般。这时，他不但要注意客观环境的变化，还要注意下属的行为和心态的变化，要适时地转动管理的方向盘，来保证事业的成动。
衡量一个领导的最终标准是他的业绩，而不是他的在位时间长短或职位高低。
所以要当好领导就必须锐意改革，依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管理方法，使规章、制度能真正地奏效。
只有适时的、坚决的改革，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只有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领导个人的威信才能确立！
在中国，考虑到因循守旧的国民性，所以单是领导本人有改革意识还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身先士卒地投入到改革大潮中去，身体力行地引导下属，组织下属，砸破下属心中思想的枷锁，让下属突破因循守旧的思想樊篱，惟其如此，企业才有希望！
锦囊妙计
领导的威信来自于业绩，要取得骄人的业绩就必须有改革意识，不断地发展创新。同时还要做到身先士卒，引导组织、下属突破守旧：的樊篱，真正投身于改革之中！
经典管理实例
明成祖推行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似乎只是近20多年的事，但早在500年前，有作为的封建君主即已开了对外开放的先例。
这位敢除旧制，数创新例的皇帝就是明成祖朱棣。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习惯于守旧制，从不愿主动开创新制，往往是旧制已到忍无可忍的境地，已危及身家性命之时，方有略作改动之心。而真正的改革者必须首先去除自身所受墨守成规思想的约束，大刀阔斧，勇于改革，并在改革中树立威名，如此才能使改革不断深入，明成祖改革创业之初同样受到陈旧观念和迂腐势力的重重阻碍。
朱元璋统治时期，主要注重巩固国内政局稳定，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防止倭寇侵袭，破坏国内安定局面。因此，他多次颁布“禁下海通蕃”之令，在广东封闭专门进行贸易的市舶司，断绝与外国的往来。
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坏的影响。一则阻断与外国交流，互通有无的正常交往不能开展；二来沿海走私活动猖獗起来，海盗经常出没沿海一带，扰乱了沿海地区的秩序，这种状况亟待有人处理。
但朱元璋所定之祖制怎可轻易改动，轻举妄动，必会遭到朝中守旧老臣的坚决抵制，弄不好还要落得个不孝的骂名。何况闭关多年，乍一开放，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会出现，不知会有什么后果。
因此，对于祖制，改革与否，明成祖为此问题着实困扰了很久。但欲立功名，总要拿出气魄，应敢于身先士卒，去除不合理旧制，改造朝中诸臣的陈腐观念，这一切势在必行。
朱棣即位当年，便下定决心，锐意改革，他一改祖宗旧法，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恢复废置已久的市舶司，派官员管理对外贸易，鼓励通商，如此迈开对外开放的第一步。
紧接着，明成祖宣布，对于外国自愿来中国经商的商人，“悉听尊便”，允许其有较大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自由。这在当时闭关已久的形势下，是相当具有胆识和远见的政策。因为祖上很少给外国商人如此大的权限，创立新制的确需要较大的勇气。
此后，明成祖又开始建立驿馆，派遣使臣到安南、爪哇等周边国家出访，对外国来华使臣给予奖励、优待，外国到朝廷进贡，必以数倍于其贡品的财物派使臣一道送到朝贡国。
这些措施鼓励了中外通商，扩大了对外开放的范围。
明成祖对外开放政策的出台是在旧制与现实需要之间作出的重要抉择。他通过变动祖宗之法，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日益丰实，思想也日渐开化，人们尤其是沿海居民开始逐步接受与外通商，对外国来华商人不再充满敌意，互通有无，双方交往增多。这就直接促进了朱棣对外开放政策能得以顺利实行，并不断得到朝臣和百姓的认可，明成祖本人也在改革中树立了功名。
朱棣对外开放政策中又一重大举措是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朱棣亲自下令创造适合于运粮、居住、作战等几种类型的船只，组成船队，以郑和为钦差大臣，选派忠臣，共同领导船队，先后下西洋七次之多。其直接后果便是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联系，对周边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况有了较多了解，这对对外交流，巩固国家安全，发展本国经济起到了作用，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中华帝国的政治影响，树立了明成祖的威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难想象，朱棣所受的是封建的皇家正统教育，守孝乃为人子第一条，对朱元璋所定之法从根本上否定，的确需要不凡的改革精神。而且，对外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政策，这在闭关锁国多年的中国社会，更是难上加难。
而明成祖既除旧，又立新，这是何等的气魄。
再者，中华帝国作为东方一个强盛大国，本可以倚势自傲，而明成祖依然承认，中华尚有所缺乏之物产，强调与外通商的重要性。较之三百年后的乾隆帝——虽也是一代名君，但那时清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当有英国使节找上门来，乾隆帝仍夜郎自大，说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可见朱棣这等眼光，也实在是当时条件下的其他封建君主所不可相比的。
凭着这等改革的锐气，明成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改革除旧，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政策也留给后人诸多启示。
高招解析
领导者以改革树威名可以有多种方式。领导者应独具眼光，从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同时寻找改革的突破点、促进系统正常运行。如明成祖朱棣并非只着眼于国内改革，相反，以超前眼光，从系统外部人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一样收到稳定国内政治，促进经济发展，树立个人及国家威名的效果。
贺将波的欲取故予原则
立源亚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将波奉行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创新原则。
当年以哈佛商学院第一名成绩毕业的贺将波，刚刚开始管理投资基金的时候，觉得自己肯定比别人聪明，那时候的投资理念是聪明人才能在投资上赚到钱。
但后来，他发现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大家都会在一个领域投资。因此他开始尽量选择到聪明人较少关注的地方投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才能赚到钱。
立源基金成立后首先进入的是液晶显示屏项目。当时，IBM认为液晶显：示屏没有什么前景。运用“人弃我取”的原则，贺将波收购了IBM的液晶显示屏部门，并把该部门搬到台湾，成立了宏鹦显示器公司。两年后，就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液晶显示器领域的投资开始变得炙手可热，众多生产商蜂拥而上。
“一个产业，如果投资进来的钱太多，成本肯定会比较高，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投资收益。”贺将波知道，自己该放手了。最后，他将宏鹦显示器公司卖给了明基的子公司友达光电，顺利地拿回了投资，还好好地赚了一笔。
“如果让我投资的话，在SARS期间，投资携程网应该是最好的时机。”贺将波说，“因为旅游业受到影响，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才是投资的好时机。”这就是贺将波的智慧。
高招解析
锐意改革者应注意：
改革者推动改革要全方位进行，即每一个领域的改革，必然要有其他领域改革相配合。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约翰逊谈中国人的因循守旧
[纺翰逊：sanuel.J。hns。n，19世纪美国学者。]
古代的经典造就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政府体制，不管这个政府体制具有什么别的性质，它的顽强执著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民族的首要原则，一如它是个人的首要原则一样。因此，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还完好如！初，虽然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哪位有点背景知识又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如果想弄清并解。
释中国政府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一定是十分奇妙的。我们有把握这样认为：他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在西方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有人造了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造这样一个怪东西，他说这是考虑到墙被吹倒之后反而会比过去更高！
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中国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如同我们知道猫即使从高处摔下来，仍然能用脚走路一样。
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邪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根基何在了。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认为举止与道德是互通的概念，同出一源，本质相同。对于中国人来说，违反风俗习惯就是冒犯了禁区。我们不必因此就去对这些风俗习惯刨根问底了。中国的风俗习惯被一种本能果敢地保卫着，相似的本能则驱使着一头母熊保护幼熊。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本能，它属于全人类。我们注意到一种普遍现象：千百万人准备为某种信仰而献身，但他们却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不会按照这个信仰的具体信条去约束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同中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是用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就像人类的言语，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和语言的形成条件，各地不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风俗差异。这种差异由一句谚语道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让人难懂的各地方言。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就像石膏一样，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有所变化。
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例证是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臣民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这种明明确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拼死反对。但是，清廷人依然不改初衷，使之成为人们忠诚清廷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目前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结果，中国人如今骄傲于自己的辫子，胜于骄傲于自己的服饰。
佛教引入中国，也是靠战争开道，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一旦佛教完全扎根下来，就同中国当地的道教一样，难以替代。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起源至今一成不变。不难看出，原因在于人们一直假定既成事实是正确的。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可怕的暴君。无以数计的人习惯于这种风俗习惯，从来不究其起源和原因。他的责任是遵守，于是也就只管遵守不问其他了。
——摘自《中国民族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