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凡有作为的君主大多注意体察下情，勤于政事，御门听政制度便是其重要方式之一。“五帝神圣……朝以听政，昼以访问，暮以条令”；汉宣帝刘询“五日一听事”；东汉光武帝刘秀“每日视朝”；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幸朝堂，亲览冤屈，亲隶囚徒”。以上诸帝堪称勤政爱民的表率。到了明代，洪武初年即有了早朝制度，名为“常朝御门仪”，历经永乐、景泰、天顺等朝逐渐完善。
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已有御门听政之举，但作为一种制度，到康熙继位后才最终确立。
清帝了解下情、处理政务的依据，主要来自大臣们的奏章。皇帝览奏后，就某一具体事务拿出意见，并付诸书面文字，即谕旨。谕旨交内阁保存，待积存若干件后，皇帝传旨于某日举行御门听政。内阁得旨后，即传知在京各部院衙门、各部院官员，届时进宫候旨；有本章要呈奏者，将奏折装在函匣中，到时一并具奏。
康熙即位后，正值青春年少，精力充沛，加之他勤奋过人，御门听政几乎天天进行，有效地保证了皇帝政令及时地下达，也使御门听政制度得以认真、顺利地实施。
清代御门听政在乾清门举行。乾清门首领太监率人事先于乾清门正中陈设宝座，宝座前摆放黄案一张，宝座后置屏风。在黄案左前方，铺放毡垫一块，备官员跪奏使用。天色微明，乾清门侍卫进入乾清门，立于宝座两侧。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散秩大臣及仪仗队伍豹尾班、佩刀侍卫等人在丹陛下左右相向而立。参加听政的大臣们在朝房聚齐后，经中左门至后左门等候宣召。御前侍卫一声令下，宣布觐见开始，众大臣们按顺序鱼贯而入，至乾清门丹墀东、西向而立。同时，起居注官、翰林、科道官则于西阶之西，东向而立，准备记录。一切准备就绪，皇帝从内宫乘轿至乾清门，在宝座上就座，御门听政开始。首先由尚书一名手持奏本匣至黄案前跪下，然后将匣子恭恭敬敬放于黄案之上。然后，满内阁学士一人开启奏匣，将所有奏折取出，一一奏明圣上。每奏一事，皇帝即降一旨，由大学士、学士们负责将谕旨传给奏事者。这一套程序结束后，参加御门听政的大臣们如还有事情，可按先后顺序逐一奏明，皇帝当堂解答，直至众臣奏完为止。
清代御门听政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每年春夏两季定在卯正（即早晨六点），秋冬两季为辰初（早晨七点）。康熙二十一年后，在时间上有所变化。那时康熙帝尚不满30岁，精力旺盛，御门听政是其了解下情的绝好机会，故而乐此不疲。但对于参加听政的大臣们却成了一大负担。有些大臣体弱多病、老态龙钟；而且有的大臣住家距皇宫数十里之外，为了参加御门听政，每天三更半夜就得动身，极为不便。为此，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上书奏道：“诸臣每夜三更早起，朝气耗伤，未免日间办事反难精密。不若分班启奏，俾其精神，递相节养。或令满汉正佐轮流……以立不刊之典。”康熙接到奏折后，认为言之在理，对大臣们的苦衷极为体谅，于是批道：“朕御朝太早，各官于三、四鼓趋赴朝会，殊为劳瘁。自今以后，朕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刻（早晨7点1刻），秋冬以辰正初刻（早晨8点1刻）……如有年力衰迈及偶患疾病（者），俱向本衙门说明，免其入奏齐集。”
御门听政作为一种制度，天天进行，每日不辍。除非因天气、祭祀、庆典等原因中止。
作为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之一，御门听政在清代发挥过巨大作用，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在御¨听政时决定的。如康熙十三年，在平定三藩叛乱的前夕，康熙就是否撤藩这一事关清代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于御门听政时反复听取大臣们的意见，权衡利弊而最后作出决定的。
御门听政之制实行的好与坏，可以说是一个封建国家兴亡成败的标志。康、雍、乾时期，御门听政几乎每日举行，国家即兴旺发达，出现了“康乾盛世”的良好局面；反之，清末御门听政已是名存实亡，国家则日趋衰落，最终走向覆灭。
（曹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