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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海防古事(2)

明嘉靖时都督卢镗在招宝山顶督建威远城后,又在山麓西南扩地建筑营堡,建造营房,驻扎兵士,放置五千斤的铁发贡炮四门,三百斤的铜发贡炮一百多门,定名靖海营,又名威远营。在招宝山下大浃江口(即镇海口),还拓建演武场,占地百亩,作为平日操练军士的校场。一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大校场搬到城内鼓楼北,这里才废为荒地。明万历年间(1573—1619),定海总兵(明时镇海县尚称定海县,兼辖舟山)兼理水陆军务,而这里扼海口要冲,水军操练更显得十分重要。

据明末清初文学家陶庵老人张岱(1597—1679)《梦忆》中回忆他亲见的一次明朝定海水军在浃江口的大型操演,其宏伟的场面,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操演时,江中巡弋火船(用于搏战)及哨船、多橹快船(用于追逐)千百艘,中间还夹杂着渔艓轻舠,来来往往好像织梭回穿。看似杂乱,其实依据水军编制及作战部署,进退有序。船头和船尾相隔,紧张嘈杂得言语也难以交流,只能用旗语联系,用鼓声传达命令。两队互相截击阻拦,进进退退,一点也不马虎。水兵多数是从地方上招募的熟习水性的壮丁。只见年轻力壮的侦察哨兵,像猿猴那般蹲在大战船高高的桅斗上,前后瞭望,一发现“敌船”,就一下子从桅斗上抛空跃入江中,勇猛潇洒地破浪冲涛,顷刻之间游到岸上,跑步奔向中军,向指挥官报告,听候命令。报告完毕,又复奔突跃入水中,在水中游动,像鱼凫般轻松自如。

夜间的水军演习,更叹为观止。参加操演的每艘船的旌旗桅杆上都挂一盏小灯,用青布遮裹着。只听见号角“呜呜”一响,万烛齐亮。一瞬间,江上水光映射,点点的烛光连成一片,水中倒影又加倍明显。在招宝山上凭栏俯瞰,嘿,大浃江中真像是在烹斗煮星,而锅里的沸汤正滚滚扬扬把星斗翻上滚下。突然,火炮齐轰,连连击出,犹如在风雨晦暝的夜晚,霹雳隆隆,电光倏闪,使人不敢正眼视看;又像是用雷斧劈断了山崖巨石,地动山摇地坠向深不可测的深渊。这场面真看得人惊心动魄,久久难忘。

从17世纪前期的中国军事技术水平来看,这般水军操演堪称壮观了。

啃着咸光饼 摆起鸳鸯阵

——戚继光练兵抗倭

上了年纪的镇海人,大多数吃过或见过“咸光饼”,也知道这咸光饼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了率领军士追击倭寇而特制的行军干粮。这种饼比大饼小,上面没有芝麻和葱,烘焙熟了,不易馊坏,用绳草在中间穿起来,结成一束,携带在身,随时可食,吃了耐饥,非常适合当行军干粮。戚继光考虑倭寇侵掠的流窜性强,军士追击时常顾不上埋锅做饭,就创造出了这种用麦粉做的小饼,作为部队干粮。因为是戚继光所创,所以大家叫它“光饼”,咸的就称“咸光饼”。

戚继光,字元敬,祖上为山东半岛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戚景通,曾做过都指挥,署理大宁都司。《明史》中说戚继光幼时“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年间戚继光承嗣祖上的职务,被荐为都指挥佥事,派往山东防倭,接着改任浙江都司,担任参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后,戚继光曾几次围倭、剿倭无功,被问罪,因平汪直有功复官,改守台、金、严三郡。

几次带领浙江卫所的兵士后,他感到那些卫所驻兵缺乏训练,作战时很难胜敌。而金华、义乌地区民风剽悍,青壮年多很勇敢,如果加以招募训练,可以成为一支劲旅,便于追剿倭寇。于是请准上级,从金华、义乌等地招募三千人入伍,进行严格训练。戚继光教给他们击刺的方法及长短兵器的交互使用技巧。南方是多河道池塘的水乡,不利于追逐敌人,戚继光又因地制宜,创造适合南方地理特点的作战阵法;同时,对战舰、火器、兵械都根据精良的要求更新。不久,一支精兵队伍便训练出来了。随后,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在定海(即镇海)龙山雁门岭(今属慈溪)、台州、仙居等地大败倭寇,九战九捷,杀、俘倭寇一千余人,烧毙、溺毙无数。从此,“戚家军”便名闻天下。那时,总兵官卢镗和参将牛天锡也破倭寇于宁波、温州,浙东地区倭乱基本平定。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创造了“鸳鸯阵”、“三才阵”。那是根据抗倭的野战特点,将步兵战斗队形由大阵变为小阵,从密集转为疏散,同时充分发挥火器的杀伤力的阵法。所谓“鸳鸯阵”,是一种新型的战斗队形。它由十人为一伍,由一名队长带领。战斗时,前面由圆牌手、长牌手在队长带领下往前冲,接着是狼筅手两名,一左一右截袭。狼筅手拿的狼筅是长武器,也叫狼牙筅,为戚继光所创造。即用大毛竹上截,带着所附的枝节,像狼的牙齿一般,阔可二尺,长一丈五六尺,将一尺长的锋利刀刃缚在竹顶上,有马刺马,见人刺人,而敌人却难以接近。后面紧跟两组长枪手,每组两人,分列左右,可以远程射击。最后两名短兵手,手持短兵器,准备肉搏杀敌。前后左右互相配合,伍内各士兵也相互照应,交叉作战。“三才阵”则是由鸳鸯阵展开而成的。队长居中,左右为狼筅手,再左右为两组长枪手,长枪手中间分别为圆牌手和长牌手,后面为两名短兵手。不管是鸳鸯阵或三才阵,各队可分可合,联系紧密,加上人人骁勇,个个强悍,无怪乎其后三年内能在福建兴化等地大败倭寇,保卫东南沿海的安宁。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已代替俞大猷升为总兵官了。

戚继光治军赏罚信明,号令严肃,士卒用命。《明史·戚继光传》赞他行事如“飙发电举”,屡次摧败大寇,名气在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之上。戚继光善于用兵,更善于总结用兵经验,他给后人留下了《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他的治军纪律也为群众所津津乐道,镇海越剧团曾演过一出《辕门斩子》,就是歌颂戚继光严格执行军法的故事。镇海人民还把现属小港开发区的七家山传称为戚家山,将山上清光绪七年(1881)建造的七家山营垒说成是戚继光练兵之处,可见戚继光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和人民对戚继光的爱戴与怀念。

慷慨登坛意气豪

——裕谦抗敌御侮殉节

鸦片战争镇海口之役中殉节的两江总督裕谦,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了,可是从坚决抵御外来侵略,誓死捍卫海疆,与城同存亡的决心和行动来看,却是个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他们自己国内也是禁止鸦片的,但却积极支持鸦片的输出,因为鸦片输出害的是他国人民,获利的是英国鸦片商和殖民政府。当别人禁止鸦片,影响到殖民主义者利益时,他们便大发雷霆,想用武力来迫使别人就范。另外从占领海外市场来说,殖民主义者也想用大炮轰开偌大的中国市场的大门。

19世纪的中国,朝政腐败,朝廷上下不知道自己已经步入“落后挨打”的局面,还恬然自诩为“天朝”、“大国”。他们将“洋人”看成是未开化的“蛮夷”,明明是“抗敌”或“和谈”决策上的犹豫、争论,偏要用“剿”或“抚”两词,总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盲目自大。那时,只有林则徐,才算得上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严禁鸦片,不畏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威胁,毅然御侮抗敌,裕谦是赞成林则徐禁烟御侮主张的。裕谦说过“方今最为民害者唯鸦片一项,流毒既广,病民尤烈”,并在江苏布政使署理江苏巡抚任内,配合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积极认真查办烟案,打击烟贩,处分包庇烟贩的官员。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1841年3月),裕谦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浙江接替伊里布办理浙江防务,不久,实授两江总督。伊里布是个妥协派,他于上年十月十三日(1840年11月6日)私自跟侵略军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定,撤走守防水兵,遣散乡勇。此事遭到镇海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张贴传单,鸣锣聚众千余人请愿,要求加强防守,追回兵勇,保宁波,保浙东。当伊里布听到裕谦要来代他办理防务,便迫不及待地将余姚县解送到镇海大营的15名侵略军俘虏,送还到占领定海城的英军驻地。他认为裕谦“素性刚狠,专恣杀戮”,要是不提早送俘,恐怕裕谦来了不答应。

裕谦到镇海后,一面了解形势,加强防务,一面发布了许多文告、谕示,鼓励军民同仇敌忾,表明了抗敌的决心。当时有一股势力,倾向妥协,害怕战争,见裕谦屡表抗敌决心,在背后称他为“裕大话”,认为他只会讲讲大话。浙江提督余步云,就是一个主张妥协的将军。他在招宝山头张起了白旗,显示无意抵抗侵略军。当时英侵略军曾派员用甜言蜜语来劝降,被裕谦拒绝。由于侵略军在定海奸淫杀掠,裕谦愤怒之下将一个被郭巨乡民捉来的侵略军俘虏磔死。当1841年10月1日定海沦陷后,裕谦于10月7日在关帝庙与众将盟誓:“今日之事,之死靡二(今天的形势,除了誓死抗敌没有第二条路)。”他领众宣誓说:我们奉命专门来御侮抗敌,理当努力争取胜利。凡我文官武将上上下下,如敢怀二心,接受侵略军一封信的、离开镇海一步的,要公开按照军法处分;即使逃脱,也要受到神道的处死。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而提督余步云却借口腿疾,不肯参加盟誓表态,事后还强调说“家有大小人口三十多人……”不愿誓死抗战。

10月10日(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英军进攻镇海,余步云从招宝山撤兵逃去宁波。谢朝恩战死,知县叶堃逃跑,县丞李向阳自缢。最后裕谦投泮池殉节,兑现了他“城亡与亡”的盟誓。可居然还有人认为英军所以要攻定海和镇海,是因为裕谦杀死了侵略军俘虏触怒了他们的缘故。以此来“证明”抵抗侵略的“危害”。这种论调在部分官员中流传,公然为侵略者找侵略借口。

文学家姚燮在《昭忠祠记》中赞裕谦说:“公之在镇者一岁有奇,刚而能廉,肃而能峻,敏而能周,与将士同苦甘,于赏罚昭明慎,而东浙之民,方将从韦孝宽以掘堑,倚檀道济为长城……”姚燮的弟子林嵩尧《吊靖节裕公》诗中也说:“慷慨登坛意气豪,孤心久已誓靴刀。惊雷响发奔枭骑,激水寒沉湿战袍。却为符离思魏国,转哀房相误陈陶。和戎自此成长策,终古寒江咽怒涛。”

裕谦殉难,当时谣言纷纷,有人说他临阵脱逃。正直之士听了蔑言极为愤慨。根据当时裕谦的幕属、家将等亲见亲闻,裕谦殉难前后情况是这样的:

八月十七日(10月1日)定海再度沦陷,八月二十三日,裕谦率众将士在关帝庙誓师抗战。回营后他神色凝重,对周围幕僚说:外国人船上,作战则张挂红旗,求和则竖白旗。我见到提军(指余步云)所守防的招宝山上,却悬挂着白旗,所以决定在关帝庙誓师,来激励将士们的抗敌豪气。可是提军在祭告时借口腿有毛病,不能行礼而避开,可见他抗敌心志不坚。又说:我路经学宫(今镇海中学),见泮池旁有石碑镌刻着“流芳”(按:系明卢镗所题)两字,不觉怦然心动。万一形势不好,你们可以在这池中收我尸骨。接着,他将皇帝的朱批上谕以及奏稿等重要文件整理寄回嘉兴行馆,并且向幕僚嘱咐许多家庭琐事。他说: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可以兼祧(指同时承继两家香火)。两个女儿,一个已出嫁,一个还在襁褓之中,要叮嘱家里人维持这个家,同甘共苦。至于将来我的丧葬费用,总督府中廉俸银两还有一些积存,勉强可以对付。如果还有多余,请交给我妻子收用。家中房产仅仅能够糊口,全部听由我胞弟掌管处理,切不可由于丧葬费用不够去变卖家产。我所有向朝廷的奏稿,托各位同我的一些好友,代为印刻,和前刻的《勉益斋偶存稿》,一起交给我胞弟存在家祠中。如果上面要调查我的生平事迹,就可以将这两种书送呈。另外写了两封遗书,交给阮姓幕属保存。他又对那些文职幕僚说:各位都是书生,万一敌人进城,临阵时你们可以作速出城,探听消息。胜利的话,请代为起草捷报,战事失败,则请代为办理后事。他叮嘱家人,其死后将其送到余姚,勿殡殓,余提军一定会以我为借口来退敌兵……种种迹象,证明裕谦决心与城同存亡。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国侵略军进犯招宝、金鸡两山,战事激烈,裕谦在城头督战,余步云忽然上城找他,说“为了保全几百万生灵,请派外委陈志刚去英军兵舰上‘暂时羁縻’(其实是求和)”。裕谦告诉余步云:这样不过是苟且一两天,况且卑辞请求,有伤国体。拒绝了余的提议。余步云去后一会儿又匆匆上来,无耻地说,他一个人身死是理所当然,但是家中妻子儿女三十余口,实在可怜,还说他女儿今天出阁等,裕谦回答说:儿女情长,英雄难免,但忠义事大,抗敌到底的意志决不可移!这些情事,为当时在场军士共闻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