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了魔的时代，着了魔的土地，处处都能遇到着了魔的人。
自《论语·卫灵公》篇、《论语·季氏》篇，再到本篇，卫灵公、季氏、阳货，他们分属不同的阶层，诸侯、卿大夫、家臣，但中了权力的心魔，僭越本分的性质却实属相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回到人心与人性。对此，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何“性”相近？人皆有所好有所恶，且“好好色，恶恶臭”，此性相近。
何“习”相远？人各自好什么、恶什么各有不同，有天性使然的因素，也受外物的影响，受环境的熏化，此“习”相远。“性”与“习”的关系，像极了“鸡”与“蛋”的关系。看似先有鸡，再有蛋；先有“性”，再有“习”。事实是，没有蛋，哪来鸡？“习”可变“性”。恰是因为人有好恶为“性”，受物而动生“习”，这“习”又可变“性”，环境、教化、学习、政治的意义就在其中了。
知人性，是为了更好地行动。为了更好地行动，需要学习。学什么？习什么？学的是礼乐文明，习的是礼乐之道。此道不在言谈，贵在身行，孔子当然深晓这个道理，总是全力以赴。
公山弗扰盘踞费邑，反叛；佛肸盘踞中牟，反叛。他们都打算召孔子，子欲往，对于“反贼”，孔子竟然打算前往，难道孔子亦是官迷？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
孔子有他的主张，认为真正的坚，就磨不薄；真正的白，就染不黑。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仅是指智慧层面，也是指信仰的坚定层面。孔子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在希望之境，还是面对失望，甚至面对绝望。而他所采取的方式，恰恰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讲求实效。他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全然的现实主义者，有着深刻的才智，更有着炽热的情感。多次“欲往”，足见其渴望实现理想之迫切；终未往，足见其意念之坚定。
本篇的末章，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因为“习”可变“性”，所以，教育和学习富有意义和价值。但是，关于学习的时机，《学记》云：“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错过了教化的最佳时机，到了本该不惑的年纪，却还不明白事理，被人厌恶，那么这个人便终身到此为止了。
读到此，再读本篇的首章，为何孔子要对阳货“唯唯诺诺”，既然说不清，就不用再讲了，还是源于对人之情性的理性认知和准确把握。
问题索引——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何“性”相近？什么“习”相远？
公山弗扰盘踞费邑，反叛；佛肸盘踞中牟，反叛。他们都打算召孔子，子欲往，对于“反贼”，孔子竟然打算前往，难道孔子亦是官迷？
“仁、智、信、直、勇、刚”，这种种美德也有反作用吗？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何以会起到这般作用？
对什么都“是是是”“好好好”，这种人好不好呢？孔子怎么看？
同样的毛病，在孔子看来，“古者”与“今人”的行为倾向完全不同，究竟有哪些不同？
孔子认为“礼”不仅仅指玉帛之类的礼器礼物，“乐”也不仅仅指钟鼓之类的乐器。那么“礼”“乐”是什么？
君子有所好，亦有所恶。君子恶什么？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不少人以之为孔子“轻视妇女”的铁证，果真如此吗？
17.1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阳虎。鲁国季孙氏的家臣。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诸侯国中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情况，阳货就是代表人物。他曾一度通过掌控鲁国执政卿季孙氏的家事而干预国政，后来又阴谋作乱，失败后出逃。
归：通“馈”，馈赠。
豚：乳猪。
涂：通“途”，道路。
宝：本领。
亟：屡次。
着了魔的时代，着了魔的土地，处处都能遇到着了魔的人。自《论语·卫灵公》篇、《论语·季氏》篇，再到本篇，卫灵公、季氏、阳货，他们分属不同的阶层，诸侯、卿大夫、家臣，但中了权力的心魔，僭越本分的性质却实属相同。可见，礼崩乐坏，天下滔滔即是如此。
本章之事，大约发生于阳货掌管季孙氏家政之时。阳货掌权，虽然不当位，但也希望手下能有明白人，所以希望孔子能为己所用。但他碰了一鼻子灰，孔子根本就不见他。直来直去的方法不行，阳货就使了个计策，知道奉行礼制是孔子的坚守，所以，他向孔子赠送了一只乳猪。在当时，这也算是一份厚礼了。重要的是，按照当时的礼制，大夫有赐于士，士要往拜其门，也就是孔子要登阳货之门前往拜谢。阳货有计策，孔子有对策。为了不和阳货打照面，孔子估摸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前往拜之。但是，冤家路窄，他们狭路相逢。
阳货，一副强势的面孔，对孔子说，来来来，我和你说几句话。阳货讲了一番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他问：“一个人身怀治国大道，但不参与国家政事的管理，任凭国家的政治混乱，可以算是有仁德的人吗？”他还问：“一个有学问的人希望做官参与政事，却屡次错过机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阳货不仅自问，还自答。他是自己将自己给打动了，对于自己所言，全是赞赏的语气。另外，再加一句“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确如此。
面对阳货自问自答、自说自话的一大通，孔子的回答温和而坚定：是如此，我将出仕。
孔子的确渴盼出仕，但是要跟着谁干是另外一回事。读本章也知，道理本无错，关键是看掌握在什么样的人的手中，又当如何来用。这才真正重要。
17.2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上章言怀有治国大道，当是要治国安邦，这样才是仁；有学问并且能抓住机会，这样才是智。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大丈夫当建功立业。如何建功立业？出仕为官几乎是古代读书人的唯一通道。
关于出仕，如何出仕？子夏曰：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出仕，履行岗位职责，恪尽职守为第一要务。做好了务本的根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乃仕而优则学。学，是学文；学，还是学道。学的目的是出仕，是做事，只有学好了，学得充足了，具备了做好事务的能力与本领，才可以有所担当。此乃学而优则仕。
事实上，学仕一体，互为本末，互为根基。
无论是学习，还是出仕，都离不开对人心与人性的把握。关于人心和人性，本章讲得透彻，就是这“性相近，习相远”。其实，早期儒家乃至孔子所宣扬的“先王之道”，其理论体系的根基，莫出于人之性命的根本。为政治民的原则与方法，恰恰是基于对人性特点的深刻认知和准确把握。《周训》云：
凡民生而有好有恶。小遭其好则喜，大得其好则乐；小遭其恶则忧，大遭其恶则哀。凡民之所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
所谓“性相近”，在于人皆有所好有所恶，且“好好色，恶恶臭”，此性相近，并非人天生是“性善”，还是“性恶”之性相近。但各自好什么、恶什么又各有不同，有天性使然的因素，也受外物的影响，受环境的熏化，这就是“习相远”。所以，环境、教育、学习的价值在于对人性准确认知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尽人之良性，纠人之恶性。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一篇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养性者，习也。
“性相近，习相远”，引发了人们各自因其好恶走上不同的方向。对此，圣王施教，贵在明其耻、明其丑，昭示价值倾向，产生道德，用以纠偏，归于中正。
“性”与“习”的关系，像极了“鸡”与“蛋”的关系。看似先有鸡，再有蛋；先有“性”，再有“习”。事实是，没有蛋，哪来鸡？“习”可变“性”。恰是因为，人有好恶为“性”，受物而动生“习”，这“习”又可变“性”，环境、教化、学习、政治的意义就在其中了。
由此看来，早期儒家对“性命”有着极为深刻的认知，这些认知源于传承。“天道性命”的本源如同“1+1=2”的数学公理，无论是天然如此，还是约定成俗，或者是个“假定”，无论如何，没有天天就原理问题进行充分讨论的必要。孔子对此有着深刻、充分的认知，但并不以隐微示人，本着“中人之情”的原则，以人人能知能行的方法与行动示人。孔子所示的方法与行动，恰恰是建立在对人情人性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以此来“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左右纠偏，防微杜渐，“就有道而正焉”，以此来走向“中”，这就是“用中”了。只有“用中”，才能“中用”。这样再来观照孔子的理论体系，看似日常伦理，而这其中实在有着太多人第一眼所看不到的智慧。
17.3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在一般情况下，“习”可变“性”。但是有一般情况，就有个别情况，本章所言的就是个别情况。“上知”“下愚”是不变的。孔子心中的“上知”是“生而知之者”，这样的人极少，孔子认为自己是“学而知之”。孔子心中的“下愚”是“困而不学者”，遇到了困难也不去学习，不想着改变，这样的人就实在是无药可救。其余的大部分，子曰：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条条大路通罗马，重点不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关键是要行动，开始学习，坚持学习。
17.4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知人性，是为了更好地行动。为了更好地行动，需要学习。学什么？习什么？学的是礼乐文明，习的是礼乐之道。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了弦歌之声，很是开心，莞尔而笑。如此开心，孔子开了个玩笑，“割鸡焉用牛刀”？其实，这是对于子游学以致用的极大欣慰。子游当真了。他用孔子教过的话解释，老师分明讲过“君子学道是为了爱人，小人学道则执行力高”。子游越解释，孔子越开心，实在是因为子游学得好，用得好。
其实，无论是君子学道，还是小人学道，目的都在于明白事理。但各自明达的具体事项、目的宗旨又有不同，上下一心，上行下效，政行令止，就是道行的至高目的。礼乐文明可以通达此道，此法不仅治武城可以，治天下都没有问题。武城之中充满桃李的芬芳。
17.5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费：地名，季孙氏的封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说：通“悦”。
公山弗扰，《左传》作公山不狃。他和阳虎曾一度共任季氏家臣，也曾经深得季桓子的信任，担任季氏的私邑——费邑的邑宰。但权力的魔法一旦发动，不夺取全部是不会罢休的，阳货在季氏的总部把持大权，叛乱失败后，出逃。公山弗扰本来是想和阳虎来个外合内应，但阳货失败，他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占山为王，另立门户。想想这季氏与阳货、公山弗扰，实属典型的“黑吃黑”。
公山弗扰大概也想“有所作为”，便派人请孔子前往辅助。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一向直来直去，听到老师的想法就来气，言之也尽有不逊之意，用了反问的语气：“没有地方去了吗？为什么非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表达了自己的心志，公山弗扰难道是白白地召我去吗？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将兴周道于东方。
再将上章与本章对读，自己的弟子子游所在武城之地，尽是弦歌之声，孔子当然心动。孔子渴盼兴周道于东方，这周道是何道？当是礼乐文明之道，本章与上章一脉相承。
但是，在本章，是一叛乱者在召孔子。子欲往，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难不成孔子是个官迷？有人认为：“本章及17.7章又一次展开‘经’（原则性）与‘权’（灵活性）的矛盾。孔子教人以‘经’，自己却行‘权’不已。难怪子路不高兴。到底如何掌握‘经’与‘权’，大有文章。结合这几章，孔子讲去的理由一是可以入淤泥而不染，不怕脏乱；二是一生不能白过，总希望找机会干大事。这几章描述具体，相当真实，足见孔子亦常人：说了真话，经不住问，只好说开玩笑。想做官干事，经不住问，只好勉强说些道理。”
这样的观点能否站得住脚呢？我们不敢苟同。一个满怀抱负之人是多么恳切地渴盼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这理想与抱负就是“吾其为东周乎”，就是王道精神。王道精神的可贵，在于它并不为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言，也不是代表某个大家族的利益。它立足于天理、人心。一定要套个阶层为它所代表，它所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正是因为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是一片公心，才无所畏惧。他并不担心自己属于少数，也并不害怕别人甚至是自己弟子的不理解。面对残酷的现实，孔子从未放弃他的理想，想想看，拒绝与放弃有何难呢？难的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孔子自言这样的人自己听闻其语，未见其人。难的是一个人面对忍隐之时，记挂的还是别人，心中装着的还是大道。孔子恰恰就是这般人，伟大的人物，可贵的精神。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语，孔子亦讲给天下所有的君王听。恰是源于这王道精神，它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其穿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就在于此。
17.6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周道可以理解为礼乐文明，也可以理解为本章所言“行仁于天下”。孔子的思维模式总是保持理念与方法路径的一致性。还可以讲得更具体些，即为“恭、宽、信、敏、惠”。内心恭敬，就不会被人侮慢；宽厚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会受到信任；工作灵动就有业绩；给人以慈惠，足以使用人。
17.7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任中牟邑宰。
中牟：地名，位于晋国北部边境，非今河南中牟。
磷：薄。
涅而不缁：指染而不黑。涅，黑色染料，缁，黑色。
匏瓜：葫芦的一种。味苦，人们不食。可以做瓢或掏空系于腰间用于渡水。
周道、王道、礼乐文明、行仁于天下，不在言谈，贵在身行，孔子当然深晓这个道理，总是跃跃欲试。佛肸，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和公山弗扰的情况相近。本来是赵简子派到中牟的行政长官，结果他也占山为王，另立门户。他也打算用孔子，孔子同样动心，欲往。到底是什么令孔子动心？是他心中从未改变的“王道”、行仁。每当这样的时刻，还是子路站出来，说：“过去我听老师您说过：‘亲身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盘踞中牟叛乱，而老师您想去他那里，您为什么这么做呢？”
孔子有他的主张，认为真正的坚，就磨不薄；真正的白，就染不黑。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仅是指智慧层面，也是指信仰的坚定层面。孔子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在希望之境，还是面对失望，甚至面对绝望。而他所采取的方式，恰恰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讲求实效。他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全然的现实主义者，有着深刻的才智，更有着炽热的情感。多次“欲往”，足见其渴望实现理想之迫切；终未往，足见其意念之坚定。
读本章还知，有人认为孔子混得不好，凄凄惨惨，四处碰壁，好像找不到工作一般。但仅本篇，就有多处对孔子相邀，方知实在不是他们在选择孔子，是孔子在选择志同道合之人。非木择鸟，系鸟择木。
17.8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曰：“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蔽：同“弊”，弊病，害处。
贼：伤害。
绞：尖刻。
“在物体中不可能只有作用而没有反作用。”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霍尔巴赫如是说。本章所言之“蔽”，如“愚、荡、贼、绞、乱、狂”，就是“仁、智、信、直、勇、刚”这种种美德的反作用。对于反作用，贵在觉知、纠偏、校正，学习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中，孔子讲道：学习相当于直言进谏的臣子，相当于给人教诲的朋友，相当于给予指导的志士仁人，还相当于驾驭狂马的马鞭、矫正弓弩的檠。君主如果没有直言进谏的臣子，会犯错误；士人如果没有给予教诲的朋友，就难以判断是非；驾驭狂奔的马不能丢掉马鞭，使用弓箭离不了矫正弓弩的檠。接受学习，重视请教，正是成全、实现这一切的最好方法。受学重问很重要，君子不可不学。
可与本章对读。
17.9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感发志意。
观：考见得失。
群：和而不流。
怨：怨而不怒。
迩：近。
上章言学习的重要性。对于一名以“修己安人”为使命的君子来讲，首要的是学诗。孔子曰：
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是关乎人心的教化，培养的是温柔敦厚的心性。诗何以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和诗的源起相关。诗何以被创作？陆机在《文赋》讲道：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大自然中四时的变迁，引起了物象的变化，物象的变化激发了人的情感。看到花开花落、草长莺飞、江月流春、江潭落月，人的思绪也随之此起彼伏，感慨万千。将这些思绪表达出来，就有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自然界的物象变化，尚可引起人思绪的起伏，那么人间的世事沉浮、和平愁思、欢愉穷苦，岂不更令人心动？钟嵘在《诗品·序》有这样一段表达，他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表达心志，抒感情义，均是非诗莫属。世事浮沉，和平愁思，欢愉穷苦，自然中的花开花落，是由人及物，还是由物及人，或者更多的时候，是生命的共振共感。诗将那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出来。
写诗是如此，读诗更是可以读出一个世界，一个关乎现实的世界，一个超越现实的境界。所以，无论是读，还是写，终将使得一个人与自己的心志、情感妥协相安，各得其所。尤其是面对失意和愁闷，万思千绪，悉皆消融。于是，诗传世，它死而不亡，是死者的防腐剂，更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丹。于是，便有了“兴、观、群、怨”，有了中正平和的心性，有了温柔敦厚的情思。可以事父，事君，悉尽人伦之情，还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见得自然与科学。关于诗的境界，朱光潜先生说得好：
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
这个境界能不能见得到呢？就如子贡所言：
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
读诗与作诗，需要直觉，需要凝视，需要独立走过一段漆黑的道路，有着艰苦的思索，直至豁然贯通，心旷神怡。在诗中润泽，浸染其中，通达的概率总是高的。
17.10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教子的精华，尽在“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周南》《召南》，是《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前两部分。关于《诗经》的功效，《毛诗序》说：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里，孔子对伯鱼讲，连《诗经》的这两篇都没有学习过，就跟面对墙壁徒然站立一样。面对墙壁傻站着，即便是至近之地，也无物可见，寸步难行。
17.11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前两章讲诗教，本章言礼乐之教。礼乐之教贵在把握礼乐文明的本质。“礼”当然不仅仅是指玉帛之类的礼物，“乐”也不仅仅是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如《礼记·乐记》中所讲：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子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干戚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
在儒家极力倡导的礼乐文明中，黄钟大吕、尊俎、笾豆乃其“末节”，干戚之舞也仅是祭祀的仪式。在这些末节或者仪式的背后，还有更为紧要、更为关键的意义，或者说，礼乐有着极其丰富、深厚的内涵。
礼，天地之序，礼者，理也。礼在表达天地间的秩序与道理。乐在表达礼。乐不仅是通达伦理，它还有着更高价值的表现，即为彰表美德。在乐中示出了一个理想状态和崇高的境界。一个以生活世界为基础，而又高于生活之关于艺术的世界。《礼记·乐记》云：
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
乐所表现的内容，以生活世界中的好人好事为主旋律，以艺术的形式将其表现。加之乐对百姓有着应感起物而动的作用，听到“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百姓受其正声、雅乐的影响，自然生发刚毅、肃敬、慈爱之情思和心绪。听到乐即是如此般，若是自己再参与其中，载歌载舞，则是感人至深，移风易俗，所以先王以此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