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荏：软弱。
穿窬：挖洞。
圣人教人，总是从正、反、上、下反复叮咛。上章言礼、乐不仅指其外在的形式，重要的是内在的本质。通过其形式、本质的融合，教化人心，移风易俗，这是宗旨和目标。反过来，只重一端，空了另一端，总像是独脚人，站不稳。
自本章起，孔子在讲关于“独脚人”的情况。本章谈的是外表严厉但内心软弱的人。孔子说，用小人来打比方，这种人大概就像钻洞爬墙的盗贼一样吧。
这种人往往是双面人，他们对待自己的下属、平民百姓，耀武扬威，吆五喝六。反过来，对待其上级领导、权势之人，又唯唯诺诺，低三下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说到底，还是由于内心的软弱。
17.13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原：通“愿”。
本章所言又是一种情况，对什么都“是是是”“好好好”，这种人好不好呢？孔子称他们是“德之贼”，有的是害人之德。
《大学》云诚意是正心的前提，正心是修身的根本。真正的诚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朱熹在注解时讲到：
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
真正得好恶之正，明是非之正，不仅是知所爱恶，还要尽爱恶之道。不仅是在思想上有所认知，言论上有所表达，还要在行动上体现，这才是“实用其力”。不是不疼不痒地说几句，“高论一番”。再者，就是孔子这里所言的“乡原”，什么都“是是是”“好好好”，没有是非观念，甚至颠倒是非。如果这样，社会的舆论就会偏了风向标。所以孔子称这样的人是“德之贼”，无论是自己丢了德，还是被贼偷了德，总之是“缺德”。
17.14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上章言“德之贼”，本章说“德之弃”，同一谱系。总之，是站在美德的反端。
观察一个人，品评一件事，孔子的方法是实事求是。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立体观照，真实客观，反对道听途说，反对人云亦云。
17.15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鄙夫：卑鄙恶劣的小人。
德之贼者，德之弃者，都不能成为君王的好帮手。本章所言的“鄙夫”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样的人，有着典型的小人相。说到底，小人就是小人，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在种种场合都有小人该有的表现。比如小人事君的目的，是将获得世俗的利益放在首位。贪婪之心想要占有，因为软弱又害怕失去，结果就是患得患失。源于贪婪，为了实现“得”，可以不择手段；源于害怕“失”，所以千方百计，没有什么做不出来。原来贪婪与害怕是患得患失之根源，当然根源之根还是这鄙夫的心性。此种人，如何能与他们一同侍奉君主呢？老子曰：
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可与本章对读。
17.16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疾：病，缺点，毛病。
狂：志愿太高。
肆：不拘小节。
荡：放荡无礼。
矜：持守太严。
廉：品行方正而有威仪。
忿戾：蛮横无理。
直：直率。
诈：欺诈。
孔子感叹人心不古。古往今来，都存在毛病和缺点，同样的毛病，在孔子看来，“古者”与“今人”的行为倾向完全不同。
比如狂人，心气高的人，古时的狂者是不拘小节，但是今时的狂人则放荡无礼。比如矜者，持守太严的人，古时的矜者有角有棱，极讲原则，几近呆板，不容他人冒犯，但当今的矜者蛮横无理，对他者有所冒犯。再如愚者，古时只行直道，不会拐弯，更谈不上八面玲珑，往往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当今的愚者，却还要对他人欺诈，是真正的愚，大愚。
孔子谈论的古者，无论是怎样的毛病，所具有的是内敛的特征，多表现为自我心智的弱化，终也并不伤触他人。今人的毛病也有共性，具有外张的趋向，更多地表现为心智的强势，对他人的影响及冒犯，完全走向了反端。
17.1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言令色之人，以他们的利口，覆邦倾家，贻害无穷。
17.18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子曰：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眼中君子的好学、君子的职责与使命贵在“正道”，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是第一要务，要有明确的是非判断。只有将“正”的大旗高高举起，才能“正”其“不正”。源于此，所以孔子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价值观。他欣赏的是“朱”的正色，厌恶“紫”不知其位；他要倡明的是正声雅乐，而要排斥郑声；对于那些满口花言巧语却导致国家倾覆的小人，他更是从心底厌恶。
17.19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庄子·知北游》中有段话可与本章对读：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这天地间的大美，就是四时运行，万物生发，各遵理而动，道就在其中矣。对于这其中的道理理解得越透彻，反而越无言，默不欲说。道本身就是全然的存在，真实的生活，需要觉知，需要有心，需要融入，来品察这其中的道理，来“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一切的追求皆向内也。反之，道理讲了一大通，没有觉知，没有行动，于道无益。
尤其怕不懂天地之理的人也将道理讲了一大通，行道就真的会很难。在《孔子家语·观周》篇中，孔子困惑自己所执守的大道难于实行，遂请教老子。他对老子说：“如今实行‘道’真是太难了！我本来执守大道，请求当今的国君贯彻执行，然而没有被接受。如今实行‘道’真是太难了。”老子说：“那些游说的人过失在于巧辩，闻听游说的人又被浮华的言辞迷惑，无论说者或听者，都是不可以舍弃大道的。”
孔子与老子的这段对话，看似孔子在向老子请教自己的困惑，更像是孔子向老子诉衷肠。这是一份全然的信任，也是一份相惜之情。孔子为人师表，解疑答惑，传道授业，俨然圣人状，但孔子也有人心人性，也有苦楚与纠结，就只有向自己的老师老子诉衷肠了。
老子的回答很有深意，也是对孔子的规诫。实际上，优秀思想学说得不到真正的贯彻实行，一方面由于执政者的原因，也有一方面源于一些所谓的“学者”，他们的论说过于宏阔、浮华、巧辩，使“听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对此，孔子曰：“予欲无言。”
直透天地之大道者，想说，说不尽；不说，又太重要，不能不说，所以看天吧。天地之德就是智慧的源泉，也是对每个人对于道，对于生命，对于真、善、美了解程度的考验。
对于天地的无言，泰戈尔云：
杯中的水熠熠闪烁，海中的水却漆黑无边。渺小的真理可以用文字讲明白，而伟大的真理却保持沉默。
17.20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鲁国人，鲁哀公曾派他向孔子学礼。
率直的孔子。我对你有意见，要让你知道。
不要看“予无言”，孔子没有与孺悲见面，实际上自己的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就在这“辞以疾”的借口中，就在不见面中，就在“取瑟而歌”中，就在“使孺悲闻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孔子与孺悲明晓了。
17.2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名予。
钻燧改火：古时的取火方法。燧，上古时取火的器具。被钻的木四季不同，一年一轮，故称改火。
本章，孔子和宰我谈关于孝道的话题——“三年之丧”。宰我是孔门言语科的代表，很会说话，讲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无理也能争三分。在宰我看来，为父母服丧三年，实在是太久。君子的职责在于行礼乐，可是三年都在服丧，礼必坏，乐必崩。人情当如此，再看看自然界。旧的谷子已经吃完了，新的谷子已经成熟，取火用的木料也轮换了一遍。钻燧改火，是古时的取火方法，所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正好是一年的期限。总之，宰我认为为父母守丧一年就足够了。
孔子没有讲那些理性的大道理，只是从情感上来问宰我，父母去世了，你却吃着精细的米饭、穿着华美的衣服，你心安吗？没想到宰我回答“安”。孔子无话可说，既然你自己心安，就这样去做吧！
这不是代表孔子认同宰我，而实在是在这件事情上，宰我是“下愚不移”。孔子说“予之不仁也”，也就是讲宰予就不是个人。孩子出生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父母去世后守孝三年，这是天下一致的礼制。宰我也得到了父母三年的怀抱之爱啊！可是，轮到要反哺父母的时候，怎么就这般无情了呢？
孝是伦理的根基，是政治的基石，此基不牢，地动山摇。本着为了礼乐盛行的名号，结果却成了礼崩乐坏的导火索。实在是应该警醒。
读本章，知宰我“勇于创新”，但“创新”就真的好吗？未必。有些道理是千古不变的，变一变就很麻烦。
17.22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博弈：博，古代的一种棋局游戏。弈，下棋。
本章，承接上章。宰我也颇如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情况。孔子认为这种人是“难矣哉”！想成就德行太难了呀。怕的是无事生非，《大学》云“小人闲居为不善”。所以，不如去下棋，消遣时间。这不代表孔子赞赏下棋，赞赏消磨时光，而是这也比无事生非好。
17.23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勇就如天上的风筝，义是那根手中的线。纵然风筝是主角，但线才是真正的操盘手。君子以义作为最高准则。若是只讲勇不讲义，就会闹乱子，而且可能是大乱子，比如叛变、暴动，都是有勇无义。市井百姓、凡夫小人没有大的能量，有勇无义就会做盗贼，为非作歹。
稍不留神，就会走向反端；偏离正道，就会适得其反。神和魔鬼的住所往往非常近。
17.24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讪：诽谤。
窒：阻塞，不通事理，顽固不化。
徼：抄袭。
讦：揭别人隐私。
君子有所好，亦有所恶。孔子说，君子厌恶专门揭别人短处的人，厌恶居下流却诽谤思想高尚的人，厌恶勇敢却无礼的人，厌恶自以为果敢却固执、不知变通的人。子贡厌恶的是“抄袭别人成果却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谦逊却自以为勇敢的人，揭别人隐私却自以为正直的人”。
17.25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斯语，可谓人人皆知，影响极大！在这里，“女子”与“小人”并言，而且皆被视为“难养”。于是，长期以来，人们将此视为孔子“轻视妇女”的证据，几乎家喻户晓。近代以来，受平等主义、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不少人更是由此对孔子及此语耿耿于怀。当下，从电视中的“百家讲坛”再到人人解经，由此语所引发的争议纷繁复杂。
孔子的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引发了人们这么多的思考，恐怕是孔子始料不及的。更为重要的是，此语不仅被视为孔子歧视妇女的有力证据，也直接影响到对孔子思想的整体认知。尤其近代以来的激进时期，它被认为是历来妇女地位低下的开端，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始作俑者，也成为孔子难以推卸的“历史罪状”。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复兴，诸多学者力图从新的角度进行解释，仅仅对这19个字，就有许多“正解”“新解”“辩证”“我读”出现。
毫无疑问，在经典诠释中，应坚持经典溯源的方式，以经典解释经典：回到孔子所传承的文化和生活的那个时代，方能探得孔子“女子难养”说的真实含义。
值得注意或者必须注意的是，在文化观上，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之制，显然，尧、舜、文、武等古代先王对孔子影响很大。尧、舜时代较远，周代制度就是“损益”前代而来，按照朱子的解释：
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
因此，孔子应当更加推崇文、武、周公之制。由此我们想到，孔子崇尚“文武之政”，熟知周代文献，那么，有关孔子的一些“拿捏不准”的言论与争议，可以结合周代典籍中的言说进行理解，这或许是一个切实合理的途径。
孔子晚年曾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对被后人视为“儒家元圣”的周公可谓魂牵梦绕，由此我们想到，孔子的言论应该与西周初年的周文王、武王、周公言论属于相同的“话语系统”。那么，将人们理解有歧义的孔子“语录”与周初的思想结合比对研究，应该是一条合理的途径。
孔子时代，周初的历史文献大量存在，《礼记·中庸》记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这使孔子得以了解与效法“周政”。在阅读周代相关历史文献时，我们欣喜地发现，周初存在的一个观念对于理解孔子“女子难养”说颇具启发意义，这就是“小人难保”。我们相信这是解决这一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打开孔子此语之谜的钥匙。
《尚书·康诰》记载了周公告诫康叔之语：
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当时，周公刚刚平定管叔、蔡叔与殷人勾结的叛乱，《康诰》就是这种背景下对被封于卫地的康叔的嘱告之辞。这里，“小人”指百姓、小民。孙星衍疏引《释诂》云：“保，康，安也。……小民不易安也。”小民不易安，应当在治理时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天威之明，惟诚是辅”，在民情中可以得到应验。欲安其民，就应当重视他们，就要尽心尽诚，而不能苟安逸乐。总之，因为“小人难保”，就应当重视“小人”。
在《逸周书·和寤解》中同样有“小人难保”之语。该篇记周武王的话说：
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
这里的“小人”同样指小民、百姓。依《周书序》，本篇是周武王将灭商时，在商郊“明德于众”之作。武王要求众人重视小民，不能与小民争利。尤其重要的是，这里说因为“小人难保”，故应“惟事惟敬”。小民很难护养，就要事事施之以敬，这正是周人传统的“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
孔子思想与文王、武王、周公等一脉相承。由周初文献我们知道，孔子说“小人难养”不仅不含有轻视“小人”的意义，反而是反映出他对这一群体的重视。那么，孔子说“女子难养”应该也不是什么轻视女子。
在孔子的表述中，无论“女子”还是“小人”，其所谓“难养”，具体在于“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也就是说，“女子”“小人”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他们既不可“近”，也不可“远”，因为把握不当，容易造成“不逊”或者“怨”这样的消极结果。
所谓不可“近”不可“远”，是一个需要具体掌握好的分寸、尺度。所谓“不逊”，就是不驯顺；“怨”则是埋怨、怨愤。《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
作为普通民众的小民，一般不容易领会“君子”的意图，在与君子相处时往往会产生茫然、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君子对待民众就应当注意不“近”不“远”。《孔子家语·好生》记，孔子谓子路曰：
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不逊以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从已。
孔子认为，君子用心指使耳目，把道义作为勇的基础；小人用耳目指使心，把不驯顺当作勇敢。所以说君子被摒退也不抱怨，让他带头也能做好表率，使别人能跟着他做。上章，子贡所说“恶勇而无礼者”的话。所谓“勇而无礼”，就是“不逊以为勇”。君子可以“退之而不怨”，而对待小人，如果“退之”，就难免出现“怨”，这其实就是“远之则怨”。
在《孔子家语·好生》篇中，还有曾子的类似表述。曾子说：
狎甚则相简，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其庄足以成礼。
小人既然确实有这种不知“远”“近”的茫然与狭隘，君子应如何措手处理？曾子认为，既不能过分亲近，也不能过分庄重而显得疏远。过分亲近就会简慢，过分庄重就不能亲近。所以，君子般的亲近足以结交朋友并使彼此欢悦，君子般的庄重足以成礼。孔子非常赞赏曾子的言论，认为君子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就要不“狎甚”、不“庄甚”，以“礼”约之，以保持好的关系。这其实正是孔子言说“小人难养”的本意所在。
对“小人”如此，对待“女子”自然也是一样。在本章中，“女子”与“小人”是被绑定的并列主语。梁漱溟先生说得好，孔子的那些话，包含了他“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孔子学说原是从他对人类心理的一种认识而来”。孔子熟知历史知识，了解民性。他一定认识到，商周时期女子社会地位较低，受教育程度远远不及男子。在经过他整理的《尚书》中，就有商纣王妃妲己“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说法。春秋时期的家庭结构更是男主外、女主内，女子很少参与公共社会活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她们受到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因而大多数女性缺少文化教育，极少参与社会交往，难有志向抱负，视野不开阔。历史上对《论语》的注解，也多从女子性别特征着眼，遂有所谓女子“其意浅促”“无正性”“志不在义”“惟酒食之议”之类的理解。其实，孔子说女子“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他对女性在心理情感依赖倾向的认知，究其原因，既有文化教育问题，又有心理性格素质问题。
不难理解，孔子此语是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对“养”者即君子所说的，这是春秋社会的实际状况。孔子特别强调要了解“民性”“民情”，《孔子家语·入官》记孔子说：
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
这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女子”与“小人”，都要注意“政均”，不能“近”，也不可“远”，以更好地让他们恭敬、不怨。朱熹也是这样理解的，他认为是“庄以莅之，慈以畜之”。
就政治管理而言，孔子此言是说对待“女子”与“小人”都应当心存一份敬畏和戒惧。周初武王、周公说“小人难保”，丝毫没有轻蔑“小人”之意，那么，我们也可以确定，尊崇和效法周政的孔子言“女子难养”，也同样不会带有任何轻蔑、歧视的意味。孔子的意思是，不论为人处事，还是为政治国，都必须处理好与“女子”“小人”的关系。对于为政者而言，这更是必须慎思的问题。对“女子”和“小民”，需要注意如何与他们相处或役使他们。要取得他们的拥护、理解与支持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他们过于亲近，他们就难免简慢而不驯顺；如果疏远了他们，就往往会产生怨愤。孔子此语，也体现了他对“女子”和“小人”的重视、关注和深切体察，这恐怕也是孔子斯语的题中之意。
17.26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因为，“习”可变“性”，所以，教育和学习富有意义和价值。但是，关于学习的时机，《学记》云：
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错过了教化的最佳时机，到了本该不惑的年纪，却还不明白事理，被人厌恶，那么这个人便终身到此为止了。
读到此，再读本篇的首章，为何孔子要对阳货“唯唯诺诺”，既然说不清，就不用再讲了，还是源于对人之情性的理性认知和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