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获得的净私人资本流入形成的官方外汇储备，主要以股票投资的形式存在。要实现世界经济整体平衡，至少需要有一些发达国家能以本国货币轻松借人外债，并形成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货币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盯住的发达国家如果持续承担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那么世界经济就无法稳定，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沃尔夫认为，保持世界经济稳定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为世界经济创造一种全球性单一货币。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但马丁．沃尔夫本人也承认，当前创造世界单一货币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2009年4月2日的G20峰会前夕，沃尔夫在3月底撰文认为，过去30年来的宏观经济规则已经被彻底颠覆了。这将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对制度和秩序进行新的调整，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危机正改变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赞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他说：“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那样，我们需要远离建立在单一国家货币（美元）上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他不惮于对吸引全球瞩目的G20峰会“泼冷水”，但对此次峰会依然存有“期待”：希望各国能就全球短期的需求计划，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胆改革达成协议，G20仍然可能成为全球向新秩序迈进的一个起点。
2009年3月11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巴耶夫在阿斯塔纳举行的欧亚经济安全论坛上提议，创立采用统一结算货币的世界货币新体系。2009年3月16日，在俄罗斯总统新闻局的官方网站上，俄罗斯提议建立“超主权”的“超级储备货币”，并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新的国际金融组织以发行机关的地位。
在周小川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发表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管、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伯格斯坦4月9日在《金融时报》撰文，支持周小川的建议，指出“取代账户是一个多赢建议：美元持有者可即时获得分散的货币组合，美国可避免美元急泻的风险，欧洲也能预防欧元大幅升值，全球体系可去除巨大的不稳定之潜在威胁”，而且“今次是中国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首次提出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建议，单是这一理由就值得认真对待”。
美国国内也传出了对周小川提议的赞同之声。当日，世界单一货币协会（Single Glotal curreney Association）发表声明，强烈支持周小川的提议。
世界单一货币协会是美国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成立于2003年，宗旨为推进区域货币联盟，最终走向世界统一货币和统一中央银行。该协会主席莫里森·庞帕斯认为，周小川行长的提议是积极而可操作的。这不仅是一个良好的提议，而且透彻地提出了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为改革铺平了道路。
他知道很多民主党的智囊团拥护世界单一货币。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克林顿时代的经济政策顾问等，就是全球监管和世界单一货币的拥护者。相信这些人会影响美国今后的政策。
庞帕斯说：“显然，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美国过度透支美元信用是不可持续的。这已经伤害到持有美元的投资者和普通居民。事实上，虽然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向全世界‘收税’，但是这对美国自身也是有害的。这种模式需要改变。美国拥护世界货币联盟也有利自身。奥巴马也许会在任8年，这8年将是美国从单边行动向拥护世界货币过渡的重要时期。我将继续强烈呼吁奥巴马修改他的立场。”
世界单一货币协会有着明确的终极目标，那就是通过教育和劝导，争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80周年，即2024年时，建成一个全球货币联盟，在全球中央银行主管下实行世界单一货币。
该协会认为，单一的全球货币不能是现有的任何主权货币（如美元、欧元或日元）的扩张形式，也不需要从以一个国家为基础的汇率转向另一个同样的汇率制度。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根本性的变革——向世界单一货币过渡。
该协会主张，世界单一货币将由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治理委员会和单一的国际中央银行负责管理，各成员国必须遵守规定的财政纪律标准。随着世界单一货币的使用，市场将不再需要昂贵的货币兑换，也不需要为应付汇率波动而进行昂贵的对冲。货币投机、货币失败的风险和收支失衡问题都会消失。这种货币对真实价值的交换将更加有效。
庞帕斯在2009年3月30日接受中国《第一财经H报》采访时谈到，当前的金融危机将是世界单一货币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很多政治领袖、学者和媒体都在呼吁或报道，这将传播世界单一货币的观念。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知道了这个观念。
庞帕斯说，美国政府现在一定是反对的。不过，奥巴马上任之后，情况已有所不同。他谈到，在欧洲，法国和德国都十分在乎本国历史悠久的货币，两国不仅是竞争对手，历史上还曾是世仇，不过它们克服了困难，联手推动了欧元。意大利人起先很反对欧元，他们往往通过操纵里拉贬值来获利。现在美国可能也会和当年的意大利一样。不过，他们会很现实，会被世界货币的好处吸引。
在访谈中，庞帕斯列举了建立世界单一货币的主要经济效益。
首先是能够节省汇率兑换成本。现在的货币兑换中，因差价等原因，全球每天要损失40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个估算：假设一个旅行者拿着100法郎去欧洲各国旅行，每到一个国家就换一次当地货币，在旅行过程中一分钱都不花。当他回到巴黎的时候，口袋里就只剩下不到50法郎——仅仅是换汇就让这个旅行者损失超过一半。这还没有算上因汇率浮动带来的风险的问题，还没有算上银行卡的折扣问题。
其二，“外汇储备”、“经常项目账户”等名词将成为历史。当然，贸易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依然会存在，但是这些问题不再伴随着外汇储备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国家不必维持高额外汇储备。
第三，汇率浮动和外汇投机将会成为历史，国家性或地区性货币危机的风险也降为零。比如拉美的比索危机或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
第四，再也没有所谓的“国家操纵汇率”一说。国际贸易将会显著上升，而这将带来更大的乘数效应。
第五，通货膨胀的风险将显著缩小。试想未来的全球中央银行就像现在的欧洲中央银行一样，制定并取得一个公认的、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我并不是说要消除通货膨胀，那样的话会使全球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不过，一个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将比现有的通胀率更有利。
第六，随着汇率风险不再存在，资产价格将上升36万亿美元，这将带来9万亿美元的全球产出增长。总之，世界单一货币从根本上保障了货币体系的稳定，而这正是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初的目标，也是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多年来，天下英才议论纷纷，不乏真知灼见。其中世界单一货币大方向正确是共识，但多不看好其现实可行性，一般以为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可以作为先行的过渡步骤。
诚然，实现世界单一货币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采取何种路径，都不可能强求任何国家或地区放弃自己的主权货币；恰恰相反，世界单一货币不仅在初级阶段必定与主权货币共存共荣，而且需要经历一个与政治进步相辅相成的漫长历史性过渡时期。
蒙代尔教授也许为了缓解这方面的疑虑，2000年11月8日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货币：目标或是妄想？”（One World Currency estination or Delusion）的论坛上说明：“我想最好不说‘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货币’，改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货币区’为好。货币区的定义是固定汇率……世界货币者，不必要是单一货币，除非彻底改变政治大环境，比如火星人进犯，迫使我们只用一种货币，否则每个国家仍然爱用自己的货币。”
那么有没有什么初级的世界单一货币方案，可在各国保有自己的主权货币的条件下，与区域货币一体化同时并举，从纵横两个维度着手交叉推进呢？答案总是语焉不详。如果说有，似乎仍然停留在形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特别提款权那里，没有看到什么突破性的新鲜概念。
最终的世界单一货币体系的形成，也许有待“地球共和国”剪彩之日。但今天我们可以，而且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用于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初级世界货币体制。
这种初级世界货币，应能与一切国家或地区的主权货币共存不悖，但必须超越一切国家或地区的主权货币，不受任何强势货币的操纵利用，得以摆脱铸币特权、浮动汇率和货币储备等困扰，具有高度稳定性、可操作性和无可置疑的信用地位。这样的初级世界货币能够消解现行无体系的体系导致全球货币大危机的可能性，进而引导全球货币体系在横向大联合（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基石之上朝向世界单一货币的高度升级发展。
下一章试图运用创新概念，勾勒出一份有望满足上述要求的初级路线图。
专题三：货币理论小议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当代名家，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被标榜为西方经典教科书式的经济理论，都饱受谴责。
这场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是“新自由主义”，被指责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工人家庭的犹太裔美国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主张新自由主义而闻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两位著名的“粉丝”——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他关于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经济运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教义，对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有人说：“假若我们说20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是凯恩斯及马克思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是属于弗里德曼的。”今日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弗里德曼被指难辞其咎。
不同于逻辑严密和实验验证的应用科学理论，现代经济学理论常常同哲学或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相联系，不同门派可以一个说东，一个说西，各说各话，甚至连一些基本定义还闹不清楚；即便用了数学手段和电子计算模型，其假设条件往往有很大的主观性或随意性，实践结果可能同立论南辕北辙，于是什么令人大跌眼镜的咄咄怪事都可能出现了。
在货币理论领域，由于货币的物化特征明显，比较接近自然科学的对象，所以货币理论较之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差异性小一些，较少直接的极端排他性，更多交错继承发展的因素；但一旦用诸宏观经济，仍然可以导出大异其趣的货币政策。
最早见诸文字的货币理论可以上溯至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大臣单穆公（单旗）提出“子母相权论”，主张国家既铸造重钱（大钱），也铸造轻钱（小钱），重钱和轻钱同时流通，相辅相成，以适应大宗商品交换和小额商品交换的不同需要。
春秋晚期记录齐国政治家管仲言行的《管子》，对货币问题有相当系统的阐述。
《管子》中与货币有关的学说包括：货币通施（通货）说认为货币乃“民之通施（通货）”，是古帝王为方便商品交换而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流通手段，共设计制造了“三币”，即“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
人君铸钱立币说，或称货币国定说认为货币铸造权属于国家所有，强调国家要掌控货币，不可假于私人。
工商业作用说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互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货币工具说认为货币是国家手中的一个工具，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是“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国家不但要垄断货币铸造权，而且要运用好手中的“货币工具”。具体做法是通过国家对货币的“敛”与“散”，即通过“回笼”与“投放”来调节以粮食价格为主的各类商品价格的高低。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就是说流通中的货币太少，通货紧缩，物价就会走低，而流通中的货币太多，通货膨胀，物价就会走高。或者说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国家要随时通过货币的“敛”与“散”，来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使物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浮动，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实现治国安邦。
《管子》的货币理论，特别是关于“敛散”和国家责任的学说，已经把握了货币流通规律的精髓。汉以后，中国社会发展渐趋停滞，虽时有涉及货币理论的论说，但不见其超越《管子》的总体水平。《管子》中强调王权主宰的唯上观念，则备受后日王朝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