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是实行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手。中国以非常明确的立场，尊重和支持东盟推进地区一体化的主导作用。东盟内部的多元性是很明显的，宗教传统、民族习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差别极大，内部常常会有很多矛盾，但是东盟似乎特别善于把多元特征作为一种正面资源加以利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是能够形成共识的。东盟的这些特点，对于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具有非常好的经验借鉴作用。
东盟十国的领导人已达成共识，在2015年前消除贸易壁垒，创建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经济共同体。
1997年，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并承诺为这一基金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
1997年12月15日，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东盟各国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主要就21世纪东亚地区的前景、发展和合作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共识。
1999年11月，东盟lO＋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
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东盟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清迈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简称《清迈协议》，通过了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范围扩展到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合作条款。涉及的合作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并在东盟与其他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两国问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
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的诞生唤起了人们对于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热情，一年以后，这一构想已经获得了实质‘的进展：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ian SwapArrangement，简称ASA）和《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Net Worlk of Bilateral Swaps and Repllrchase Agreements，简称BSA）。
2001年11月5日，第五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重点就加强东亚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广泛交换了意见。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会上提出了推进东亚合作的五点新建议。会上中国和东盟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零关税。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六国已于2002年将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降至0～5％。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四国将于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达成时间表，规定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建成自由贸易区；2015年和东盟新成员，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建成自由贸易区。届时，中国与东盟的绝大多数产品将实行零关税，双方的贸易将实现自由化。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启动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预计2010年建成后，它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同时它将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该自由贸易区覆盖逾19亿人口，GDP总量近6万亿美元，面积约1 400万平方公里，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具经济潜力和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
2000年11月东盟10＋3财长会晤后，中国、日本、韩国开始与东盟国家商讨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BSA）事宜。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和各个东盟国家的3个BSA已经发表，其他的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的4个BSA已经进入谈判的高级阶段。这种互换安排主要是对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国际融资的补充。
目前各成员国在10＋3框架下先后签署了16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365亿美元。
2006年5月4日，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会议于印度海德拉巴召开，会议对《清迈协议》的主要原则进行了修订。根据修订后的原则，各国在启动双边货币互换过程中，将执行集体决策机制。这是《清迈协议》的重大变革，将有利于《清迈协议》由原来的双边化（“一对一”协议）向多边制过渡，包括一国同时与另外几个国家的“一对多”协议。
2007年11月18日到21日，第十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通过了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及《2007年至2017年10＋3合作工作计划》。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凝聚共识，再创辉煌》的讲话。
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等亚洲13个国家的领袖2008年10月24日在北京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的早餐会上达成协议，将于2009年6月前成立800亿美元的联合基金，以防止区域金融危机并捍卫本国货币，特别是针对出口萧条等引发的美元枯竭问题，确保成立外汇的共享渠道。其中，中国、日本、韩国已同意提供80％，的资金，其余由东盟成员国共同出资。
2009年1月22日，东盟10＋3财长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为增强亚洲地区货币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意将筹建中的外汇储备基金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
2009年5月3日，东盟10＋3财长在印尼吝厘岛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将在今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根据达成的共识，中、日、韩三个亚洲主要国家的出资份额总共为80％，中国（包括香港）和日本同为最大的出资国，各出32％（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6％（192亿美元），东盟十国出资20％（240亿美元）。其目的是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调节成员国国际收支的暂时性不平衡，维持汇率稳定。
这可以说是一个东亚货币基金的起步架构，其功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类似。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资越多，可获取的资金越多”的照顾富国的规则不同，中日两国同意从储备库提取的外汇数量不超过其出资规模的一半，韩国同意只提取等额外汇，而东盟各国可动用的外汇上限可达到其出资规模的2.5～5倍。
这一机制有意设计成让资金实力较弱的东盟国家多受益，提高弱小、后进国家在未来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支持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另外，1985年，南亚的孟加拉、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组成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Cooperation，SAARC）。2004年1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呼吁加强经济整合和建立共同货币。其后有学者斯威塔·萨克赛娜在匹兹堡大学的学报上撰文论证南亚应在2020年建立经济同盟，发行通用货币。
地处南亚的印度不是东盟成员，但已成为东盟的观察员，近年来颇为积极地参与东盟的谈判，表现出了加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强烈兴趣，可能会成为东亚共同体的近期合作伙伴。
2006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其全球经济战略中提出了一个包括16个国家的东亚一揽子经济合作协定构想（东盟＋日中韩＋澳新印）。以上二者都属于中期构想，需要在有关国家间逐渐达成共识。
这些举措，无疑意味着亚洲正朝向亚洲货币基金，甚至建立亚元区域货币的目标大步迈进。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中北美洲的货币合作和拉美国家的“美元化”，以及规模不大的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本轮金融危机迫使世界各国努力规避美元霸权风险，区域性以至跨区域的货币合作势头方兴未艾。
无论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导向稳定、繁荣、发展的区域性货币合作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对立物，而恰恰是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并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
世界单一货币呼声高涨
1979年，纽约时报首次使用了“世界单一货币”（Single Global Currency）一说。
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哈佛教授理查德·库柏在《未来货币体系》（A Monetary System forthe Furure）一文中提出了“激进”的改革设想，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世界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央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超主权的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改革的步骤是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即在数年内，先实现汇率目标区制，lO年后实现美、日、欧三极的单一通货制，最后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
在1984年12月31日的美联储波士顿会议上，库柏宣称：“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激进的下个世纪的选择方案：所有的工业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有共同货币政策的共同货币，并建立联合的货币发行银行以决定货币政策。这个建议在不久的将来的确是过于偏激，但可以提供一个远景目标，来指导今后的步骤。”他说，“这个单一的货币制度实在太激进，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是难以面对的。
但25年后，它就不那么过于激进了。”
库柏估计的25年后，即2009年的今天，世界单一货币大计确乎到达了势必启动的历史性关头。
较富代表性的还有法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斯于1993年提出的相当激进的终极改革方案，其要点为：1．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账单位；2．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账单位；3．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代之以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4．禁止货币竞相贬值；5．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产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6．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并为一个组织，并成立地区性组织。
2004年，在纪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60周年之际，英国资深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专家、现《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发表文章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面临两难困境，其原因是全球没有一种单一货币，世界经济需要一种全球货币。
沃尔夫认为，国际货币体系采用浮动汇率制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三大特点：
第一，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本输入国和净债务国。
第二，过去30年中，大规模净贷款流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两个时期，都以金融危机和贷款突然逆转而告终。
第三，整体来看，最近发生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
沃尔夫认为，世界经济出现上述三大特点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为全球货币不稳定。
这位惯于对全球经济进行精辟而深刻分析的英国经济学家究其原因，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存在一大悖论，其实就是特里芬悖论的一种现代形态的诠释。
他说，世界经济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能力以本币在海外借款。1999＿2001年问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所有债务中，97％以五种货币计价，即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即使是智利这样运行良好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无法以本币借款。正因为债务的货币构成有限，净借款必然带来币种搭配不当，而这可能对世界资本流动和各国经济造成致命影响。
当某种货币的汇率暴跌，净借人者将蒙受巨大的资产损失。背负大量外币净债务的债务人如果无力偿债，将导致金融机构倒闭。
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启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仅要保持经常账户平衡，还应把流入的外资再次利用，其中主要是美国国债。
但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巩固国际收支状况和限制外币净负债上做得越成功，它们面临要求货币升值的政治压力就越大，而货币升值将迫使低通胀国家陷入通货紧缩或者货币“流动性陷阱”的困境。如果一方面让货币升值，另一方面又通过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来抵消通货紧缩的影响，将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承受贸易收支逆差以及经常账户赤字的风险。如果无法持续吸引外资流人，就必须由净外债来填补国际收支不平衡，从而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这样，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产生了经济悖论。所以，整体上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希望限制外币净负债，使本国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强劲，并抵制货币升值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