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的上午11时，我在海鑫大厦七楼李兆会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他坐在刚刚装饰一新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正在打一个国际长途，说着口流利的英语。屋内的人不少，主要是和我们一同来的几个记者和该团的工作人员。他好象有很多事办，有些应接不暇。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采访在上午未能开始，只好约定晚上进行采访。
晚8点，我们来到李兆会的办公室里等他。陆秘书说他到运城市里开会去了，一个小时后能赶回。晚9点，李兆会回来了，他对我们说：“让我先休息会儿，我去洗下脸。”然后我们就十分随意地共同围坐在一个长桌前，我力求创造一个可以互相沟通的气氛。和我们一同采访的还有《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三名记者。应该说，自2003年2月18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临时董事会，任命李兆会为集团新董事长以来，全国各家媒体及社会各界对于这样一个年仅22岁，在国外生活了5年的海鑫集团新“掌门”抱有浓厚的兴趣。
李兆会担任海鑫集团董事长的60多天来，极不情愿地接受过媒体采访。采访过程中，都是由辛存海陪同。辛存海似乎成了海鑫集团的代言人。因此，人们很难感觉出来李兆会的为人。
我们也正是带着社会各界对李兆会的各种猜测、假设和议论开始面对李兆会。
采访开始时，李兆会的六叔李文杰对记者多少带有一些不信任感，使得我们在采访之初就出现了沟通上的障碍。有几次我和李文杰之间甚至发生争执，这几乎使得我对李兆会的采访无法进行，一度陷入了尴尬。李文杰主要是认为我对李兆会提出的一些问题是不能回答的。然而，“六叔，让我试一试，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可以应付得了。
他们无非是想了解李兆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理想，成不成熟，能不能接过李海仓的事业，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李兆会的几句话不仅打破了不和谐的气氛，而且使他迅速找到了新任董事长的感觉。
李兆会显得很干练和从容，他的谈话，似乎是一种内心独白，也把我带进他的内心世界。
现在把当时的谈话整理出来（为了便于阅读，我加上了小标题）。
自卑
舌，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我的感受。如果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认勺采访是完全可以进行的。
张志勇：你是拒绝回答吗？你不要认为我们是在采访你，我只想和尔聊聊，我不知是否能表达好，但我可能只能用这种提问的方式来和你交谈，要不我怎么说呢？怎么说都回避不了这样的问句，我知道，你面寸自己父亲的遇害很痛苦，我也尽量想回避这些。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年我才9岁。
李兆会：你能很好地回答我吗？
片刻的僵持。
张志勇：价值观肯定会有所变化。
李兆会：的确，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当时我的脑子是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之所以会反问你们，也是想测试一下我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就在简短的一问一答之中，我发现李兆会的反应要远比同龄人成熟。或许这就是父亲李海仓去世对他产生的一大影响。父亲突然遇害对李兆会而言，或许是他的成人仪式。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李兆会再用自己的语言把在座的每一位都带进了他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李兆会：尽管我出生在山西偏远的农民家庭，但是当时父亲的生意已经崭露头角，和农村其他孩子比起来，我算是平稳地渡过小学生的。那时，我不愁吃、不愁穿，无忧无虑，学习也很好，但是对企业是什么还是一窍不通。我上初中之后，家里条件已经优越了许多，在学书里自我感觉十分好，总觉得自己见的世面多，我一时成了“孩子王”
玩得时间开始变多，读书开始不专心，也慢慢开始翘课、逃学。我上二时，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当时在外奔波的父亲对我的变化开始批评指责。
面对父亲的这些批评、指责，我觉得“你都没有关心过我，甚至有一次去学校看过我，又凭什么管我？”当时内心深处是想不通的，矛盾。我曾经一度想辍学，也跟父亲说过“让我帮你打工”之类的总之就是想方设法地推卸责任、推卸罪名。那时我一门心思不想读书。
父亲问我，你不读书，将来干什么？于是就决定把我送到太原的一家私立学校去读书，我当时不理解，甚至有点恨父亲。初三那年，我父亲只给我够日常生活开销的钱，让我头一次感到，钱自己不去赚是没有勺。后来我明白这是父亲有意地让我体验一下人生的酸甜苦辣。
初中毕业时，我的中考成绩一般。在一年独立生活的日子里，我长大了一些，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于是我向父亲提出自己想换个环境出国见见世面。当时父亲同意了，他为我联系的是一家美国学校。就在签正已经拿到手之时，身在澳洲读书的六叔李文杰不同意。他说，担心我年纪还小，自控能力不强，会学坏，建议我到澳洲学习，这样他也可以顾我。这个建议被我父亲采纳了，于是我就到了澳洲一家离市区60公里的私立学校开始了自己的高中生涯。
我觉得我的一大转折点就是在澳洲。我刚到那个学校时，班上只有两个大陆人，由于语言、种族的问题，尽受人排挤，吃尽了苦头。除此之外，我还要照顾自己的妹妹（李兆霞——作者注），开始慢慢尝试不再依赖别人。有一次回国后，我到父亲办公室玩，一个服务员拿出一张纸条说是我父亲写的。本来是想逗我的，可是却把我“逗”哭了。那张纸条上写着：“我太累了”。看过之后，自己开始感到自己不对，感到自己以前对父亲不理解，开始为父亲考虑。
在澳洲的日子，虽然父亲不在我身边，但是我已经开始理解父亲，或许当时的理解程度还不够深，但是毕竟我能够站在父亲的角度为他考虑了。
李兆会坦言说，以前自己一直不敢直面父亲，是因为自卑感在作祟。曾经也恨过父亲，恨他不关心自己，恨他忽略儿子的感受。但从那一次起，他开始和父亲主动交谈，并且告诉记者，最让他感动的是在太原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父亲在他身边陪了7天7夜，尽管父亲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父亲宁愿在医院里办公，也不离开儿子半步。那是他和父亲在一起呆得最长的一次。
马璐瑶在一边插话问：你和父亲有过深入的交流吗？
李兆会：2003年1月22日之前的3个月，我写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父亲的。
马璐瑶：你在国外一般是用什么方式和父亲、家人联系交流呢？为什么会写这封信呢？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李兆会：一般是打电话。之所以想写这封信，是因为经过这几年在澳洲学习、生活，我发现自己开始对父亲、企业、家庭、母亲的看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想和父亲交流一下这些感受，但是发现有些话是很难在电话里表达的，于是就有了写信的念头。那封信的内容是告诉父亲自己春节不回来了，要利用假期补功课，并且也想在电脑网吧兼职，尝试一下打工的滋味。
说到这里，李兆会哽咽了，眼圈也渐渐泛红。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第一封信居然成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最后一封信。记者了解到在这封信中，李兆会劝父亲少抽烟，少喝酒。
从男孩变成男人
张志勇：你是怎样知道父亲不幸的消息的？
李兆会：海鑫公司通知我奶奶病了，让我赶快回家。我马上打电话问母亲，奶奶病得严重不严重？当时我还顺口问了一句，我爸在哪儿？
母亲说，你爸去公司了。听到母亲沙哑的回答声，我还以为是母亲在为奶奶的病着急呢。不过我在澳洲的阿姨在帮我订机票回国时的话让我起了疑心。她说，不久前还在北京见过我父亲，她告诉父亲，我喜欢车，父亲出于对我的喜爱，还说以后我可以办一个汽车制造厂。当时我就始犯嘀咕，明明是我奶奶病了，你提那么多我父亲的事干嘛。
我非常偶然问了那位阿姨一句，是不是我爸出事了？她连忙说：有，没有。当我想上网去看看新闻时，她催我快走。我就没有上成网直接去了机场，我又给父亲打了一次电话，没人接。
买机票后，我在想是不是父亲发生了车祸，他在医院里呢？我还悄地对好朋友讲，如果是我父亲出事了，我是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的，好果真是那样，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在香港机场转机后坐在飞机的最后一排，我注意到自己前面的两个香港女孩在读报纸消息，她们说，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遇害身了。当时我下意识地打开了香港《华声报》，在头版头条上赫然写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遇害身亡。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眼泪也流个止，久久不能思考。当空姐过来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时，我擦干泪，说：给我一杯咖啡吧。然后就把这张报纸收起来，放在口袋里。再这杯咖啡的“陪同”下，我一路行来。
下飞机后我问来接自己的人，到底怎么了？当时自己除了急躁烦，就没有别的了。母亲怎么样了，妹妹知道吗等一连串问题让我没有主意了。我一下车，就被公司围上来的人换上了孝服，当“悼念李满仓”的公司横幅映入眼帘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父亲的灵前的当时我没有哭出声来，但是眼泪却吧嗒吧嗒地流出，我跪上去说，爸我回来了……
说着说着，李兆会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当时的那一幕似乎重现了。我忙给他递过面巾纸。采访因此而中止了一会儿。之后，我他断断续续的回忆中知道，在他看到父亲灵前的照片时，他和父亲以的点点滴滴就像拍电影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除此之外，他脑中片空白。
李兆会：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以前自己放学时根本就看父亲，那时父亲还在上班，而当自己上学时，父亲还在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