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说心里话，李海仓事件发生的当天，我就知道了，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和他接触并不多，但印象中的李海仓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并没有那种拥有几十亿资产、大企业家的作派。现在想想，我对这个事件的出现非常痛心。但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们对财富有这么大的仇视心理。我想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一些低保人群、农村的贫困群体还同时存在。小平说过，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20年中，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钱人毕竞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没有富裕起来，这就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另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相当一些怀才不遇的、想做企业家但没成企业家的、想成功但没成功的人，不过这些人中很少有人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检讨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成功？包括在我自己的企业，有些人被炒掉了，就觉得当老板的都为富不仁，但是在三五年后他们又都回来找我，说只有自己当了老板，才理解了老板的苦衷。让一个普通人真正去认识一个企业的创造者、领导者是非常难的，尤其在一个特殊时期对我们更不容易理解。李海仓事件出来后，让网上的网民去认同企业家、企业财富的创造者对社会的贡献是有作用的，很难。我们费了力气，发展了事业，创造了就业机会，交纳了税金，反而还挨骂，这让我们感到很痛心。
李义平：今天谈财富，应该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去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社会还处在传统的社会中，处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时期。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历来就有一种均贫富的心态，这种心态也可以认为是仇富的一种表现。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口号是：杀富济贫。这说明在对待财富问题上，中国社会现尽管市场经济在逐渐深入，但在制度变革的另一方面，社会的文化、社会的观念往往是非常滞后的。虽然在法律上是要保护私人财产，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上依然是传统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上没有典型的私有产权。另外也没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观念就是平均，就是嫉妒。嫉妒的结果是你搞的比我好我就要把你拉下来，而羡慕就是你搞的好我要比你搞的更好。嫉妒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越来越穷。
浮躁的心态
袁扬：我对李海仓遇刺的事起初其实并不关心。一个人遇害，我首先感觉的是治安问题。后来深层次的想法就是为什么要刺他？被刺的人是什么身份？另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社会的矛盾太多，贫富差距太大。这种事情发生在哪个个体上，哪个工作岗位上都有可能。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对财富所暴露的各种心态，这是个心理问题。我认为社会应该对这个群体给予关注，不要激化。富起来的应该继续富，因为富裕到一定程度肯定就会为社会创造价值。物质极大丰富后，肯定就是精神上的丰富，也就是自我价值的体现问题。在种种压力下，现在人们普遍都有一种非常浮躁的心态。一部分人老是琢磨做点什么能发财。我认为要化解这种心态，舆论的导向非常重要。从我个人来讲，对于拥有财富的人，首先我是羡慕，中国这么多人能成功，说明有一定的实力。第二我不嫉妒。第三我希望自己拥有财富。对于现在已拥有财富的人我不怀疑，因为他们可能有他的来源渠道，与我关系不大。从我的心态来说，做好自己的工作，按规矩办事，创造自己的价值。
张涛：要想平息这种仇富情绪，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路程。中国正处在转轨时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多元化、文化多元化、阶层多元化。多元化的状态就是整个社会的话语权分散。大家都有权说话。互联网上的声音不奇怪，是正常的。过去都憋着，现在都释放出来了，是社会开放进步的一个体现，也是一种话语权的表现。只不过听之任之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李义平：中国社会是一个需要树立典型的社会，每个时代要有每个时代的英雄，仇富心态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政府应当倡导和创造一种既能使富人放心致富，又能让穷人心态平衡，并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富人的环境。爱护、保护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保护企业家涉及到政府应该干什么的问题，需要政府的承认，包括保护产权、财产、合法经营和生命。一方面在发展中，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家还跑到国外去，或者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为什么呢？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资金从不安全的地方到安全的地方，人也从不安全的环境中到安全的环境中，资本从回报低的地方到回报高的地方。所以这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如果仅仅认识到市场经济而不认识到后面一步的话，那么对市场经济就是没有真正的认识。总的来说，这种仇富的心态产生于自然经济，产生于阶级对抗的社会，有其必然性，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已经不存在阶级对抗了，已经是共同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在这种情况下，仇富心态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可怕的心态。
财富的“责任”
韩伟：我是1982年开始创业的，我用3000块钱养了50只鸡，一养就是20年。这期间，我的鸡场由50只到2万只、10万只，到1992年，我共养了50万只鸡。我认为，作为企业的经营者要有利可图，但不能惟利是图。20年的创业历程，其中的酸甜苦辣成我样样尝过，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对别人诉说，而应该用实际行动改变人们对财富的看法。以我的企业为例，我们在产业平台上有2000多个就业岗位；在营销平台上给城里的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下岗女工创造就业机会，也有近千人成为导购员。其实，一个企业的发展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尤其是民营企业，这就是企业包括富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但网上对这些富人的评价却一塌糊涂，这会让很多企业家感到冤枉，我觉得现在人们需要消除一种观念，就是银行贷款不是银行把钱给企业家，而是企业家负债。企业用这部分钱来盘活资金，创造财富。这些钱不是白给的，对企业家来说是债台高筑。
我认为，实际上财富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符号。而且对于企业、企业家来讲，财富就是一种责任、压力。虽然现在我有五六亿元的资产，但这些财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觉得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被人认同，而恰恰我们很多企业在一定层面上不被认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社会有责任，企业家更有责任。企业家要有高度的责任感，首先遵纪守法、爱国敬业，把企业做扎实，对国家有利，以一个表率的作用来影响一个地区，并带动一片。
其实，任何人的财富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不要把它戴上姓张、姓王、姓李还是姓赵的帽子，贫富差距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穷富本身就是个矛盾。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应该化解矛盾，而不是去激化矛盾。
张涛：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还要加强行业自律。不要去抱怨什么，同时还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其实，面对这种仇富的心理，好多东西都值得人们反思。据说，最近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企业投资都转向苏南，尤其是台资和民营企业。一方面可能因为文化原因，台湾和苏南地区都是我国文化积淀很雄厚的地方，而广州却被形容成文化沙漠，整体环境不利于商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多数人认为，广东小作坊式的商业经营意识特别广泛。这里的民营企业一般都做不大，早年发家的一些人，或者包了二奶送到香港，或者买名车、豪宅大肆挥霍。其实，他们在有了一定的资金后，也想使企业发展上一个档次，但由于他们的实际水平有限，所以，他们只能停留在那个档次，这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就导致有了钱不知道自律，而去胡作非为，比着烧钱，比如给某歌星献花花多少钱等等这些事情，尽管是少数人的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形象。柳传志曾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香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也是一个文化沙漠，大家到处随地吐痰、乱扔香蕉皮。当时，李嘉诚就提出要以一个企业的诚信、一个企业的规范化来带动整个香港社会的稳定，要用企业的文化建设给整体社会的建设带来清风。事实上，一个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单元，应该积极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如果全体企业家都可以这样想，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才一定会得到净化。总体来看，一个人只有达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才能知道去讲文明。当然这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完善，同时企业家的自律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改善财富环境
李义平：那么，如何看待富人的问题？我想从猿到人的一刹那人们都想富，但人天生就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能力机会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富了，对社会贡献大，既然是自己干的，那么大家都应承认他。再有一种心态就是均富，但如果这样，这个社会就完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劳动者吃企业的大锅饭，这就引申成了一种社会的行为；其实我们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行为都跟产权有关系。在国外长期形成了一个铁一样的产权关系，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公事要用公家的电话，私事就要用自己的电话。而在中国，在我们在这种产权基础上演绎了一种观念，连人都是国家的，用公家电话办私事也为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比较穷了。到底怎么富？一种是社会诱导之下的人们通过自己从低层次的徒劳对应到高层次的徒劳对应；另外一个社会诱导信号，就是以往已有的生活经验和道德积累根深蒂目，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行为。
张涛：中国在转轨时期的大量富人是靠寻找中间时间差的机会发起来的。应该说相当一批民营企业从目前的状况来说，只是利用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遇，我更愿意把它界定于时间差的机会。由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正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不规范走向规范、非市场走向成熟的市场发展，有好多的机遇可利用。但是从完整的意义上来讲，从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讲，从产业结构来讲，从企业发展的态势来讲，还远未达到成熟，这是一个大状况。因此《福布斯》给出的一个评价是：中国大量的第一批发财的人是利用了时间差机会和对资源的垄断而挣钱的。但显然这样的一批企业正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依靠合理经营，依靠非常成熟的企业运作，使企业发展。显然由于我们还存在制度的不完善、管理的不完善，大量的中国富人是在潜流下存在着，没有露富，没有把自己的财富表达出来。因此《福布斯》说，“给我们的统计带来了困难”。
这恰恰折射出中国社会财富分布的大写实。
李义平：我们还应看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舆论应当引导人们在以下的问题上有深层次的认识。首先要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其实我们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知之甚少，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是承认贫富之间的差距。市场经济向每个人提供相同的机会，然后才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能干的越能干，不能干的越不能干，这是一个马泰效应。党的十六大要求市场分配首先解决效率的问题，然后是政府来解决公平的问题。如果按市场调节的话，肯定要承认贫富的分化，应该承认能干的人对社会贡献大。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之下，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大。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贫富之间的差距，如果不承认就没人去搞。另外，搞市场经济就应该承认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主体。历史说明、党的文件证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保护民营经济。同时要认识到挣钱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富人要比穷人做的贡献大，包括安排就业，开创的许多未知的领域、产业，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社会的中流砥柱。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就是缺少企业家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企业家组合起来，就会按照市场的需要发明创造，就不存在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另外，富人的消费，绝对是穷人的机会，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如果像地主那样把钱都藏到瓦罐里，如果不消费的话什么事都自已干，那么穷人永远穷，失业的更多。我们对富人的贡献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资本家不应该是贬义词，应该是指有资本的人。其实民营企业家的一沓沓的钱，只有前几沓是自己能用的，后面的那些都在给社会做贡献。
此次座谈会的部分内容见报后，在“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