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仓出生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川口村。
在近代史上，闻喜县出了几个让人记得住的名人。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有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全国植棉劳模吴吉昌，而吴吉昌就是东镇人。我们在中学时曾学过的课文《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写的就是吴吉昌。
李海仓在1995年、2000年两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于199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一个小镇上先后出现过两个“全国劳动模范”，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闻喜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名胜古迹很多。现存有唐玄宗所书的御碑和韩愈撰文，祁隽藻书写的裴度平淮西叛乱的“平淮西碑”，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闻喜县的文庙，创建于北宋咸平元年，现存大成殿和五龙影壁修葺一新。闻喜古代历史上就是出人才的地方，见之史册的有地理学家裴秀、文学家郭璞、历史学家裴松之、法学家裴政以及唐代名相裴度、南宋名相赵鼎等。仅裴氏一门历代做过宰相的就有五十九人，做过将军、尚书、御史等的达二百多人。正如宋代名相司马光所说：“闻喜士大夫之林薮也”。据说，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对闻喜县的“宰相村”十分感兴趣，还特意嘱咐专人要好好研究研究。
据史料，闻喜在东周、西周时属晋国曲沃。战国时属魏，秦时改曲沃为左邑县，属河东郡。西汉元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巡视途经此地，欣闻平南越大捷，遂将左邑桐乡改为“闻喜”。东汉、三国、西晋时均属河东郡。南北朝时属正平郡。武成二年改属绛洲，隋、唐、五代时均属绛洲。后汉、北宋、元、明时属解州。清改属绛州。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直属山西省政府，民国3年属河东道，民国16年复归省管辖，民国26年归第七行政公署领导。1947年闻喜全境解放，归晋绥边区第十一专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山西省运城专署，1954年临汾、运城专署合并为晋南专署，闻喜属之，1970年晋南专署又分为临汾、运城专署，闻喜复归运城管辖至今。
闻喜地处山西南部，沿同蒲铁路南下，过临汾、侯马即入闻喜县境。这里山河雄伟壮丽而多姿多彩。东部中条山层峦叠翠，林啸水吟。
西部稷王孤峰独标，中部涑水河谷平坦富饶。这里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土壤肥沃，矿产丰富，自然环境优美，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自汉武帝巡视经此闻破南越喜改左邑桐乡为闻喜至今，已有2100余年历史。这里有新时代、仰韶、龙山时期和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有春秋战国、汉、唐、宋、清等时期的古墓群。有后稷教民稼穑、董文奉帝使豢龙的传说。
闻喜县辖7镇13乡，342个行政村。717个自然村，人口37万人，其中非农人口4.5万人。
东镇，北依峨眉岭，南临涑水河，同蒲铁路、大运公路、太风公路穿镇而过，属省建制镇，面积75.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万人，驻镇有解放军3534工厂、五四一总公司、省第八地质勘探队、五四一总医院、二三九五医院等九个中央、省、地级企业和单位。
近两年，我主要致力于对中国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研究，山西省我先后跑了几次，这使我对山西十分感兴趣。在区域上，山西所处的位置不东不西，有人把山西说成“不是东西”，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山西是最具有历史价值的省份之一，我曾有篇短文，对山西省有个大略的勾画。
附
略读山西
能让山西人引以自豪的是山西的历史。
山西人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看深圳；中国100年的历史看上海；中国300年的历史看北京；中国500年的历史看西安；中国5000年的历史看山西。
凡是来过山西的文人墨客，无不感叹山西遍地是国宝。
这国宝是指山西的古建筑、雕塑和壁画。尤其是山西的古建筑堪称全国之最。宋以前的古建筑留存至今的70％在山西。唐代建筑五台山的佛光寺更是“原汁原味”，我国近代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之为“第一国宝”。而其雕塑、壁画、彩塑、石窟、古城、大院、民居……无不吸引着来山西的客人。所以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的美誉。
古代的山西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有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我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著名的政治家蔺相如、狄仁杰等；著名的军事家廉颇、霍去病、关羽等；著名的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柳宗元、白居易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光、关汉卿、罗贯中等等。
中国四大古典美人，山西就出了两个，貂婵和杨玉环。
山西，这个内陆区域，位于黄河中游，华夏文明即内陆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水、黄土坡养育了黄皮肤的炎黄子孙，并生生不息。黄河从晋陕两省间流过，不知疲倦地奔流着，站在壶口旁，涛声阵阵，奔腾怒啸，耳边会响起那著名的诗句：怒吼吧，黄河。
山西另一个特点是煤多，山西省三分之一的地下埋藏着煤，已探明的煤炭储量有2000多亿吨，居全国之冠，尤其是以品质优名扬四海。
全国1/4的煤炭产量和一半的出口量都来自山西。
今天的山西浓缩了中国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采煤历史。
山西得益于煤炭，同时为煤炭付出了发展的代价，如环境污染、产业结构等诸多问题。
一位经济学家说：山西和太原是一个概念，是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地方。
在我看来，解读太原市必须要先读懂山西。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这个区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太原市没有文化，山西的文化就是太原市的文化。
说山西，必须要说到晋商，尤其是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的山西票号曾在中国金融界活跃了近一个世纪，作为当时“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并遍布全国各地的山西票号，为金融领域开辟了一条安全、便捷的流通方式，基本垄断全国的汇兑业务。那时的山西人素以善能持家理财而闻名，晋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广纳财源，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无数古建大院，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等都是山西商人聚财守财的例证。同时我们发现，山西票号对我国19世纪2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促进我国近代新兴银行的兴起方面都是功不可没的，它影响了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
山西的票号发源于平遥。我于两年前专程去了平遥考察，走在平遥城里，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我面对这“世界文化遗产”惊叹不已。
我来到被称为我国“第一家银行”的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票号旧址，从一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房间，迟迟不愿离去，可以想象当年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仍能感受到繁荣时的遗迹。就是日升昌票号的产生结束了我国官府或商人采用的异地运款方式，汇款者持一纸汇票便可到异地支取。在我看来，这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伟大的贡献。
晋商的如日中天，使山西得“海内最富”之誉。然而这是一百年前的山西，到20世纪初，山西票号开始衰败，并败落得“体无完肤”。
晋商的衰败之谜，后来成为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今天的山西人和那时的山西人的差异。
著名学者余秋雨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散文《抱愧山西》，但当我考察了山西以后，我不知余先生对山西有什么可抱愧的。“抱愧”，在我看来有一些太“小资”了。
晋商是走出去的文化，有《哥哥走西口》为证（显然不是就这一首山西民歌就可证明充分）。那时的晋商全是走四方的，有“腿长”之称，但山西人“不愿徙”。据说今天在外打工的很少有山西人，山西是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可不知今日的山西人为什么就不走出去呢？
晋商奉行的是“学而优则商”，而今太原人的价值取向是做官。
晋商有“有耻”赞誉，显然讲的是信誉，凭诚信才能做票号。可在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山西假酒案，震惊全国，小煤窑，屡禁不止。
山西“海内最富”，白银汇兑业务达2200万两，但都是买地盖房子，以求光宗耀祖。而今山西省的存贷差额达800亿以上，大量的民间资本无用武之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成长的速度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而资本形成的速度愈快，经济成长率愈高，反之便愈低。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实业家将这些储蓄用于兴办实业和设立工厂，那么钱本身对生产和经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贡献，整体经济仍是落后的。山西的资本产出率不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思考。
余先生把晋商的衰败归于外因和战乱等等，这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如从历史形成的文化角度及票号内部的体制等方面深入研究的话，会发现，传统文化既造就了晋商，同时也毁灭了晋商，毁灭晋商的大敌是人治、封闭、保守。
山西晋商的衰败至今仍是一面镜子。
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区域性的经济和区域性的文化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区域性的文化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使我对区域性的文化及背景抱以更特殊的偏爱。对区域经济的分析、解剖和研究，必须要先读懂整个区域的文化和背景，这样才能跳出很多经济的问题看经济，从中能发现经济发展中最本质性的东西，能找到“根”。
我不厌其烦地说这些，其目的就是要把李海仓和海鑫集团放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来看。同时我感到，李海仓作为一个个体的成长和存在，同样离不开区域文化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