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璠
于丹在其《论语心得》中注解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把其中的“信”解读为“信仰”，认为人民没有“信仰”是不行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中国人的认同。当今中国的种种乱象，许多人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包括一大部分精英们也在大谈特谈“宗教信仰”，似乎只要中国人有了“宗教信仰”，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又一次“抬错了棺材，哭错了祖宗”！王老师一句“中国人是不需要宗教信仰的”，石破天惊，唤醒了沉睡的集体无意识。
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中国先民们早在周代以前，就已经是“无神论”了，已经是“参天地而化育”的民族。我们的先民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了经天纬地的《易经》。早在七千年前，他们就开创了灿烂无比的“玉器文明”，巧夺天工，“比德于玉”。在中医的历史上，有着“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感人故事，有着《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等光照千古的伟大医著。中华民族还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我们的先民们以“诗歌”教化人民，赞美自然，顺应大道，天人合一。这样伟大的文明，何曾有过“宗教信仰”？在先秦的儒、墨、道、法、兵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天道”、“地道”、“人道”，而不是当今我们所谓的“宗教信仰”。即便是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文化的融合下，也逐步转化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乃至进一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禅文化”，彻底远离了宗教信仰，深刻影响了中国唐宋元明清的历史。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印文明结晶的智慧，而不是宗教信仰。当然，中国自古以来，也不是完全没有“信仰”，只是信仰文化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国的历史恰恰显示，越是“宗教信仰”流行的时代，越是中华民族堕落的时代；越是“智慧”彰显的时代，越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时代。
孔子所谓“民无信不立”中的“信”，不是“信仰”，是“信用”或者说是“诚信”。一个民族的人民，如果没有了“诚信”，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巨大问题，不是什么“信仰危机”，而是“诚信危机”。许多人之所以不讲诚信，是因为他们丢掉了智慧。所以，归根结底，中国人更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信仰”。关于这一点，笔者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加以说明。
就像一个人，在身体疼痛之时，该怎么办呢？三种类型的人，分别采取三种态度。第三类人，遇到疼痛时没有办法，只知道呼天喊地、哭爹喊娘，痛苦不堪。这种人就是“没有智慧，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很可怜。第二类人，在遇到疼痛时，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吃鸦片。吃了鸦片，疼痛暂时可以消去，但并没有真正解决病根。所以，鸦片麻醉性过去后，又会疼痛，于是，又要接着吃鸦片。他们的逻辑就是“疼痛-吃鸦片-暂时止痛-感受到人生短暂的快乐幸福-麻醉消失-再疼痛-再吃鸦片……”。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吃鸦片”的基础上的，离开了“鸦片”，就会痛苦。这种人就是“有宗教信仰，而没有智慧的人”，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快乐，可是他的快乐是暂时的，不究竟的。第一类人，在疼痛来临时，他会怎样呢？他首先能够面对痛苦，然后运用自己和他人的智慧，分析疼痛的根源，加以医治和调理，从而解除疼痛，重新享受人生的快乐。这种解除，是从根本上的解除。这种快乐，是究竟彻底的快乐，是真快乐。这种人，就是“有智慧，不需要宗教信仰的人”。“宗教信仰”就是精神的鸦片，即使有用，也只是暂时有用，并不究竟，并不圆融。
借用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看人类世界。中国的先民们，曾经大多数都是第一类人，他们是有智慧的族类，不需要信仰。他们的智慧足可以解决人世间面临的一切问题；他们的智慧足可以与天地合一，快乐幸福，和谐万邦。他们的心中没有神仙、没有上帝、没有救世主，即使有，也纯粹是出于实用或娱乐之目的，并不真以为有。他们相信自己，他们追求的是“道”，而“道”是变动不居的。西方人，他们恰恰是文明还未得以完全开化的族类，他们是有信仰的民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信仰“上帝”或者别的什么神。他们的信仰是虔诚的，因而他们是典型的第二类人，有信仰没有智慧的人。这里所谓的智慧，是指根本智慧。西方人或许有些智慧，但缺乏根本智慧。只要他们离不开“上帝”，他们就永远是第二类人，做不了第一类人。因为在智慧的人看来，人格化的“上帝”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能暂时解除人类痛苦的“精神鸦片”，虽然有作用，可是并不能真正解决痛苦。而当今许多的中国人是哪一类人呢？很不幸，我们从第一类人，一下子堕落成了第三类人。我们现在居然是“既没有智慧，又没有宗教信仰”的第三类人。当今许多的中国人，可以说远远不及西方人幸福快乐，更无法想象我们先民的智慧生活。我们是第三类人，也难怪精英们要呼唤“宗教信仰”。因为有了“信仰”，我们至少可以升级为第二类人。这个方案，理论上似乎可行，可是在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因为当代许多的中国人，正如王老师所言，是“沉睡的兔子”。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要么堕落为第三类人，要么觉醒为第一类人。我们本来是第一类人，只不过近两百年，我们睡着了。现在，是我们苏醒的时候了。王老师说：“龟兔赛跑，哪有乌龟赢的道理？只要兔子不再睡觉就好！”
当然，人类世界永远会有三类人，我们也要允许三类人的存在，就像“人类中心主义”不对一样，自然界的一切动物、植物，都是有权利生存，更何况人类呢？只是，那些自诩为精英的人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不要以为只有“宗教信仰”才是正确的、唯一的。王老师可能是要棒喝大家：还有另外一种人，正如我们的先民一样，是有智慧的人类，他们不需要宗教信仰。
中国人不需要宗教信仰，需要智慧。
（黄东涛）
王老师还说过：世界只有两大文明，一个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宗教文明”，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智慧文明”。
所谓的宗教文明，其本质特点就是信仰，信仰作为万物主宰的上帝。宗教信仰有它的好处。有对神的敬畏，有“信望爱”，于是就能把对上帝的忠诚嫁接到世俗生活中，企业家知道要慈善，普通人知道要爱邻人，于是社会就有一种秩序。西方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之上。
但是宗教文明可能产生的弊端在哪里呢？一有所执著，一有所绝对，生命就有了限度，自信而活泼泼的人性智慧就被压抑了。此外，有了对绝对主宰的神的信仰，也就产生了绝对，产生了对立。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侵，西方近代历史上的对外侵略，“文明冲突”的提法，乃至现在的西方世界要求世界各国都采纳西方价值观，等等，都与宗教思维有关联。
近代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许多中国人不自觉地被西方文化洗脑了，谈到当前的国民素质低下，于是广大中国精英就“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地嚷起来了，就认为只要像西方人那样抱住一个宗教，社会就和谐了。
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传承，信仰从来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今后的主流也不会是宗教信仰的文化。中国人历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观人事，我们没有信仰谁；中国人有“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有“善养吾浩然正气”，有“致虚极、守静笃”，有“逍遥游”，有“挑柴担水无非道妙”，我们没有信仰谁。我们有的，只是一种对天地人的洞察，有的是建立在这种洞察基础上的自信、明白而随顺自然的生活。中国人，还是需要在明白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找到安身立命之路。
中国文化倡导自觉，于是也有一个特点：好起来，就好得无比光荣伟大，但是如果坏起来，地球人都抵不上。如果自觉自信的文化能够普及社会，那么“路不拾遗”、“以无事取天下”就顺理成章了；而如果丢失了自觉，又没有如同西方宗教那样的制约，那么就如同孔子所说的“小人反中庸”而“无忌惮”了。在当代的中国，人们感叹国民道德素质低下，官员、企业、普通大众身上，只顾自身、不顾公德的情形俯拾皆是，就是这种丢失了自觉之后的自然结果。
关于宗教文明和智慧文明的区别，再打个简单的比方来说明。就好比一个学生，他发现了学习的兴趣，他不用任何人监督而上进不已，门门功课都优秀，动手动脑能力都强，父母老师也根本不用费神，这就是中国的智慧文明；而如果这个学生必须时时要父母老师监督才能完成作业，自己并没有发现学习的乐趣从而享受学习，那么他虽然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终究达不到最好的效果，这就代表西方式的需要监督的文明。两种文明的效果哪个更好，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要做的，是重拾我们本有的文化精神，而不是去照搬西方的宗教文明。实际上，中国文化历史也证明，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我们能够接纳宗教文明，但是宗教文明不会成为文化的主流。也许我们现在离开中国文化的精髓太远，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还有一些困难，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回归自身的优秀文化精神，也自然会认同“中国人不需要宗教信仰”的论断了。
正是因为对“宗教信仰”的滥用，因为对西方中心论的皈依，我们把佛教也当成了信仰式的宗教。这从根本上违背了佛教的精神。佛教是智慧的解脱。佛陀自己就曾说，对他说过的话，不要迷信，而要去实证。我们也把道教归到宗教里头，这也是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王老师因此提出，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应该归到文化部而不是宗教局来管。因为现在一提到宗教，大家就下意识地认为是西方信仰式的宗教了。
因为认识到欧洲宗教蒙昧对人性智慧的压抑，尼采曾大声呼喊：“上帝死了！”又正如尼采所说，如果追求幸福，去信仰吧；如果要追求智慧，上下探索吧。尼采自认是欧洲的佛陀，因为他认识到佛教所展现的正是智慧，是真正的自由。中国文化的特质在禅，也正是这种智慧和充满创造的文化。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欧洲哲学家们欣赏中国的无神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向欧洲的宗教蒙昧进行宣战的思想武器之一。中国文化由此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动力。启蒙思想家们发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也可以治理得井然有序，因此大为感叹并且潜心学习。当时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几乎没有不了解中国文化的。
（郑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