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璠
“管理”一度成为流行语、时髦语。不单是企业家在谈，一些教授学者们也在谈；不单是企业经营者大谈特谈，一些政府官员们也在大谈特谈；不单是领导们在谈，普通老百姓也爱谈。在这样一个全民谈“管理”的时候，王老师的这席话，似乎有点杀风景。王老师就是这样，“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句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还要从“管理”二字的源头开始说起。美国学者在《管理的终结》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管理的历史。“管理”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奴隶制”。两个部落发生战争，失败部落的人沦为奴隶，胜利方就需要解决如此众多奴隶的管理问题：如何监督他们？如何让他们协作劳动？如何保证一个也不少？如何提高效率？等等。此后，历经两千年的演变，管理也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到科学管理、行为管理、人本管理、流程管理、质量管理等各个阶段，但其基本点仍然摆脱不了奴隶制时代的影子。“管理”仍然带有“奴役性”。
一个通行的对管理的理解，就是如何组织他人为自己工作。管理的狭义定义，以法约尔的“计划、组织、协调、领导、控制”为代表。管理的广义定义，以西方、的核心课程为代表，诸如管理学、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投资学、人力资源管理等。离开这些术语，我们就不会谈管理了。似乎管理就是这些东西。实际上呢？有着上万年文明传承的中国，自古以来，根本就没有“管理”二字，但我们的文明从何而来呢？我们的长城、故宫、兵马俑等是靠什么创造出来的？是靠“管理”吗？如果说这也是管理，那么我们的管理是不同于西方的管理，应该有不同的定义；如果说这不是管理，那么说明“管理”没那么神奇，还有比管理更基本的东西。我们被西方的“管理”二字遮住了智慧的眼睛，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以至整个民族到了一个“失语”的年代，岂不悲哀？！
说管理是最坏的字眼，也许有些夸张，但却给了我们一种醍醐灌顶的棒喝，让我们开始怀疑，开始反思，进而不再迷信，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更新的经营办法。“管理”二字坏就坏在“管”上，它会误导人们：只有管理者才是自觉自主的，而被管理者是不自觉不自主的，需要被“管”。实际上，正如王老师所言：其实，只有机器和动物才需要被“管”，而人是不同于机器和动物的，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有意识有思维的，人是可以自觉的，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人天生就不喜欢被人管。王老师经常说：白天你管理老婆，晚上老婆就会收拾你。老婆是不能管理的，是需要“爱”的。夫妻间如此，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不仅如此，当我们把管理理解为“监督、控制”，当我们把人当成机器和动物来管理时，成本是相当高的，效率是相当低的，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昂贵！首先，是监督成本。所有被管理者的工作必须监督，不然就会出问题。而监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譬如安排另一个人或者一个部门来监督检查，或者搞一个摄像机监控，或者设计一套软件控制等。其次，是协调成本。管理中有个假设，就是“性本恶”，人与人之间是不可信的，谁也不相信谁。协作机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愿，而是通过管理制度强行推动。如此管理，自然会产生高昂的协调成本，因为人为的制度总是不完备的，机械地以制度协同工作，难免会出问题。第三，是效率成本。人们在“被管理”状态下的工作效率不高，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人的潜能是无穷的。当我们不把人当人看时，人也不会真正发挥出人的能量，不窝工不偷懒打60分已经不错了，打100分的被管理者已经是优秀员工了。而实际上，如果把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他的工作表现是可以打1000分甚至10000分的。真正的经营管理大师，都是调动人的能动性、激发人的潜能的高手。而“管理”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很难达到这一功效的。
王老师经常举毛泽东“如何让猫吃辣椒”的故事。
有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三人在一起，毛泽东问另外两人：“如何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说：“强迫它吃。”毛主席连忙摆手，说：“不好不好。”周恩来说：“以辣椒拌饭，引诱它吃。”主席说：“也未必佳。”周恩来、刘少奇问毛主席有什么办法。毛主席说：“把辣椒涂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时，猫就会一边舔辣椒，一边为能这样做而自鸣得意。”
这个小故事，也透露出毛主席在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方面的领导艺术。毛泽东如此，稻盛和夫如此，杰克·韦尔奇如此，所有杰出的领导者都是此中高手，决不会用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员工和团队。
当然，禅师的话，不听不对，听也不对。“不听”之所以“不对”，是因为他的话有巨大的启发性，会促使我们去反省、去深思、去创新；而“听”之所以“不对”，是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听”，不能不加消化地“听”，不能迷信地“听”。“管理”二字，约定俗成，就算以讹传讹搞错了，现在我们还不得不谈。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大家都谈“管理”，我们其实也可以谈。只是，经过王老师这么一棒喝，我们对于“管理”中存在的负面意义就有了提防，就会赋予“管理”以新的含义与意义，正如“旧瓶装新酒”。以“管理”这个旧瓶，装上“新酒”。什么是“新酒”？就是“心的管理”。如果一定要用“管理”，就用“心的管理”，管理好“心”，才能管理好“自己”；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如此管理，才能真正发挥出人的潜能，创造出不可思议的成绩。王老师数十年以来，一直呼吁“心的管理”、“没有管理的管理”、“禅的管理”，其真正含义，我想就应该在此吧。
（黄东涛）
在欧美发达国家，人们在公共场所都很守秩序，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欧美人到了中国后，闯红灯的“积极性”比中国人还高。
我于是就想到，欧美人的秩序意识其实是通过规则管制而逐渐形成的，并不是他们内心深处对此有深切的认同。欧美的基督教传统，是上帝在“管理”人，后来发展到法律法规在“管理”人。这种“管理”并不能深入到内心深处。所以到了比较随意的环境，他们就随意得比当地人还随意了。“管理”的结果，是让人丧失了主观能动性，丧失了创造性，成为只是机械地执行程序和命令的动物。
由于多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禅文化，我有一个初步的感受就是，如果一个人真正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那么他对秩序的遵守是来自内心的，是不需要外在约束而能比较自觉遵守的。所以不论在北京还是在欧洲，在有人无人的情况下，他都会遵守该遵守的秩序。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这种自律意识，而学习禅文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让人的这种本性显现出来。儒家说的“慎独”，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使是没有人的时候，自己仍然能够遵守该遵守的原则，不会因为别人看不见而放纵。
由此我也想到，欧美的秩序意识是被动管理的结果，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慎独”和“自净其意”，却是自觉。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也是两种不同的“管理”境界。
不言而喻，最好的管理，是让人实现自觉。最好的企业文化，是让每个人内心本有的自觉性发挥出来。“最好的管理是没有管理”，应该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最好的管理，也意味着领导者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说的也是一个领导者如果懂得无为之道，自己遵循规律而为，不乱发号施令，自然下属就都乐于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和德行，整个社会就和谐了。企业也是如此。企业领导人应该身先士卒，展现出好的人格精神，展现出为人处事的到位，下属就会不自觉地效仿，这样整个企业文化就会“无为而治”了。
再说到孩子的教育。如果父母自身不能做出榜样，只依靠严格的管制和打骂而希望子女成才，这是办不到的。父母自身应该拥有榜样的力量，应该用一种良好的人生态度去自然而然地影响孩子；在理解孩子天性、顺应孩子性向气质的基础上引导孩子，才是对孩子最适合的引导。
再引《禅门狮子心》中的例子，说明领导者自身的修炼，自然会带动整个组织的自觉、和谐。书中记录高庵禅师的话说，实行教化，最重要的是领导者首先遵循道德礼义。住持人遵循道德，学人自然跟着学道德恭敬；住持人推崇礼义，学人自然远离耻辱贪欲。反之，住持人修养不好，有争斗之心，自然学人就上行下效。所以先圣都要选择德行深厚者担任丛林住持，使整个丛林自然而然地道德敦化，风气淳美。石头禅师和马祖禅师住持丛林时，英杰人士辈出，整个丛林和谐、融洽而又秩序严谨。两位禅师任意言语施为，都可以作为后世模范，就难怪丛林治理得这么好了。
（郑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