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璠
曾几何时，当我看到世界500强的名单中几乎没有中国企业的时候，内心着实自卑了一番。后来，看到有几十家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不过是中国银行、国家电网、中石油等垄断国有企业，大而不强，还是高兴不起来。笔者自己就是从国家电网公司出来的。国家电网公司就是原来的电力部分拆而成的。可是如此公司，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500强一直是我心中的情结，也是许多中国企业家心中的情结。
直到王老师喊出“中国不需要500强，中国需要500颗心-500颗圆明通彻的心”，我才如梦初醒。我们需要冷静地问自己：什么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企业究竟应该追求什么？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压迫下一路走来，方寸大乱。经过100多年的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终于迎来了祖国独立、人民解放。然而，好景不长，当我们开始和平年代的和平发展时，我们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中陷入了迷茫，方寸再一次大乱。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人的追求在哪里？中国企业的未来在哪里？中国企业家的追求在哪里？
于是，许多企业家把进军世界500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另一些企业家把进军中国500强作为自己的目标，还有一些企业把“做大”、“做强”、“做久”作为自己的目标。总体来说，这些目标还是积极向上的，对于凝聚员工向心力、振奋人心还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喊这些口号的企业，真正取得成效的还不多。为什么？还是一个“本末”问题。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本末倒置、乾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明。对于企业而言，做大、做强、做久都是“末”，不是“本”；成为中国500强、世界500强，也是“末”，不是“本”。那么根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王老师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中国需要500颗心，500颗圆明通彻的心。早在2001年，王老师就在北京大学呼唤企业家心的回归，后来又多次强调中国企业家不只缺“德”，更缺“心”。他用的语言很重，但讲了真话。许多专家用“原罪说”给企业家们开脱。的确，中国的创业环境一直不是很好，体制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但这些专家忘记了：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完美的创业环境。我们总是把企业对人民所作的“恶事”归因于环境，这是难以让人们从内心接受的。更何况，正是因为中国在转型期各项制度建设的不健全，让许多经营者有了可乘之机，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原罪说”只看到了环境不利的一面，却未看到环境有利的一面，所以是片面之词。真正的法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企业家们种下善因，自结善果；种下恶因，自结恶果。
回归到“心”，就是回归到“根本”，回归到“善因”。当我们有了“圆明通彻”的心，一切就皆有可能。如果没有这颗心，只有自私自利、妄自尊大的心，恐怕即使成了500强，也终会坍塌。王老师最早提出“圆明通彻”四个字，是源于2002年与一个广告公司老总对话时的灵感。那位老总问：“王先生，能否送我一句最简单的格言，可以终身奉行？”王老师答：“圆、明、通、彻。”笔者体会“圆明通彻”的含义，大抵如此：“圆”，就是希望企业家能够圆融、包含，要有“海纳百川”的宏大胸怀；“明”，就是希望企业家要有智慧，要做一个明白的人，要有“世事洞明”的睿智思想；“通”，就是希望企业家兼容并蓄、通达无碍，要有“融通事理”的运筹才华；“彻”，就是希望企业家追求完美、止于至善，要有“永不停留”的自强精神。企业家如真能照此四字“修心”，何愁企业不大、不强、不久？如此修心，中国企业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世界500强中的翘楚。然而，如果不修心，只求500强，结果恐怕只能缘木求鱼、煮沙成饭，终是泡影。
王老师作为一名禅师、一名智者，堪称“圣之时者”。他的话虽然“逆耳”，却是“良言”。当一个民族把“心”都丢了的时候，剩下的只是躁动、肤浅、迷茫、愚昧、狂妄、自私、空虚、堕落……企业家如何能专心用心在一个产业、一项技术、一个产品，又如何能带领一批员工克服重重困难去创造、去创新，又如何有心力、有能力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以至于“变大地为黄金，搅长河为酥酪”？
所以，当下之中国，我们还暂时不需要500强，我们更期待的是500颗圆明通彻的“心”，期待着它们带领中国广大的民众走向智慧、繁荣、幸福的明天。
（黄东涛）
我们不少企业也进入了世界500强，但是其真正的基础，与欧美以及日本的500强公司完全不同。欧美日本的500强，我们都可以看到其背后深厚的企业精神。它们能成为500强，是凭着对其民族的优秀文化底蕴的发挥而成长起来的。
日本的稻盛和夫打造了两家世界500强公司，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底蕴的魅力。他不是为自己做企业的，“动机至善，私心了无”是他常常检讨自己的标准，“敬天爱人”是他的社训。看他的成功轨迹，他是在砥砺自己的过程中，企业做得越来越壮大。
白益民先生的《三井帝国启示录》和《三井帝国在行动》两书中，讲述了日本的三井物产如何在中国乃至世界布局，创建庞大的商业帝国。在它旗下的500强企业就像母猪下崽似的容易，但是三井对500强排名从来不屑一顾。
以钢铁领域为例，30年来三井物产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参股了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的铁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上游资源产品走势，从而为挟制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钢铁企业创造条件。在中国，三井物产与宝钢又在钢铁制品、半成品、物流等各方面展开合作，宝钢在三井从头到尾的布局中，实际上成了三井的提款机，通过三井布置的经营链条源源不断向日本输送财富。我们不容易看出日本人在统合中国企业，因为他们采取的形式是合作，但是他们从头到尾的用心良苦，“闷声发财”的做法，让人可敬又可怕。不仅在钢铁领域，在中国的汽车、高铁、电视、VCD、燃料油等各领域，三井物产都有悄无声息的细密布局。虽然三井在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布局和经营成就，但是中国人几乎不知道“三井”这个名字。
白益民先生在书中介绍了一些有关三井的企业文化。比如：三井财团、住友财团的领导人以《贞观政要》、《帝王学》为事业指导；作为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并不直接拥有生产设备，整个企业活动所依赖的资本就是“人”；三井物产是否投资某个项目，主要考虑的不是短期利润，而是长远的产业发展空间；三井财团创始人三井高利（1622-1694）整理父亲生前写的文章，完成了《三井氏家规》，现在是日本工商管理的重要历史资料。这些介绍，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三井乃至整个日本企业界的文化内蕴。
而白益民先生另一个考证更引起笔者关注：“三井财团的渊源，与中国浙江地区唐宋时期的商业文化一脉相承。宋代浙江沿海地区发达的商业文明演绎出的商帮文化延续到明清时期，在中国内陆发展出‘徽商’、‘晋商’这样的典型代表。”这也从商业角度印证了王老师的看法，那就是日本直到今天的文化内涵，都来自中国文化最成熟时期-唐宋时期中国禅文化的输送。三井的商业文化受宋代商业文明影响，也应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一面。禅文化是讲究用心之道的。日本企业能够如此精密、长远、专一用心，从而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不是禅文化的一种外用吗？尽管当今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精髓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浅的层次。
在《基业长青》这本书里，讲到全球跨国大公司的经营哲学，无不都有深厚内蕴的支撑。在欧美的跨国大公司，都可以看到他们建立在基督教文明背景之上的良好企业精神。
而我们的500强内蕴究竟如何？我们能否体会到这些企业真有让人动心的企业文化，真有为顾客至诚用心的服务，真有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作出贡献的责任感……我们日思夜想地为500强的名头而焦虑，本身就是一种功利和肤浅的表现。日本人为何能安心静气地“去其名而取其实”呢？
可以说，中国目前进入500强的公司，只是以“量”取胜。我们没有研究自己的“质”到底如何。而欧美日本的500强，虽然表面上也是以“量”入选，但是实际上是以“质”取胜。他们是既有量又有质，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我们基本是只有量而没有质，只有经济效益没有社会效益。我们被一个500强名单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了。
话说清朝末年，有一个发了横财的船夫，捐了一大笔钱，得了一个七品顶戴，也努力在场面上摆出一副官架子来。可是有一次，和一些官员们在一起吃饭，这位捐班出身的大人，在拿起筷子来夹菜时，仍不改他在船上吃饭时的习惯，右手拿的筷子往左掌心一戳，把两根筷子弄得齐平。同席的人一猜就知道他是捐班出身，而且以前可能是作船夫的。饭后大家坐下来喝茶聊天，其中有一位进士出身的清廉县知事，穿的一双靴子破了，但他仍毫无愧色地伸在前面摆开了八字脚。这位捐班的船夫看见了，于是说：某大人！你的靴子破了。这位县知事听了不但没有难为情，反而举起脚来说：“我这靴子的面子虽然破了，可是底子好得很。”这是一句双关语，意思是说：我这县官的底子，是凭学问考来的，不像你老哥这个官儿是用钞票买来的。
无意以此嘲笑我们的500强企业，毕竟我们的企业在内蕴上的起步比人家晚。知耻而后勇，从此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我们的本，什么是末，我们该用心打磨的究竟该是什么。我们不能总是以一个暴发户的样子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应该在世界企业舞台上，真正拿出中国企业的精气神，拿出中华民族所引以为自豪的文化底蕴。这恐怕就是为什么王老师说，中国不需要500强，而需要500颗圆明透彻的心。
为什么目前中国企业都有500强情结呢？其用心确实有为国争气的成分，但多半恐怕是盲目追随西方的集体无意识所致，也有个人的野心。我们应该彻底看清500强的背后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此我们才不会在追逐潮流的过程中迷失，才会看清前进的正确方向。
（郑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