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按照国务卿的指示，笔者曾经给中国政府总理衙门（它由内阁的所有成员组成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总理衙门的官差是指派的，并没有囊括所有的内阁成员--译者。）发了一封急电，要求为美国的几位海军军官提供方便，来帮助其测定一条地磁亚黄经圈。过了一周，我们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不久来了一个通知：总理衙门领衔大臣将率领内阁成员于第二天下午来探望我。他们准时到达，并显出对主人健康的关心。其实笔者在与他们交往的十几年当中从未生过病。慢慢地，他们才透露出来访的真实目的。他们用最复杂而过度的恭维讲述了急件的优雅措辞和高雅文体。他们评价我发的公文用语简洁，语意清晰而且是精确的。当代的中国学者也写不出更好的汉语了。但是在这里，他们不情愿地透露了他们的愚蠢与无知：实际上他们对于急件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可以推测急件中有个要求，但是除了这一点一无所知。经过了一小时的解释，我知道不可能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地磁亚黄经圈，就只好告诉他们这个急件没有包含任何危险的内容，也没有必要去完成。他们天真地承认内阁一星期以来分组研究急件的内容。以户部尚书为首的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它涉及检疫卫生事件，因为它使用了一个与霍乱相关的字。其他人则站在总理衙门大臣一边，他们认为急件说的内容是关于火枪的。第二天，作为对这次拜访的出于礼貌的答复，协助美国海军军官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对于任何一个需要熟悉汉语，把它作为了解中国人的必要条件的人来说，上面描写的这些困难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也是难以逾越的。耐心、精确地观察以及一个良好的记忆力可以让一个人掌握足够日常用的汉字。这就是需要到达的程度。几乎没有外国人想要成为这种古老而有趣的语言的绝顶的学者。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去记忆并且判断他们的用法的话，也可以掌握更加复杂的成语。
汉语最大的困难在于言谈之中的使用。这也是使它不可逾越地阻碍着彻底了解这个民族。没有书籍可以使人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它只能口口相传。一只灵敏的耳朵，一个充满弹性的发音器官，再加上一定量的练习对于发出准确的音来说必不可少。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规则：30岁以上的人都不能再学习说出正确的汉语，因为过了那个年龄，发音器官就失去了一定的易变性。但是很多不到30岁的人，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掌握这种语言。在会讲中文的外国人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能发出最普通的中国尖叫声。虽然我成功地发出了这种声音，但是经过了17年的努力也没能发出在北京大街小巷赶驴车的人的赶车的声音。我唯一的欣慰就是其他外国人也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
试图把声音还原成文字的努力是白费力气。我们还忽视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它影响着汉语中的每一个字，它不能被任何还原系统所掩盖。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了，这就是在汉语中找不到任何表示声音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如果用其他符号代表，无论这种符号和原来的音多么相似，也会使学习它的学生带有口音。汉语音的规则是：元音简单，辅音特别，很多音对于外国人的口腔来说根本发不出来。
最好的外国专家权威不认为最接近的字母能代表这些音。也许永远都无法决定汉语中表示人的这个字是否是以j或r开头；实际的发音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音，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几乎是发不出来的。笔者曾经问过每一位在汉语方面有学问的美国和欧洲学者。他们讨论汉语中“粥”这个字应该用英语中的哪些字母表示。他得到了如下几种回答：chou, chow, chew, chau, tcheau, djou,和tseau。“鸡”这个字如何发音也同样引起争议。英语和汉语的研究专家把这个字音译成：chi, ki, dji, kyi和tsi。所有这些不同的表示法都是指普通的母鸡。
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其他东西一样奇怪。中国人似乎把握不住我们流动的发音，分辨不出l, m, n和r的区别。他们在说英语时常常把它们搞混。然而这几个音在他们的母语中是不断地并且正确地被使用的。有一大类汉语的字是以sh开头的，还有一类是以相反的hs来开头的。
如果用英语字母拼写，所有以ch, p和t开头的词，可以被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送气的ch, p和t，还有一类是不送气的ch, p和t。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把不该送气的音t发成了送气的t，或者刚好相反，他就会由于那个错误完全改变了他要说的字的意思。因此，tan的t如果不送气就是鸡蛋的意思，如果送气就是炭的意思。笔者有一次听见一位令人尊敬的牧师在一群中国听众面前向上帝祷告，他说：欧，全吃的上帝。他本意是想说全知的上帝，但是却误用了送气的ch。另一次，一位牧师惊讶地看到一位听众急匆匆地离开了他的礼拜堂，然而他本来是邀请他们坐下。实际上，他没有表示出欢迎他们，而是告诉他们不应进来。一个小小的送气的t造成了这许多的麻烦。虽然不送气的ch, p和t所代表的音于g, b和d的音很接近，但是它们还不是完全一样。虽然用这些音也能使听众明白，但是同时也阻碍了他发出准确的汉语。这个事实也恰当地说明了汉语中一些音有非常微妙的变化。
还要注意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影响着每一个汉字的发音，它使任何要把汉语转换成字母形式的努力都失败。在英语和其他大多语言中，音或者称之为一个词，向听众传达了一个单一的而且不变的意思。将这个词时的语调用来表示询问，轻蔑、讥讽、惊讶、愤怒或是其他情绪。但是这个音所传达的最基本的意思总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语言中，男人总是男人，不论这个词说出来时带有突然的爆发力来表示愤怒，还是用上升的变化表示询问，或是带有其他语调的变化。
所有这些在汉语里都不一样了。在汉语中，语调和语音本身一样，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基本意思。语调和声音一样决定要表达的意思。任何一个错了，对于任何思想的正确表达都是致命性的错误。在汉语里，当你改变了语调的时候，男人就不再是一个男人了。它也许成了一种疾病，一只夜莺，或是一根胡萝卜。它只在一个声调上是男人的意思。
普通话，外国人把它称为官话，有四个语调：第一个是高音的爆发性的语调；第二个是上升的语调，像是我们提问时的语调；第三个是弯曲的变化；第四个是下降的变化。任何一个语调所表达的意思都和其他三个语调所表达的意思全无关联。还是以“男人”这个词为例。用一声来读就是蛮横无理的意思（蛮），用二声来读就是隐藏的意思（瞒），用三声来读就是满的意思（满），用四声来读就是慢的意思（慢）。另一个音可以用我们的词“一”来表示，如果用一声来读就是“温”，用二声就是“文”，用三声就是“稳”，用四声就是“问”男人和一的英文发音分别与中文拼音中的man，wen接近--译者。。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不同的语调之间在语义上并没有任何联系。它们也说明了语调和声音对于意思的确定有同样的作用。也许英语发音中没有任何规则可以用来解决汉语的这些问题。只有一点相同，就是以升调结尾的句子可以用“是”或者“否”来回答。对这项规则的遵守成为一种本能。它伴随着不幸的外国人进入他的中文之中。然而在中文之中，它不是暗示了一个疑问，而是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句子中最后一个词的意思，并且为说话者要说的话制造了混乱。他的发音如果只是制造了一些无意义的声音，那么他是幸运的；否则，糟糕的是他本来要说的话成了一些侮辱性的话。
由于西方语言中没有这些特殊的辅音，也没有这些声调的变化，要正确地说出一个汉字并不容易，一个小错误就可能导致整个意思的改变。要想把每一个汉字都发得清楚而且迅速，就要长期坚持锻炼发音器官。笔者在开始学习汉语时，每天要花四小时按照语音语调表练习。每个音的四声都在表上标明了。这样练习了八个月，之后的很长时间还要不断地复习。
由于节奏，这些语调还有很多变化，就像是英语语法中有许多特例一样。这些变化更增加了学习的困难。例如，在任何两音节或者声音的词语中，如果第二个音节是重读音节，同时又是第四声，那么它的声调就要变成第一声。但是汉语中这些变化却使这种语言带有一种摇摆的节奏感，使得汉语特别动听。对于那些语音语调变化分明的人来说，他们的声音更像是歌唱。既然不可能只用一个声调讲话，并且在任何一个句子中声音也要跨越五个音节，这种音乐的效果也许是人们所期待的。
但是毕竟，汉语的快感是对掌握这种世界上最难的语言的不屈不挠的毅力的回报。这种快感会被讨厌的和可笑的错误所打断。这种错误如果搜集起来就可以写一本书了。一位牧师有一次告诉他的听众当救世主在地球上时，救世主走来走去吃饼。他本来想说医治病人，但是由于把一个送气音搞错了，治就变成了吃，再加上一个语调上的错误，使得蛋糕从那些病人中产生出来牧师要说的意思是“治病”，结果发成了“吃饼”--译者。。
另一次，笔者作为一个盛大聚会的主人坐在餐桌旁，我让中国男管家上一些桌子上缺少的菜。这位管家显得很困惑，询问我想要的是不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是不是要马上制作。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走了。过了一会儿这位管家回来了，表情庄重（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仆人就是这样），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长三英尺，一端有节，一端削尖的铁棒。他也许以为主人要用它打碎客人的脑壳呢。但是那不关他的事。我严肃地让他把这个厨房用的拨火棍放回原处。这仅仅是因为我把一个送气音放错了地方。
又有一次，由于接到一个紧急通知，我的厨师要安排一个大型晚宴。为了减轻他的工作，有人告诉他，他可以在糖果糕饼店里买一百只“女士的手指”英文原文为ladies fingers，直译为“女士的手指”，指西点中的手指饼干，是制作提拉米苏的材料--译者。。在命令下达后的两小时内，他坐在中国的大车的车轴上，赶车返回使馆。他下了马，走进办公室，回报说他已经找遍了北京的那个区，只买到了64个“女士手指”。要想再买36只就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我表示，他买得已经足够了，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还要雇一辆车去。他回答道：为了把它们带回来。
“你自己拿不了吗？”
他回答说：“当然拿不了，它们每一个有五六磅重。”
得到这个惊人的答复之后，我们立刻检查了他赶回来的车。我本来要买的是带冰淇淋的小条蛋糕，但是结果发现我自己成了64个鲜血淋漓的令人作呕的牛舌的主人。一个错误的语调制造了这些麻烦作者可能是将“手指头”发错成了“牛舌头”--译者。。
以上就是对汉语特点的论述，它们适用于中国五分之四人口所讲的汉语。在一些地区，语音和成语只有些微改变，这就不需要专门提及了。我要专门讲到的是沿海一带的地区，北部起自上海，一直到帝国的最南端。沿海地区从海岸线向内陆的延伸距离从五十到一百五十里不等。在这一地区，书面语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是相同的，但是口语分成了许多不同的方言。有一句老话来形容这些方言的巨大差异：河岸这边的人听不懂河岸那边的人讲话。由于中国政府异地为官的规定，那些在这些方言区做官的人只能通过翻译和他所管辖的人交流。移民到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大多来自这个地区。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并且讲正确标准的汉语这里的汉语显然是普通话的意思。作者以前的论述都是建立在普通话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涉及方言--译者。。
洋泾滨，本为上海市内的一条小河，注入黄浦江，后为中式英语的代名词
讲汉语的一章如果没有提及那种近代在租界（在那里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居留并且从事不同职业）出现的不属于任何一类的语言，那么这一章就不能结束。很少有外国人能学会汉语，他们和当地人做生意的唯一的媒介就是用“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这个词来源于当地人business这个词的发音。因此合适的术语应该是“商务英语”。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把那么多混杂的语言糅合在一起，将英语翻译成当地的方言，使用当地人理解的语法组成起来的；然而它的发音改变了以后，尽量适应了当地人的语言和理解习惯，也还能被人听懂。
下面的几个例子会显示出这种交流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并且有损尊严，它也将必要地阐明这种英语的特殊之处。读者也许感到非常惊讶，也可能不相信我说的话。然而事实表明，十分之九的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意都是通过这种古怪的乱语完成的。
一个年轻人要拜访两位小姐，开门的中国仆人严肃地告诉他：“That tow piecey girlo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这句话直译将会是：“那两块女孩不能看。第一号，上面的，洗东西。第二号，出去了，走开，走吧。”在这里，单词的拼法按照上海方言的发音习惯被窜改了；语法就介于英语语法和汉语语法之间的奇怪的混合物。下一个里面中的英语也是如此--译者。他想用这些话表明大小姐正在楼上洗澡，二小姐出去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与西方列强沟通的部门
当夏威夷岛的Kalakua国王于1881年4月在上海时，他居住在Astor House的一层套房里。两个想要求见国王的美国绅士一天早上去了旅馆，在楼梯下遇见了旅馆主人。在讲明来意之后，他们问到国王是否在里面。店主回答说我去看看，然后转过身，对顶层的一位中国仆人喊道：“That piecey king top side hab got?”（在顶层的国王醒了吗？）那个仆人简洁地回答到：“Hab got.”（已经起来了）。店主说：“Gentlemen, His Majesty is in. Pray walk up.”（先生们，陛下在里面，请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