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社会观念建立在与西方世界非常不同的模式之上。他们的思想受制于惯例、礼仪、特权等。比如对于我们来说十分正常的男女一般交往，在中国人看来却是荒谬的，必须绝对禁止的。在这个东方帝国中，男女没有机会也没有场合作为朋友在一起聚会、娱乐。
中国人很少花时间去消遣或娱乐。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来说，生活就是对抗饥饿的无休止的挣扎。他们早出晚归，勤勤勉勉，从来没有休息日。他们每年只享有三个固定的节日。婚礼和葬礼最让穷人们兴奋。在这些少有的婚礼和葬礼上，穷人们不仅能享受千篇一律的大米和卷心菜，日常所需的茶水和烟草，偶尔还能吃到极其珍贵的奢侈品：一两盎司的肉。如果他们半日没有做工，就要饿半天的肚子。同时他们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参加所谓的公共娱乐。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看上去极其忙碌，生活也似乎更加容易。多数官员非常悠闲。然而那些身居高位并受到皇帝宠幸的高级官僚却要时刻操心，可怜地劳累过度。
有一次，我询问一位朝廷的内阁官员，了解他的日常工作。这位官员老是抱怨自己每天东奔西跑，疲于奔命。他每天重复在凌晨两点从家中出发：凌晨三点到六点在宫中当差，以备皇帝在黎明前可能召见他，咨询政务；作为朝廷的军机大臣，他在六点到九点必须在军机处上班；他还是六部的兵部尚书，九点到十一点间还要去兵部处理政务；作为都察院都御史，他每天还必须在午间十一点到两点之间去都察院露脸敷衍；最后他还兼任了总理衙门的领衔大臣，每天下午两点后他必须去总理衙门办公，直到五六点钟。
1868年，总理衙门的三位大臣合影。左起分别是沈桂芬、董恂、毛昶熙。三人都是道光进士
这些都是他每天的例行公事。此外，这位内阁官员还经常承担额外性的差使。比如接受繁重的部务咨询，或去处理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必须尽其所能，将这些事情和日常差事处理好。他向我诉苦说自己从来没有在晚上七八点前回过家，从来不能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完整的饭，自己和家庭仅仅保持名义上的联系。他对家里情况的了解甚至比不上他对宫中和皇帝事务的了解。那些不同衙门周围的饭馆，他倒是非常熟悉。他在公事之余在各种各样的饭馆里休息、进餐。我见到他6个月后，这位高官就去世了。在我看来，他的死完全是工作过度，精疲力竭的结果关于此事，本书的作者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向公众介绍过。该文发表于《青年伴侣》。。
其他能干的中国官员也在以同样的方式耗费着自己的生命。他们在事实上没有逃离命运的可能性。归根到底，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权威，他们只能驱使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超负荷地奋斗，直到体力、脑力或者二者都提前枯竭，身躯进入坟墓为止。这些人都无闲享受中国人正常的社会生活。
东方的社会观念建立在与西方世界非常不同的模式之上。他们的思想受制于惯例、礼仪、特权等。比如对于我们来说十分正常的男女一般交往，在中国人看来却是荒谬的，必须绝对禁止的。在这个东方帝国中，男女没有机会也没有场合作为朋友在一起聚会、娱乐。假如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习俗进行完整的改造，这些平常的集会就不可能存在。两性交往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准则。这一准则受到严格、顽固、不允许任何例外的执行。
中国人之间，即使是多年好友之间，从不询问对方家族的女性成员的健康、饮食和生活等事，尽量避免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涉及她们。“您太太可好？”这样的问题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极普通的问候话。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他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他的人格的极大侮辱。谈话双方甚至会反目成仇。世交多年，从儿童一直到白发阶段都相交深厚的老人之间闲聊，也都尽可能地只谈及对方儿子的情况，绝口不提对方家族的女性成员，哪怕只是提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老人们之间涉及这个敏感话题的最接近的用词可能是“您家里”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表达的意思既不直接，又很容易产生歧义。为了您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两性之间严格准则，下面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1875年5月，北京得到消息说中国常驻美国的一位上层官员与一名美国女子喜结良缘。得到这个消息后不久，美国驻华公使和我刚好有机会去总理衙门办事。公使告诉我，他想就清朝外交官的婚事向总理衙门的官员表示祝贺。我忙向公使建议说，这样做有悖于中国的社会风俗，可能会引起误解。然而，当我们像平常一样，在总理衙门里按照森严的等级入座，上了茶，大家开始固定的客套寒暄的时候，我们的公使出人意料地要我向总理衙门领衔大臣恭亲王翻译：“多年来，中美两国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而近来贵国杰出外交官与敝国北部漂亮女士的婚姻必将大大加强中美关系。”我再次提醒公使。但在他的重复要求下，我只好将他的话翻译成中文，复述给恭亲王。当时，围坐在圆桌旁的除了恭亲王、公使和我以外，还有六位白发苍苍、受人尊敬的内阁大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衙门里一片死寂。每一位朝廷大员都看着自己的茶杯。没人敢接话。最后还是恭亲王抬起了头，盯着我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接着叹着长长的一口气，说：“今、日，天还真热啊！”这就是我们公使那好心好意、不合时宜的祝贺所带来的结果。
中国社会风俗不仅严禁两性共同参加的集会，甚至连夫妻也不能在公共场合一起出现。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全家进行长途旅行，这一禁令才能稍稍放宽。即使在那样的情形中，家族中的女性也要由专门的奴仆来照顾她们的起居，男性家庭成员必须尽可能地避免与她们碰面。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固有的两性关系遭到普遍忽视，并被绝对避讳。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关系的客观存在，但是没有人敢提及它，认可它。中国士大夫极少与夫人一起出现在大街上；即使有，两人也不是相伴而行，丈夫总是远远跟在妻子后面。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与夫人同乘一辆马车。如果你胆敢如此，这将无可挽回地毁掉你的声誉。
一次，北京的外国人和一些骡夫之间发生了有趣的争吵，很能说明中国人在男女关系上的东方式偏执。有群外国人想乘坐骡车（两头骡子拉的大轿子）出去做五天的旅行。其中一位先生想和妻子同乘一辆车，以便旅途中能够有个伴儿。而北京的骡车是完全能挤下两个人的。但是骡夫们马上反对，拒绝搭载他们上路。骡夫们认为这样做突破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他们在路途中会遭到责备与嘲骂。骡夫们甚至表示，即使外国人丝毫不在乎自己和妻子的声誉，他们也不愿意接这样会招惹是非的活。再多的口舌和额外的收入都打动不了他们，都是多余的。对于那些骡夫来说，这是道德问题，而不是金钱问题。最后，出游的外国人不得不更改了他们的计划。
在这里，还有一件类似的事件值得一提。它表明我们关于两性之间社会交往的观念和中国人存在多么巨大的不同，也表明打破传统观念会对破坏者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
几年前，中国政府的“幼童留美”项目的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其中一些年轻人进入了教堂和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主日学校为教会组织或者慈善团体为了普及儿童受教育程度而创办的学校。以传播基督教信仰和宗教理念为主，也兼及科学文化教育。创办于18世纪的英国，后传播至美国、欧洲，甚至世界各地--译者。学习。某日下午，有名学生从教堂出来后，按照美国的风俗和一名年轻的美国女孩相伴而行。这对年轻人正好遇到了出游的中国政府该教育项目的督学。那名学生恭敬地边向督学鞠躬，边摘下了礼帽。作为保守的儒家子弟，督学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自己负责的一个学生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一名既不是他的亲妹妹又不是他的近亲妹妹的青年女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他认为，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两个年轻人的道德已经败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那个可恶的学生的冒犯更进一步，胆敢在督学面前厚颜无耻地摘掉自己的帽子。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礼仪的严重破坏。督学认定自己要对学生的道德和教育负责，最终将事件上报给了北京政府。北京方面和督学对事件的观察和定性是一致的，都认为这一事件表明留美学生已经基本丧失了他们的良好品格和道德观念。加上其他更多的因素，留美幼童之后被全部招回，留学项目被终止1872年到1875年间，在容闳的倡导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平均年龄为12岁的孩子赴美国留学，是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些孩子日后分别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深造，在美国引起过轰动。但项目中途夭折，全部留美幼童被招回国。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的目的是培养出既掌握西方科技知识，又满脑忠君报国、纲常伦理的清王朝捍卫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该项目的失败命运。唐绍仪、詹天佑、梁诚等人就是当年的幼童。
幼童留美项目首开中美教育交流的先河，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译者。。
中国的妇女被局限在她们的圈子之内，从事相当可观的劳动，承担其他社会职责。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一样，中国妇女也对穿着、时尚等内容非常着迷，相互间经常议论。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妇女衣物的剪裁方式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衣物装饰的风格却在年年变化，时时更新。她们只在自己住处附近的幽僻之处购买需要的所有材料。据说中国妇女会赌博，甚至“公开”地吸食鸦片。但是我没有亲自证实这些说法。难以想象，妇女们在她们家中或相聚在一起喝女士们的下午茶的时候，会有什么娱乐，她们如何去打发时间。她们不劳动，因为有固定的奴仆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她们中也没有人读书识字。作为优越的女性和长期脱离劳动的标志，这些妇女都将自己的指甲保留得很长。指甲长到难以置信的长度，她们不得不戴上金银制造的“指鞘”（nail sheaths）。中国的指鞘很像妇女们缝纫时所佩戴的顶针。妇女们的指鞘很合适地佩戴在手指上，循着手指的形状自然地延伸开来。指鞘上还悬垂着精细链条串成的小铃铛。如此的装扮极大限制了她们手指的活动。中国的妇女不能像其他国度的妇女一样，制作一些琐碎的无聊的小玩意来打发空闲时光。
清末妇女
贫穷阶层的妇女则把全副精力和思想都投入到了家务琐碎、柴米油盐和冷暖衣物上去。的确，她们也喜欢扎堆，三三两两地在夏日的树荫下，或者冬天的土墙边交换四邻八舍的闲言碎语。但是她们头脑中根本没有西方思想中的公共集会的概念。
某一次，有位外国女士邀请了几位这样的贫困妇女来陪自己打发下午的时间，并准备了一些小圆面包和茶水来助兴。受邀请的妇女都是邻居，相互之间比较熟悉。茶点端上了桌子，女主人有事需离开房间一会儿，便适时地招呼客人们不要拘束，茶点随意。结果，等女主人回到房间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这些客人已经仔细地将面包分成人手一份，并将多余的一块小面包放在桌子中间后，每个人拿起一杯茶分散到房间的角落里。大家各在一方默默地消化着茶点。
民国初期的新潮女性
在中国的乡村生活中，一部分两性之间的严格的区分和清规戒律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有时被搁置一旁。春节和中秋时节，村民们会自发募集一小笔资金，用来建造廉价的席棚式的戏台，然后雇一些走村串巷的草台班子来演出一两天时间。村子里不同家庭的所有成员，不分男女，都可以来看戏。但是妇女和女孩子必须小心翼翼地坐到为她们保留的专属区域。与她们公开接触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在较大的城市中，女性有时也去剧院。通行的惯例是，她们也必须坐到专门属于她们的、被严密遮盖起来的包厢里。在农村里，男人和男孩子们，妇女和女孩子们，都需要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下地参加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男女之间的接触依然是不可能的。与隔离相对宽松的城镇生活一样，绝对的限制在特殊情况下得到了加强。在劳动者队伍中，老年妇女们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年轻男女，留意男女之间正常交谈的任何细微之处。这多么令人称奇啊！
除了两性之间的严格隔离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了我们西方人习惯的许多最高层次的乐趣和享受在中国并不存在。这些乐趣、享受与中国人的享乐观念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