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类的箴言都是教人安分守己甭管闲事的。的确在中国农耕社会，闲事可不是轻易能管的。一不小心别说好心没好报，能不惹上一身忙烦就己万幸。象李四出门在外，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精神诚然可嘉，但有那个手段吗？没那个手段可就惨了，既帮不了别人的忙，又赔了自己。轻则挨一顿暴打，重则缺胳膊少腿，回家后还不能讲。“谁知道他在外面是怎样惹事生非的，活该”。这还不算冤，要算冤还数人家设好了圈套让他往里钻，他满腔热血地冲过去，正中人家下怀，宰他没商量。
“人在对面，心隔千里”，诸如李四的事谁晓得是真是假？所以，老成持重之人身在江湖都晓得闲事少管，明哲保身。
还有王二不在其位，欲谋其政。不错，他是出于公心，但谁理他？谁听他呀？在编的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何况是他。再说“允许他谋其政，还要我在其位的官干嘛？莫非是请他来证明我食肉者鄙？他要来帮忙帮闲还可以商量，管闲事没门。如果他硬要狗打耗子也行，进来试试，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咆哮公堂、聚众闹事、蛊惑人心、目无尊长等莫须有的帽子，随便弄顶给他戴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关他个三年五载，看他还敢么！怎么他不服？想去告？哼！官官相卫，怕他个球”。唉！想想也是，官府有权有势，王二他在野之人，胳膊能拧得过大腿？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明哲保身吧！
王二不谋其政，问问乡里乡亲的事，总可以吧？那也不行！谁能担保他不会搞串联，不煽风点火，不搞地下组织。做草民的应该清楚，我当官的最乐意你们个个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彼此互不信任，互相防范，一盘散沙，走不到一起，才便于管理，便于我从中谋利。
原来如此，这闲事还真不能管，应该明哲保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能管，王二他在野之人也没那个精力。自家的油盐酱醋谁来管？吃了上顿想下顿。你们说指望官府，想都不用想，那些狗娘养的民之父母说起来爱民如子，实际上平时除了征收苛捐杂税外啥也不管。一有外敌入侵，大大小小的民之父母早抛下子民跑得精光不论，反倒过来责怪我们老百姓缺少爱国主义热情，不讲究气节，真是其有此理！身在这样的社会，不明哲保身行吗？
25、斗智不斗力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讲：“中国人的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有想去加以限制，一切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不少人觉得孟德斯鸠先生的话未免武断，委屈了我们。我大大的不以为然，翻开中国农耕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陈账，可有一点冤枉了我们？从庄子生活的时代起就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感叹。窃钩者因为有暴力倾向，所以要杀头，不比窃国者凭的是智慧，不但不会被杀，而且要受到全体人民的顶礼膜拜。
中国有句跟孟德斯鸠的观念相差不多的俗语是“打死人偿命，哄死人不偿命”。如果允许打死人不偿命，那谁都可以和官府动手动脚，基本的社会秩序则无法维持。如果规定哄死人要偿命，那统治集团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试看那些登上龙椅的君父，夺得厚禄的高官，有几个不是惯于搞阴谋诡计、玩权弄术的高手？
中国人对智斗的热衷，也在于中国农耕社会是一个讲究忠孝，讲究顺从，压抑个性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制度无疑会引起被压迫者的不满。但被压迫者不满归不满，若要付诸行动，还得反复掂量：官府既有文治又有武功，明目张胆地跟他们诉诸武力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借助于智斗，正面不行从反面，明的不行来暗的，硬的不行用软的，方有扬眉吐气的可能。于是乎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偷梁换柱、过河折桥、调虎离山、欲擒故纵、破釜沉舟、满天过海、美人计、反间计、苦肉计、空城计等计谋智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各样的争斗场中，愈演愈烈，经久不衰。
所以，中国人在名利场上的较量，大多会采用智斗而绝少采用武斗。尤其是在暂时弱小者一方，弱者跟强者争斗，硬碰硬肯定不行，明智的做法应是兜个圈子，绕个弯儿，想个法子，再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身处这样的氛围，如果谁不分对象，不分场合地坚持诚实守信，那一定要大吃苦头不可。
楚汉相争时，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项羽曾希望和无赖出生的刘邦单挑，话音刚落，就被刘邦以一句“吾宁斗智不斗力”回了个干净。在刘邦看来，好勇斗狠，那是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们干的粗活，档次低，咱堂堂伟人要玩就玩智慧，才够档次，够水平。
英雄豪杰多奇智，不爱斗力爱斗智。喜爱斗智未必是坏事，但喜爱斗歪门邪智，斗阴谋诡智则肯定是坏事。
26、静为美
提倡以静为美的价值观，从稳定农耕社会政治的角度讲作用有两条：
一它是推行封闭政策的必然要求，它与图安稳，明哲保身的价值观互为支持，目的都是为了使愚民百姓彼此隔绝开来被分而治之。因为仅仅把他们封闭在一个小小的圈子内还不够，还要让他们确立起怕管闲事，求安稳，懒得走动的理念，这才是治本之策。否则，他们还会蠢蠢欲动，惹事生非。李大钊先生就曾痛心疾首地提出：“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
二是降低愚民百姓对物质消费的需求，增强他们对物质诱惑的抵御能力。诸葛亮在他的《诫子书》中有：“静能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之说。《增广贤文》中也讲：静中观物动，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忙处会偷闲，闲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其出发点都不外乎引导世人做超凡脱俗，少食，最好不食人间烟火的君子，以尽可能多地将财物奉献给喜欢多多益善的尊长。
手段老道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帮忙文人，为把愚民百姓培养成死人多口气的静物，便精心炮制出“和为贵，静为美”的价值标准，胡扯什么：“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把静与文雅、文质彬彬强扭在一起，并坚持从娃娃抓起，要小儿“沉静立身，从容说话”；还大吹特吹静的功效，宣称静可以制动，柔可以克刚；且煞费苦心地搜罗出：平沙落雁、远浦归航、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古寺晚钟、渔村落照所谓的山川八景，用艺术的手段去深化民众对静为美的理解。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统治者和他们的帮忙文人的艰苦努力下，中国农耕社会的愚民百姓，终被驯服成一个个低眉顺眼，小心下气，唯唯诺诺，安安静静的好男人、好女人。为形象化地展示统治者创造的丰硕成果，我谨借鲁迅先生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的一个片段供世人欣赏：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人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周海婴）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