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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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彭端淑的《雪夜诗谈》及其诗歌发展观 (3)

宋代以来的所有论诗家,无论他是何家何派,在梳理诗歌发展史的时候几乎都要在其诗话或其他论诗文章及著作中沿流讨源,追溯到《诗经》风雅或者风骚,以彰显雅正、微而婉、和而庄的温柔敦厚的"当于美刺"的儒家诗教。彭端淑身当乾隆盛世,又是沈德潜以儒家诗教为中心的格调说盛行的时期,但他的《雪夜诗谈》却不以《诗经》的风雅为典范,也不以儒家诗教为规范。他的具体做法是不谈《诗经》风雅,不提儒家诗教,巧妙地回避这个敏感的问题。他的《雪夜诗谈》从选录钟嵘《诗品》评李陵之诗开始,接着录皎然评苏、李诗,而后以时为序,加上《明人诗话补》与《国朝诗话补》二卷,实事求是地评价赞扬具体的诗人及诗歌,梳理了中国自汉代开始直到清代中期的诗歌发展史。这么多的对具体诗人及诗歌的评述,却没有一处提到历代文人始终谈论的、当时也极其热门的《诗经》风雅传统与儒家诗教,可称是绝无仅有。

他在全书中提到六经的地方仅有一处。即卷下《多学》云:"六籍,文之经也;史汉、百氏,文之纬也。一经一纬,而文出其中矣。不通六籍、史汉、百氏,而求工于文,譬之却行而求前也。司马迁博极群书,杜少陵读破万卷,二公之文炳耀千古,岂不以其学哉?语云: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非彼独善也,钱与袖使之然也。"这段话先说六籍(即六经)是文之经,《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著作是文之纬,而且认为文出于经史子之中,不通经史子而求工于文就无异于南辕北辙,对《诗经》等儒家经典的赞誉可谓高矣。但联系后面的话,彭氏这话的宗旨却在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多学"的重要性,即要像司马迁博极群书,杜少陵读破万卷一样,具有丰富的学养,然后才能使自己的诗文炳耀千古。

后面他引用了俗语"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又说"非彼独善也,钱与袖使之然也",联系起来,他前面视之为经的"六籍"不过像舞者的长袖、商人的钱一样,是诗文创作的资料、素材,或者说是文人提高学养的基础。古人论诗,有所谓诗人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区别。严羽反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因此也就首肯诗人之诗及才人之诗,而不满意学人之诗,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有所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说,但他接着又说"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因此读书"多学"与妙悟并不矛盾,关键在像彭氏所说的既要长袖、多钱,又要善舞、善贾,实现二者的统一,使"多学"与妙悟相辅相成,使"多学"而获得的材料与处理材料、创作诗歌的才能相辅相成。因此,彭氏此处的六经与《诗经》风雅传统及儒家诗教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彭端淑论诗既不继承自宋末严羽以来的扬唐抑宋的传统,也没有受到厉鹗宗宋时风的影响。从论列诗人及诗歌的数量看,他评价了唐代诗人86人,是尊唐;评论宋代诗人仅有11人,似乎是抑宋。如仔细分析却未必,因为他给宋诗以很高的评价。卷中说:"《扪虱诗话》曰:'苏黄文妙绝一世,殆是天才难学。'"与严羽的严厉批评相比,彭氏之说可谓是对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以极高的评价了。他对苏轼的评价更高。卷下说:"袁中郎曰:'宋初承晚习,诸公多尚昆体,靡弱不足观。至欧公始变而雅正。子瞻集其大成,前掩陶谢,中追李杜,晚跨白柳,诗之道至此极盛,后遂无诗矣。'"虽然是引用他人的说法,却也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苏轼不仅集宋诗之大成,而且"前掩陶谢,中追李杜,晚跨白柳",就是超越了为人长期称道的六朝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及中唐白居易、柳宗元的诗歌,还追上了李白、杜甫,后面又说"诗之道至此极盛。后遂无诗矣",认为苏轼的诗歌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顶峰,此后的诗歌便走向衰微,甚至是"无诗",也即认为苏轼的诗歌及文学成就是空前绝后的。在其他条目中,他对陆游、范成大、陈师道等宋代著名诗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彭端淑不仅不尊唐抑宋,或者反过来宗宋抑唐,对明清时期的诗歌也不作抑扬褒贬,而是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来分析评价。《雪夜诗谈》卷下评价了明代诗人高启、李梦阳、谢榛、钟惺、谭元春、徐渭等15人。彭氏对徐渭评价很高。他说:"余于明人诗李崆峒外,独喜徐文长,如......皆雄伟壮丽。......一气豪放,直与崔颢、刘禹锡争长矣。"徐渭以绘画与戏剧扬名后世,而诗歌并不出名。彭氏却认为徐渭的诗歌可以与盛唐著名诗人崔颢、中唐号称诗豪的刘禹锡争长,足见明诗的成就是很大的。他还认为高季迪的《古词》、邹亮的《古意》,以及孙友篪诗、董其昌诗,"直入唐人妙境"。

他还撰辑有《明人诗话补》,从沈德潜《明诗别裁》选本中采摘部分诗人的诗歌进行评价,除了《雪夜诗谈》下卷已经评论的诗人外,还评价了刘青田、杨孟载、袁景文、林子羽、乌继善、李东阳、北地(李梦阳)、边华泉、何大复、徐昌榖、杨升庵、王元美、陈卧子、沈得舆等明代著名诗人的诗歌,两处共计约60余人,分量很重。他说:"刘青田诗一扫元人靡习,气格超然,为一代领袖。"给以政治家军事家著称的明初诗人刘基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刘的诗歌"一扫元人靡习,气格超然",也就是压倒及超越了元代的诗歌。他认为杨孟载的《岳阳楼》有才气,有诗味,说"生才不尽,杜、孟两作后,又复得此",即这首诗歌超越孟浩然、杜甫之外的所有同题材作品。

他认为袁景文的诗"声调微平,然不失为佳作",其绝句如《京师得家书》、《淮水逢张十二信》、《题李陵泣别图》"虽唐人不能过也"。他认为王子宣的《宫词》"高廷礼比之王龙标,不诬也"。他通过对比来评价李东阳与李梦阳,说:"东阳、北地(李梦阳),皆一代起衰手,而北地尤健,惜攀杜太过,为后人所诋。然终无损北地也。东阳七言亦多奇语,如《风雨叹》云:'峥嵘巨浪高比山,水底长鲸作人立。'又'阴阳九道错黑白,乌兔不敢东西奔。'直逼昌黎。"认为东阳、北地(李梦阳)是"一代起衰手",评价很高;说北地(李梦阳)虽然学杜甫太过,但无损于其诗的成就;还说东阳"七言亦多奇语","直逼昌黎"。他还认为边华泉的五言佳句"不减唐人",沈得舆的《书事》、《咏史》"感时抚事,可继杜陵。近日作者,殆难为匹",说"杨升庵诗典重高华,在当时独为一体",等等。总之,对明代诗人的诗歌评价很高,而且也不是一般的过誉之词。

彭端淑在《雪夜诗谈》卷下评论了清代诗人吴梅村、钱牧斋、陈其年、彭而述、杜于皇、陈恭尹等计19人,其中有亲友7人。在《国朝诗话补》中又评论了清代诗人约75人,其中有林古度、吴嘉纪、施愚山、胡天游、曹申吉、王西崕、杭世骏、龚芝麓、程嘉穟、周亮工、龚孝升、宋荔裳、彭羡门、董以宁、沈元沧等清代前期及中期的著名诗人。

他认为沛县阎古古尔梅的《云中怀古》诗"雄浑悲壮,直逼少陵";认为"近日诗人,往往有句可追配前人者","五言如......置之古人名句,不能过也";认为"七言如程梦孟阳嘉穟《桐庐道中》......自足上配古人,下开后学";认为"竹枝词须善采风土,雅俗共赏为上,近日王渔洋最佳",陈其年的《双溪竹枝》、彭羡门的《岭南竹枝》、王西樵的《西湖竹枝》"此数词,虽刘梦得辈,未能过也";认为"王西崕《黔中纪行集》甚佳",其《入桃源山诗》"绝无烟火气,不减孟襄阳";"粤中名宿顺德罗天尺的《南塘》、《渔子》、《石湖》等歌不愧李青莲";其《答雪南见寄》诗"雄深雅健,不愧作者"。彭湍淑说:"仁和沈麟洲先生讳元沧,余又椒园尊人也。

学富才高,尤工歌咏,长篇得意,慷慨淋漓,虽苏髯公或未能过。五言佳句如......七言佳句如......置诸唐人,何以复加?哲嗣继起,有自来矣。"彭湍淑认为沈氏的长篇歌行及五七言律诗超过了唐宋名家大家,评价之高可称无以复加了。他甚至说:"番禺僧一灵,才力豪放,余爱其五律如......超然拔俗,虽置之盛唐,未能过也。"赞扬一个不知名的诗僧的诗歌既"才力豪放",又"超然拔俗",可以与诗歌史上艳称的盛唐诗歌媲美争胜,这在诗歌批评史上是少见的。然而彭氏的评价却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根据具体诗歌所作的较为准确的评价。这都说明他有一种通达的诗歌发展观,也就是诗以代变、诗以代进的诗歌发展观,因而才能公正地客观地评价唐宋以后的诗歌。

总之,彭氏的《雪夜诗谈》体例清楚,宗旨明确,总体上持的是诗以代变、诗以代进的进步的诗歌发展观。在具体论述中也确实是以时间为序,重点突出,而且抓住诗人的主要风格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评论,肯定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不到五卷的《雪夜诗谈》中评价了二百六十多个诗人,也间接评述了诸多的诗派,因此可称一部简明的诗歌发展史。较之篇幅远长于此的杨慎的《升庵诗话》、李调元的三种《雨村诗话》,其评价主导思想的明确性、具体评价的系统性与准确性都是突出的。自然,他的这部诗歌发展史是不大完整与严密的,比如漏掉了金元诗歌,唐诗部分没有提到初唐四杰与张若虚、刘希夷等重要作家,对元稹、白居易几乎不置一词,宋代评述太简,没有提到江湖诗派、四灵诗派及宋末遗民诗人等。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