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卷上说："诗道自汉迄晋宋，能者千家。然体格相沿，至康乐而大变，缒幽凿险，博采远征，诗中之豪也。集中佳句甚夥。如......能括唐人三百年名家之美。"这则诗话主要评价谢灵运的五言诗歌，但却前后联系，认为谢灵运的诗歌风格是五言诗自产生以来的一大变化，集中佳句还"能括唐人三百年名家之美"，表现为"缒幽凿险，博采远征"，即多"缒幽凿险"的游览与探险，进而表现这种游览与探险的经历与见闻，间接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表现在写作上是"博采远征"，即辞藻华美与多用典故，而对谢灵运的总体评价则是"诗中之豪"。《雪夜诗谈》卷下后半部分的综合论述诗歌的审美与创作，则是对前面具体论述的概括与生发。这样就使全书构成了先具体鉴赏、后综合论述，以具体鉴赏为主、以综合论述为辅的体例与格局。
三是以客观评赞为主，即所谓"弃瑕录瑜，披沙拣金"。《雪夜诗谈》不记录有关诗人及诗歌的逸闻趣事，不作具体考证，不与人辩驳，以客观评论及赞扬为主，即所谓"弃瑕录瑜，披沙拣金"。诗话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以来，便有记录有关诗人及诗歌的逸闻趣事的传统，彭氏的《雪夜诗谈》却一反这种传统，直接评赞诗人及诗歌，注重诗歌的文本分析与欣赏，以增加诗话的容量。诗话、词话自产生以来就有考证名物、典故及字词的风气，而且越到后来越盛行，以致成了炫耀学问的手段，冲淡了直接评价与理论探讨，彭氏则一反这种作法，以直接评价为主。诗话自创立以来，诗人与诗派之间就有互相辩难、辩驳的风气。这种风气对诗歌批评及诗歌理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有的则显得过分，最典型者如明代的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他们往往由相互辩驳而发展到互相指责，甚至流于党同伐异，批驳攻击一点而不及其余。
彭氏的批评几乎不与人辩驳，也很少评论前代批评家的语言，有君子批评家之风。整部《雪夜诗谈》几乎都是对具体的诗人及诗歌的客观评价。在具体的评价中，他也往往赞扬肯定而不批评指责，说某人或某诗具有什么特色，取得了什么成就，而不批评挑剔指责某人或某诗有什么缺点弊病，也就是行"弃瑕录瑜，披沙拣金"时只"录瑜"与"拣金"，而不对"瑕"与"沙"做过多的指责与批评。这种不辩驳的批评有其局限，即较难对有关诗学理论展开深入的讨论，但也有长处，就是以赞扬肯定来隐含批评，便显得温和而易于为人接受，而且因为减少了不必要的相互辩驳，使诗话的容量增大。中国古代的诗话很多，比彭氏的《雪夜诗谈》篇幅长的也不少，但其《雪夜诗谈》却以五卷的篇幅梳理了近两千年诗歌发展史，批评了二百六十多位诗人，标举了很多的名诗名句，其容量超过了很多部头很大的诗话或综合性理论著作，这应该是彭氏重视立论而不纠缠于辩驳的好处。
综上可知，因为彭氏诗话的宗旨与体例与普通的诗话不同，所以容量很大，成了蔡长耕所谓的"谈诗家之集大成"的著作。蔡氏的这种评价可能过高，但却有相当道理。
三、诗以代变、诗以代进的诗歌发展观
中国古代的诗论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开山纲领开始，到汉代的《诗大序》，再到魏晋六朝的"诗赋欲丽"与"诗缘情而绮靡"，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很大的篇幅论述诗歌，钟嵘的《诗品》专门论诗，理论家的论诗使中国的诗学正式产生，并且达到繁盛的境地。其后唐代文人的诗歌创作臻于极盛，而诗学理论却跟不上创作。自宋代始，文人专门的诗话产生了，自觉探讨诗歌理论、进行诗歌批评成为一种风气。自魏晋时期文人登上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历史舞台，诗歌流派也随之产生。魏晋六朝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流派，实际上是文人集团；唐宋时期是以文人为中心的流派，但多只有领袖、旗帜，而理论纲领却并不明确，也很少流派间的互相批评与辩驳，所以只能称为准流派时期。中国古代真正的流派产生于明代，其时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前后相续，既有领袖与核心成员，也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与纲领，还有流派间在理论上的批评与辩驳，这些理论主要出现在书信、序言，尤其是诗话中，也表现在选本中。到清代，这种风气也在延续与发展中。王士禛倡"神韵"说而有神韵派，其后沈德潜倡导"格调"而有格调派。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诗歌以《诗经》为典范，诗论也以儒家诗教为中心。后世文人或在《诗经》的基础上加上屈原的"楚辞"，形成了风骚并称的局面。魏晋六朝进入文学的自觉时期，在"诗言志"的基础上又有"诗缘情"之说，以"新变"为追求，追求诗歌的抒情性与审美性，但《诗经》与儒家诗教仍然是最基本的规范，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都是如此。此后中国诗歌内蕴、风格及体式屡变，诗歌革新及诗文革新不断，但都离不开复古，即以复古为革新的手段，甚至以复古为革新的目的，而复古则往往追溯到《诗经》及儒家诗教，概莫能外。
唐代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其手段是复古，其目的是提倡汉魏风骨与《诗经》所有的"兴寄"。韩愈倡导古文革新，其思想内涵是儒家思想，其文体是秦汉古文。宋代欧阳修发动诗文革新运动，其手段依然是复古，其目的则是复兴儒家精神。至明代，前后七子为了革除台阁体的影响发起了文学复古运动，其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其后虽然有公安派、竟陵派及清代前期王士禛的神韵派、中期沈德潜的格调派以及厉鹗的宋诗派，其目的都在纠正前人他人之偏，而立自己之新之异，旗号不同，理论有异，影响不一，但复古则是一致的，或从思想内蕴上复古，或从风格美感上复古，或从体式上复古，或从表现手法上复古，或以《诗经》为典范，或以汉魏为典范，或宗唐，或宗宋，或学盛唐，或学中晚唐，都是复古，持的是诗以代降的诗歌发展观。
彭端淑生于1699年，卒于1779年，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晚于王士禛60年。王士禛(1634-1711)的诗歌创作早年从明七子入手，中年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神韵说贯穿始终。彭端淑登上诗坛的时候，神韵说已进入尾声，而沈德潜(1673-1769)尊唐抑宋的格调说正盛行。沈德潜于康熙五十四年编选《唐诗别裁》，五十八年编选《古诗源》，雍正三年编选《明诗别裁》，雍正四年进士及第，雍正九年著《说诗晬语》，表明格调说正式成熟。沈德潜以谈诗受宠于乾隆，自翰林编修连擢为侍读、左庶子、侍讲、日讲起居注，官至礼部侍郎，官居二品。乾隆十九年选《清诗别裁》，后以老告归。
彭氏小沈26岁，但中进士仅晚沈德潜7年，二人同时在朝为官达21年之久，彭氏当受沈德潜的影响，他的《明人诗话补》注明"此从沈尚书别裁选本采出"就是明证。厉鹗(1692-1752)是当时的著名词人，但也是诗人，而且是浙派盟主，一生未仕，学习宋人，编著有《宋诗纪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按理与厉鹗同时的彭端淑也当受厉鹗的一些影响。其后的袁枚(1716-1797)小彭氏17岁，而翁方刚(1733-1818)等则还没有登台，对彭氏应当没有影响。简言之，生当雍正、乾隆时期，正是沈德潜的格调派与厉鹗的宋诗派流行的时期，彭端淑应当受他们的影响，但彭端淑现存的诗话与其他言论却没有这种迹象。
沈德潜论诗强调诗歌的源流正变，他说："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然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而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寻究其指归。何者？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唐人之诗，有优柔平中顺成和动之音，亦有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由志微噍杀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诗教之本原，犹南辕而之幽燕、北辕而之闽粤，不可得也。"沈德潜宗唐，认为明代前后七子的诗歌"鲜自得之趣"，而唐诗则"各有精神面目"，所以唐诗远胜明诗。但他更认为有精神面目未必皆是，"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就不是正声，而欲"求诗教之本原"则对其就应该唾弃之，所以仅仅知道学唐宗唐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对的。
他认为明代前后七子之所以"株守太过，冠裳木偶"，就在于"守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此外，他又明确提出："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寻究其指归。""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于是他在《〈古诗源〉序》中又说："使览者穷本知变，以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他的"指归"与"诗教之本原"，就是他在《〈唐诗别裁〉序》中所说的"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此微意所存也"，也就是他在《〈明诗别裁〉序》中所谓的"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而雷同沿袭、浮艳淫靡，凡无当于美刺者屏焉"，《〈清诗别裁〉序》所谓的"惟祈合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即既在宗旨、体裁、音节等方面有所变化及创新，可以不拘一格，但又要符合雅正、微而婉、和而庄的温柔敦厚的"当于美刺"的儒家诗教，前者是可变的，后者是万古如斯的。因此，沈德潜的诗歌发展观是枝节上诗以代变而本质上则是诗以代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