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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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彭端淑的《雪夜诗谈》及其诗歌发展观 (2)

如卷上说:"诗道自汉迄晋宋,能者千家。然体格相沿,至康乐而大变,缒幽凿险,博采远征,诗中之豪也。集中佳句甚夥。如......能括唐人三百年名家之美。"这则诗话主要评价谢灵运的五言诗歌,但却前后联系,认为谢灵运的诗歌风格是五言诗自产生以来的一大变化,集中佳句还"能括唐人三百年名家之美",表现为"缒幽凿险,博采远征",即多"缒幽凿险"的游览与探险,进而表现这种游览与探险的经历与见闻,间接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表现在写作上是"博采远征",即辞藻华美与多用典故,而对谢灵运的总体评价则是"诗中之豪"。《雪夜诗谈》卷下后半部分的综合论述诗歌的审美与创作,则是对前面具体论述的概括与生发。这样就使全书构成了先具体鉴赏、后综合论述,以具体鉴赏为主、以综合论述为辅的体例与格局。

三是以客观评赞为主,即所谓"弃瑕录瑜,披沙拣金"。《雪夜诗谈》不记录有关诗人及诗歌的逸闻趣事,不作具体考证,不与人辩驳,以客观评论及赞扬为主,即所谓"弃瑕录瑜,披沙拣金"。诗话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以来,便有记录有关诗人及诗歌的逸闻趣事的传统,彭氏的《雪夜诗谈》却一反这种传统,直接评赞诗人及诗歌,注重诗歌的文本分析与欣赏,以增加诗话的容量。诗话、词话自产生以来就有考证名物、典故及字词的风气,而且越到后来越盛行,以致成了炫耀学问的手段,冲淡了直接评价与理论探讨,彭氏则一反这种作法,以直接评价为主。诗话自创立以来,诗人与诗派之间就有互相辩难、辩驳的风气。这种风气对诗歌批评及诗歌理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有的则显得过分,最典型者如明代的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他们往往由相互辩驳而发展到互相指责,甚至流于党同伐异,批驳攻击一点而不及其余。

彭氏的批评几乎不与人辩驳,也很少评论前代批评家的语言,有君子批评家之风。整部《雪夜诗谈》几乎都是对具体的诗人及诗歌的客观评价。在具体的评价中,他也往往赞扬肯定而不批评指责,说某人或某诗具有什么特色,取得了什么成就,而不批评挑剔指责某人或某诗有什么缺点弊病,也就是行"弃瑕录瑜,披沙拣金"时只"录瑜"与"拣金",而不对"瑕"与"沙"做过多的指责与批评。这种不辩驳的批评有其局限,即较难对有关诗学理论展开深入的讨论,但也有长处,就是以赞扬肯定来隐含批评,便显得温和而易于为人接受,而且因为减少了不必要的相互辩驳,使诗话的容量增大。中国古代的诗话很多,比彭氏的《雪夜诗谈》篇幅长的也不少,但其《雪夜诗谈》却以五卷的篇幅梳理了近两千年诗歌发展史,批评了二百六十多位诗人,标举了很多的名诗名句,其容量超过了很多部头很大的诗话或综合性理论著作,这应该是彭氏重视立论而不纠缠于辩驳的好处。

综上可知,因为彭氏诗话的宗旨与体例与普通的诗话不同,所以容量很大,成了蔡长耕所谓的"谈诗家之集大成"的著作。蔡氏的这种评价可能过高,但却有相当道理。

三、诗以代变、诗以代进的诗歌发展观

中国古代的诗论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开山纲领开始,到汉代的《诗大序》,再到魏晋六朝的"诗赋欲丽"与"诗缘情而绮靡",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很大的篇幅论述诗歌,钟嵘的《诗品》专门论诗,理论家的论诗使中国的诗学正式产生,并且达到繁盛的境地。其后唐代文人的诗歌创作臻于极盛,而诗学理论却跟不上创作。自宋代始,文人专门的诗话产生了,自觉探讨诗歌理论、进行诗歌批评成为一种风气。自魏晋时期文人登上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历史舞台,诗歌流派也随之产生。魏晋六朝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流派,实际上是文人集团;唐宋时期是以文人为中心的流派,但多只有领袖、旗帜,而理论纲领却并不明确,也很少流派间的互相批评与辩驳,所以只能称为准流派时期。中国古代真正的流派产生于明代,其时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前后相续,既有领袖与核心成员,也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与纲领,还有流派间在理论上的批评与辩驳,这些理论主要出现在书信、序言,尤其是诗话中,也表现在选本中。到清代,这种风气也在延续与发展中。王士禛倡"神韵"说而有神韵派,其后沈德潜倡导"格调"而有格调派。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诗歌以《诗经》为典范,诗论也以儒家诗教为中心。后世文人或在《诗经》的基础上加上屈原的"楚辞",形成了风骚并称的局面。魏晋六朝进入文学的自觉时期,在"诗言志"的基础上又有"诗缘情"之说,以"新变"为追求,追求诗歌的抒情性与审美性,但《诗经》与儒家诗教仍然是最基本的规范,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都是如此。此后中国诗歌内蕴、风格及体式屡变,诗歌革新及诗文革新不断,但都离不开复古,即以复古为革新的手段,甚至以复古为革新的目的,而复古则往往追溯到《诗经》及儒家诗教,概莫能外。

唐代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其手段是复古,其目的是提倡汉魏风骨与《诗经》所有的"兴寄"。韩愈倡导古文革新,其思想内涵是儒家思想,其文体是秦汉古文。宋代欧阳修发动诗文革新运动,其手段依然是复古,其目的则是复兴儒家精神。至明代,前后七子为了革除台阁体的影响发起了文学复古运动,其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其后虽然有公安派、竟陵派及清代前期王士禛的神韵派、中期沈德潜的格调派以及厉鹗的宋诗派,其目的都在纠正前人他人之偏,而立自己之新之异,旗号不同,理论有异,影响不一,但复古则是一致的,或从思想内蕴上复古,或从风格美感上复古,或从体式上复古,或从表现手法上复古,或以《诗经》为典范,或以汉魏为典范,或宗唐,或宗宋,或学盛唐,或学中晚唐,都是复古,持的是诗以代降的诗歌发展观。

彭端淑生于1699年,卒于1779年,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晚于王士禛60年。王士禛(1634-1711)的诗歌创作早年从明七子入手,中年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神韵说贯穿始终。彭端淑登上诗坛的时候,神韵说已进入尾声,而沈德潜(1673-1769)尊唐抑宋的格调说正盛行。沈德潜于康熙五十四年编选《唐诗别裁》,五十八年编选《古诗源》,雍正三年编选《明诗别裁》,雍正四年进士及第,雍正九年著《说诗晬语》,表明格调说正式成熟。沈德潜以谈诗受宠于乾隆,自翰林编修连擢为侍读、左庶子、侍讲、日讲起居注,官至礼部侍郎,官居二品。乾隆十九年选《清诗别裁》,后以老告归。

彭氏小沈26岁,但中进士仅晚沈德潜7年,二人同时在朝为官达21年之久,彭氏当受沈德潜的影响,他的《明人诗话补》注明"此从沈尚书别裁选本采出"就是明证。厉鹗(1692-1752)是当时的著名词人,但也是诗人,而且是浙派盟主,一生未仕,学习宋人,编著有《宋诗纪事》,在当时影响很大,按理与厉鹗同时的彭端淑也当受厉鹗的一些影响。其后的袁枚(1716-1797)小彭氏17岁,而翁方刚(1733-1818)等则还没有登台,对彭氏应当没有影响。简言之,生当雍正、乾隆时期,正是沈德潜的格调派与厉鹗的宋诗派流行的时期,彭端淑应当受他们的影响,但彭端淑现存的诗话与其他言论却没有这种迹象。

沈德潜论诗强调诗歌的源流正变,他说:"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然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而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寻究其指归。何者?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唐人之诗,有优柔平中顺成和动之音,亦有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由志微噍杀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诗教之本原,犹南辕而之幽燕、北辕而之闽粤,不可得也。"沈德潜宗唐,认为明代前后七子的诗歌"鲜自得之趣",而唐诗则"各有精神面目",所以唐诗远胜明诗。但他更认为有精神面目未必皆是,"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就不是正声,而欲"求诗教之本原"则对其就应该唾弃之,所以仅仅知道学唐宗唐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对的。

他认为明代前后七子之所以"株守太过,冠裳木偶",就在于"守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此外,他又明确提出:"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寻究其指归。""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于是他在《〈古诗源〉序》中又说:"使览者穷本知变,以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他的"指归"与"诗教之本原",就是他在《〈唐诗别裁〉序》中所说的"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此微意所存也",也就是他在《〈明诗别裁〉序》中所谓的"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而雷同沿袭、浮艳淫靡,凡无当于美刺者屏焉",《〈清诗别裁〉序》所谓的"惟祈合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即既在宗旨、体裁、音节等方面有所变化及创新,可以不拘一格,但又要符合雅正、微而婉、和而庄的温柔敦厚的"当于美刺"的儒家诗教,前者是可变的,后者是万古如斯的。因此,沈德潜的诗歌发展观是枝节上诗以代变而本质上则是诗以代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