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
一
我的基本观点是：
农民作为社会的特殊阶层，它的权力应该和全体社会公民一样受到保障，因为农民职业和背景的特殊性，以及农民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中的特殊性，使农民不能获得与其他阶层同等的国民待遇。基于农民权利现状，我感到保障农民的社会经济权和农民的话语权显得尤其重要，这也是求解三农过程中最需要用良心和恒心去真心实践的重大问题。
三农问题最主要的是农民问题，做农村工作最主要的是做农民的工作。做农民的工作是手段，做好农村和农业两篇文章才是最终目的。做农民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调整利益关系的过程，这种调整应该是把农民权利放在全社会权利分配中统筹考虑，以求得社会公平，彰显社会正义。
农民话语权是底层话语权的范畴，相对于城市话语权和上层话语权，包括政策的知情权、发展的决策权、管理的参与权、利益分配的监督权和公平的诉求权等。话语权是基本的公民权力，农民没有资格按照比例参与到国家权力机关议大事，更多农民想表达的是他身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小事，这些话语权表达渠道在哪里，对农民话语权落实的部门又在哪里？
农民话语权缺失由来已久。导致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外因是历朝历代既得利益阶层对农民的欺压，而内因则是农村文化困顿，“民贱”自卑情结作淬。
保障农民话语权就是要打破上层对话语权的垄断，建立一种机制，打造一个平台，让农民说话，并且让农民的声音尽可能走向上层。
二
农民话语权缺失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中国是一个皇权统治了数千年的社会，积淀了厚重的皇权思想，君贵民贱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大臣们一定不会忘记“民可使之，不可使由之”的儒法理念，而君臣、父子、三纲、五常这些封建伦理，更是禁锢底层人民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大山。底层人民尤其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不失语又能如何？他们除了怨命又能如何？是民主的大旗席卷了封建皇权，是平等的号召让失语的底层人民尤其是农民把独裁踩在了脚下。
2、在政治动员中主动放弃。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在人民共和国的旗臶下做了国家的主人，在地主手中分得田土的中国农民深深感谢共产党，在国家严重困难时期，农民在一次次政治动员的狂热中放弃自己的权利，当这些放弃变成制度安排，而农民又失语的情况下，就注定了日后更多的社会不公平的安排等待农民去承受。几十年以后，当上层开始梳理三农问题的时候，有人感慨，如果农民不失语，或者说农民有一个维权的组织替农民说话，中国的三农问题也不致于积淀如此深重。
3、体制和制度安排使农民最终失语。中国三十年来高度集权的公社农村管理体制，剥夺了农民的话语权，在政治第一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农民没有说话权，也不敢有说话权，生产的成果怎样分配由制度和社队说了算，公平与否农民更不可能有诉求的渠道。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尽管农民有了安排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但由于乡村治理的手段沿袭公社时期的做法，农村政治生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为维护本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曲解国家政策，恶意压缩农民参与空间，非法侵害农民正当权利，封堵农民诉求言路，正是这种农民话语权的缺失，才导致中国农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总是处于不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三
农民话语权的觉醒是改革过程中社会权利关系反复调整的结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各种农民负担不断强加给农民，结构调整中的农村步履艰难，农民增收异常困难，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有话要说，这一时期，民间农民维权组织广泛出现。在世纪之交，不堪重负的中国农民终于打破上层社会对话语权的垄断，向社会发出了抗争的呐喊。农民的话在乡村的天空释放，传遍大江南北，飞抵中南海。引起了全社会的深刻同情，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中国农民终于迎来了取消农业税后的春天。
这是中国农民民主意识觉醒，农民主张得到张扬，农民话语权得到充分表达的一次空前实践。这次实践为新的城乡社会利益格局奠定了基调，也为中国共产党审视和解决三农问题增加了恢宏的历史篇章。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又一个三中全会上，保障农民话语权写进了全会的决议。
农民有话要说。因为农民也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在时代大潮中，农民挥洒汗水却始终难以追赶城市的列车。底层农民生计之苦，发展难题，向谁去说，谁来替他们作出制度性安排？乡村僻野远离城市和国家机器，村庄管理，福利分配，里短流长，谁来体察，谁去给他们作出资源性安排？乡村社会比不得城市社会文明秩序，它充满着乡野的粗俗，充斥着掠夺和冲撞，弥漫着落后和不文明的气息。在追赶城市富裕生活的道路上，乡村再不是静悄悄的原野，旧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没有建立，一个很小的事在农民哪里可能演生出天崩地裂的大事，夫妻吵架，邻里纠纷，在贫穷和脆弱的农民哪里，处于弱势的一方很可能做出轻生之举，而基层政府的举措稍有不慎则很可能是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谁能想到贫穷的乡村竟然如此脆弱？农民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结要解，有很多生存和发展上的需求要表达。可是农民的话到哪里去说？
四
考察农村目前体制，农民话语权表达困难。
1、党内表达不畅。现在农村的党小组只有一个名而无其实，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要发误工费，可村里襄中羞涩，只好减少会议，乡镇党代会过去三年一次，现在五年一次，党代表跟党组织能说上多少话？农业税取消了，农民义务少了，乡村的政治动员几乎没有了，农民对政策的知情权主要依靠电视来落实。在政治动员荒漠化时代，农民的许多行为不可能遵循同一标准，农民的话就更多了。
2、权力机关表达城乡差距太大。有关资料显示，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 8倍。在选举省、县人民代表时，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分别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5倍和4倍，这一规定从1953年持续到1995年。后来农村代表在代表总数中的比例虽然有所提高，但仍以城市存在很大差距。
3、自治组织是强人说话的地方。村民大会在农村很难召开，大的村委会埸地难找，人难召集，根本无法开。小的村委会即使召开，也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十村八姓意见很难统一，更达不到法定表决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会议成为普遍意义上决策村务的主要形式，代表决策制度如果不是强人决策，就没有执行力。
4、各级政府为农民表达话语权开了一条门缝。乡镇职能削弱，行政权基本上划，一般行政决定都是县以上政府作出。但县级政府还不习惯开听政会，尤其是涉农方面的听政会。就是要开，也是象征性地请几个听话的代表。而乡镇办事更是没有规范，这也是基层政权运作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现在时尚作法是省一级开通省长手机，市一级开通市长热线，县一级开设县长信箱，但不是省长听手机、市长听电话，县长看信箱，农民的声音最终转来转去还是返回所在地基层政府。
五
话语权表达渠道窄，让农民非常失望。时下农民心态，渴望高层对话，因为农民对于政策的认知比较片面，而政策的落实又没有对政策认知的预期那么好，这些差距都转化成了对乡村两级组织的不信任。一个乡镇干部要取得群众的信任，要靠长期在农民中间形成的人格魅力和务实作风，农民一旦失去对乡镇干部的信任，上访就是表达话语权的主要渠道。从目前情况看，上访的名目繁多，信访、个访、群访、逐级访、越级访、正常访、非正常访、电话访、手机访、网上访。应该说，上访也是表达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但上访毕竟是一种过于偏急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表达方式，被官方视为异类，作为社会不稳定的一大指标考核下级。因此，上访被各级政府异常重视，重视的结果是息访和阻访。如果息访是解决问题无可指责，那么阻访则等于阻塞了农民话语权表达的一条渠道。
尽管如此，现在的农民已经不再传统，他们没有给基层和地方的官员面子，仍然执著地走着这条路。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不平则鸣。如果是正确的合理的权利诉求，我不反对这样一种形式。但我觉得无论是反映情况，还是解决问题，都没有必要走这种形式，因为这毕竟不是一种和谐的方式。所以，我以为保障农民的话语权，必须建立一种机制，这个机制，符合中国传统，方便农民表达，利于社会和谐。
1、建立乡村组织倾听民意互动机制。我在乡镇工作期间，深知农民话语权表达的重要，我在乡镇设立了“365”便民服务中心，在村委会设立了村民说事室，乡村两级机构互为联动，在乡镇说办一体化服务，在村说村办，村里办不了，移交乡办，这个机制农民需要，效果也很好，化解了矛盾，解决了问题，畅展了民意。
2、建立民意调查处臵和民意汇总定期上报机制。
3、建立政府涉农决策听政制度。
4、完善党代表常任制度，建立党委委员与党代表联系制度。
5、落实同比例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同比例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应该是一个划时代的决定，愿这个有利于实现农民话语权的决定能在人民代表大会实践中充分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