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都》、《秦腔》、《高兴》分析贾平凹作品的文化生态
杨权良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无达”正是一切经典作品才具备的文化生态。倘其“辞达”，则“而已矣”。以古人的文学评价标准观之，“达”是作品的文化生态枯萎的表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界最受瞩目的作家贾平凹先生的文学园地，生机盎然。他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个制高点左右逢源，都有广泛影响。但是，正如托尔斯泰不悦莎士比亚、三苏不取司马迁一样，即便在职业文学评论家那里，贾先生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最受误解最被曲解和最遭非议的人。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文学生态园中，贾先生这一亩三分地因此而最具生机最受注目。
在西方文学生态园中，那些以私有形态写作而标榜的作家认为，写作就如同挤掉疗疮中的脓那样，为的是放下包袱，打开心结，解放自己。至于作品面世后的遭际，“私有形态”作家一律采取“管他呢”的态度。写不写是作家的事，活不活是作品的事。关于作家的社会责任，“私有形态”作家认为，是并不存在的伪命题。作家之写作，正如农民为了自己活着而耕地，工人为了自己活着而做工一样，作家并不是救世主，并没有比农民工人更多的先验的社会承当。人人生而平等，个个责任相当。那种把作家当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诩或预期的人，会把“社会责任”当成作家的宿命，使作家的文字之车从一驶出就行进在预设的路轨上。主题先行会使一切写作不是扒开燃烧的胸膛，解放自己，而是撒开结实的网络，笼罩他人。如此写作很可能有善的作品，抑或有真的作品，但鲜有美的作品。因此，在“私有形态”作家眼中，“公有形态”作家之写作由于缺乏美的诉求，所以成不了大家。在文学生态园中，是一朵又一朵的塑料花。在文学生态园中这样最具个性又最能展示自我而写作的私有形态作家，确乎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师。因为最特殊的事物往往能包涵最普遍的存在，最具个性的作家往往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正如“极右”经济学家弗晨德曼所言，在经济领域，私有制是真正的公有制，而公有制则是真正的私有制。以私有形态而写作的作家，往往能写出最为公众，最受历史欢迎的作品，而那些扛着公有十字架的作家，又能写出昙花一现的作品。
在中国文学生态园中，很少有人敢以私有形态写作相标榜。即使作家很“私有”地也很潇洒地在文学生态园中走了一回，玩了一把，如张爱玲，如沈从文，如胡兰成，如周作人，如钱钟书，他们的作品，一经问世，便被贴上“私生子”的标贴，往往立即招致“公有制”作家一一准确地说是道德说教家或意识形态主义者的口诛笔伐。什么“没落贵族”，什么“反动文人”，甚至有人喊：“卿本佳人，缘何做贼？”吓得他们不得不躲进“围城”之中专“吃苦茶”去了。伟大的作家往往因此而封笔。伟大的作品，常常因此而夭折。私有形态写作成为中国作家的雷区。私有形态写作也成了一些号称新锐文字评论家手中的达摩克斯剑，随时随地准备对任何一个胆敢不以“社会影响”为写作圭臬的作家行刑。“社会影响”四个字成了中国文学生态园中的除草剂，然而它所扼杀的却往往是最耀眼的玉莲花！
贾平凹先生对自己的文学生态园之营建，是最能体现“私有形态”写作特征的作家。他与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这些前辈相比较，虽然不断听见青蛙叫，他仍然能睡自己的觉，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的优质高产，真令张爱玲、沈从文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喟叹：“时代变了！”贾先生相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个人的，就越是人类的。在独具个性的写作形态中才能反映普世价值与终极关怀。
贾平凹先生是儒道互融的思想型作家。他很“中国”而非很“世界”，很传统而非很现代。他是生活在现代的古人，是城市中的乡下人。偌大的西安，是他的瓦尔登湖。“大隐隐于市”乃先生之真实写照。他远离人世纷争，远离迎来送往，在静虚村中耕耘他自己的文学生态园。这就是私有形态之写作；然而他的作品——他的文学生态园中的作物，却姹紫嫣红，生机勃勃。正如晚明时代仍然活在《金瓶梅》中，康乾时代仍然活在《红楼梦》中完全一样：一个时代将永远活在贾先生的文学生态园中。
孔夫子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以天下为己任；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孟子则以大丈夫的浩然之气为士贴上标签，屈原长叹息，杜甫常忧患，张横渠为天地立心，顾炎武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张伯等言中国不亡，有我在。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中国传统士大夫不都是躲进静虚村中成一统的、一心只营建自己文学生态园的园丁，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主义者，纵观贾平凹文学园中的生态环境，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贾先生似乎是一个文坛的佐罗，一个文学的堂·吉诃德。他所做的，则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子，探虎口索已吞之食，障巨川而挽已逝之波。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个传统，正如一个人要死了一般，而贾先生却想要把它救活，明知不可为却尽力为之。他至少要为这个人留下遗像。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立此存照。让它永远活在自己的作品世界中，这正是贾先生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这样看来，他又怎么可以说完全是私有形态之写作呢？笔者认为，从写作形式看，他是西方的私有形态写作，是很出世的；但从作品内容承载看，他却是十分入世的，有中国传统士人情怀，有社会责任。
中国化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露晨曦于马嘎尔尼使华，发威于虎门销烟，高潮于五四运动，收官于改革开放。王国维是被传统文化浸润骨髓，化作生命，文化与人水乳不分的人，面对文化的死亡，他自己就选择了死亡。而贾先生却选择了活着。他是农民，他要为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留下坟头！所以当我们攻击贾先生私有形态写作时，且莫忘记：杜子美、范仲淹、顾炎武、王国维这些人是私有形态写作吗？文化神州系一身。我即是国，国即是我。最私人形态的写作就是最公共形态的写作。这就是文学的中国特色，是张爱玲、沈从文以来现代文学虽非主流，却未曾绝响的传统。
一、《废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纂
1993年，《废都》出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那个春天的故事，不仅仅把经济从计划梗塞中解放出来，而且把文学从政治教条中催生出来。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使蛰伏几十年的中国作家没有必要再因“兰陵笑笑生”是谁而使后世绞尽脑汁。那种图解政治的《李自成》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创业史》模式，那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一定是阶级斗争，而典型事件中心人物必是高大全的写作手法终于被突破。《废都》倒过来读是“都废”！不是荒废而是颓废，不是残废而是全废。如果说是荒废的话，荒废的是人作为人的心田；心田上生长的不是真、善、美，而是假、丑、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被利用，被使用，被物用。如果说是残废的话，残废的是人之为人的心灵。心灵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的根本。莎士比亚讴歌人，不是讴歌吃喝拉撒睡，而是人的智慧、善良，特别是人的超越。然而在《废都》中的人，是追名逐利，沽名钓誉。如果仅仅定格于名利场上，那尚有一丝人之性存焉，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打开《废都》之门的钥匙正在这里：生活在废都中的人，名和利却是手段，食和色才是目的。大家知道，张爱玲是贵族后裔，以善写没落的门阀世族式微而称誉。贾平凹出身农民，以善写传统的生活方式之衰落而立世。其实二人是地道的文学知音，有着完全一致的价值诉求。那就是无保留的非淑世主义，是文学价值的悲观主义。对“现代”裹挟“传统”表现出强烈的愤慨、怀疑、悲观，批判乃至否定。在他的笔下，人类历史正如一个人的生命，并非随着时间之推移而与时俱进，也许它会有一时的进步，但进步好比人的青春期，衰老却是必然的，死亡却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文明，只不过是高楼大厦的林立，交通运输的发达，信息交流的便捷，这一切，都是以人性的沉沦、人格的丧失、人伦的堕落为代价。照这样发展下去，现代化就是混凝土的密林中游荡着身上没长羽毛的两足动物。张爱玲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说出了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才有的思想。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功夫全白费了，除食色二字外，人不再拥有什么。人生就是一袭华美的绣袍，里面爬满了虱子。绣袍就是物质太丰富，但精神文明却迅速衰微。人成了虱子，贾平凹先生谓之“走虫”。几千年，几万年前，生活唯食色二字。苏轼言难道不正是样吗？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诚哉斯言，以变观不变，何尝变也。尼采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有“超人”、不能跟着感觉走，由着性子来。否则，人就是如此，尼采发现了问题，但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强力意志，然而一个人的强力意志之于无数人的沉沦堕落相比，如同一颗太阳要照亮无边无际的黑暗宇宙，到底是谁吞噬呢？到底是谁改变谁呢？找不到答案，尼采就发疯，太阳被黑暗吞噬。人类的没落是一颗黑色太阳，它要黑掉一切，包括它自己的，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马克思认为不要解释世界，而要改造世界，可托尔斯泰却认为人对客观世界无能为力，人只能改变自己。萨特却说：一切预设、理想、目的、超然、改变，对人来说，全是多此一举，尽是白费工夫。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就是本质，一切给人规划的蓝图远景，都是“规划”本身而已。如此跟着自己影子走路，卡夫卡说，世界是荒诞的城堡，人就是不知道我是谁的那只甲虫；钱钟书先生认为生活就是围城，人就是在人、鬼、兽之间或在人生边上进退不得的尴尬；弗洛伊德说文明是性欲的升华，文化是性欲的变化实现。哈姆雷特说人是在生与死之间的徘徊，而这一切的一切，在贾平凹先生的笔下，恰恰是一座废都，废都中生活着一群废人，人性没人性，只有色性。人类社会只有“现在”，现在是对过去的背叛，未来又是对现在的背叛。在这一步又一步的背叛中，人实现了自己向非人向兽的异化过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跟着贾先生的笔触，浏览一下他的废都文学生态园吧：
庄之蝶，1号男主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算做士，在现代社会美其名曰知识分子。士号称素王。既当君子，又做大丈夫。上致君，下泽民，不以恶衣恶食为耻，能以孔颜乐处是求，听见功名利禄就跑去洗耳朵，扔掉富贵荣华前去钓鱼，能克己制欲、能坐怀不乱。自由、自主、自在、逍遥，那么知识分子呢？在萨义德笔下，就是敢于在一切事情上运用理性，是社会的良心；敢于对一切——包括自己的生活方式说“不”，心中没有权威与禁区，只有知识帮助他人走向自由并使自己走向自由的火炬。知识是唯一的追求或唯一的财富。哈耶克认为，没有知识，就没有自由，失去了知识，就走上了被奴役之路。那咱们的庄之蝶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这才是《废都》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废都文学生态园中形而上的果子。知识分子不追求知识，都追求些什么？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追求知识而追求只有动物追求的东西呢？
庄之蝶是一只人蝶双栖的人蝶或蝶人。庄子是主张齐物的，任何有限，都如分子，在无限这个分母之上，都是零，所以彭祖与赤婴齐寿，高山与深渊齐平。那么庄之蝶呢？人与蝶齐物，生与死也没有差异。知识与愚昧等同。蝶活着干什么？交尾化生，然后就去死。蝶活着就又有这一件事。全部生命的意义也就雌雄交尾这一件事，这件事完成了，就立即去死。蝴蝶是这样，哪个动物又不是这样呢？庄子蝶与蝴蝶唯一不同的事情是他要名，不断地浪得虚名；生活的内容、生活的目的就是主动地追名，以名钓人，然后再行床第之乐。按照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理论，人字是由代表神灵的一撇和代表魔鬼的一捺写成的。当神灵的力量掩遮了魔鬼力量时，这个身上没有长羽毛的两足动物就叫“人”，反之，就成为“入”，即“反人”。在尼采那里，人应该是超越的，而不是沉沦的，超越的力量来自强力意志，超越的工具便是知识和智慧，超越的先行者或者引导者便是知识分子。可是，咱们的庄之蝶，这个作家，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非但没有超越，反而沉沦。他有很大的名气，他的名气正如蝴蝶的彩翼与花斑好像花儿的颜色与芬芳，吸引着蜂儿、蝶儿一般，于是四面八方的女人都投奔他的帐下。唐宛儿（不是唐代的那个年仅14岁即能代武后掌文诰的才女上官婉儿——而是糖碗儿，女人是男人的“糖碗”）对造庐来访的庄之蝶忙不迭地说：“庄老师，我怎么感激你哩，你这么大名气的人，别人要见也见不上的，我们倒受你太多恩惠。”庄之蝶是来猎艳的，寻找下酒菜的，而唐宛儿一句“我怎么感激你哩”，这不是柴对火报恩么？不是鱼儿对钓翁示好么？所以，唐宛儿第一个成为（怎么可能是第一个？）庄之蝶“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之后，心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高潮体验——不，人生幸福！简直有“自我实现”的味道：“你真行！”“你玩女人玩得真好！”如果柴的自我实现是被燃烧，布丁的自我实现是被吃的话，唐宛儿算是自我实现了！这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动物为什么才活着。再请看她是怎么说的：“和周敏在一起，当然有着与第一个男人没有的快活，但周敏毕竟是小县城的角儿，哪里又比得了西京城里的大名人，尤其是庄之蝶……繁多的花样和手段，她知道了什么是城乡差别，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了！”呵，原来城乡差别就是城里的男人比乡下的男人玩起女人来有“繁多的花样和手段”！这与老舍先生笔下的角儿把拿着一个外国烟具吸另一个外国鸦片说成几个大帝国伺候他一个人，这个福还小吗？一样的深刻，乡下农民准确地说就是地道的、原汁原味的中国人，“过日子”三字就是他们的宗教，这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是打开中国历史之结的阿里巴巴咒语。具体到夫妻生活，那就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后”，甭说床第之间有快乐，就是刀山火海也得奋不顾身。
中华以孝治国，夫妻之乐，原来是给先人行孝；中华移孝做忠，夫妻之乐，又是给皇帝尽忠。过去的农民知识分子（即传统的士大夫）上床之前，先要祷告：“为后也，不为色也！”李嫌老先生把夫妻生活叫“敦伦”，对自己老妻失去生育能力之后的，“敦伦”充满耻辱感，明知妻子不能生育，却要去云雨一番，岂不是为了色？为了乐？岂不是纵欲？“存天理，灭人欲”。老人家对未灭人欲充满耻辱，这就是过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自己死后不做饿鬼，为了先人坟前香烟缭绕，为了皇帝有不贰臣民，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男女生活的实质，所以古人把夫妻生活叫天作之合，天地相合。然而，黄庭坚十分异类地说，面对身后万世名与樽中一杯酒，自己更看重一杯酒，边沁主义认为，人的本性应该是看重自己一根针胜过他人一头牛。你看，庄之蝶与唐宛儿之间不就是这样的吗？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益，男与女之间除了性交，还有什么呢？什么传宗接代，什么忠孝敦伦，全见鬼去吧。只有一个：变着花样尽情享受对方，创造性地享受快乐，灵若超越，是身后万世名；肉若沉沦，是樽中一杯酒。在庄之蝶与唐宛儿之间只剩下此一杯酒，更重要的一床滚了。读书至此，请掩卷深思：城里人比乡下人更文明呢还是更沉沦？现代化究竟现代了什么？知识分子究竟超越了什么？农民尚且把夫妻之事与先人，与后人，与鬼是否受饿，与国家是否得人联系起来，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联系起来，现时代的、高度文明的大都市中的高等知识分子却是怎么的呢？是进化呢还是退化呢？是新城呢还是废都？是人性些更加人性些呢还是相反？贾先生似乎怕人误解了他，似乎预见到肯定要被人误解或被人有意误解，于是情不自愿地当然也是十分克制地把主题自己揭破了。恩格斯在致马·哈克奈斯的信中明确指出：“作者的见解越隐藏，对艺术作品来说越好。”“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先生是怎样点破作品主题的呢？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写道：人在“退化”，退化到不如动物，不如草，不如草耐活，不如羚羊跑得快，只有“西京半坡人，这是人的老祖先，才是真正的人”。“如果把人放在辽阔的草原上，放在崇山峻岭，那人就不如一只兔子，甚至一只七星瓢虫”！！贾先生的视角是对老庄哲字的绝妙注释，也是对卢梭以降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国式诠释。卢梭总认为：文明使人堕落。现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兴起于西方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口号是“更高！更强！更快”，难道不正是对现代文明造成人性的异化、弱化的追寻与呼唤么？可惜的是贾先生把这种价值诉求真谛“说”了出来而不是由读者从故事中“悟”出来。贾先生之所以直接点破主题，不是他不谙文学创作之道，而是他太熟悉中国文学的“评论”背景，或者太熟悉中国文学的生存土壤、文化生态。媚俗主义甚嚣尘上，为了不授人以柄，为防止评论家们上纲上线，而自己直接点破我写的是人性在物质文明中退化，是严肃的哲学命题，与政治无涉！但有着文学卫道士的评论家还是没有放过他。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贾先生提醒读者，对这本书务必要“慢慢地读”。为什么做这种提醒呢？“慢慢地读”的用意就是“细细地想”。人是思想的芦苇，从思想中实现由“器”向“道”的升华、飞跃、超越。先生的作品，是文学，不是哲学，写的是“形而下”的“器”，然而“君子不器”，“君子谋道不谋食”。似乎也该不谋性，然而，问题正出在这里，先生要读者从阅读过程中，从自己的思想中得出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书中人物——士人——知识分子都“器化”了呢？甚至连动物都不如呢？连牛都想过冲进城，与所有女人做爱，把人种改良，让人强起来，也文明起来呢？因为人——士人——知识分子都沉沦到只有食与色了，比牛差远了。引发读者的这种思考，正是贾先生文学的价值所在。哲学是反思之学，文学何尝不是呢？
对《金瓶梅》的反思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可以得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十分强调的方法论）的印征：西门庆（谐音“媳们庆”或“媳们亲”）把开药铺的利润全部“投资”在吃酒与玩女人两件事上，除此两件事之外，西门先生真可谓无所事事，男人成了女人的玩物，女人成了男人的玩物，在把彼此当玩物（器）的过程中，整个人类向野兽沉沦，人性与兽性混同，诚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道，何在呢？唯器是存。但在马克斯·韦伯的笔下，清教徒的伦理即道又是什么呢？是节制、节欲、节省。把自己的消费尽最大可能地压抑控制，把自己的创造尽最大可能地发挥扩张，生活中清贫俭朴，生产中积极苦干，这是神对人的教谕，这样的生存，才是理性的生存，是神性在人身上的实现。这种人才叫清教徒，清教徒把人身上的神性不断弘扬，兽性不断克制。“形而上者谓之道”，清教徒的生存状态就是向“形而上”、向“道”的升华；“形而下者谓之器”，清教徒的毫不留情地拒绝向“形而下”、向“器”的沉沦。
个人之创造与其消费之间的差额就是社会的富裕之源，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资本”，这才是西方社会繁荣“原始积累”，最高的创造与最低的消费，克制节欲，是西方文明的密码。破译了这个密码，才会理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会知道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与公益事业的财政基础，才会知道西方社会“历史是文明的阶梯”这句话的内涵。对照西门庆那样肆无忌惮的纵欲行乐，当然会明白中国社会为什么“有历史没进步”的原因。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中国财主，没钱时做强盗，上梁山，有钱时吃酒玩女人，为所欲为。有钱与没钱同样坏。根本原因是人没有清教徒伦理，不向道升华，而自暴沉沦。有历史，没进步。庄之蝶是西门庆第二或“西门二世”。人一旦有了钱，就全部挥霍在酒色二字上，何来社会繁荣的原始积累？人向野兽沉沦而不向神灵升华，纵欲而不节欲是根本分野之处。托尔斯泰那么富有，却主动地放弃一切财富，去过“饥寒交迫”的生活，以至于在82岁高龄冻饿而死于他乡。圣雄甘地，37岁就停止了夫妻生活，过着赤足光胫的生活，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清教徒的伦理。行文至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贾平凹先生的文学价值与人文诉求。《废都》提醒人们，为什么一个大汉雄风的源地，盛唐气象的源头，一切“都废”了呢？人为什么成了走虫呢？人为什么要靠牛的强奸而得以改良呢？禅说，狗仔也有佛性而道在屎橛。贾先生显然对人绝望了，他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一头公牛身上。公牛身上有佛性，有道。而人身上已荡然无存了。一个“都废”之词是“废都”的寄寓。
有人说，《废都》是现代版的《金瓶梅》，如果我们对照马克斯·韦伯和亚当·斯密来读，这话就说对了，而且对极了。《废都》和《金瓶梅》一前一后，为马克斯·韦伯和亚当·斯密提供了最好的注脚：由于没有清教徒伦理，由于纵欲而不是制欲，中国始终没有发展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原始积累”，中国始终缺少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公共财政或公益事业的“启动资金”，人不是向神升华，人总是向兽沉沦。“有历史，没进步。”这是赫尔岑的话；“财富使我堕落。”这是卢梭的话；“除了食色二字，几千年的努力都白费了。”这是张爱玲的话。贾先生的著作以图解的形式，回应了这些观点，难道不是这样么？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诚哉斯言。我要说，文学就是史学。百年后，人们把《废都》当做20世纪末叶之中国的信史来读。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就是这么说的。钱钟书先生认为史不足信。他主张艺术比历史更真实。中国人对待《红楼梦》显然高于清史稿，因为《红楼梦》的真性高于清史稿，虽然它是虚构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都云痴，谁解其中味。”不懂得清教伦理，就只能对《金瓶梅》做“形而下”的“荒唐”的理解，永远难解其中“形而”上的辛酸寄寓。如果不懂得赫尔岑、卢梭、张爱玲，不了解刘再复的人性组合理论，你纵然是文学博士，又怎么读得懂贾平凹先生呢？你怎么能进入废都的内在城堡呢？你只好停留在废都文字的表面欣赏上，你不能深入到废字面后的深入思考。你只看见废都中的人怎么办？你想不出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办！不是几千年的文明努力都白费了，至少是十几年的文学的学习都白费了。哲学是人性的价值追问，文学是人性的形象表现，离开哲学思维，文学就成了文字符号或泄淫的替代品，纵有多高的博士帽，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含金量呢？充其量只是一种通胀的文学纸钞而已矣。小说就是编故事，有人物，有形象，有动作。否则还是文学么，作为读者，会看了看门道，不会看了看热闹。文学博士本应是文学导游或向导，把外行引导着成为内行，从看热闹到看门道。从看器到思道。然而咱们的博士自己沉醉于《废都》之“热闹”的欣赏上，又怎么引导别人去思索《废都》形而上的门道上去呢？
二、《秦腔》——存在主义的文学表征
贾平凹先生不是一个淑世主义者，绝对不是。但是，贾先生笔下的文学生态，却呈现出罕见的悲剧情调与末世情结，是一个枯槁凋萎的霜秋荒原。走进这个文学生态原，看过了满目疮痍的废都、废事。废人，走出土门，在任何一个凄凉的白夜，你听见的不再是半坡人在五六千年传到今天的陶埙，而是由陶埙衍生而出的秦腔。古人尝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说的是表达自己的情感又去感动别人，其效果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声乐。声乃心音，不平则鸣。吹埙已不足言情，呐喊才是最后的吼声。这最后的吼声不是对半坡陶埙的千载回应，而是自己唱给自己的挽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却远古传来，从不向未来传去。有人唱，无人听。曾见春华早，不见秋实落。只有无奈何花落去，何见似曾相识燕归来。淑世主义不对现实做乐观的预测，所以不全盘肯定；也不对现实采取悲观的预期，所以又全面地否定。淑世主义认为，现实是可以改良的，只有努力，就有收获，即使不能收获粮食，也能收获禾草，即使不能收获禾草，也能收获汗水。但在贾平凹先生笔下，从《秦腔》文学生态苑中，我们所看到的是鸟飞天无踪，船过水无痕。人对自己的命运，人类对社会的状态，是那样的无可奈何，那样的心想事不成。人被抛在这个世界，被裹挟在这个世界，被当做人质扣留在这个世界。好像炊烟在风中，树叶在水中，风向与水流就是炊烟和树叶的命运。炊烟接受也罢，树叶拒绝也罢，都无关风与水的走向。你的存在就是你的命运。在你存在之前，你没有命运。人不能设想自己的命运，更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历史的必然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如狼性就决定着羊的命运，羊性就决定着草的命运。在狼和羊作为大前提而存在的情况下，羊和草是不能设计和掌控自己命运的。正如春天到来了，草想不开花，由不得自己；秋天到来了，树叶枯萎也由不得自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枯也罢，草荣也罢，决定的力量由野火与春风决定。在社会生活中的人，难道不是这样么？贾平凹先生用《秦腔》对此给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大仲马说：“等待和希望，是人类的全部智慧。”可是，在《秦腔》的生态园中，人们等待中看到的只有失望。人类的全部智慧就是做无谓的为了等待而等待，在等待中收获失望、乃至绝望。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甫至山顶，巨石又滚回山下，周而复始，永不暂歇。这正应了黑格尔的名言：“一切都是过程。”人生就是做重复劳动的循环过程。水落石出过程就是结果。可是，在《秦腔》世界中，西西弗斯手中的石头突然不见了，推石头的过程也不得不中断。西西弗斯既不能看见把石头推上山的希望，也不能收获推石头的过程。西西弗斯在《秦腔》中，正是没有石头可推的情况下，等待着失望之神的判决。萨特总喜欢说，存在就是一切，存在决定本质。人的本质在于自由的选择，在于自主命运。《秦腔》中的人，个个是这样自由自主地做着选择，然而收获的却是失望！西西弗斯有石头就有希望，没石头了又何来希望？《秦腔》之伟大处，超绝处就在于，冥冥之中有一个巨大的力量选择着人，就像羊选择草，狼却选择羊，《秦腔》中的主人公都选择自己的事业，但自己的命运却被别人选择。好像船上的乘客可选择舱位，却选择不了航向，人在选择又被选择。
先从《秦腔》命名说起。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话，秦岭就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我们常说的“祖国山河”从本义或狭义讲，山就是秦岭，河就是黄河。所以秦腔从广义说，就是中华之声，就是民族之音。从象征层面讲，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带有区别标志的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中国”的民族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梁启超先生说过，秦汉时期的中国是中国的中国；汉唐时期的中国，是亚洲的中国；晚清以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在“中国的中国”时代，我的事情我做主，我是我命运的国王，是中国文化的自主发展时期。在“亚洲的中国”时代，我的声音不全由我做主，我是我命运的等待，是中国文化在融合交流中与其他国家（如佛教等）文化平等相处的时代；在“世界的中国”时代，我的事情不由我做主，我是我命运的接受者，是中国文化的被动时代、同化时代，甚至是末世、衰世、消亡的时代！这也许是凤凰涅槃，也许是烈火重生。但却不可避免，有如大江东去，身不由己。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化、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在这个被异质文明所“同化”的过程中，顺之者未必昌，逆之者必然亡。顺之者，是心甘情愿受同化，自取灭亡；逆之者，是心有不甘被同化，被杀而亡。正如一个人之出生是被生，不是由他所决定的；一个人之死亡是受死，也不是由他所决定的是完全相同的道理。下面我们参照《秦腔》文本，看看贾先生是怎样表现传统文化或生活模式被世界化所裹挟而走向不归之路的，书中的主人公是怎样弄丢了手中的西西弗斯石头的。主人公在选择又是怎样被选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主人公都是螳螂，而黄雀何在呢？回答是：世界化、城市化、农村贫困化，传统与生存的农业文明没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