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平凹的《高兴》
蔡晓东
贾平凹是当代文学中长期执著于底层创作的重要作家，套用时髦语言是“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家，这里强调“执著于”，不是指某一部作品因为描写了底层而成为一位底层文学的作家，而是指向其创作的整个历程，贾平凹的创作历程都会让人感觉到，作家对“底层”社会的特别关注，我想这与作家的农民出身有很大的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底层文学这种现象发生的历史背景，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尽管也阅读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述，这里不展开论述，本文仅就作品而作品，就刘高兴而刘高兴，谈一点工作之余个人的阅读感受，求教大方之家。
一、长期执著于底层平民生活
作家对底层社会平民生活模态的书写不是一时之情，也不是一时之态，是倾注了作家的情感的，作品中的底层平民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各种各样的经历，各种各样的不屈的反抗历史，无论怎样的努力，其社会地位始终停留在一种被伤害与被侮辱的地位，尊严不断地被践踏，反抗充满了绝望，甚至有些人物越反抗，得到的惩罚反而越大，不但没有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有一足之地，其境遇每况愈下，真是不可言说。仔细品味这些“不可言说”，你会深深地感到，作者塑造的这些人物都有一种共同的，好像经过约定似的性格特征，每一个人都经历一个不同于他人的道路，试图维持自己的尊严或者找回不知道怎样失去的尊严。这从贾平凹的早期作品到2007年的《高兴》，都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出来，特别是《高兴》中的刘高兴，在维持尊严上，可以说倾注其所有的机智与狡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看得出，作家写得极其的酣畅淋漓，刘高兴也因此而成为作家所写这类人物的一个范本，达其极致，这样的“刘高兴”在作家以后的创作中可能还会出现，但作者能否有描写刘高兴这样一气呵成的心气，则似乎很难预料。
二、维护生的尊严
《高兴》中对底层的描写是贴近当下生活现实的，也贴近公众对社会的关注焦点，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的特点。
1.为着生存
作品中的底层不是因为自然原因造成的，也不是现行社会秩序的失调，更多地来自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欲望的草长莺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性释放之后的放纵。在这样一个充满欲望的时代，刘高兴和五富踏上了西安之路，去成大业、冒小险，尽管目的明确，但确实没有堂·吉诃德和桑丘更多的是为着人生的目的，而是生存的问题。刘高兴和五富是苦难的受害者有时候又是施害者，既是苦难的承受者有时候又是制造者，有善良的因子，也有理想的追求，有正常的生存的追求，也有非正常的欲望的角逐，不管哪种，最后他们都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之舟，在这个欲望高涨的大海里，被欲望裹挟着不断地将自己的命运推向失控之境，直至湮灭。
2.尊严面前人人平等
刘高兴和五富的西安之行某种程度上讲，是维护尊严之行，农村物质生活的匮乏，生存的艰难，不仅使他们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也面临着因生存能力匮乏而失去尊严的压力，生存是不能摧毁一个人的，但可以摧毁一个人生的尊严。所以刘高兴将一只肾卖给了一个西安人，为的是娶妻盖房，这是生的尊严。房子盖好了却没有娶到媳妇，这样的结果即使放在今天的西北农村，也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当事人肯定会采取种种措施，挽回尊严的。刘高兴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不是放弃对尊严的维护，而是因为他的一只肾去了西安，他要从西安找回自己的尊严，让清风镇的人看看，我刘高兴就是刘高兴，这也是他一进城就改名的原因。在传统社会，“名”是一个最大的尊严，刘高兴要从西安赚得大“名”，并衣锦还乡，这从作品中他保留的那双皮鞋可以看出来，所以在尊严面前，不管是底层的平民，中层的有余者，还是高层的多余者，尊严是共同的，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可以说尊严面前人人平等（至于尊严的是否也分层，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作品中写到“人没有贱在，贱却自生”，这是一种“平等”意识，刘高兴就是以此为武器，批判城里人和有钱人，是批判的武器，同时也是维护尊严的武器，可以这样说，维护生存的尊严是西安之行的直接动力，隐藏在刘高兴和五富的内心深处。在各种生活的困顿中、在对生活没有尽头的无望中，在他们没有办法呐喊的压抑中，都会向无边的麦浪一样涌过来，尊严是老家旧墙角的苞谷苗儿，扎根在刘高兴和五富生的意识中，长在他们眼中的“西安”里。在这个“西安”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生存权，没有谁想到他们，顾及他们，就像苞谷苗儿长在旧墙边，苞谷苗儿还能被刘高兴发现，刘高兴和五富们的生存权和话语权谁会发现？
堂·吉诃德和桑丘自始至终都是为着人生，他们对前路充满了理想，尽管会碰到大风车，但他们为理想而战。刘高兴和五富对前路充满了想象，他们没有碰到大风车，但碰到的是饿肚子，饿着肚子去想象，是一种痛苦抑或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欺骗，传达出刘高兴和五富对生存的无望和无助。
三、艰难的路
刘高兴和五富有没有抗争？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西安之行应该是一条抗争之路，但是兴隆街的十道长巷是不是抗争之路还真的仔细说说。
1.不甘于身处底层
时髦的语言中的抗争是内心抗争，尽管身处底层，但不甘于底层，身处底层可以，但要保持内心的高贵，要写出无助无奈和受尽欺凌，显得很有力量。刘高兴和五富都没有力量，刘高兴少一个肾，力气不多，五富一动，浑身冒汗，收破烂的称缺斤少两，有时候要偷点，有时候哄好门卫、瘦猴之流，没有保持住内心高贵，内心没有抗争，有时候还沾沾自喜，今天多了点收入，但我以为，刘高兴和五富确实在抗争，在维护生存的尊严。
有人说贾平凹后期创作极力彰显的是人性的丑陋、自私和卑劣，是一曲一曲没有哀婉只有无奈，没有悲悯只有绝望的“病象报告”，并进一步分析说是贾平凹对人生的失望，对现实的迷惘和对苦与恶的相互混淆。可以说我们看现实中的贾平凹画画写字，当作协主席，收藏文物，办刊物，搞创作，这应该不是对人生失望、对现实的迷惘吧。对苦与恶的相互混淆比这更是觉得不可理解，什么叫“苦”？什么叫“恶”？如果从哲学解读，一般人可能很难深刻领会，但现实中即时发生的“苦”、“恶”分不出来，似乎有点牵强。以《高兴》为例，韩大宝的敲诈，这是“恶”吧，刘高兴是谴责的，作者当然也是谴责的。刘高兴的见义勇为作者是肯定的，尽管这个行为并没有给刘高兴带来实际的什么好处，如刘高兴梦寐以求的西安户口（现实中似乎有这样的例子，某个人见义勇为，获得某个地方的户口），只不过作者笔法曲折，充满了反讽的意义，但对其基本价值是没有否定的。对刘高兴自己而言，这是藏在心底的，认为自己不居功，是一种尊严，正是这种尊严，刘高兴才不喜欢别人对其见义勇为行为能否带给他西安户口的议论，认为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伤害，对自己内心坚守的一种侮辱。
2.历史的宿命
刘高兴和五富的处境是转型期底层平民的真实处境，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否扭曲了底层平民的基本人性。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笔者觉得即使扭曲了基本人性，夸大了苦难的细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方。从人性讲，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是健全的人（耶稣和妇人的例子），总归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有时候是魔鬼多，有时候是天使多，绝对的魔鬼、绝对的天使要么在天堂要么在地狱，人间是没有的。还有设身处地地想，一个人身处底层，那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没有机会、机遇，即使逢着天时或者逢着地利，抑或逢着人和，仍是很难摆脱困境的，很多的人终身都没有出头之日的。从这一点讲，刘高兴的形象是高大的，对人生充满着美好的理想，可以说是知行统一的，是一个有别于现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学的农民形象，从刘高兴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但也看到时代的尴尬、生活的尴尬以及命运的尴尬，甚至公平与正义的尴尬。在这意义上讲，五富们的自卑自贱，更多不是他们自己的宿命，而是历史的宿命。
四、生命不卑微
随着五富的暴亡，刘高兴和五富的城市梦破灭了，尽管刘高兴内心有着高尚的追求，很注意内在心灵与外在形象的统一，注意衣着，喜欢读报纸，努力挖掘自己的工作对城市的意义，但西安城市的经历说明了维护尊严的不易，甚至说维护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五富来说，那是生命的代价。
1.尊重生命
维护尊严是建立在对尊严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刘高兴对五富的承诺，对孟夷纯的同情、爱情，对王翠华的帮助，以及对小鸟等自然生命的珍惜，都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尊重，这是对尊严的最大维护，作品中一再出现的“锁骨菩萨”，体现了刘高兴对尊严的思考，有这样的思考才有把孟夷纯当做当代的“锁骨菩萨”，而且孟夷纯本身的行为，即出卖身体换钱支付办案经费的行为就是一种维护尊严的行为，这也是她赢得刘高兴赞赏的原因。尽管他们身处社会的最底层，不等于没有底层的尊严，不等于不维护尊严，生存卑微，但生命不卑微。据说作者为写作这部作品，多次混入捡破烂的行列，与破烂王们同吃喝，看出作者对底层的尊重，没有这种尊重，就没有《高兴》中对底层世界维护尊严的认同，就没有对卑微如草芥的刘高兴们的深情厚谊。
2.生的考验
刘高兴和五富的西安生存之路是艰难的，经常受到轻视和欺侮，没有人看得起他们，废品收购站的人看不起他们，房东的邻居看不起他们，这些生存之痛刘高兴可以忍受，他最不能忍的是被别人轻视，对于刘高兴来说，生存的艰难是一回事，生存的尊严其实更重要。宾馆中的脚印具有象征意义，是刘高兴感到维护生存尊严的可行性，那就是终于在西安城留下了脚印！这个脚印是他浮想联翩，整个一个上午都在担心他的脚印会否被服务员擦掉，这些脚印此后就留在刘高兴的梦中，留在他的七个月零三天的西安城市生活里。以至于五富也要在雪白的墙上狠狠地留下一个自己的脚印。脚印说明，刘高兴和五富在西安经历的生存与尊严的考验，这个考验是残酷的。
3.失去的尊严
尊严按说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因为人生境遇的原因，尊严却丢失了，人们不得不通过人生境遇的改变重新找回尊严，李斯的仓鼠与厕鼠却又使人感到人生境遇的不可求，说明一个人要找回不知道怎样丢失的尊严是多么的难！明知找不回，却死乞白赖地找，就像古希腊中的俄狄浦斯，明知不可得，却锲而不舍，以至于罪加一等，不可饶恕。刘高兴偏偏清醒得有些异常，执著于自己梦中的那个脚印，不向世俗低头，一旦有人伤其自尊，决不妥协，甚至拒绝他赖以生存的“破烂”。他常常想：“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么，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被她所重之处……我绝不是一般人！”“我是一颗明珠她置于粪土中那是她的无知可怜！”刘高兴是谁？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清醒的人，是一个能思考自己命运的人，是一个明知不可求，却偏要追求的人，刘高兴是一个有灵魂的人，是这个时代底层农民的灵魂。
4.神性的尊严
人活在世上，关键是尊严，物质上的贫困尚可忍受，尊严是神圣的，刘高兴对尊严的执著，对尊严的维护，其尊严不容他人侵犯。作品通过刘高兴、五富等对底层的贫穷、落后、愚昧、闭塞、颓败、荒凉、堕落都进行了展示，但是通过刘高兴这个形象，使我们看到，作者的底层叙述重点不在于此，而是想展示底层社会的执著、耐心，展示底层生命的力量和他们的精神操守，对美好人性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这是底层的亮色，这也许是一种对道在民间的理解。
“礼失而求诸野”，这是传统社会对民间社会的肯定，也是民间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所在，这种价值已经深深地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成为养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沃土，这是生命的根、文化的根。没有刘高兴这样的草根，没有这样千千万万的草根，就没有这块让人为之迷醉、为之梦魂牵绕的土地，用大诗人艾青的话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总之，作品没有诗意，写得很平淡，但其生命的境界是深沉的，充溢着蓬勃的生机和文化的气韵，刘高兴兀自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仰和生活形态，并企图引导五富等和他一同坚守，尽管五富们也在努力，但生存的环境、物化的欲望、变态的生活却一浪高过一浪的扑向他们，以至于他们西安的每一天都要经历这样的浪涛的拍打，朴素的、神圣的生活难道离我们越来越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刘高兴一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在精神上来一次刘高兴式的西安之行，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定力可以抗拒这些浪涛。也许，这样我们会更理解刘高兴，这也许是作者创作的一个企图，但愿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