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个地方剧种，当然也是中国300多个剧种中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剧种，被称为中国戏剧之祖与活化石。从一定意义讲。包括京剧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剧种都是秦腔的变式或变种。秦腔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讲，是真正的国剧。从《诗经》中的“国风”特别是《秦风》算起，少说也有3500年历史了，算得上世界戏剧之祖。堪当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贾先生选择秦腔作为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之象征，显然不是偶然的。秦腔在书中的命运，就是中国民族文化在世界化过程中的缩影。你接受也罢，抗拒也罢，西西弗斯推着的石头，突然不见了，陈星唱的流行音乐，锐不可当，白雪唱的秦腔消亡，势不可挡，这就是存在，存在决定命运。秦腔作为吃国家财政的剧团，享受皇粮对待。可是，纵是皇帝的女儿，没人娶，你也嫁不出去。秦腔没人看，这才是其软肋，是其致命脉伤。好像在预示人们，中国之声没人听。县剧团可怜到连驻地、连窝巢也出租的地步。出租给人家，或唱流行歌曲，或卖殡葬用品！流行歌曲象征着“世界化”、“城市化”、“娱乐化”，抑或是“现代化”，亦未为可知。而殡葬用品又象征什么呢？则是不言自明地把生路把地盘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剧团连自己的地盘都典当出去了，非安居又何以乐业？唱不了大戏，唱不了整场，那就闯江湖，走地摊，打游击战，毕竟生存才是硬道理。可是，游击战也不好打，外出演出，台下看戏的竟然还没有台上演戏的人多！简直是黑色幽默。戏被冲散，被冷场。戏散后才发现，台上台下一片儿狼藉中只有一个睡着的孩子是真实的观众。对于看秦腔，打麻将似乎才是真正的挡不住的诱惑，所以台上唱秦腔，台下打麻将。什么才是中国的“国粹”呢？这让人从麻将联想到小脚、鸦片、八股文，秦腔的命运从哪里看好呢？
庙会上演戏演砸了，那就演散场，唱折子戏，于是去为死人之家暖场子，向死人讨口福。农村人叫“暖丧”。意思明白不过了，秦腔成了“鬼听的戏”、“死人的戏”，是只能唱给死人或只有死人才愿听的戏！秦腔地位之所以岌岌可危，式微板荡，是因为秦腔赖以存在的农业文明彻底坍塌。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中华自古农立国，可是在清风镇上，人们愿意去城里打工或拾垃圾，也远远比务农种粮好得多！农村被边缘化，农业被现代化列车抛弃、撂荒。农民成了吃市民唾沫的，成了吃市民生活下脚料的人，秦腔如何生存呢？秦字十分形象，春字头，秋字边，取春种秋收、春华秋实之意。所以《说文解字》解释为“宜农之地”。所以说，秦腔适宜于在农民、农村、农业世界存身附体。可是这“三农”统统坍塌了，秦腔如何生存？这种以小博大、以小见大的写法，让人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国际化，什么又是城市化！我们将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不仅仅是中国遇到的问题或挑战，很大程度上是世界上所有不得有“现代化”的民族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既要现代化，又想保持自我，是多么的艰难。放弃自我，情不由衷；不放弃自我，又不可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昭然立见。
秦腔难以为继，农村地位式微，农民的地位则十分逼仄尴尬，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后人想凭吊，连个坟头也找不到。那个最有代表性的当代愚公夏天义一辈子就一件事：“不是收地就是分地。”最后山洪暴发，辛辛苦苦一辈子，连生命都搭了进去，完完全全融入了土地。他全部的希望就是那支“麦王”。麦王又被一只鸡叼走了，农民的生命其实就是一只鸡的轻轻一啄！夏天义是农民，农民离不开土地，所以他没啥吃以后就吃土！然而自己最后还是叫土给吃了，这就叫“后继无人”、“入土为安”。农业文明，出路何在？看看跟夏天义战天斗地的是些什么人就得出结论：引生，是疯子；哑巴，没声音；狗子，不用说了。是只跟着人的狗！这种反讽与象征之写法，在世界文学画廊也不多见。
夏，正如秦，也是中国的别称。夏家兄弟，按五常命名。偏偏老大“天仁”早死，老二“天信”没得出生。掐头去尾，没有“人”！下一辈子，金玉满堂瞎。以“瞎”字结尾，象征着什么呢？人算不如天算，信矣。
夏风与白雪，是夏天的风跟冬天的雪，如何成婚成家而后继有人呢？夏风进城了，连为父奔丧都做不到。现代化之与传统的不可调和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硬是娶了白雪，可是他们的孩子没屁眼，这叫有来路，没去路，断了后路！那个引生，是《红楼梦》中的焦大，虽然疯癫，却说真话、实话，其实他是书中最清醒的人，可怜引生，他姓张，张就是把弓拉长，然而拉长的弓却是引而不发。他去了自己的男根，男根是什么呢？是“祖宗”的祖字的本字。这里的象征意义就昭然若揭了。农村男孩子之命名，饶有趣味：引生、串生、多生、连生，可是，没了男根，拿什么去生？前无祖宗，后无子嗣，留给他的专利只有一个：意淫！引生对白雪的意淫与夏天智对秦腔的迷恋构成镜像：引生迷恋白雪，有其心没其本，心有余力而力不足。夏天智费尽心机搜罗秦腔艺术，可是没人买他的账，只落得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和自恋自慰，同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夏开智之于秦腔艺术，与引生之于白雪，一模一样，这似乎告诉一切钟情于传统文化、一切憎恶现代生活的人们：别那样一厢情愿了，存在就是命运。文化孤岛是不存在的。试图保持文化孤岛或自绝于世搞现代化进程的人只是自慰和意淫而已。纪德认为，人是为幸福而活着，如果不是为幸福，又是为什么呢？在《秦腔》一书中，谁都是为幸福，就是那两狗的交媾一样，尽管这两只狗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但为了幸福，农村的土狗硬是攀上了乡政府的赛虎。而赛虎呢？同样为幸福而不嫌弃土狗，让我们掩卷想一想，农村人之走向城市，难道不是这样么？谁又能禁止呢？哪怕进城是捡垃圾！世界著名逻辑学家王浩先生说：人要通过光荣或尊严来达到幸福，可是光荣或尊严在哪里呢？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幸福与光荣、幸福与尊严是一对悖论：熊掌和鱼不可得而兼之，在中国，为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就不得不放弃传统，牺牲农民，创伤农业，分割农村，秦腔与卡拉OK吼不到一起呀。人为幸福得舍弃尊荣，国家为了富强，有时得签订城下之盟，而社会为转型，则要牺牲传统。
《秦腔》是一曲挽歌，是一部“废乡”，与《废都》适成对照。《废都》写了废弃传统之后，没了根，没了魂，没了人性的人成了废人与走虫的众生相。《秦腔》从废乡的角度回答了传统是怎样被废的。城市为什么会成为废都的！抛弃传统的过程未必能与现代化的降临同步。我们一把火烧了祖屋老房，使我们未必立即就住上高楼华厦，似乎还得在露天里忍冻耐晒，这就是《废都》与《秦腔》要告诉我们的基本事实：存在决定命运，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人之命运是被决定而不是自决定，人能决定自己的行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人还将存在，中国之声却日益式微。
《秦腔》中的主人公，面对秦腔的消亡显得无可奈何，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的改变，生存状态的改变，有积极的风流者（夏风一代），有盲目的实践者（陈星一伙），有坚定的反对者（夏天智兄弟），有被迫的跟从者（武林一家），有抱着揶揄心态而做清醒的旁观者（引生们），还有烂船上拆钉子而不愿放弃特权者（村、镇干部们），……芸芸众生，各有选择，这种选择是“我”做出的，是“我”的自由决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在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我”的自由意识是“我”最高的主宰，“我”的“自我体验”是我的幸福之源。书中的主人公，个个都有一个“我的活法选择者”，“我选择，我快乐。”“我决定，我高兴。”“我做的事情，我做主。在我做主中，我体验快乐。”特别是引生，其思想最自由，当他自阉时，是他最快乐的高峰体验。不自阉，他能享受天伦之欢，床第之乐，他可以得到生理的高峰快感。但是，引生是人，不是赛虎，赛虎是养在政府大院的良种犬，比老百姓生命贵得多，可是它为了一时的生理快乐，竟然放下“架子”，忘了“身份”，而与乡下来的土狗交配，之所以如此，因为赛虎不是人，引生虽然是疯子，引生仍然是人，娶不来白雪，就绝不和其他女人做爱。为了防止“越轨”，就去其势，把“可能”堵死，所以意淫成了引生的专利，也成了引生体验人的快乐的源泉，人能意淫却不能交配，狗能交配却没有意淫，这就是人与兽的区别。不经意之间，引生把自己引向了柏拉图世界，成了一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还有夏天义至死也要战天斗地，就像西西弗斯知道了石头推上山还要滚下来，却仍在推。但夏天智比西西弗斯聪明，有人性，西西弗斯推石头是奉上帝之命，被迫去干，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夏天智却是虽千万人止，吾往也。大家都不叫他做，他偏偏要做，执其不可而为之，他获得快乐。为快乐，他宁愿选择死亡。大有壮士别易水的决绝。夏天智之于秦腔，与其兄之于土地，难道不也一样么？这种“我思想，我自由”、“我选择，我幸福”，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图解，但是成仁却说，这每个人的选择，几乎都是他们的“个人选择”，对整个社会几乎毫无关联，正如买卖股票，每个人做出了自以为最理性、最正确、没有受任何人强制的向上的选择，然而大盘却在下跌，大势却在急落。正如大江东流去，每朵浪花虽然都在向后翻，怎么能阻遏大江东流之走势呢？也许是每朵浪花都向后翻，大江才能东流去。秦腔在衰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迅速改变，传统文化急剧消亡，这是大江东去。夏家几辈人，从各自的层面，从各自的角度，都进行着顽强的“挽救”工作，可正是这种“挽救”，在加速着死亡。这就是存在，是人的宿命。
三、“高兴”黑色幽默的扛鼎之作
长期以来，不独西方人认为，就是中国本土，总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基因缺少幽默，特别是弱势一方以讽刺、揶揄、嘲弄强势群体为主调的黑色幽默。中国人之敬畏权力，尤如西方人之敬畏上帝，所以，中国文学总是以“歌德”主义为主流，图解政策为常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中国文学的天条或高压线。正因为如此，中国出不了《堂·吉诃德》、《钦差大臣》、《好兵帅克》、《第二十二条军规》、《百万英镑》、《竞选州长》之类的幽默讽刺名世的艺术之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是优秀的讽刺、幽默作品，然而作者的窗外，总有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他，沈醉回忆录准确地记录了这一点。惨遭活埋的王实味，只因为办了一期名为《野百合花》的墙报。由此观之，文艺作品要讽刺政治而不图解政治，要批刺现实而不歌颂现实，要自由创作而不坚持“第一”标准，要表现“阴暗面”而不体现“三突出”，要写小市民、小农民、小知识分子而不体现“高大全”……不从肉体上活埋，也要从思想上活埋！不夺你的饭碗，但要折断你的笔杆子，路翎先生、沈从文先生不就是这样被从思想上活埋的人么。
现在我们回到传主贾平凹先生的作品上来，来到他的文学生态苑，看他是怎样的“高兴”着吧。
当年《废都》出版后，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但中国文学评论界不是保持罕见的沉默，而是一齐喊打，自以为是的评论家说：《废都》是公文化写作，是“可怕的灾难”，是“令人遗憾的悲剧性事件和严重病相”，《废都》是一部“缺乏道德严肃性和文化责任感的小说”。这个评论家甚至指名道姓把某次中学生性侵犯指控为《废都》煽惑，笔者对《废都》的哲学意蕴与文学的价值诉求，比照马克斯·韦伯及亚当·斯密的理论做出了评判；清教徒的节欲使西方社会走向繁荣与文明，西门庆的纵欲使中国永远走不出中世纪，陷入有历史、没进步的怪圈中不可自拔。庄之蝶就是现代版的披上了文化人的西门庆么。从这个意义讲，说《废都》是现代版的《金瓶梅》何尝不可？《废都》的价值不在于它“形而下”的“器写”，而在于它启发读者“形而上”的“道求”，为什么文化人不追求文化而只追求女人呢？人为什么成了“走虫”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追问触动了某些文学评论家敏感的神经，真是哪壶不开提好壶，但西方人给贾先生评奖，恰恰看中的是这一点。
稍后《秦腔》出版了，立即获得“《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文学盛事。毕竟“秦腔”不是夷腔，不是洋韵，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声音，它确乎有《红楼梦》之“经国”诉求与“不朽”价值。授予“华文奖”而不再授予“洋人奖”，总可以堵住别有用心的文学裁判先生的拿老娘的裤衩媚俗外国人之口。谁也不可能说这次评奖是“一次具有反讽性质的‘误读’，一次具有喜剧色彩的奖励”了，这是红楼梦世界的华人评华文小说呀！可是，先锋评论家不干了，他说《秦腔》反映出作家有“性景恋”倾向，有“恋污癖”陋习，如此等等，这就不是文学评论，是骂街，是转移阵地。从鸡蛋中没挑出骨头就转而攻击母鸡下蛋不负责，好比把毕加索当成亚威农少女，把徐悲鸿当成奔马，把曹雪芹当成贾宝玉，把鲁迅当成狂人或阿Q。当然，对这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出现，读者早已司空见惯，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易，革命家看见排满，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总之，仁者看见仁，智者看见智。“真是一部《二十四史》，叫人从何说起！”是谁曾见眼前的“一堆垃圾”？
现在《高兴》出版了。我们说，时代不同了，臧否不一样，至今虽然未见文学评论界的一片喊好，也未见一声喊打，总之，没有前三部小说那样引起“轰动效应”，向来以严苛、前锋，有个性，专跟贾平凹“过不去”的评论家竟然失语。小说本身是一朵静悄悄的玫瑰羞答答地开，它像它的作者一样，总避开聚光灯与众人视野，自个儿躲在墙角自个儿高兴。然而树欲静风不止，商品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影视界敏锐地捕捉到了《高兴》的市场价值，他们比职业的文学评论家更身手敏捷，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做出拍摄影视片决定，这比号称现实主义杰作的《白鹿原》搬上银幕几乎快了十年。白乐天的作品严沧浪喜欢不喜欢不要紧，毕竟“烧炭翁”有“买面妇”喜欢就行！这才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儿。贾平凹毕竟是泥人不改土性。他是农民，是农民作家。他的作品是写给农民看的。“下里巴人”之作就是给草根阶层读的。如果他的作品叫阳春白雪先生看了而喜欢，岂不气歪了“下里巴人”的鼻子？
中华自古以农立国。中华传统文明是农业文明。孔孟是农民思想家。就是秦皇汉武之类的风流人物，也是农民政治家，绝对的大地主而已。今天的每个中国人，不管是谁，往上推三代，家家是农民。“农”是中国的根。如今，这一切的一切，全变了，全变着，一切与“农”字沾边的东西全“城”化了！城市是现代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标志，是现代化的载体。严格讲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城市的，只有城堡，在现代化冲击下，这些辉煌千秋的城堡，一个一个成了一座一座的“废都”，诚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个有如蛹化蝶、不，有如男变女的痛苦手术中，金狗浮躁了，庄之蝶沉沦了，夏天智绝后了，其他人的呢！都变成“刘高兴”！这就是答案。
《高兴》作为一部小说，保持着与《浮躁》、《废都》、《秦腔》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风格、情调，存在主义寄寓，它迥异于后三部代表作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反讽主义写作手法！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不着一字，褒贬尽显。久违数千年的《春秋》笔法重新降临于中国文学的生态园中。那些政治卫道士与别有用心的评论家为什么集体失语？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不着一字”他们抓不住把柄！在《钦差大臣》的整个演出过程中，达官贵人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可是，剧幕闭合时的主人公最后台词却是：“笑谁呢？笑你们自己！”剧中言却令剧外人哭笑不得，不失语也难得。
《高兴》是中国当代文苑中堪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比拟的黑色幽默之杰作，那个轰炸机驾驶员尤索林，当他遵守第二十二条军规时，恰恰违犯了它；当他违犯第二十二条军规时，恰恰又遵守它。在《高兴》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的道德悖论。也许我们每个读者都会在生活中遇见比小说世界更典型而丰富的困境；违背道德是最有道德的人，遵守道德是违背道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道德地狱的囚徒。例如面对这部书失语的评论家，当他否定它时，实际是肯定它；反过来骂惯了贾先生的评论家，当他们肯定这部小说时，则可能是否定它。
高兴，写的全是痛苦。把泪水当酒水喝，饮冰暖和心窝，把枷锁当成护身的甲胄。高兴与他的同仁，能把出卖器官当做享受生命。能磨镜做砖，能蒸沙成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受苦已受得对苦没有知觉的刘高兴们，一旦脱离了痛苦，生活中就缺少了高兴。
如果说黑暗是瞎子唯一的光源的话，那么痛苦就是刘高兴们唯一的高兴源泉。当年他们出生时，一点都没害怕，如今他们面对死亡，就显得十坦然。城市人对于刘高兴们，还如一个虐待狂之对受虐狂，是那样的施虐，那样受虐，又都是那样的胶着，那样的亲热，各自带给对方那么多的高兴。像屎壳郎盼望人们多拉粪一样，刘高兴们盼望城市多造垃圾。刘高兴就是城市这只巨兽，这只制造垃圾的怪兽的屎壳郎。
如果把农村式微衰落与城市的发达崛起比做蛹化蝶的话，《高兴》告诉我们，是谁承受了蝉蜕的痛苦；如果还可以比做男变女的话，《高兴》告诉我们，是谁接受了手术的痛苦。一言以蔽之：是谁为中国社会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城市化或现代化埋单！而这些埋单的人却被排斥在城市化现代化之外。这让人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是羊脂球出卖肉体供侵略者士兵淫乐才换得满车人的生命与尊荣，可是这满车人却以与羊脂球出卖肉体为耻辱而唾弃她，羊脂球是职业妓女，在“关键时刻”，她十分自然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保全大家生命与尊严。即使不在“关键时期”，她也是以此而生活着的，她对出卖肉体已习以为常。把一次与千百次等同；但对这同样逃难——走向幸福的其他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他们最离不开羊脂球时内心却同样地唾弃她；他们最看不起她的时候却最离不开她。贾平凹与莫泊桑心有灵犀一点通之处就在这里：城里人制造垃圾，但却看不起消化垃圾的人，然而他们却一刻也离不开消化垃圾的人，对于刘高兴这些消化垃圾的人来说，所盼望的是城里制造更快、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垃圾，当人家最看起自己时，正是人家离不开自己的时候。人家看不起对刘高兴们来说，也是真正获得自我实现的时候，是体验高兴的峰值时刻，刘高兴难道不是羊脂球？城市文明人恰与侵略者士兵相当。羊脂球会对德国士兵的“侮辱”说，让暴风雨劈得猛烈些吧，我羊脂球就是吃这碗饭的！你们德国兵越满意，我对自己同胞的贡献也越大，我自己也越快乐。刘高兴们总是盼望，城里人多造些好垃圾，我们就是捡垃圾的，你们垃圾造得越多越好，说明你们的日子好，我们吃垃圾饭的人活得越滋润。可是，城里人啊，你为什么看不起你所离不开的人呢？
澳大利亚素来被认为是“骑在牛羊背上的国家”，这话固然不错，其实并不准确。严格地讲，澳大利亚是“屎壳郎驮着的国家”。牛羊背上是表面现象，屎壳郎才是躲在幕后的真正英雄，是为澳洲现代化埋单的主人。
澳洲本无严格意义上的畜牧业。土著人几万年来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欧洲殖民者到来后，见这里水肥土美，植被茂盛，就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迅速扩张，国家随之富裕。可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牛羊多了，粪便也随之增加，大量的牛羊粪不多久便把澳洲草原覆盖。整个澳洲大陆臭气熏天，碧绿的大草原随之消失。牛羊粪把青草遮苫得严严实实，草再也长不上来。牛羊由于没草吃而大量死亡，牛羊背上的国家难以为继。“吃草——拉粪——死草”成了澳洲畜牧业的死结。怎么办？聪明的澳洲人想到臭名昭著的屎壳郎！他们从亚洲腹地请去了屎壳郎，这些以吃屎化粪为唯一生活内容的职业工作者，果然身手不凡，不负重任。
充足的牛羊粪，是他们的粮食。他们如鱼得水，很快便建立起除粪群体，把覆盖澳洲草原的牛羊粪化解一空，变成有机养料，而这些有机养料成为青草生长的粮食。青草迅速生长，牛羊迅速肥壮，大量地吃草，大量地排粪，屎壳郎紧张而有序地吃粪化粪，变粪为肥，变废为宝。如此一来，澳洲大陆又是一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繁荣国度。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因素是躲在草下化解牛羊粪的屎壳郎。澳洲人民没有忘恩负义，据说他们还在什么地方专门为来自异国他乡的屎壳郎立了功德碑呢！澳洲的牛羊没有忘记屎壳郎，是屎壳郎们把牛羊的粪便变成牛羊的粮食，把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打开了澳洲发展的死结。据说澳洲牛羊行走时，从不踩屎壳郎。
城市也是制造垃圾的怪兽，文明也是创造破烂的过程。如果说，没有屎壳郎，澳洲大陆就是一个死（屎）陆的话，那么，没有刘高兴他们，任何一个现代城市，都将是死城臭市，是垃圾山，是破烂场。一切城市都将被垃圾淹没而不复存在，文明会被文明自己消灭。刘高兴他们破解了消灭文明的难题，他们把被称为破烂的垃圾化解，变成城市继续发展的原材料。城市于他们的存在，更干净，更体面，更文明。他们把城市的排泄物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的原材料。他们功不可没，澳洲牛羊尚且不踩化粪为肥的屎壳郎，现代城市人却看不起支撑这个城市存在的捡垃圾的人们，一切为城市制造垃圾的文明人啊！你真的就文明么？如果你像《高兴》中所写的那些高贵的垃圾制造者那样看不起，甚至欺负消化你的垃圾而供养你生存的破烂人，你的品节恐怕在澳洲牛羊之下矣，与那群靠羊脂球而救命却又看不起羊脂球的法国“文明人”有什么两样呢？
羊脂球不拒绝德国兵的蹂躏，也许她会获得比平时接客获得更高的快乐体验。因为这次接待“国宾”，会在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之外，还有帮助同胞生存的分外收入，她何以不高兴呢？屎壳郎总是盼望牛羊多拉优质粪便，这也可以理解，除了帮助牛羊生存外，还帮助了人类。刘高兴他们呢？当他们捡到更多的垃圾，拾到更多破烂的时候，也是他们被人侮辱和损害的时候，然而这时候也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除了自我实现外还可以帮助孟夷纯！帮助公安局！有助于城市更安全！刘高兴怎么能不盼望城市多产垃圾呢？他甚至天天盼望孟夷纯多接嫖客，多挣钱，因为这样才可以为公安局抓逃犯提供经费呀！刘高兴的推理是对的。自己多捡一份垃圾，孟夷纯多接一个嫖客，这个社会就多一份干净，多一份安全。正如垃圾之多，城市越繁荣；嫖客越多，城市越文明！越是看不起刘高兴，越是离不开刘高兴；越是被人下贱，自己越高兴！《高兴》一书的主旨，就在阐述了这样的中国式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增加一份丑恶，就增长一份文明，反过来，增长一份文明，就增加一份丑恶。文明就是制造丑恶的过程。消化丑恶的恰恰是那些遭文明人看不起的“丑恶的”人，制造丑恶的正是那些号称文明的人。
道德是道德的敌人，文明是文明的坟墓。《高兴》一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哲理。是谁破解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垃圾难题？是谁为现代化而埋单？可是这些人被斥为“破烂”，他们却与现代化无缘。
《高兴》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俯拾即是，随处可见。公安局是维护公众安宁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做，也是公安局的自我实现。可是，要维护公众安宁，就得去制造公众危难，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孟夷纯因为贫穷而遭情变，他的情人砍死了她的哥哥，为了给哥哥报仇，不准确地说则为抓住人犯，保障社会安全。她不得不去当妓女，制造更多的嫖客，用赚来的钱供养公安局去全国各地追捕人犯。要知道，她培养的嫖客越多，因情杀而死的人也越多，社会上的杀人犯也越多，我们不禁要问：孟夷纯以当妓女来创造条件来抓逃犯来保障社会安全呢还是恰恰相反？孟夷纯不做妓女，就抓不住一个逃犯；孟夷纯当了妓女，又可能制造更多的逃犯，当与不当间，妾身千万难。孟夷纯最后还是决定当了妓女，促使她下定最后这个决心的因素是什么呢？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能给出答案的问题：孟夷纯的思维是这样的：我不变坏，就有很多人受害，为了更多的人不受害，我为什么不能变坏？孟夷纯是个妓女，但她身上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绝与勇敢，那种牺牲我一个，保全千万人的信念，难道不值得人们钦敬吗？仔细想一想，我们享受着的社会安宁，是不是由这些勇敢的妓女或其他“坏人”而提供保障的呢？一个好人往往要靠制造等额的坏人才能实现，解开道德悖论的金钥匙在哪里呢？在书中，刘高兴试图解开这个死结。他主动做了孟夷纯的好朋友，他还动员“刘高兴们”都来加盟，似乎普天下最丑恶的人团结起来，善良的社会就在今天，历史会这么简单么？刘高兴之爱孟夷纯，一个光棍与妓女之间，却没有性的成分，也不全是秦腔中的引生之于白雪，像个柏拉图之情那么纯洁，刘孟之爱，超乎性、超乎情，完全出乎义！社会正义、人类公义！可是他们一个是妓女，一个是“破烂”！不待读完全书，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明白，锁骨菩萨塔前为什么香客不断，香烟缭绕。不错，锁骨菩萨是妓女，可是她却拯救过多少人呢？以妓女行善，何错之有？孟纯夷、刘高兴，就是活在人们心中的锁骨菩萨。
公安局在书中十分可怜，最值得同情。他们一手抓嫖客，又一手造妓女。抓住放，放了抓。在一抓一放中求得自己生存。不抓妓与嫖，他们是干啥吃的？抓光了妓与嫖，他们又有什么吃的？罚款是公安人员的收入之源或补充，天下没坏人，他罚什么款？所以，公安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制造坏人，保护坏人，这与农民开荒与企业家投资有什么区别呢？坏人、犯罪、赌嫖，这些被称为罪恶或丑恶的人与事，是公安局的衣食父母呀。坏人养活着维护正义的人们，维护正义的人们得首先保护坏人，才能保证自己生存，也才能保护其他人，这就是维护正义，这就保持了稳定，在《高兴》中，这层道理阐述得十分深刻；保护好人得先制造坏人！公安局左手捉曹，右手放曹，这就是社会的真正存在。
《高兴》一书的主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优秀作品都做到的那样：隐藏得很深，《红楼梦》写的是什么，让后世读者为此而穷尽心力，乃至形成“红学”，《高兴》以反讽的手法描写痛苦，可书中未曾见到一言半语的哭泣、流泪、痛苦。连死亡也写得轻松、诙谐、幽默，让人甚至产生忍俊不禁。五富在高兴面前，就是礼拜五之于鲁滨孙，桑丘之于堂·吉诃德。五富死了，死时嘴里还含着半块鱼肉，让人噙着泪水读。五富活得窝囊，可死得安详、平和、顺当，为了吃而死，死得其所，死有所值，正如《儒林外史》中，老秀才王玉辉听见女儿为未婚夫殉情上吊后大笑，“死得好！死得好”一样，在高兴看来，五富作为乡下人，能死在城里，也算“死得好！死得好”！可是，五富活着为城市消化垃圾，他死之后，自己就变成一摊垃圾。这摊垃圾，警察当成了猪肉，其实，哪儿比得上猪肉值钱呀，只能背回老家去处理。这叫叶落归根，农村人进城可以消化垃圾，其实他们的肉体却连做城里垃圾的资质都没有。还有比这更黑色的幽默么？活着，不是城里人物；死了，不是城里垃圾，这就是城乡差异。正如屎壳郎不是澳洲大陆的主人一样。
五富的妻子和亲人因五富之死而都来城里了。他们对五富的非正常之死，坦然接受。因为他们认为死了就享福了，活着比死了难过。他们的木讷，让人想起了一本描写前苏联统治时期，人们排队去上断头台，这时有一个当基层干部的人竟插队加塞儿，后面的一个人就抗议，你一生都搞特殊化，我从来都不反对，今儿个我就是却要提一次抗议，不许你先死，活着的罪我受够了，多活一会儿我都不答应，所以，你今儿个不能加塞儿，得按次序让我先死！读罢《高兴》，谁能高兴呢？五富不死，亲人进不了城。五富死了，亲人能进城，可五富的尸体连城市的垃圾也不配做。五富替城市化解垃圾，他死了，他的尸体谁来化解呢？中国纯粹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有究天人、通古今的勇气。笔者认为，这也是平凹先生的风骨之所在，文笔之所寄。经国与不朽乃先生之职业生命可承受的重大任务。所以贾平凹先生的散文以轻灵隽逸见长，是十分出世情性中的文章。但他的小说却厚重密实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强烈的入世关怀，浓厚的乡土情结，深邃的哲学追问，让人轻易走得进去，却难以轻松走得出去。博大的文学生态苑，芸芸众生相，让读者如行山阴道上，既有崇山峻岭，又有茂林修竹，移步换景，美不胜收。笔者剪陋，撷取百花一瓣，管测锥插，挂一漏万，谨请读者方家，指画擎授。
参考书目：
1.《废都》，贾平凹著，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2.《秦腔》，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3.《高兴》，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