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林虎
刘高兴是贾平凹新作《高兴》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在贾平凹农村人物形象中，具有新意。其新意在于，刘高兴形象集中了诸多的悖反与矛盾，这些悖反与矛盾，当然是中国当下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城乡社会阶层、人性发生剧烈变化的投影，更重要的是，刘高兴形象中的悖反与矛盾，还折射出贾平凹思想感情的迷惘。
一、刘高兴形象的悖反与矛盾
刘高兴形象的悖反与矛盾，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刘高兴形象是贾平凹的灵魂，收破烂者的身躯，灵魂与身躯之间存在着悖反关系。第二，向往城市与城市的拒绝的矛盾。这里既有贾平凹本人的心理体验，也有农民工自身的现实困境。第三，表层的“高兴”与内里的沉痛的矛盾。
1.贾平凹的灵魂，收破烂者的身躯
《高兴》中，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刘高兴灵魂与身躯的分离。刘高兴善吹箫且颇有造诣，喜欢文学，喜欢精致之美，对自己的未来抱持不同流俗的想象，洁身自好，善良仗义。这样一种精神禀赋和刘高兴收破烂者的身份组合在一起，无论怎么说，都给人一种怪异感。我们认为，刘高兴的精神禀赋实则不是身为收破烂者所有，而基本上是早已成为都市上层社会精英的贾平凹精神禀赋和社会理想的投影。尽管贾平凹口口声声说他“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但他已经不再是农民了，他是都市上层社会精英，充分享受着都市给他带来的各种便利和利益。也只有在这样一种生活背景中，具有这样一种社会地位，他才能保持小说中刘高兴式的精神追求。
早有论者指出，贾平凹具有浓厚传统文人意识与情趣，但另一方面，由于贾平凹对自己早年农村贫苦生活的强烈记忆以及城乡差别的刻骨体验，使他始终与城市有着一种隔阂甚至是仇视。贾平凹早在1993年就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好像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仇恨心理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这样的表达在十四年后的《高兴·后记（一）》中再次出现，承认自己“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这样一种心态，就使得贾平凹的传统文人情趣和农民意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者相互激发，相辅相成。
在贾平凹的早期作品中，由于城乡之间互动还远不频繁、剧烈，身处城市的贾平凹便把所有的美好、纯净都赋予了乡村，他在《满月儿》、《果林里》等作品中创造的纯美境界，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此时的贾平凹文人气息还不明显，更多的是来自乡野的清新、朴素。在上世纪80年代的《商州初录》等作品中，他把《满月儿》时代的乡村的纯净与传统文人情趣做了很好的结合，如尝试一种拟笔记体的文体形式，在语言上有意识学习古代小说的风格和韵味，表达出作者对传统文人审美趣味的追求。这一时期的探索，受到较多评论家和读者的认可。随着贾平凹年龄、阅历的增长和文化修养的提高，他的传统文人气息越来越明显，但他身上的农民出身的自我心理暗示却并没有消失，而是如影随形地伴随始终。于是，在1993年《废都》中，出现了以批判城市的衰颓、腐败为主题。这个主题应当说本来有相当的深度，贾平凹对城市的负面现象也有较充分的感受。但由于贾平凹在内心深处对于城市的隔阂乃至厌恶、仇恨，使这部作品在揭示城市文化的阴暗面时，无法看到现代城市文化中的正面意义与价值，他表现的恰恰是心为“农民”的贾平凹对于城市的不无偏颇的心理体验。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在表达这种负面体认时，同时把传统文人情趣也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不仅主人公庄之蝶与他的文艺界朋友每日谈空说有，议文论艺，而且与他有暧昧关系的女性们也熟悉《浮生六记》、《翠潇庵记》、《闲情偶记》之类的古代典籍。只不过，这种传统文人情趣以一种类似于中晚明时期的颓废格调体现出来。《废都》以一种对城市文化的否定来满足其乡村意识、农民意识的自我肯定。但《废都》出版后，遭遇了政府的禁止和社会普遍的批评，这使得贾平凹对自己的偏颇做了有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自我克制。到2005年，中国改革的迅猛推进使城乡之间的互动变得空前频繁、剧烈，传统农村的生活方式、权力格局也受到致命影响时，贾平凹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这种关注，就体现在《秦腔》中。《秦腔》中的农村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年前《满月儿》、《商州初录》中的世外桃源了，而充满了利益的争斗，人性的负面景象被更多地表现出来，作品弥漫着衰颓、无望、沉重和悲凉的气息。农村中的农民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并且开始离开家乡，涌向城市。因此，有论者指出，十多年前《废都》写的是城市的衰颓，2005年的《秦腔》则是“废乡”，反映的是乡村的衰颓。不过，与十多年前《废都》相比，贾平凹少了些颓废、消极，多了些理性和节制，因此整体格调上体现为沉重和悲凉。
《高兴》无疑是《秦腔》的进一步的推进，从题材上说，这是写《秦腔》中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后的生活，尽管与《秦腔》一样，在表现农民命运时，他有一种沉重与悲凉之感，但他希望能在《高兴》中创造出一个能面向未来的理想的农民形象。于是，每天乐呵呵的、有着贾平凹式文人情趣而又每天与垃圾、乞丐、废品收购站、城中村出租屋住户打交道的刘高兴就应运而生了。
贾平凹在答记者问时说：“写东西当然不能站在农民的角度看这个城市这个社会”，“作家应透过这一层看人性的东西”。这个说法是对的，但问题是，贾平凹在塑造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时，却又走得太远，把太多作者自己的文人气息赋予了主人公，无法把刘高兴这个底层人物形象的人性深度真正发掘出来。年过半百的贾平凹自认为是“农民”，关注农民，可是他与农村、农民毕竟已经脱离三十多年了，这种非城非乡的身份使贾平凹在城乡之间游移不定，使他在塑造刘高兴形象时产生了灵魂与身躯分离的结果。
贾平凹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高兴》后记（一）《我和高兴》中写道：“这个时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伟大的文学是需要伟大的思想作基础的，贾平凹也意识到自己的缺憾，因此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即使要给历史留下社会记录，也需要对现实世界具有敏锐、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要对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发出文学的声音，并与变动中的社会进行及时的频繁的互动。在这个方面，目前中国整个文学界既缺乏这种意识也缺乏这种能力。相对而言，贾平凹是一个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作家，他一直以来都希望对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还能较好地完成这项任务的话，那么到了上世纪末以来，他的这种能力就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缺憾了。
2.向往城市与城市的拒绝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一）《我和高兴》中写道：“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了我的笔。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我不是政府决策人，不懂得治国之道，也不是经济学家有指导社会之术，但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止于就事论事，可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下去了，到底是将十万字毁之一炬。”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贾平凹的文字，是要说明，刘高兴命运中的向往城市与城市的拒绝首先是贾平凹本人的心理体验，其次才是农民工自身的现实困境的写照。
在中国无数农民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人都体会过向往城市与城市的拒绝的命运，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现象，而在于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以及农民进入城市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从贾平凹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对于农民工进城这个现象本身就充满着困惑。初稿中的“苦涩沉重”、“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固然是困惑的表征，重新写作后正式出版的定稿未必不是困惑的表征。
在正式出版的定稿中，仍然有着“苦涩沉重”、“厌恶城市，仇恨城市”，但主人公刘高兴被确定为向往城市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至少在表层上在小说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对于城市的强烈向往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城市拒绝。
我们认为，刘高兴一次又一次被城市拒绝的命运安排，其中有着作者的潜意识在起着作用。从我们前面提到的贾平凹前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的价值取向是传统文人田园牧歌式的，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贾平凹以这种理想，既批判了城市的堕落（《废都》），又哀叹了乡村的衰落（《秦腔》）。刘高兴尽管向往城市，可是他的价值取向却是贾平凹式的。因此，即使狡黠、能干如刘高兴，贾平凹也要让他在城市中屡屡碰壁，一次又一次被城市拒绝。其实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和狡黠、能干的性格特征，在一个身为收破烂者的人物身上拼合，本身就不太令人信服。而刘高兴向往城市与城市的拒绝的命运安排，就更加明显地表征出作者精神世界的迷惘与矛盾。
可能是为了符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审美观念，也为了与主导文化保持某种和谐，贾平凹把初稿的“苦涩沉重”、“厌恶城市，仇恨城市”的主导情绪转变为正式出版的定稿向往城市的基调，这可能表明作为急剧变化时代的刘高兴们，“向往城市”已成为一种无奈的命定，因为农村也已衰败（《秦腔》）。既然如此，还不如“高兴”地面对，即使城市并不一定接纳他们。
3.表层的“高兴”与内里的沉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得出结论，《高兴》中的“高兴”是表层的，虚幻的，而沉痛才是内里的，真切的。这一点，贾平凹说得很清楚：“书名叫‘高兴’，其实怎么高兴得起来呢？刘高兴把名字改成了高兴，我又在书上尽力写出一种温暖感，其实寄托了我的人生的苍凉感。你注意到了吗？我在写他们最苦难的时候，景色都写得明亮和光鲜，寻找一种反差，而且控制着节奏，沉着气。冬天里一切都濒于死亡，但树叶的色彩却最鲜艳啊。要不动声色地写。”
中国数千年来，农民都是最苦、命运最悲惨的人群。建国后人为地将城乡分割，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被无限拉大。农民为了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进城肯定是历史性的进步，是对数十年来人为分隔城乡的一次反驳。但这种反驳的成本本来应当由政府、城市、农村、农民共同承担的，但直到当下，这种成本还主要由农村和农民来负担。贾平凹以其自身的体验，将这种现实的悲剧性表现出来了。
二、贾平凹的迷惘及其意义
我们认为，刘高兴形象集中了诸多的悖反与矛盾，这些悖反与矛盾，当然是中国当下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城乡社会阶层、人性发生剧烈变化的投影，更重要的是，刘高兴形象中的悖反与矛盾，还折射出贾平凹思想感情的迷惘。而贾平凹的这种迷惘，不仅仅是贾平凹个人的迷惘，而是代表了相当多的关注农村生活、农村变化的作家的迷惘。
中国当代作家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集体辉煌后，到90年代后进入了集体消沉。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剧烈变化，使得绝大多数作家对现实失去深刻透视和全面把握的能力。相当一部分作家以“纯文学”的追求聊以自慰，少数仍然关注现实的作家，由于其知识结构、精神视野、人生阅历等的局限，对现实的评判表现出明显的极端与偏激，无法与现实进行深刻的对话与互动，当然也就无法对行进中的中国社会形成深刻的影响。“失语”实则是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界的基本状态。在少数仍然关注现实的作家中，擅长农村题材的贾平凹、张炜等也都存在这一问题。和贾平凹一样，上世纪80年代的张炜在《古船》中对改革中的农村还有着较为深刻的观察和评判，但同时他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于现代工业文明潜在的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巨大破坏性的恐惧与不安。这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拒绝与恐惧，到了上世纪90年代《柏慧》（1994年）、《家族》（1995年）中，变得更为强烈。由于存在这样一种心态，张炜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传统的文化资源上，这些文化资源有着极端道德化的倾向，甚至包括了带有强烈落后性的封建家族伦理体系。这样，张炜对于现实的批判就走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31-38）。作者以这样一种文化立场观察和评判现实，其偏颇是自不待言的了。他在新世纪以后渐渐丧失与现实社会的有效对话，丧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发言能力，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张炜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代表。这批作家大多出生于50年代，他们在精神最饥渴的时代接受的教育存在相当的缺陷，不仅在知识结构上、系统教育上存在问题，而且在价值观上、精神视野上也存在严重缺失。这样一批作家与五四时代的文学大家是远远不能相比的，甚至在知识结构上、系统教育、价值观、精神视野上可能都无法与他们的子女一辈相比。这些作家中存在的文化价值上的向后看、道德极端化等问题，与他们成长的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氛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相比较而言，贾平凹在人生态度上比张炜要温和得多，他在批判现代社会的负面现象的同时，也力图去理解这个时代。从早期追求乡野之美到中期写出《鸡窝洼的人家》、《浮躁》那样极富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与时代同行的一面。在《废都》的偏颇之后，他又重振旗鼓，写出了《高老庄》、《秦腔》、《高兴》这样力图对现实发言的作品。但我们也要看到，贾平凹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传统文人趣味和过于陈旧的知识结构，使他理解这个时代的努力显得十分吃力。我们认为，这就是贾平凹的迷惘形成的真正原因。
作为五十多岁的老作家，能够一直关注中国现实社会发展，为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留下一份份社会记录，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一个作家，他要做的是对时代、人生、人性作出自己独到的观察与评判。但由于中国三十年以来的变化是中国数千年来天翻地覆的巨变，这种巨变既没有纵向的范例可借鉴，也无横向模式可参照。因此，即使是贾平凹这样的老作家，也无法对这个时代作出足够清晰的评判。刘高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迷惘，实则是贾平凹的迷惘，也是无数农民工的迷惘。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迷惘，可以引发我们对我们身处的时代、人生、人性做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这应当就是《高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