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
张璇
贾平凹作为当下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以乡土小说尤其是以“商州系列”小说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普遍关注和赞赏的。因此，2007年长篇小说《高兴》的问世令一直关注他创作的读者和评论家感到异常的兴奋也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高兴》是带着一股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向我们袭来，是继《秦腔》后的又一部长篇新作。如果说《秦腔》采用“严密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为我们描述了20年来中国农村生活状态的变化，讲述了大量农民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被迫离开生养他们的土地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和精神上的巨大冲击的话，那么《高兴》则是农民走出土地后，对于未知生活及命运的积极追寻与探索。正如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经典名作《玩偶之家》，近百年来作为一出社会问题剧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意义深远，鲁迅1923年曾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那么我们是否也可采用鲁迅的标题猜想：贾平凹试图用《高兴》解答“农民走出土地后会怎样”这个社会重大问题呢？这部作品以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真挚朴实的叙事话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为我们讲述了西安城墙下兴隆街上靠捡破烂为生的刘高兴的宿命人生，展现了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打工者刘高兴的颠沛、流离、辛酸、坎坷的生命体验和面对困境时奋力挣扎的信心和勇气。这一人物形象与我们以往所看到的农民形象截然不同，在他身上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命运的自我掌控。刘高兴可以说是贾平凹作品中的又一独特魅力的崭新人物形象。《高兴》记载的是在时代变革与个人命运的交错变化中生命个体的无奈与痛苦、探寻与挣扎、智慧与经验。贾平凹痛苦而快乐地抒写着这一切。这是他眼含泪水记下的感伤。《高兴》是一部有着非常鲜活和饱满的情感力量的小说，充分展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骨子里所特有的卑微和高贵、价值和尊严、柔弱和坚强。《高兴》通过对刘高兴、五富、杏胡、黄八等人日常生活的呈现，进一步探寻生命的本质意义，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虽然作品名为《高兴》却是一部让人含泪而笑的沉重之作，从中深刻体会到了作者内心隐含的焦灼、不安和彷徨。贾平凹试图通过这部作品给予个人精神上的慰藉及个体生命意义的本质追寻。
贾平凹写这部作品的缘由很偶然，进城拾荒的初中同学刘高兴突然闯进贾平凹的生活，通过与之交谈内心便萌发了写作的欲望，他想写生活在城市里被忽视群体的生活状况和人生景观。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位朋友后，却遭到质疑，甚至否定。庆幸的是，贾平凹坚持了自己的想法，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就萌发了抒写这一社会群体的想法。与老同学的相识只是更坚定了他的这一想法。贾平凹觉得，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自娱当然有我的存在，娱人是不去迎合，当然包括政治的也包括世俗的信息。为了了解生活在城市最底层这一社会群体，他费尽周折，多次混入拾荒者们的人群，甚至与他们同吃同住，不以怜悯的姿态与他们交友，隐姓埋名促膝畅谈，后历时三年，五次修稿，《高兴》终于问世。
《高兴》结构清晰，所涉及人物不多，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从清风镇闯进西安城谋生的刘高兴。作品一开头写刘高兴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五富的尸体运回清风镇，却在西安火车站遭遇警察。在后悔与遗憾中，他等待五富老婆来处理后事。结尾处，五富老婆终于来到西安，刘高兴带她处理了五富后事。作品主要篇幅是刘高兴回忆他和五富从清风镇来西安直到五富死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贾平凹在不经意间透露的时间段：刘高兴和五富从清风镇来到西安火车站是2000年3月10日，而他又一次来到西安火车站欲送五富尸体回清风镇而不能，则是2000年10月13日，可以看到小说所记叙的整个故事时间并不长，只有七个月零三天。在这短短的时间中，贾平凹以其一贯特有的淡然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缭乱的城市生活画卷，真切地讲述了在密布着冲突、错乱、伤痛、病态社会中的主人公刘高兴的生活辛酸史：一是与同乡五富的患难史；二是与妓女孟夷纯的痛苦爱情。
一些农民由于生活所迫离乡背井，走进一个对他们来说既充满诱惑又倍感陌生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中国的现代性故事。刘高兴怀揣着梦想和希望，带着五富来到西安城，他们用胆怯的目光打量着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刘高兴和五富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困境。想找份工作，却没有技术，只好拾破烂。这样让他们失望至极，而这已是乡友韩大宝帮助后的最好结局了。西安城里的生活终于开始了，每天早出晚归，他们走街串巷蹬着三轮，拉着架子车，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在散发着难闻的垃圾堆里拾捡能维持他们生存的破旧物品，由于微薄的收入一天只吃一顿饭，有病也是不敢看的。在这里，他们经常受到别人的轻视和欺侮。废品收购站的人瞧不起他们，剥削他们，房东的邻居也借机占他们的便宜。这些刘高兴都能忍受，他最不能忍的是被别人轻视。因为，对于刘高兴来说，与生活的艰辛比起来，生命的尊严更为重要。
刘高兴作为贾平凹理想中的新型中国农民，既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与生俱来的纯朴与善良、豁达与乐观，虽然生活坎坷，历尽磨难，但他却哭着过不如笑着活。又有胆有识、自信坚韧、倔犟高傲，在卑微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不卑微的心。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性格和魅力的农民形象，在当下小说中的确不多见。他能奋不顾身地扑在逃逸肇事司机的车上死缠硬拽，面对看不起他的城里女人，他用牙签塞了人家的锁孔；他爱钱，可他对金钱并不贪婪，却看重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当五富和黄八加班去扒垃圾卖钱的时候，刘高兴却坐着出租车，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感觉像“在敞篷车上检阅千军万马”，陶醉在城市的无限繁华和向往中。贾平凹通过刘高兴这一人物形象也体现了中国农村的变化，尤其是农村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正如刘高兴想活成个有尊严的真正的城里人。一进城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高兴，暗想把刘哈娃永远抛回给清风镇。刘高兴真诚地热爱这个城市，“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刘高兴，刘——高——兴！”表达了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他虽然是个拾破烂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理直气壮地活着，也不妨碍他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刘高兴说：“自卑啥呀，你瞧那草，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小草不自卑。”“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他那包容、大度、乐观的性格，使他在生活的困境面前开朗地笑着，用乐观和坚韧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并没有被生活所击垮，在贫困中维持着生命本质价值和精神道德上的尊严。以微笑掩盖了内心深处的感伤与悲凉。
刘高兴认为把肾捐给了城里人自己就是真正的城里人了，而且刘高兴想活成个有尊严的真正的城里人。《高兴》中有一处细节描写我们从中能感悟到刘高兴真正渴望的是什么：一个上午，豪华宾馆中的一位姑娘喊他收废煤气，门卫却嫌他的鞋脏不让进，最后让他光着脚进去。他懊恼自己没有及时剪脚趾甲，很难为情。没想到，一走进大厅，就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串脚印，这似乎圆了他的梦。他终于在西安城里留下脚印了！那个上午，他脑子里一直操心他的脚印会否被服务员擦掉。这串脚印在他以后的梦境里常常出现。那些脚印是会自己走动的，走遍大厅的角角落落，又走出宾馆，到了每一条大街小巷，甚至到了老城墙和钟楼的金顶上。五富听了，起初发愣，当他终于明白后，竟然也在一面雪白的墙上狠踩了一个脚印儿。能在城市留下自己生存过的印迹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啊，脚印于是就有非凡的内涵了。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感到在作品背后弥漫着的浓厚的边缘人的气息。也就是说，贾平凹是一个游离在都市和农村之间的人。贾平凹的这种边缘人情节使他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他的小说的新人物都表现出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向往，而反抗乡村世界中的愚昧、保守、乐知天命的生存态度和方式；一方面他又担心现代都市的商业文明会腐蚀乡村世界那些淳朴、善良、正直的品德。而刘高兴这个人物形象似乎正是扮演着大都市里的边缘人的角色。虽然置身于这个城市，但是他的肉体和灵魂似乎游离于城市之间，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栖息之地，从中我们不禁会感到在刘高兴的身上似乎也影射着作者的身影，也可以说高兴是作者理想化了的人物形象，但是他却那么的真实。
贾平凹在作品中对于主人公刘高兴的处理，极少涉及他面对困境时的彷徨无助，更多的是写在苦难中磨砺得更加闪亮的生存坚韧和强悍。刘高兴仿佛就是书中常常出现的法国梧桐，躯干挺直，枝叶繁茂。刘高兴的生命活得平凡而高贵，贾平凹感叹刘高兴：“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的传统美德，他们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在肮脏的地方却干净地活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对当今物质生活丰厚、精神生活贫乏的城市人来说颇有启示。”为我们也重新寻找到了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作品中的神秘因素有时是通过意象来处理的，注重作品的意象是贾平凹叙事中的重要特点之一。意象思维本来是诗歌中的意象思维，贾平凹将意象引进小说叙事，就是为了在完成小说叙事的同时增强小说的抒情表意功能，使作品从而获得更大的价值。如小说《高兴》中的高跟鞋，刘高兴买了一双高跟鞋，来到城市寻找他的爱情。他坚信：“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高跟鞋就在《高兴》里成了一个浪漫爱情的隐喻，高跟鞋象征着富裕生活；同时也是优雅、高贵的。高跟鞋成了刘高兴渴求爱情幸福和慰藉的支撑。刘高兴与美发店里美丽善良的孟夷纯相识、相知、相爱。孟夷纯的哥哥被人杀害，警察追凶没有经费，让受害人家属出钱。迫于无奈，孟夷纯不得不忍辱偷生，出卖自己的肉体赚钱，筹集办案经费。刘高兴得知这一切后，想方设法保护、帮助孟夷纯，给孟夷纯送钱。为此甚至于失去了同乡五富的性命。为了宽慰自己，刘高兴把孟夷纯比作高洁慈善的锁骨菩萨。从以往贾平凹创作的作品中，我们就会发现出现在贾平凹笔下的女性，似乎或多或少地带着动人的光环。因此，说贾平凹是男作家中最会写女性的，最有怜香惜玉之心的作家，恐怕也是最为恰当的。凡是出现在他眼中的女性，都被他极大地理想化了。《高兴》中的孟夷纯也不例外。这样，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讲，贾平凹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理想，往往是拖着沉重的封建主义的阴影的；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按照作家的理想化的要求描写的女性，所有的女性都是被作家所严密操控着的，她们是为了表达男性作者或男性主人公的需要而存在的，离开男性就不足以在作品中和生活中独立地生存，难以获得完整的个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孟夷纯便是如此。她虽然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能获得勉强维持生计的费用，但是面对巨额的抓捕杀害其兄的罪犯所要缴纳的费用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了。于是，他与韦达、刘高兴都保持着一种没有结局的爱情关系。可能刘高兴一开始便知道了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爱，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爱着对方，这是一种带有怜惜和沉重感的爱，爱得越深带给对方的伤害似乎越大。“明明知道她是妓女，我怎么就要爱上？”在这里，体现了刘高兴对于内心的坚贞爱情阵地的艰辛保卫。而他内心的隐忍伤痛作者也平静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贾平凹的家庭背景以及他的家乡情结对于他的写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陕西的存在决定了贾平凹怎么写。正如他自己所说：“关注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他对孕育了自身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兄弟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同情和理解。也许，贾平凹有着过多的本土文化的重负，在他的人生观、自然观、审美观中，我们感到了传统文化强大的推动力和同样强大的桎梏。但这部作品中我感觉到却是他对生命价值意义的不懈追寻与反思。充溢着鲜活的生命力和激情。贾平凹以敏锐的触觉及真切丰富的人生体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善良质朴、坚韧不屈、勇于反抗的新型农民形象。通过作品中主人公刘高兴这一人物形象使我们对乡土中国中的农民有个全新的认识，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贾平凹开启、深化、发展了乡土小说的叙事视角。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史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