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华
贾平凹的《高兴》，是继《秦腔》之后继续关注当代农民工生存境遇的小说。农民工作为特定时代下的社会群体，作者在展示他们整体生存现状的同时，将笔触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挖掘他们内在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根源。与同时代的其他农民工题材相比，贾平凹没有从农民和城市对立的各种外在的社会事件出发展开文学想象，而是着眼于农民工进城打工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追根溯源，用文学参与社会，探索农民工的人生命运和精神旨归；通过底层视角传达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从文明、人性的高度统摄正在发生着的乡下人进城现象，使得文学超越对社会现象、历史进程的直观概括达到人性批判的高度。
一、问题意识与文化反思
2005年春季出版的《秦腔》中有一个细节，作者写到清风镇的老支书秦天义因开掘荒山而被土掩埋，人们在其下葬时竟找不到抬棺材的青壮小伙，偌大的清风镇只剩下妇孺老弱，清风镇的小伙都到哪里去了？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就有了《高兴》最初的写作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城市转移，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成为主流。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成为新时代的“离土农民”。“‘离乡离土’到了21世纪已成为不可遏制的人潮，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社会和思想特征，‘农民工’，‘打工者’已成为新的农民群体的生成”。“离土农民”是特定时代下的新的社会群体，也是特有的社会问题。用文学形式关注社会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气候并产生一定影响的，多发生在社会改革或社会转型期。上世纪之初的五四时期和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就涌现出一批可贵的“问题小说”，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表达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责任意识。用文学参与社会问题，强调文学创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敏锐的洞察力，并通过文学想象达到对社会问题的记录，反思和批判。问题意识，是文学作者可贵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一个具体表现，也是其作品永葆鲜活的法宝。
当下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扩大，各种社会问题纷纷凸显，农民工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以后，给城市带来农耕文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信息，他们影响着城市；相反，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以其强大的辐射能量不断改变着他们的思维习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会成为最有冲突性的文学艺术表现”。贾平凹新作《高兴》就是通过文学参与社会的方式，关注这样一群离土农民的现实生存问题。贾平凹笔下的人物是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他们“既没技术，又无资金，又没城里人承携”，只能像“祥子”一样在城市寻找类似土地一样稳定可靠的生产资料，做着城里人“视而不见，见而不理”的收破烂工作，文本中的主人公大都生活贫穷，挣钱是他们城市生活的目的，垃圾是他们基本的生产资料，但即使这样，他们的生存也是不保障的，遇上下雨天，遇上车祸，还必须时时应付市容的刁难，城市流氓的敲诈，受同行的挤压，更多的是遭到歧视，被城里人隔绝。作者透过这样一个收破烂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提供了这样一幅破烂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提供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但却成为城市的“异乡人”。
文学写作者的问题意识不仅在于发现问题的症候，更重要的在于追根溯源。《高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将笔触更加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通过对他们生活态度、性格特征、文化心理的描写，表现这样一个社会群体，都有与城市文化不同的乡村文化的因袭，从揭示他们性格文化根源的角度进而揭示他们城市生活物质贫困、精神贫穷的深层原因。
五富，是刘高兴从农村带到城市的搭档，他就像乡间的一根草，一个“蚂蚁”，其生命原本是属于土地的。五富憨厚老实有力气，他这颗乡间的蚂蚁来到城市的水泥地上，虽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但其基本的生活态度是具体而现实的，来城市的目的就是生存和挣钱。文章中有一细节描写刘高兴问五富老婆重要还是钱重要，五富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人民币，这就是农民的实用理性。食色，性也，但食比色更重要，钱比娘们更亲。五富最后在为挣更多的钱的梦想中命丧黄泉。五富在城市丢了命，可五富的尸体要回到清风镇上入土为安。五富生前不止一次戏谑自己死后，其魂魄要回到清风镇。而当残酷的事实终于发生，也就有了五富悲剧性的返乡情节，这说明中国传统乡民最本真的生死观念。《老子》讲，“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故重死而不远徙”。农民是土命，土地是乡民安妥灵魂的依托和他们生命轮回的根基。农民死时，往往要在土里挖一角掩埋，人与土就有了一种依存感和亲属感。民对土的感情，类似于亲缘和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表现的是主人公对土地的深深眷恋，更重要的是对乡风民俗的精神皈依。五富的尸体最后仍在城市火化，其灵魂飘荡在城市的上空，找不到皈依，这是五富的悲剧，其实也是作者的思考：这些在时代转型期，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底层打工者，他们一旦失去了与土地的依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不但生活变得漂泊不定，他们的灵魂和命运也无所依附。作者对五富悲剧命运的描写，实质就是作者对新时期农村底层从业人员命运的担忧和他们生活前景的忧虑，包含着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
在《高兴》中，贾平凹将写作触角深入而细致地探入到这些底层打工者的生活世界和他们的灵魂世界，既还原了他们贫穷、卑微、被隔绝的城市生活，又深入到这些打工者的内心，表现他们的生活态度、伦理情感，写出了他们离乡未离根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和性格成因。他们的劳动态度、性格特征、生死观念，甚至性文化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乡村文化价值观念的烙印。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和现实的城市生活远远不能融合。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求得生存，但他们又不具备城市文化所需要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所以他们只能被“抛”入城市中，如浮萍般飘摇。“城市文明作为一种诱惑，一种目标，时时吸引着大批乡村追随者，而乡村追随者为使自己融入城市，必须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蜕变过程”，这种脱胎换骨的最大阻力，就是与农民工的性格特征、生活态度甚至行为方式融为一体的乡土文化价值观念。乡村文化观念与城市文明的“文化落差与反差”是导致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最大阻力。作为底层打工的农民群体，如何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如何成为城市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如何在不断改变和适应城市物质生活的同时改变自身的精神世界以适应城市的文化生活。这是作者对新时代离土农民真实生存境遇、性格成因和文化心理的思考，就不仅仅只是在作品中提出农民工这一社会问题，而是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出他们生存处境的根本原因。与同时代人的关注当下农民工问题的“问题小说”相比，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底层视角与知识分子立场
底层视角，主要指叙述者的叙述话语来自真正的底层生活，并以底层人的视野关注正在经历着的底层人生。“所有底层叙述都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而存在，它们或者是权威话语实践的产物，或者是知识精英话语实践的产物。”《高兴》创造刘高兴第一人称限制叙述视角，刘高兴是底层生活的经历者，他所操持的是来自底层的“元话语”。从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位置关系而言，刘高兴既是底层生活的叙述者，又是底层生活的见证者，作为叙述者的刘高兴与被叙述的底层生活世界就不是居高的俯视或旁观的赏玩，而是真实的底层生活在演示。从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态度关系而言，刘高兴具有的双重角色和身份，所具有的底层生活经验，使叙述者的灵魂能够更贴近底层人的内心世界，感受弱小群体所受到的歧视和伤害。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刘高兴的底层视角，避开广阔纷纭的各类政治、经济事件的干扰，以刘高兴为中心，联络起与刘高兴有关的各色人等和各种事件，限制了叙述窨，但同时延展了叙事的信息含量，使作品便于表现更开阔的生活世界和更本真的生活细节。
刘高兴作为底层叙述者，主要承担着“传达”和“讲述”的功能。他传达底层生活的信息，讲述底层生活的故事。作者创造这样一个贴近底层人物事讲述底层的各态人生，“正像生活在场一样，不知以其存在在表演”，从而展现出开阔的农民工城市生存图景。
忠厚、肯劳作的五富，从不怜惜自己的体力，就像土地上的“蚂蚁”一样，默默耕耘，只为求生存，却也在城市中丢了命，面对五富的尸体，其妻在意的不是五富可怜的劳动所得；与五富同居“剩楼”的黄八，因常年在外打工，其在家的妻子却被人拐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没有寄托，用挣得的钱寻求肉体的安慰和欲望的发泄，变成了动物一样的城市里的游魂；杏胡和种猪的生活经历更为苦难，留守在家的老母和一对儿女，因为一场意外，老母亲竟被火活活烧死，而他们的城市生活最后因法网无情而锒铛入狱。刘高兴视角之下的五富、杏胡、黄八和种猪，他们有生存的欲望，肯吃苦，也想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但无一例外，除了生活环境和物质生活被隔绝外，他们的人生命运和人生处境都很悲惨。他们表现着底层人物生存的辛酸与生命的苦难，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个体生命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脆弱、无助、彷徨与无奈。他们是一群城市里被动生存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如同“苞谷秆一样脆弱而飘摇”。
在刘高兴底层视角的观照下，文本展示了一群底层人的生存悲剧和灵魂悲剧。“没有历史事件本身是内在悲剧性的”，“对历史采取不同的叙事观点，就可以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正是在底层叙事悲剧结构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隐含”着的作者的批判意识。随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确实取得了进步。但同时也使大量的农村人口丧失土地，大量迁移到城市。在以经济效益论成败的现代化背景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价值立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对中国农民工整体生存图景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是从历史文明的角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历史主义的评价，而更多的是从伦理人性的角度，通过关注底层打工者的生存境遇和人生命运，对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现实进行精神探寻和道德批判。“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撞中，我们不能掩盖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戕害”，“农耕文明在摆脱物质贫困的同时，不得不吸附在城市文明这一庞大的工业机器上走向历史发展的未来；而正是城市文明的这种优势又迫使农耕文明屈从于它的精神统摄，将一切带有丑与恶的伦理强加给人们”，在《高兴》中，正是透过五富、杏胡们的被动而脆弱的生存，孟夷纯和石热闹们的精神迷失和灵魂异化，说明文明的进程对底层人性的戕害。在对城市底层苦难人性的描述中，用人性的尺度，来衡量文明社会的进程，进而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
作为叙述者的刘高兴如果仅以底层身份去感受、观照底层生活，很容易滑向农民立场，将农民工的底层生活和城市文明对立起来，“作者若以农民立场考察底层生活，其认识上的局限必然遗留在文本之中，影响小说叙事的深度和美学成就”。但从叙述学的方法而言，叙述者常常是真实作者在小说中的“新闻代言人”。叙述者身上常常有作者理性审视城市生活的意识融入其中，作者在道德批判的同时，更多地运用知识分子的理性审视底层生活，探寻理想的精神世界。如果说，“浮躁”是80年代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废都”是90年代文化没落者的精神映像，那么，“高兴”就是当今时代人们普遍追求个体生存价值的一种精神想象。
三、文学叙事的突破
文学叙事的突破，是指作者的叙事风格并不拘泥于既有的、熟悉的叙事套路中，叙事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沿用一种模式，而是在文学创作中不断探索与创作主题相契合的叙事策略，表现出与之前的创作风格不同的叙事模式。贾平凹在创作道路上永葆青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他永无止境的精神探索一样，叙事风格也是不断变化的。《废都》、《高老庄》、《秦腔》等作品中的叙事风格在于“以实写虚”，“高老庄”、“清风镇”不是现实中的棣花街，而是作家创造的艺术幻境，作品中的艺术世界是以现实为依托的作家的想象世界，作家在如实的描述中，表达更多的是作家的理想和精神世界。而《高兴》的创作出发点在于为底层生活做“历史见证”，为时代做“社会记录”，强调作品的史料价值。因此在叙述风格上，更强调反映社会现实的逼真性，力求表现当下生活的丰富性和原生态；在叙事结构上，用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构筑整体的线性叙事框架；在叙述情感的表达上，更倾向于选择对世俗日常生活的白描化描写。
叙述素材的当下性、叙述结构的整体性和白描化的生活细节描写是《高兴》叙述的突出特征。
叙述结构的整体性在《高兴》中主要表现为整部小说有浑然一体的故事框架。《高兴》突破《秦腔》的叙事结构，它不是故事事件的横向排列，而是一种纵向的线性叙述。这是《高兴》叙事回归读者以及作者叙述风格不断创新的又一表现形式。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要有故事。讲故事往往会落入俗套，《高兴》并不单纯讲故事。他把故事写进生活中，将故事与作品题材紧紧融合，用故事写出凡俗人等的性格和命运。贾平凹在讲述故事时，非常注重故事的当下生活气息。故事素材多选用新近世俗生活的真实事件，贾平凹也坦言《高兴》中“背尸返乡”和“孟夷纯出卖肉体以寄钱返乡”等素材是从报纸新闻中获得的。
文学写作讲究起承转合的结构脉络。贾平凹在叙述主人公的城市生活时也处处贯通人生命运的起承转合。刘高兴“背尸返乡”是小说叙述的起子；承接的是他们城市生活的主要过程，孟夷纯的出现，是推动刘高兴城市生活进入戏剧化情节的主要因素，刘高兴与孟夷纯的爱情联系使孟夷纯的故事自然地走入刘高兴的生活之中，同时通过对孟夷纯生活的叙述，联系起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开阔了城市生活的叙述视野；孟夷纯入狱，刘高兴为爱情买单，情节转入他们生命旅程的下一站；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五富因病命归黄泉，刘高兴背尸返乡，合到开头。在人生命运大起大落中，令人不禁掩卷沉思：起承转合的叙事框架，无不与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命运暗合。作者在叙述故事中，也进入风俗人等的生活中。生活因故事的连缀而由混乱无序的状态变成有序的艺术世界。
叙述结构的流畅性与叙述内容的饱满和叙述情感的真切同样在《高兴》中被表现出来。叙述内容的饱满和叙述情感的真切主要通过白描化的生活细节描写达到。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叙述，尽可能还原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原生性。
“白描化的细节描写，把作者的主观感觉外化，融入作者的情感和审美体验”。在《高兴》中，贾平凹充分发挥刘高兴这一限制视角的作用，刘高兴既作为叙述者，又作为生活的亲历者，这样他就能充分使用他的各种感官，用视觉去观察，用嗅觉去触摸，用听觉去倾听，用心灵去体验和感悟，一个真正多彩的生活世界也就展现在读者眼前。文章中五富的吃相，形象逼真，就在于作者对生活细节的描写，不仅仅是用知识和经验书写，更多的是用身体的各种感觉描写，写出生活的动态美和“视觉美”，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刘高兴碰到爱情时的黯然神伤，杏胡与种猪的性生活，五富与黄八作弄小区保安的场面等等，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生活事件，人与人之间平凡普通的交流，生活中平凡普通的痛苦、悲伤和欢乐，贾平凹细致而平静地书写着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经验，有触手可摸的真实感，从四面八方描写生活，从而将一个真实的生活世界完整地再现到读者面前：生活中有血肉丰盈的情节，鲜活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富于美感的语言，作品处处出现诗意写实，因为有生命在作品的每一处流布。所以说，当作家在用心灵去写世俗生活时，其实也在写人情人性。“把这些生存状态下人本质的东西写出来，把它写得饱满有活力，把人写得饱满有活力，我觉得就深刻了。”这其实也就是王国维文学批评中所谓的真正的艺术世界是“不隔”的，因为有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因而生活的饱满、人性的深度，就在对生活的细微感触中被作者表现出来。同时，细节的丰盈和白描化的描写也使小说具备了在具体琐碎、充沛感性中抵达生活内核和人性内质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