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张丽丽
一
在当今物欲化的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作家为迎合民欲，放弃了神圣的道义与庄严的职守，文学在极度轻松中完全沦为接受者纯粹消遣的娱乐品。面对这样一个精神被拔根、心灵被挂空的写作潮流，贾平凹却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抗拒之态。在创作中，他始终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荷，坚持不懈地进行心灵的跋涉。作为一位农民的血统的儿子，贾平凹特别关注乡村生活的变迁。2005年，经过呕心沥血，完成了长篇小说《秦腔》，这部沉重的作品，以密实的生活细节逼真地展示出中国原始的乡村生活与乡村文化在城市化大潮中无法逃脱走向溃败与伤感中一颗几近破碎的心灵。《秦腔》出版后，贾平凹的心事并未了结，他看到农村中的青壮年纷纷到城里打工，留守在家中的都是老弱残疾，以至于村里死了人都找不到抬棺材的劳力。这种普遍的乡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现象，引发起作者的震惊与忧虑。在《秦腔》中，作者借用夏天义的口说：“后辈人都不爱土地，都离开了清风街，而他们又不是国家干部，农不农，工不工，乡不乡，城不城，一生就没根没底像池塘里的浮萍吗？”基于此，作者把创作视线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乡土上的农民转向农民在城市中扮演的打工者。贾平凹通过跟踪考察，对打工者所从事的各种职业有了初步了解，作为创作对象，最终把眼光锁定在拾破烂这一具体的行业上。作者发现，许多来自乡村的打工者“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城里有权有势的人来承携，他们只有干最苦最累最脏又最容易干的活，就是送煤拾破烂”。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大都市里，拾破烂者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生存群体，他们以自由、散在的方式，每天为都市生活从事着排泄、清理工作，事实上，已成为城市生活运转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人们的目光中，如果说各种打工者的生存方式是属于被排除在社会边缘位置的异类的存在，那么对于拾破烂者而言，更是一种缺少人权保障与人格尊严的类似于乞丐般的弱势群体，在都市里，他们根本寻找不到一处心灵的栖息之地，只不过是一群飘荡在都市里的孤魂鬼。贾平凹在对拾破烂者进行深入的接触与体验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兴》。与其说这是一部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不如说是跟踪流亡到都市的乡民，表现他们在陌生的文化空间中的生存状况，并进一步“从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里触摸出这个当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作为一部《秦腔》之后的长篇，作者在《后记》中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如果说《秦腔》是一部咏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行将终结的挽歌与绝唱，那么，《高兴》则是飘泊在都市的乡民们在无奈的生存困境中唱出的一首充满凄楚的流浪之曲。
二
在《高兴》的《后记》中，贾平凹对自己创作出这部小说的心理动机作出了明确的阐述：“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读完这部长篇，不难发现，作家采撷了有关拾破烂人的大量和生活碎片，通过连缀、拼贴，呈现出这一阶层的原始的生活风貌和复杂的精神状态，字里行间，不仅浸透着作家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忧虑、关爱与呵护，而且也在理性的思考中，充满着对时代的困惑与质疑。
《高兴》是一部通俗、好读的小说，既没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所有的只是拾破烂乡民的日常琐碎的生活细节。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非常朴素地叙述了主人公刘高兴与乡友五富进入西安后在半年多的拾破烂的生活状况以及刘高兴与妓女孟夷纯之间的爱情纠葛。在这些看似散在的生活碎片里，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及人生意蕴。首先，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出一幅拾破烂人的艰辛、屈辱的生存图景，特别在都市繁华、奢侈的生活背景下，更加突现出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的窘困与粗鄙。在我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商品大潮的涌动，广大农村在一度繁荣后又出现衰败萧条，特别是面对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许多农民开始失去坚守家园的执著和热情，甚至不惜荒芜土地，离乡出走，渴望到现代化的都市中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刘高兴和五富就是在贫困的压迫下，舍弃温馨的家庭，怀着发财的梦想，到西安城里打工。然而相当多的进城乡民，既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也缺乏与城里人交往的经验与智慧，所有只是能够承受各种苦难意志心理和一身用不完的粗笨的力气。基于此，摆在他们面前的只能是城里人所不屑的最肮脏、最吃力的职业，其中，拾破烂便成为一些打工者的无奈选择。在城市里，拾破烂，这一看似闲散的工作，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有成套的行规，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严格的等级，初来乍到的人等级最低：“他们只能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沿街翻垃圾桶，或者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扒拉，他们是孤魂野鬼，饿是肯定饿的，饿不死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个最可怜的群体和流浪的乞丐没有多少区别。刘高兴和五富初到西安，由于乡亲的帮助，在喧嚣的市区内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和辖区。他们一天到晚拉个架子车蹬个三轮车走街串巷，收买废品和垃圾。显然，这个职业在收入上没有起码的保障，运气不好时甚至空手而归。有时，他们结伴去垃圾场，在尘土飞扬、臭气冲天中挥舞手里的器械和同行们争抢垃圾。这时，人人蓬头垢面，像从粪土里拱出的屎壳郎，像墓地里一群面目狰狞的野鬼。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找到了卸水泥的工作，收入比较可观，然而，僧多粥少，货车一到，人们蜂拥而上，往往为占有一车水泥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拾破烂难以维持生计时，刘高兴带着五富到咸阳一处工地上挖地沟，结果却遭受虐待和欺骗，五富在困苦绝望中命归黄泉，在西安城里，留下了一个飘荡的孤魂。这些来自乡村的打工者，市区内没他们的安身之处，用廉价的房租租赁简陋的房屋，且空间狭窄，周围又堆放着杂乱的废品，伴随着成群结队的老鼠和漫天飞舞的苍蝇，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污浊腥臭味，就是在这种肮脏不堪的环境中，拾破烂者却能安之若素，打发着漫长的流浪的岁月。在饮食上他们吃的是最粗劣的食物，偶尔，改善生活，到饭馆里吃一碗汤面，便是最大的奢侈与享受。有时碰到雨天不能出门挣钱，便宁愿挨饿也不舍得开伙。五富、黄八把捡来的已经发霉的馍晒成馍干，经常以此充饥。在读到这样的细节时，我们心里感到无限的悲凉与辛酸。这些逃离乡土的农民，在灯红酒绿的都市里，渴望付出最大的代价、牛马般的劳动，来获得自己最低的生存，然而，这种人最起码的生存欲望却也往往遭受蹂躏与践踏，这是多么沉重的人生悲剧！
其次，在《高兴》中，作家不仅逼真地呈现出拾破烂这一群体的恶劣的生态与物质的匮乏，而且更深入地揭示出他们在完全陌生的都市里在心理上所承受的悲痛和创伤。尽管在现代都市里，拾破烂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职业，然而，在世俗的眼光中，这一类群体被认为是异类的存在，根本得不到都市的接纳和认可。而且往往以歧视的方式拒绝他们对城市的靠拢与融入。在一些都市人看来，他们不仅显示出贫困、肮脏与粗俗，而且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往往为了自身的安全产生一种防范心理，除必要的联系外，都市居民和这一群体可谓泾渭分明，很少有情感的交流与沟通。正如刘高兴所感慨的：“虽然五道巷至十道巷的人差不多都认识我，也和我说话，但那是在为所卖的破烂和我讨价还价，或者他们闲下来偶尔拿我取乐，更多的时候没有理你，你明明看是认识你的，昨日还问你怎么能把‘算’说成‘旋’呢，你打老远就给他笑，打招呼，他却视而不见就走过去了，好像你走过街巷就是街巷风刮过来的一片树叶一片纸，你蹲在路边就是路边一块石墩一根大桩。”都市对这一群体缺少应有的理解与尊重，甚至蔑视他们的人格与尊严。一个要卖旧报纸的女人只用“哎”同刘高兴打招呼。开门后，把旧报纸扔到过道，却不允许刘高兴进门。在这种冷漠的行为中表现出对这一职业者的本能的蔑视与排斥。不仅如此，拾破烂者作为典型个体性经商行为，因身单力薄，往往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欺凌与伤害，其中既有卖主的霸道与蛮横，更有城管队、交警队等执法部门的轻则呵斥、殴打，重则扣车罚款，既有社会流氓无赖的抢劫欺诈，也有同行之间的拼杀抢夺。五富因缺少经验与敏捷，就多次受到伤害，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肉体上受到毒打，而且在心理上背负着痛苦与屈辱。在这种相互冲突的环境里，拾破烂者一方面在仰仗都市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对现代都市怀着非常复杂的感情，其中既有对城市生活的倾慕与向往，同时，在都市的压迫中更滋生仇恨与反抗的心理。成乡收入的巨大落差和生活上天壤般的悬殊，使他们在心态上产生了强烈的失衡，不惜用恶毒的语言来宣泄心中的愤怒与不平。听听黄八骂的内容，他骂：“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骂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骂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骂为什么不地震呢？骂为什么不打仗呢？骂毛主席为什么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文化革命呢？”这些话虽然情绪极端乃至失去理性，却也反映出社会财富在分配上失去了公平与正义，愧对了为改革做出了牺牲的最广大的农民群体。
再次，从拾破烂人的生存状态里，不难发现进城乡民对生活的热爱和面对各种苦难坦然承受的博大胸怀与顽强的意志，具有一股泼辣强劲的原始的生命力量。这些逃离土地的农民，在乡土文化中形成了善良质朴、勤劳节俭的美好品质。自然，在新的环境中，为了生存的需要，有时也会施展出农民式的机警与狡黠，然而更多的时候，以从容、平静的姿态承受都市带给自己的残酷生存压力，他们不怕挨饿受冻，为了增加收入不怕用疲惫的身体从事着超负荷的工作。在困苦的挣扎中，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小说中，作家所刻画的杏胡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她大胆泼辣、热情直率，且刁蛮放肆与任性。她经历了人生磨难，丈夫的去世曾使她一度陷入绝望，然而最终她与生活展开了决绝的拼搏与抗争。在一场大火毁灭家园之后，她只身闯进城市，组合了新的家庭。在这座城市里，凭借着她大胆与机智，竟然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对未来，她怀着天真的理想，为自己制定了奋斗的计划，打算苦干若干年后，能获得都市人的身份，过上风光体面的生活。残酷的生存竞争，使她敢于打破道德的樊篱，无视舆论的非议。卸水泥时，为了笼络汽车司机，她浓妆艳抹，卖弄风姿，运用一点残存的女性魅力，最终达到目的。她洒脱自在，说话没有掩饰，甚至在公开的场合里，也袒露自己对性的欲望与渴求。同时，她心地善良，对于弱者，心是充满真诚的同情与怜悯。当她得知孟夷纯的身份处境之后，竟然主动地伸出了援助的手。在杏胡的身上真正体现出民间的生命底色的粗糙与强劲，释放出原始生命力量的泼辣与恣肆。在小说中，作者借用刘高兴表达了对杏胡的人生哲学的感悟与体会：“韩大宝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什么是坏人，她也没有意识到她的话那么富于哲理，而我之所以在这个城市奋斗着，我靠的正是她教我的法宝。”
乡土出身的贾平凹，对来自农村的这群流浪者，始终怀有情感的倾斜与认同，表现出由衷的关爱与同情。但是，作为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这些漂泊的乡民还要进行理性的认识与思考，深刻地揭示出他们作为乡土文化的传承者难以摆脱的精神病态。不过贾平凹对农民的批判，和五四后乡土小说中的启蒙指向有着明显的区别，再也看不到作家面对民众居高临下的宣教者的姿态。浓厚的乡土情感使他在对民间立场的坚守中一直保持着和读者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流浪乡民以自身的鲜活的生命呈现出最本真的精神状态。从作家的描绘中，不难发现，尽管经济改革的大潮把他们不自觉地冲向了城市，新的谋生手段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然而，他们的生活习性、性格心理、思维逻辑依然没有发生巨大的改变。小说中刻画的五富与黄八作为农民的典型，清晰地暴露出乡土文化愚昧自私、狭隘保守的一面。他们只满足于粗糙的物质需求，缺少对现代文明的向往，用刘高兴的话说：“他们生活贫贱，真替他们可怜。”五富所关注的每天的经济收入，积攒着每一分钱，在他的过分的节俭中，也透露出心理上的吝啬。由于做事笨拙，且不善言谈，便经常遭受欺诈与凌辱，却从来不敢奋起抗争，只能忍气吞声，事后则以痛骂的方式宣泄心中的悲愤，或者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与陶醉。如果说五富的自私、贪财尚不失庄稼人的憨厚与质朴，那么，在黄八的身上则呈现更多的贪婪、怯弱与卑琐。他为自己在小饭摊上用了先藏好的苍蝇讹诈老板一碗胡辣汤而自鸣得意，面对一个因绝望而跳楼自杀者，他不仅无动于衷，却顺手牵羊，捡拾了死者被风脱落的外套，穿在身上，到处炫耀。然而，黄八并未泯灭良知，当五富死后，他一方面没有忘记五富欠他五元钱，另一方面也没有兔死狐悲的哀痛与伤感。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个非常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巍然崛起，在劳动中，他们用自己的巨大的价值和建树成为城市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基于公平与正义，尽管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提高农民工待遇的政策，但是，从根本并没有改变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存位置。特别是从事拾破烂的职业，不仅生存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并且还丧失了作为人最起码的体面和尊严。许多进城打工者抱着发财的梦想，但除了少数的幸运者，绝大多数的人一直在贫困中艰难挣扎。乡村劳力的大面积流失，其结果必然造成土地的荒芜与歉收，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由此，引发了贾平凹的忧虑、困惑与质疑。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的：“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还是更加地拉大了人群贫富差距？”贾平凹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他不可能对当前的状况作出理论阐释，更难在治国之道上做出决策。作为一个作家，凭借着职业道德和做人的良知，有责任把作品写成真实的社会记录留给历史，以艺术的方式提出看法、思考和认识，表达自己的关怀与忧戚。
三
基于作家对乡村流浪者的理解与尊重，在这部长篇中，作家相当成功地刻画了主人公刘高兴的形象，在他的身上，最集中反映出当代乡村文化与城市的交流与碰撞。这位来自乡土的青年与所有的流浪者一样，对城市怀有热切的向往，但是，作为一位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和五富等人却又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五富、黄八等人主要是沉溺于粗糙的物质层面的欲望，那么，刘高兴则更多地显示出对精神境界的渴求与提升。在来西安之前，刘高兴就把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西安城里的病患者，这一行为昭示出刘高兴要把自己鲜活的生命融进到城市里。到达西安之后，他用满腔的热情拥抱这所陌生的城市，并把它视为自己人生的归宿。他交代五富：“如果我真的死了，五富你记住，我不埋在清风镇的黄土坡上，应该让我去城里的火葬场火化，我活着是西安的人，死了是西安的鬼。”甘愿把自己的尸骨与灵魂安葬在异乡的都市，可见他对城市的迷恋牵挂到了何等痴情的程度。他坚信，凭借自己的知识与智慧，能在这个举目无亲的生活空间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灿烂的前程。然而，他非常无奈地加入了拾破烂人的队伍。但是，在粗鄙的生存环境中，始终不放弃对精神层面的净化与提升。首先，在他身上保存着农民的仁慈与质朴，有着将心比心的同情与怜悯。对无知的五富，视为同胞兄弟，格外照顾体贴，在看似严厉的呵斥中，流露出内心的关心与疼爱。韦达给他一个既挣钱又省力的差使，因不放心五富，便婉言拒绝。当五富死后，他兑现承诺，决心把五富的尸体背回家去，后因败露未能遂愿，成为自己终生的内疚与悔恨。在拾到一位大款的手机时，他要交给当地的派出所，如果不是节外生枝，他完全能守住做人的道德底线。其次，刘高兴作为一位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维护公平与正义。尽管他不爱翠花却无法忍受城里人对翠花的欺凌与践踏，凭借自己的勇敢与机智，从男主人处索回翠花的身份证。当一家饭店的老板欺侮五富时，刘高兴以凛然的姿态要求老板赔礼道歉，为五富讨回了人格与尊严。刘高兴看到了一辆小车的司机在撞倒了一个小孩企图逃逸时，心中怒不可遏，不顾生命危险，奋然爬上车前盖，被司机拖了八里地差一点丧命于车轮之下，最终使肇事司机遭到应有的惩罚。行侠仗义、古道热肠，在刘高兴身上所体现出这一精神资源，在当代充满物欲的都市迸发出非常明亮的光彩。再次，尽管刘高兴不是这座城市的正式公民，但是，平时在举止行为、言谈话语、衣着打扮、待人接物等生活习性中力求表现出一个当代市民应有的精神气质和外在形象，要彻底除掉过去在农村生活中养成的各种恶习。他要求五富：“以后在什么地方吃饭都不要蹲在凳子上，不要咂嘴，不要声那么高说香，不要把茶水在口里涮，涮了不要咽。”拾破烂的同行们，没有一个不蓬头垢面，两手乌黑，唯独刘高兴衣裳整洁，浑身清爽，始终不懈地保持卫生的习惯。在闲暇时，常吹箫自娱，在人们的赞赏中仿佛能寻找到对城市人的体验与感觉。刘高兴，这位来自乡村的知识青年，在极其恶劣的生存境遇中，没有走向堕落与沉沦，而是在艰难的挣扎中，对美好的生活和纯净的精神境界怀着坚定的信念并进行执著的追求。正如作者所赞许的：“他能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他是“泥塘里长的一枝莲。”
在刘高兴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既有农村生活的厌倦，又有对乡土田园的眷恋；既有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向往，也有对城市物欲化的膨胀持抵触情绪。自尊与自卑，在相互悖反中构成了刘高兴复杂矛盾的心态，有别于五富的狭隘自私和黄八的贪婪卑琐。文化知识的积累，使刘高兴能运用理性的眼光打量置身生活的城市，他看到，所谓城里人，上数几代全是来自农村，基于此，对城里人，始终能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在世俗的眼光中，不管自己的职业是多么的卑贱，却从没有放弃做人的操守与尊严。进城后，他想用满腔的热情与诚实的劳动融进城市的生活空间。进城市后遭受的压迫，于屈辱中滋生出强烈的自卑感。收破烂时，曾被一个年轻的女主人拒之门外，此时他想：“我如果是大款，她能这样？我不是大款不是市长连有西安户口的市民都不是么，这只能怪我自己。”从自卑出发，有时则以变态的方式显示自己近乎虚荣的尊严，既有农民式的狡猾与智慧，也有阿Q式的自欺欺人。刘高兴的这种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在他和妓女孟夷纯的情爱关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揭示。正是从这种最富有私人性的情感领域里，透视出刘高兴几近破碎的灵魂。来自乡下的孟夷纯却具有城市知识女性的气质和妩媚。在刘高兴的眼中，孟夷纯已成为这所城市富有诗意的化身。孟夷纯一旦从情感上接受了刘高兴的爱，就意味着进入了城市的生活空间，以平等的身份与人们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种在城市里产生的爱情遭遇，增加了刘高兴征服城市的自信心。然而，当孟夷纯妓女身份暴露后：“那一瞬间，我感到她的可怜，可我又该说些什么呢？曾经为这个女人有太多太好的幻想，但这个女人原来在这儿是个妓女！我说你打击了我。”这种打击，不单是对爱情的失望与痛苦，更是对追求城市理想生活的破灭和绝望。当刘高兴知道了她遭受的苦难和承担的庄严使命时，心是涌动着对她的怜悯之情，她结交男人，她善良慈悲，她是以妓女之身而佛智，她是污秽里的圣洁。冲破世俗的观念，注重精神层面的纯洁与美好，并在经济竭尽全力地支持她，实际上，在这种两性交往中，蕴含着非常复杂的矛盾心理。刘高兴通过对孟夷纯的帮助，有一种自我价值得到肯定的满足。然而，这种杯水车薪式的帮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孟夷纯被侮辱和被践踏的命运。尽管孟夷纯把刘高兴视为自己的兄长和真诚的朋友，但是，从心理上却把他看得如同自己一样的可怜。也许正是共同的境遇使他同样有一种相逢知己的感觉，在他们的情爱中具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况味。一方面，刘高兴把对孟夷纯的帮助看做是出于同情和怜悯，是爱她、喜欢她所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却又摆脱不了占有她的生理欲望，最终两人发生了性的关系。这种类似嫖客的行为从精神上对刘高兴实施了颠覆和解构，使他在自责与内疚中背负着强烈的负罪感。作为来自乡村的城市流浪者，刘高兴所遭遇的城市爱情，富有一定的浪漫色彩。他由于陶醉在虚拟的想象里，对这场爱情的结局缺少清醒的判断和估计。当刘高兴提出要和孟夷纯结婚时，孟夷纯果断地给予拒绝，她坦率地说明：“不是你不好，你是养不活我，也不容忍我。”不久，孟夷纯因涉嫌卖淫，被公安局拘留，需缴纳五千元罚款才能被释放，在爱情进展的关键时刻，刘高兴因缴不起这笔罚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女朋友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最终，这一刻骨铭心的城市之恋只有在悲剧中落下帷幕。留下的仅是心灵的创伤和无限的伤感。在这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里，刘高兴找不到情感的寄托，只能沦为一个漂泊流浪、孤苦零丁的野鬼。
毫无疑义，在刘高兴的身上渗透着贾平凹悲天怜人的博大情怀。但是，由于作家运用民间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躲避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的双重干扰，从而在大量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呈现出鲜活的原始形态的民间风景。刘高兴作为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并没有肆意渲染他的苦难遭遇，也没有表达出悲切哀怨的情绪，反而对生活充满乐观与自信，在自我满足中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实际上，这是作者有意识地在“拾破烂人的苦难的底色上写着刘高兴在城市里的快活。”刘高兴的欢乐的情绪愈加反衬出拾破烂人生活的肮脏与卑琐。我们在阅读时首先而来的是轻松愉悦，然后在审美回味中却涌动着难言的沉重与苦涩、辛酸和悲凉。读《高兴》颇有点类似读《阿Q正传》，是在喜剧的形式中蕴藏着悲剧内涵。这是贾平凹在小说创作中一个令人值得关注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