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说《高兴》所引发社会伦理的思考
徐晓飞 张建
贾平凹先生的《高兴》小说中描写了刘高兴及他的同伙们在城里拾破烂的故事。在小说里面作者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小说主人公刘高兴为了成为城里人所做的种种努力、挣扎、困窘等等的情景。“一千个观众读《哈姆雷特》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看小说的角度不同，所读到的评介与思考也会不同，读者浅谈一下从读这本小说引发的对社会伦理的思考。
一、谁动了我的奶酪？
在小说里看到作者在不惜笔墨的细节性一一描述刘高兴他们的每天的衣食起居上，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辛酸，一种让你庆幸自己现在的生活还过得去，没有沦落到他们的地步！在小说第十一章里写到刘高兴因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米饭，去二道巷寻五富的时候发现他的中午饭是偷吃贮备的有霉点干馍加上自来水。在二十七章里写到因为连续的下雨他们被迫呆在屋子里，没有收入并且面临着没盐没面的窘况，他们一起的伙伴之一黄八吃着干馍与水，但见五富进来时停止吃干馍，说他的午饭是喝白开水……在二十章里写黄八从垃圾桶捡来的长着黑斑白毛的干馍让五富给偷吃了。这是他们的食物方面的描写。那么在他们的衣、住、行方面呢？让读者感到记忆犹新的是作者在文中关于五富头发及鞋的描写。特别是鞋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作为城市边缘人生活的艰难。一次是他们去等驾坡大垃圾场捡垃圾，“他又扔过来两只鞋，我生气地把两只破鞋日地朝旁边的一个坑里丢去。五富说‘那是我的鞋’！”可见鞋与不能要的垃圾已经无任何差别了；另一次是城市郊区大圆盘卸水泥与别的团伙发生冲突时，五富的鞋被拽脱了扔到黑地去，他们抢活失败后，杏胡指挥他们寻鞋，直寻到后半夜，终于把鞋寻着了，杏胡又骂了：我以为是啥鞋呢，就这一双前头裂了口子的鞋，你害大家挣不来钱也睡不成觉？在衣服上最为细节的描写是写刘高兴的西服，从西服的来源及刘高兴对它的爱惜程度和因为穿西服所造成的狐假虎威的效果，让人啼笑皆非。
与此相对照的是对韦达他们这些有钱人的描写，他们头发整洁光亮，穿西装扎领带，开车开公司，他们的一言一行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他们是享受到了某种特殊待遇的一群人。在小说五十二章写韦达请刘高兴他们吃饭所刻画的有钱人吃出“新三高”，并且现在已返璞归真，专吃农家饭，更为不知吃什么着好而发愁！
最让人无言的是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写刘高兴在火车站见到刚下火车的五富的老婆时，她刚见面并没有先问她丈夫是如何离开人世的，而是接过刘高兴转交的咸阳陆总给五富的八百元钱，小说上写到她蘸着唾沫把钱数了一遍，又让她弟再数了一遍。
看罢此，读者感到内心的沉重，也许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之充实的象征……越趋于真切和实在”。作者用如此鲜明对照的手法为读者描绘在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国家密切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所造成的社会局面。社会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上，他们为生存而努力奋斗，为温饱问题而奔波劳碌！他们的目标很简单，为多赚些钱让他们衣食无忧即可！可是这样的目标都难以实现，让人心酸！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生活过的最艰难的往往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他们总是在为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而挣扎，结果往往是天不遂人愿，苦上加苦。从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到雨果的《悲惨世界》，从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到契诃夫的《苦恼》等等，读者们都深深体会到在生存线上生活的劳苦群众的惨淡生活。
社会伦理是关于社会的价值学说，它关注的是社会应该如何？它的首要内涵就是社会的富裕程度。在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已呈现不合理的程度。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明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程度）。富裕的价值常常被自视清高的思想家们所淡忘，甚至对它不屑一顾。而马克思恩格斯等唯物主义者则忠实于人的生活经验，将富足归结为社会的基本价值。马克思说过，贫穷是一种罪恶，贫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可谓经典。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到“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时至今日，贫穷、饥饿、温饱的未解决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大不幸。
单从国内讲，收入差距主要是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即农民和城里人、穷人和富人之间。由于城里人的收入比农民的收入高，并且农村土地被挪用。于是农民就进城了，他们的收入比过去提高了，但进城后的农民在基本权益、基本社保方面处境艰难，在家乡的还要面对来势汹涌的强行圈地、强行拆迁等问题，这样农民陷入一种无奈、无助、无望的困境。什么原因？中国是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中，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发生贫富收入的差距，发生了一个走得快、一个走得慢的现象，贫穷的人收入在呈现蜗牛似的增长，上升得慢，富裕的人收入呈现出指数般的增长，上升得快。所以使得这个收入差距变化已经超过正常范围，应该深思怎样解决？
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非常迫近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在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时讲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要用征收所得税的办法、民间慈善的办法，而不能够恢复到计划经济那条路上去，当然计划经济可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是那条路，我们吃过苦头的，那个结果就是，财富的创造积极性给压制了，高楼大厦，没有，很少的财富创造，而改革以后，由于用了市场经济，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读者借用屈原一句话“解决贫富差距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国家将上下而求索且不遗余力”来表达对未来的期望，期望每个贫穷的人们鲜有心酸和眼泪，都享受到富足的滋味，享受到阳光的灿烂！去相信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天堂是人造的！
二、谁藏起社会的公正、正义？
小说里刘高兴及他的同伴们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羞辱。让读者看到社会贫穷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既感到义愤填膺却又爱莫能助。是啊，中国的改制在进程中！作者在小说里似乎以轻描淡写的手法写出小说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和一些强势部门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于小说中的社会提出考问：社会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沐浴在公正、正义的阳光下？
在小说第二十五章写黄八在球场外进行“民骂”，他骂的内容包括骂有了男有了女为什么还有穷和富，骂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骂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从黄八在骂的内容上读者可以体味到下层人民的怨言、牢骚和不满。这些意见和牢骚，其实都是不公平感的表现，是所谓“不平则鸣”！小说里还写到刘高兴在汽车司机撞人后逃跑时的表现，刘高兴为了一个小孩子，自己趴在车前盖上来阻拦司机的逃跑，而司机竟然不顾刘高兴的死活，并且车子开出了八里地，穿过了一条巷子又穿过一条巷子，如果不是警察的拦截，恐怕刘高兴已经把生命奉献出去了！作者大概从生活中听到许多肇事司机撞死或撞残行人后逃之夭夭的事例，所以在小说中描写一位逃亡未遂的案例，让读者感到小说中的现实生活气息的浓厚。但从事件本身看来，是社会伦理道德的丧失，是对伤害者不公平！也是正义的缺失！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现实里一些强势部门本身就是公平与正义的代表，可是在小说里面人物之一孟夷纯的故事折射出一些部门并没有完全的扮演好他们的角色。孟夷纯的哥哥被前男友杀害，父亲也相继抑郁而终，可以说她是家破人亡，自己一个人又怎么能为哥哥伸冤报仇呢？她为此付出了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的代价，更令人感到残忍的是在小说里暗指她的付出等于花落飘零一场空，她哥的案子被破之日是南柯一梦，遥遥无期的。公安人员为了破案经费要钱，可以理解。因为国家那么大，各种各样的案件层出不穷，如果每个案件都能够得到及时破案，经费必然不足，如果不再要经费，读者相信中国的法治及相关配套措施已经成熟！但觉得作者又不是在简单地在写这个问题，受害者可以为破案提供情报和金钱，可是拿到钱以后要为这些群众的可以说是血泪钱负责，在小说中的公安干警都干了什么？光从小说中的地名看差不多把中国的有名胜古迹的地方走了个遍，从孟夷纯嘴里说出来是：我哪儿还有钱，我的钱是从地上捡树叶吗？到底是破案哩还是旅游的，便宜的旅馆不能住吗，偏住四星级宾馆，要抽纸烟，要喝茶，还要逛芙蓉园，我到哪儿弄钱去？在小说的后记中也谈到一件事，就是解救一对拾破烂夫妇的女儿，她被人拐卖到山西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光棍村里，为了解救女儿，夫妇俩也是日夜煎熬，在向派出所报案过程中描述让人感觉心里发寒，先找理由不接收，接收后要出警费，拿警费后又搪塞……通过关系找到一派出所，不光所长亲自解救，而且警费等还可以减到三分之二。看到此，真是无言！牵扯到人命、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应该是非常严肃，应该是重点办案对象。小说里的公平正义的代表者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示给普通老百姓？百姓中能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多少的公平正义？不得而知！感受不到正义，那最起码的尊严能维护住吗？小说十九章写五富无辜被一小饭店老板辱骂，并且被泼一身脏水委屈地流下了眼泪，这是难过的泪水，更是渴求尊严的泪水！
公正正义是社会伦理中最重要的内涵。从古至今，无不如此。柏拉图把正义放在众多美德之首，亚里士多德把公正称为是一切德性的总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之所在。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而社会公正、正义的最基本的底线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可是在小说中暴露出农民工几乎没有尊严。可以说，穷人或弱者的尊严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社会公正，小说中穷人尊严的脆弱，无疑来自社会为其留下的能够维护尊严的空间的狭小。就此而言，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机会。尤努斯是因小额信贷而获奖的，但它的真正的成功，是对穷人的尊严，这种尊严的力量的发现。尤努斯认为，贫困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只要给穷人机会，他们就可以致富。但问题是，他们往往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许多金融机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他们不会把钱借给那些没有担保、不具备任何还款能力的穷人。这就造成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尤努斯所致力的小额贷款，本质上是一种对穷人的制度性支持。而这种制度性支持又是与穷人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他创立乡村银行，在小额贷款的实际运作中，坚持不用抵押、不需担保，向处于生活危难中的穷人、大多是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他有一句名言，穷人的尊严就是他们的担保。事实是，乡村银行不仅使500万赤贫的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乡村穷人改变了生活困境，有尊严的活下来，而且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银行不但顺利运作还有赢利和业务拓展。在香港，香港政府专门在繁华地段划出为菲佣周末聚会的场所，让她们觉得在香港也能得到尊重，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着。反观一下呢，记得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为了一辆洋车的理想屡次破灭，受到多少不公正的待遇！今天社会呢，不仅是对穷人，就是对相对意义上的弱者，歧视与不公平也都存在着。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两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谈道：“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是的，一个现代的、健康的社会所信奉的基本理念是：公正、共享、发展。一个社会遵循公正的基本规则，就是能够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避免只有少数人受益的“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形；遵循公正的基本规则，可以充分激发各个阶层以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潜能，使社会成员按照各自具体的贡献得到有所差别的回报，从而在总体上杜绝平均主义出现的可能性；遵循公正的基本规则，可以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社会的团结。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可以从总体上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读者深深地期望着：生活在同一蓝天之下的人们，能够有着同样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能够有着同样的发展机会；对社会做出了不同贡献的社会成员也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应有的回报；“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恩格斯语），使富裕群体利益的增进同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改善之间能够实现同步化；中国不但能够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
三、谁扔掉了人性？
小说里四十四章写到在池头村来了很多坏人，专门欺负拾破烂的，黄八也说他碰上了两次，是两个小伙子挡住了黄八要五十元钱，黄八因为没有钱拒绝时，两个小伙子便提了半块砖，说你还想在这呆不呆？黄八把口袋全掏出来，只有十元钱，两个小伙子骂句穷鬼，把十元钱拿去喝啤酒了，还不让黄八走，要把空啤酒瓶子给黄八。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在小说里的小混混们太可气了，专挑弱势群体欺负。还有五富受到的两次诈骗，特别是有一次在街前巷上收铝锭子被一对男女诈骗，为什么选中五富呢？因为他们从别处观察了五富，判断五富是比较好诈骗的人选，虽然被骗走只有一百八十元钱，但是对于一个连中午饭都不舍得吃的一个拾破烂的人来说，是他辛辛苦苦半个月拾破烂的收入。这其中当然也有五富的想占便宜的想法，但对于一个日日夜夜想多拾些破烂，多赚点钱向农村家里汇钱的五富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可对于这一对男女来说他们的行为太可恨了，不知什么叫怜己及人，更不知什么是人性之善！更令读者感到人性被扔掉的是在小说中黄八讲他的衣服来源的故事：在东大街南边，一名农民工要跳楼自杀，楼下围观了好大一群人。在跳楼者还未跳之前，楼下围观的人竟在起哄：跳呀，怎么不跳呀，跳呀！甚至抛上石子去掷打那人。当黄八说句：哪有让人死的？竟没人理会他……楼下的煽惑声更大了，跳呀，跳呀，惹得自杀者不跳都不行了，结果农民工向起哄的人群跳去，后果当然是死时惨不忍睹，而围观的人立即跑散……读者认为在小说中这些起哄的人都是人渣，是应该在思想上枪毙千万次都不过分的人。作者借刘高兴之口说城里人对一个民工的死就像是看耍猴吗？农民工不能及时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已经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他所挣的钱也许就是他们的保命钱，可是他们在临死时都感受不到一点人性的温暖；难道小说中描写的有些人的人性劣根性已经到了如此让人发指的地步吗？如果像小说里描写的人性已经到此地步，何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悲哉！哀哉！如果在小说中刘高兴他们算是第一批进城的农民工的话，那么第二批农民工又会怎样呢？小说四十八章里写到刘高兴的侄子良子，进城时间晚，却混个煤球王的称号。他的能力得到第一批打工者包括韩大宝在内的认可，他的价值观念又是怎样？小说里描写刘良的送煤车被市容收过，要罚五百元，他急了，拿刀片在额上划，市容不光退了车子，款也不罚了，一个人还说这小子狠，到咱市容队当个补外队员吧，他没去。读者是为车子要回来感到庆幸，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如果只有比更狠更极端才能在城里呆下去的话，那我们的社会秩序岂能不失序，以人为本之路又该怎么走？
在社会伦理中对人性道德的探讨也是重要内涵，并且社会伦理学需要探讨社会价值的外化和对象化的存在——社会规范。因为人性道德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规范中才真正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规范，人人只求自保，再高尚的人性道德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把人性分为三类，一类是原始情感；二类是非社会情感；三类是社会情感，在社会情感里顾及他人，富有同情心。读过小说之后，读者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下，你处在哪类情感的过程中？你发现你自己的品性还有要改进的吗？雨果曾经提出新的美学原则即：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读者相信即使有那么多人性恶、丑的表现，美和光明就在背后潜藏，一切会亮起来的！
人类社会生活犹如一场游戏，这场游戏能否得以进行，取决于规范的确立。由此不难理解近代哲学家霍布斯何以把在契约基础上确立的规范视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关键，孔子为什么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大声疾呼“克己复礼”。同时也能更清晰地意识到目前社会转型期的普遍失范给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切势必要求社会伦理学去探究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社会生活的经验昭示：合理的规范能够给社会生活以井然有序的安排，无形地增进人的福祉，而不合理的规范则给社会生活造成危害。当然维系公共生活的不只是社会规范，而且还有应共同遵守的道德习俗。而保护弱者可以成为评价实际道德习俗是否道德的标准。那么以保护弱者来衡量现有的道德习俗，就是要求在公共生活的各种人际关系不伤害弱者，要求每个人都在公共生活中担负起保护弱者的责任。要求消除对弱者的伤害，正如马格利特所说：“并不需要任何别的道德理由。阻止残害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就是道德合理性。”正如凯克斯所说：“好社会有凝聚力，能长治久安，主要是因为社会成员在如何相互对待，什么样的生活算得上好、什么是利、什么是害等问题上有相当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基础就是共同价值和体现共同价值的道德习俗。道德习俗使得人们对彼此的行为可以有合理的期待，……可以彼此信赖依靠。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才有社会维系力。在中国道教中也宣讲要很好地遵守社会伦理。每个人都要积德行善，多做好事，遵守各种社会规范。当然这也是现今社会伦理所要提倡的。”
作者在小说里也写了社会伦理其他方面如对于婚姻、爱情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论述。但读者对刘高兴这个主角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代表。佛家有个高明见识，“永远也别指望能够把那些坏的或苦的事情从生活中消除掉而后还有生活。”是的，在小说中刘高兴经历辛酸、痛苦等等，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成为一名城里人，他把肾卖给了城里人，在城里捡着破烂，比城里人还要爱护城里的一草一木。就像刘高兴对五富说：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这虽然有点阿Q精神，但也展现了他们对抗现实苦难的勇气。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写男主人公匹普为了他心中的爱情，为了他心中的女神艾丝黛拉，他一心想成为上等人，进入上流社会，由于他的资助者又一次被捕，他的希望破灭了。匹普与刘高兴一样，都想要超越自己，并且在追求他们的梦想过程中，都带着善良、友好、热情的心去帮助了他们身边的人。在《远大前程》里，匹普最终到海外去打工。刘高兴呢？他能成为一名城里人吗？虽然希望也像是镜中月、水中花一样！但是他仍在豁达与乐观地努力着，希望在路上，生活在持续！并且就像在后记中作者感叹刘高兴：“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的传统美德，他们得不到高兴但仍高兴着，在肮脏的地方却干净地活着。”这两篇小说都凸显了理想与现实二元对立中的诗意的超越，让主人公身上散发人性的光芒，让众多的读者在感叹世态炎凉的现实生活中感到一丝温暖。
中国的改制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过程需要时间，这中间，必然会出现种种不合理的局面。但作家就是社会的良心，有责任反映社会的困惑与死角，让更多的人警醒和改进，去忧患现今的中国。《高兴》就是这样一本小说，一面镜子，折射了现今的世象。作者借《高兴》去颂扬中国农民生命力的顽强和坚韧，去了解卑微如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又有多少人能在浩瀚的历史星空中占据一点点的位置呢？著名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过是一片发黄的落叶，历史会把我忘记的！”《高兴》让读者们审视各自的生活，珍惜手中的奶酪，让公正、正义在生活中遍地开花，去寻找我们失落的人性，让贫困不再困扰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