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高兴》
唐馨慧 孟繁华
“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主题话语，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化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乡土作家们，并形成他们心理上的现代性焦虑进而成为乡土叙事的内在驱动力。”作为这个现代转化的主体的中国农民，摆在他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立足于农村，在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后，成为新式的农业者，从peasants转变为farmers，另一条则是城市化，进入城市，转变为现代城市人。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发展亟待解决的困厄、当农村依然存有着“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时，第一条使农民转变为farmers的道路显然还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因而，进入城市、逐步完成身份转换的第二条路就越发不容忽视，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这些外来的城市务工人员因为没有当地户籍而被统称为“农民工”。今天，他们因人数众多而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阶层，同时，他们的城市生活和生存处境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2007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透露，全国农民进城打工者已经有1.5亿，如何让他们从农业劳动者变成工业、服务业的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和工资水平，解决户口问题、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是政府的一大难题。文学作为作家再现、把握现实的一种方式，新时期以来出现了许多以表现农村青年走出贫穷闭塞的落后乡村，到城市中去寻找生存发展的“进城”小说。而底层写作作为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对一切有关底层平民生活模态的书写”，更是一直将农民工作为焦点。这是在这种现实关怀和文学关怀的双重背景下，2007年，刘高兴作为日渐壮大的拓荒者家族中的新成员，也就格外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贾平凹曾说“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作为有志于以文学为社会作记录的作家，自上世纪80年代的《浮躁》以来，尽管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贾平凹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执著于对当下中国的书写，无论是当年引起轩然大波的《废都》还是后来受到广泛赞誉的《高老庄》和《秦腔》，贾平凹始终将目光聚焦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现实，剖析并展示着当代人的精神结构和生存状态。与张平等人选取重大题材，通过剑拔弩张、惊心动魄的情节冲突正面展现时代主题不同，贾平凹往往通过对普通民众的现实生存和精神境况的微妙展示从另一层面切中时代，这恐怕也是贾平凹作品畅销不衰的主要原因。《高兴》的创作自然与作者熟悉人物原型有关，但却更是贾平凹创作里程水到渠成的发展结果。既然《秦腔》已经写到了一个村庄和一群农民怎样一步步离开土地的过程，那么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城以后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如何势必进入作家的视阈，从这个角度看，一向有文坛独行侠之称的贾平凹此番因《高兴》而被归为近几年相当热门的底层写作者之列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商州三录》被誉为寻根派代表作家一样，实在是一次不期而遇的美丽邂逅。
在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见到的是这样的农民工形象：置身其中的乡村的苦难与困境是他们直接的现实的进城的推动力，而对城市的想象与向往，则构成了他们进城的巨大引力，因为“那个被叫做城市的地域集中了控制乡村文化的各种权力，围绕这个权力中心形成了财富的大集中，因为这个地域生活富裕机遇甚多，令社会上许多人留恋”。城市作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场域，作为商品生产、制造、流通、消费的中心，汇集着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除了农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它那高度密集的庞大人口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使各行各业产生大量的岗位需求，因而也就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生存发展的机遇与空间。在农民的眼中，作为财富象征的城市无疑对他们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而且，在更多的时候，这种诱惑力由于荣归故里的打工返乡者的示范演绎而加倍放大，吸引着他们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走进城市。他们进城了，他们物质贫困，精神匮乏，形容不整，衣衫肮脏，生活于城市的边缘，挣扎在生活的底层，乡下人的出身使他们沦为城里的二等公民，基本教育的缺失又使他们成为受人盘剥的弱势群体。作为城市中的异质性存在，他们和城市是隔膜疏离的，城市接受容纳了他们的劳动，却在情感上将他们拒之门外。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造成了农民工的特殊身份，他们被排除在城市主流之外，无法真正进入城市，获得自身的归属感。他们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强度，吃的是粗陋的饭食，住的是简易的工棚，城市中红男绿女追逐着消费的时尚令他们不可思议，鳞次栉比、美不胜收的都市风景更与他们无缘。他们蜷伏于城市的一隅，为生存温饱奔波奋斗，同时还要忍受着城里人居高临下的心理威压，甚至连上公交车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自身遭受的不平待遇有时会激起他们对城市的愤恨，从而引发出报复性的举动，甚至最终铤而走险。总之，他们身上彰显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感情压抑而麻木，他们的命运让人唏嘘同情。
与大量浓墨重彩地展示农民工充满辛酸境遇的作品相比，《高兴》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对农民工群体苦难生活进行书写的同时，进一步勾勒塑造了乐观幽默的主人公刘高兴的形象，通过对刘高兴在城里的日常遭际、心理状态的鲜活展示对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重新书写，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同类题材习以为常的悲凉氛围，使作品投射出一抹明丽温情的色彩。《高兴》刻画了刘高兴、五富、黄八、杏胡夫妇等拓荒者群体的形象，围绕着他们的活动揭开了城市生活的一角，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态。贾平凹并没有刻意回避打工者生活的粗粝和艰辛，但似乎有意无意地对之进行了淡化处理，将它们设置为背景或进行转述，从而使作品的基调不再沉重压抑得令人窒息。作者没有一味悲天悯人地书写这些打工者的苦难和坎坷，也没有将他们塑造成愤世嫉俗的恨世者，而是将其还原为生存于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展示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这些人各有各的辛酸和快乐，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存在着，偶尔也会动些小心眼、耍些小伎俩，相互之间当然也免不了摩擦和矛盾，但更多的是互帮互助的友爱与温情。贾平凹通过大量生动丰富的细节，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底层打工者的整体风貌。五富孩子多、土地少，不得已跟随刘高兴到西安谋生，他老实本分，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却也不乏农民式的狡黠、贪图小利和狭隘自私，最后脑出血突发死亡；黄八相貌丑陋，以拾破烂为生，老婆被村长霸占却无可奈何，他曾为了得到免费的胡辣汤而将苍蝇放进碗里讹诈店家，不顾违法私自收购医疗垃圾卖钱，甚至贪图小利而剥穿死人衣服，但却不失善良宽厚的本性，为孟夷纯捐钱，为五富代交房租；杏胡先是死了丈夫并欠下外债，生性坚强的她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按照规划好的自己的人生，步步为营地向着目标迈进，终于使日子逐渐好转，她白天忙进忙出，晚上还和刘高兴等到城北郊卸水泥，最终因为收购马路上的铁护栏而被抓捕；瘦猴早年以拾破烂为生，后来娶妻生子，在城里有了容身之地，做起了收购站小老板，成为拾破烂阶层中的佼佼者，自鸣得意，为人吝啬，语言刻薄；韩大宝作为清风镇进城拓荒的先驱，早已脱贫致富成为小有名气的破烂王，尽管在破烂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却依然不能和城里人平起平坐，分庭抗礼；良子使强用狠，六亲不认，靠握有客户名单控制了煤场老板，成为日子滋润的煤球王；孟夷纯姿容秀丽，略显轻浮，却也不失善良单纯，因筹措资金为兄报仇而卖身为生，最后在严打中落网；石热闹上访不成，流落街头，不愿出力谋食，成为游手好闲、得过且过的快乐乞丐。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经历和遭遇，各自有各自的痛苦和喜悦，他们都经受过或正在经受着各自的苦难，但贾平凹却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人物推入极端化境地，从而将其处理成苦难的载体和化身，而是力图地将他们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展示他们作为人的喜怒哀乐，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类题材概念化、模式化的弊端。为了更大限度地拓展作品的容量，贾平凹还在这些人的周围，勾连组织起了一个以打工者为主体的底层世界：有朋友之间的见财起意，杀人灭口；有同行之间的抢夺生意，大打出手；有民工的讨薪不成，跳楼身亡；有下岗女子的混迹舞厅，出卖肉体。类似的事情在近年来的底层叙事中并不少见，可以说，以其中的任何一个事件为中心，凭借着作者炉火纯青的写作技艺，都可以讲述成一个绘声绘色的好看的故事，毕竟“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做过的许许多多的努力——世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着新的说法”。贾平凹没有这样做，在触及再现打工者命运遭际的同时，不仅写出了五富、黄八等农民工群体的精神风貌，更通过主人公刘高兴的形象塑造为这部描述底层人物城市生活的作品增添了些许的温暖和诗意。
刘高兴可以说是农民工中的另类。他原名刘哈娃，是清风街的农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对耕地的不断征用和占有，像大多数背井离乡的农村青壮劳力一样，怀着对西安的向往和憧憬，带着忠实的伙伴五富，决定到城里打工谋生了。因为“一没技术，二没资金”，只得在同乡韩大宝的帮助下，开始了以拾破烂为生的城市生涯，当然作为回报，他要按月对韩大宝有所贡献。作为打工者群体中的优秀代表，刘高兴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知识分子的气度做派。他相貌清秀、仪容整洁，尽管干的是拾破烂的营生，却也要照镜子、穿西服、穿袜子皮鞋、用真皮钱包，尽力保持做人的体面。他不仅能识文断字，而且会吹笛吹箫，空闲时读报奏乐，享受片刻逍遥，娱人娱己，心旷神怡；他心地善良、是非分明，因打抱不平帮翠花讨要身份证和工钱，为伸张正义被肇事逃逸汽车拖出八里，捡到装有护照和钥匙的皮夹而物归原主并对韩大宝的背信弃义恨恨不已；他能言善辩、反应机敏，对城里人的挑衅侮辱能够反唇相讥，危急时刻也能开动脑筋化险为夷；与头脑简单、遇事蛮干的五富、黄八不同，刘高兴有小聪明、不尚武力，能够比较理性、圆通地处理问题，维持自己作为底层人的自尊。他施展计谋，先是不露痕迹地整治了抢夺五富生意的秃子，又三言两语说服门卫使五富能够进入家属院收破烂；遇到韩大宝吃饭，虽不情愿但碍于情面还要做出替其结账的姿态，就“用右手按住了他（韩大宝）的左手，而左手到右边的裤子口袋里掏钱，说：我结，我结！左手在右裤口袋当然难以掏出，他的右手便在他上衣口袋掏了两下没掏出钱包，第三下总算掏出来了”；他甚至有着与农民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和感情取向，与银盆大脸、丰乳肥臀的乡下女人相比，他更喜欢脚形秀溜、蜂腰鹤腿的城里女子，并为自己将来的老婆预备了一双高跟尖头皮鞋，他和孟夷纯的相知相恋，固然有“可怜人见着可怜人”的悲慨，却也与孟夷纯符合其审美理想不无关系。作为身份卑微的农民工，刘高兴尽管有着“一样的瓷片，为什么有的就贴在了灶台上，有的则铺在厕所的便池里”的无奈和不平，但却也能够调适心态，坦然面对现实。《废都》中，贾平凹也写到一个疯疯癫癫的拾破烂老头，老头囚首垢面，穷困潦倒，冷眼观世，出口成章，擅长编写谣词讥刺时事，揭露不平。刘高兴则完全不同于他的前辈，他没有太多的对现状的苦闷和不满，抱着“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的心态，对于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能够进行自我调适，求得心理平衡。他生活贫困，三十四五了还是光棍一条，甚至要靠卖血卖肾来盖房娶亲，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对生活乐观知足的态度。住在西安城南的池头村，那里屋舍简陋逼仄，吃饭是烧柴火、喝稀饭煮土豆、拣菜叶拌萝卜丝，还经常断电缺油，生存已降低到最低限度，他对这些安之若素、坦然接受，从不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他不仅告诫提醒自己“我刘高兴要高兴着，并不是我就没烦恼，可你心有乌鸦在叫也要有小鸟在唱呀”！还开导五富和黄八“既然来到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咱在这城市生活，就像这玻璃窗，你恼他也恼，你笑了它也笑”！与抱有“城市过客”心态、对城市深恶痛绝五富、黄八们不同，刘高兴因为将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而坚信自己是城里人，他以感恩宽容之心对待一切，“喜眉笑脸”地迎接每天的生活，以良好的心态化解稀释生活中的艰辛和苦难，将平淡无奇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不管生活如何艰难，刘高兴始终不曾被击垮和打倒，他靠幽默和幻想实现着对现实的超越。在他的幻想中，残破不堪的住所变成了成功者崛起的“圣楼”，门前树荫中的麻雀变成了栖息于绿云中的凤凰，天空飞翔的鸽群和水中的游鱼可以自由转化，而只有一把盐的糊涂面也可以色香味俱全。刘高兴希望有城市户口、有城市住房、娶城市老婆，希望自己是一棵长在城里的树，高大而又茁壮，事实却是他更像是池头村长在将被铲除的土堆上的包谷苗儿，想活却又命贱，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并没有激发他对西安的仇恨，他选择了以高兴的姿态面对困窘的城市生活，并改名为“高兴”。他对西安也有意见，“一是夜里星星少，二是拉屎撒尿不方便，你总是寻不着公共厕所”，这些意见当然不足以动摇他想成为城里人的决心和信念。他处处以城市的主人公自许，爱护西安的一花一木，希望以自身的劳动赢得城里人的尊重和理解，从而获得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他向往认同城市文明，渴望进入古都的心脏，尽管因缺少见识遭遇过进旋转大门不知所措、不知道洗手间就是厕所的尴尬，更因为舍不得花钱买高价门票而不能畅游大唐芙蓉园，但这没有降低他融入城市的热情和渴望，他利用一切机会和渠道与城里人接触，学会了和交警聊天，和遛鸟的老人拉家常，他对古都西安的历史遗迹和当前发展满怀好奇，在空闲时间走遍了西安的大街小巷，并刻意在行为举止上改变乡下人的习惯，出门拾破烂而“将箫别在后衣领里”，“喝汤尽量不发出声”，与城里老板同桌吃饭，力图显得“平静和安详”，面含微笑，尽量在待人接物的细枝末节中改掉乡土气而向城市靠拢。作为清风镇的子民，与五富的动辄思乡怀土不同，他固然也怀恋故乡的田野，但那“美丽而不富饶”的贫瘠的出生之地却再也难以牵绊住游子迈出的脚步，甚至叶落归根的古训对他也毫无意义，因为他明确表示死了“不埋在清风镇的黄土坡上，应该让我去城里的火葬场火化，我活着是西安的人，死了是西安的鬼”。令人感叹的是，一心想扎根城里的刘高兴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尽管他被老铁称为是“见过的最好的打工人”，他也从内心深处将自己看做是与土头土脑、物质精神同等赤贫的五富、黄八不同的打工者，但城里人始终不曾在精神和感情上接纳他，正如五富所言：“西安城里都是凤凰就显得咱是个鸡，还是个乌鸡，乌到骨头里。”“城里不是咱的城里”，瘦猴也曾奚落他：“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他曾真诚地帮助老太太背粮上楼，老太太却硬要塞给他两块钱的劳务费，这种暗含疏离的客气使他如鲠在喉；他曾热心帮助顾客捅门进屋，反而引起了猜疑防范，这种惊弓之鸟般的戒备使他尊严受挫；他曾在买东西差五块钱时巧遇房东，却因借不到钱而只得返回家中去取；他曾误认为韦达移植了自己的肾而将之引为同调最终发现这只是自己的自作多情的一场梦幻；曾在收破烂时被人拒之千里不能进屋，壁垒森严的心理隔阂让他心寒不已；更经历了城里人卖废品时和他亲切交谈之后却形同末路的遭遇。刘高兴固然理解遛鸟老头忽冷忽热的态度缘于自身情绪的喜怒无常，城里人的冷漠隔膜在于他们眼中根本没有自己，但出于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认同，还是由衷地喜欢和城里人打交道，渴望能和他们友好相处，渴望能和他们建立起业缘联系以外的情感交流。他为房东向自己借钱而高兴，为自己有机会接触韦达这样体面文雅的老板而高兴，直到最后五富死去，孑然一身的他又执拗地选择了留在城市。刘高兴最终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拾破烂的城市生活无论从工作强度和经济收入上都要比在清风镇种地强上十倍，尽管心存缺憾，但生性乐观、胸怀豁达的刘高兴会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的城市生涯。当然，也只有这样，他最终融入城市、实现自身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的可能性也才会不断增大。
《高兴》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大量夸张虚浮的议论，贾平凹通过大量生活化的、细节化的叙述，在勾勒展现打工者群体生活的背景上，凸显刻画了刘高兴这一活得沉重却也懂得轻松、活得苦难却也享受着快乐的打工者形象。面对城市，刘高兴已没有了金狗、夜郎的仇视与征服心态，也没有多少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与愤恨，他怀有理想，乐观豁达，在城市边缘顽强坚韧地生存着。面对中国近年来涌现的打工者阶层，在考察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和破坏的两面性后果时，贾平凹将打工者对城市治安的挑战和这个群体自身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法律意识淡薄、贪小利吃大亏等负面品性更多地设置在杏胡、黄八等人身上或通过人物谈话进行侧面描写交代，而有意识将他们身上正直善良、宽容幽默的正面品性赋予了主人公刘高兴，从而使刘高兴的身上打磨掉了很多他的同行的阴郁悲苦的底色，而更多地散发出一种理想和明丽的光辉。他的说话方式、审美情趣带有明显的贾氏风格，已没有浓郁的农民特质，而更像是一位身处逆境、心态良好的知识分子。所以，这部描述打工者际遇的小说并不给人以同类题材作品的沉闷压抑之感，也不同于贾氏近年来作品的浑厚苍茫，反而在洗尽铅华的白描中流露出一抹温情与几许暖意。
在农民工进城以后普遍面临的各种问题中，生存就业属于最基本的层面，归属感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的歧视和偏见，社会学家朱力曾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城市体制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在天然的而不是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资源与竞争方面占据着优势，使得某些市民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一等公民’心态实际上已内化为一种城市的市民性格，许多有偏见或歧视行为，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他们只是按照几十年来演化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事物，将农民工视作‘外来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在心理上将‘他们群’视作异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今天，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提出和各项关注改善农民工具体措施的颁布，尤其是随着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思维，再加上农民工群体中良莠混杂、参差不齐的道德素质局限使城乡之间摩擦和隔膜难以根除。
作为城籍农裔作家，贾平凹始终关注着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命运。在《贾平凹谈人生》中，他曾对走走谈到他对当前农民问题的看法，大意是城市化是中国的大趋势，农民人数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会逐渐减少。农民减少的主要途径自然是通过成为城里人实现身份转换得以完成，但就当下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农民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城市、获得归属感呢？头脑简单、仇视愤恨城市的五富们自然属于传统型农民，他们对城市是一种被动消极的适应，他们的快活在乡村；但以识文断字、聪明幽默、对城市文明充满向往渴望的刘高兴为代表的新型农民又能在哪个层次上实现成为城里人的理想呢？贾平凹在《高兴》中对之进行了探索。农民工要融入城市、赢得城市的认可和纳悦固然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但这之后呢？贾平凹把他的疑问和困惑提了出来，同样也把思考和启示留给了我们。
《高兴》依然是取材于当下现实的一部长篇小说。贾平凹在对五富、黄八等打工者群体命运的书写基础上，通过新型农民刘高兴快活而沉重的城市生活的展示，不仅塑造了刘高兴这一另类的农民工形象，而且探讨思考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可能性和途径，从而使作品不仅呈现出与以往大量渲染苦难的底层写作不同的风貌，同时也成为记录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鲜活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