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高兴》的开头就像是一段谶语，它预测了刘高兴这位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的未来。刘高兴带着五富一起到西安，如今他却要背着五富的尸体回乡，即使是一具尸体也永远回不了家乡，刘高兴被城里的警察抓住，尸体也送往了城里的焚尸炉。今天，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土地奔向城市，在乡村通往城市的路上，农民像潮水般地往城市涌去，但《高兴》的开头莫非在揭示这么一个严峻的事实：对于农民来说，这将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场，牵引着他们的心。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变不了城市人，像刘高兴、五富这样的农民，他们身在城市，灵魂却还遗落在乡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或许可以说就是一种失魂落魄的生活。贾平凹在《高兴》中写出了农民进城后失魂落魄的生活状态。刘高兴也许深深地被城市文明所吸引，但对于五富来说，城市的诱惑不过是在这里可以挣到比农村还要多得多的钱。除此之外，城市毫无可留恋之处。他痛切地说：“城里不是咱的城里，狗日的城里！”问题在于，他要回到他的“快乐的乡里”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回去。
农民工，不仅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主要角色。包括这些年特别引人注目的底层文学，作家们关注得最多的就是到城市里拼搏的农民工。但像《高兴》这样揭示农民工在城市的漂泊感和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应该说还是不多见的。
刘高兴无疑是一个乡村的精灵，他不仅自己上路，还带上一个随从，五富，“五富最丑，也最俗”，也很憨笨。这么两个乡下人朝着西安进发，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带着他的随从桑丘，开始了仗义行侠的旅程。刘高兴当然不是那个行为怪诞、不谙世事、近乎迂腐的堂·吉诃德，但他的身上多多少少还有一种堂·吉诃德的精神。堂·吉诃德精神就是一种幻想的精神，一种不向现实妥协的精神。刘高兴把名字改为高兴，但困窘的现实并不会给他带来高兴，这没有关系，他可以用想象和幻想来弥补现实的不足，在想象中他做出一锅美味可口的糊涂面，但过于现实主义的五富却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看到现实中他们只有一把盐，因此他只能抱怨和愁眉苦脸。诞生于三百多年前的《堂·吉诃德》最近在一次世界性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世界最佳作品，我想大概就因为这部作品揭示出了人生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难题：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堂·吉诃德这位喜剧性的老先生之所以越来越被人们所爱戴，就因为他在内心理想的指引下，可以手执长矛朝着庞大的风车冲杀过去。到了今天，沉重的世俗生活几乎都湮没了理想的光芒，我们是不是需要倡导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呢？于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刘高兴怀着乡村田园般的理想朝我们走来了。他没有长矛，却有着乡村的智慧和勇气，因此他在与城市的较量中屡屡得手。他三言两语就摆平了刁难五富的门卫，穿一身西服和皮鞋就为翠花讨回了身份证，甚至他勇猛地扑在汽车前盖上，英雄般地制服了肇事逃逸的司机。但对于刘高兴来说，城市就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风车，他与这个庞大的风车周旋、筋疲力尽。所幸的是，他比堂·吉诃德要清醒，最终他还在这个城市呆了下去。他多像他住所边一堆泥土上自然生出的包谷苗儿，“反正它是一颗种子，有了土有了水有了温度就要生根发芽的”。或许我们可以把众多的农民工看成是遍撒在城市的包谷种子，一有了水就生根发芽，可是它们生得不是地方，难免“被铲除运走”、“不可能开花结果”的命运，但你铲得去铺天盖地的包谷种子生根发芽吗？对于刘高兴来说，虽然回乡是一条不归路，但他继续呆在城市，我们仍难预料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把刘高兴看成是乡村走出的一个清醒的堂·吉诃德的话，或许他将会改写堂·吉诃德的不幸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