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
孟繁华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大多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乡村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的小说又不那么现实。在他的小说中，总是注入了他丰富的个人想象或个人经验，尤其是个人的心理经验。他那不那么现实的感觉或个人经验的加入，恰恰是小说最具文学性因素的部分。
《高兴》，是贾平凹第一次用人名做书名的小说。按照流行的说法，《高兴》是一部属于“底层写作”的作品。刘高兴、五富、黄八、瘦猴、朱宗、杏胡等，都是来自乡村的都市“拾荒者”。都市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使乡村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生存困境和都市的诱惑，使这些身份难以确定人开始了都市的漂泊生涯。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是拾荒。但是，面对中国最底层的人群，贾平凹并不是悲天悯人地书写了他们无尽的苦难或万劫不复的命运。事实上，刘高兴们虽然作为都市的“他者”并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但他们的生存哲学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并不是结着仇怨的苦闷的象征，他们以自己理解生活的方式艰难也坦然。坚强的女人杏胡在死了丈夫之后，她为自己做的计划是：一年里重新找个男人结婚，两年里还清一半的债务，结果她找到了朱宗结婚，起早贪晚地劳作，真的还清了一半的欠债；她又定计划：一年还清所有的债，翻修房屋。两年后果然翻修了房屋还清了所有的债。然后她再计划如何供养孩子上大学、在旧院子盖楼、二十年后在县城办公司等。她说：“你永远不要认为你不行了，没用了，你还有许多许多事需要去做！”她认真地劳作，善良地待人，也敢于和男性开大胆的玩笑。杏胡的达观、乐观和坦白的性格，可能比无尽的苦难更能够表达底层人真实的生存或精神景况。
当然，刘高兴还是小说主要表达的对象。这个自命不凡、颇有些清高并自视为应该是城里人的农民，也确实有普通农民没有的智慧：他几句话就搞定了刁难五富的门卫，用廉价的西服和劣质皮鞋就为翠花讨回了身份证，甚至可以勇武地扑在汽车前盖上，用献身的方式制服了肇事企图逃逸的司机等。都显示了高兴的过人之处。但高兴毕竟只是一个来城里拾荒的边缘人，他再有智慧和幽默，也难以解决他城市身份的问题。有趣的是，贾平凹在塑造刘高兴的时候，有意使用了传统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刘高兴是落难的“才子”，妓女孟夷纯就是“佳人”。两人都生活在当下最底层，生活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贾平凹以想象的方式让他们建立了情感关系，并赋予了他们情感的以浪漫的特征。他们的相识、相处以及刘高兴为了解救孟夷纯所做的一切，亦真亦幻但感人至深。我们甚至可以说，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的故事，是小说最具可读性的文字。这种奇异的组合是贾平凹的神来之笔，它不仅为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可能。但是，也正因为是“才子佳人”模式，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才没有发生“嫖客与妓女”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不仅纯洁，而且还赋予了更高的精神性的价值和意义。贾平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叙事模式，危难中的浪漫情爱是最为动人的叙事方法之一。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描式的文字，从容练达，在淡定中显出文字的真功夫。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细节构成了小说的全部。我们通常都认为，小说的细节是对作家最大的考验，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最精彩之处往往在细节的书写或描摹上。《高兴》在这一点上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废都》之后我们再没见到这样的文字，但在长篇小说进退维谷之际，贾平凹坚定地向传统文学寻找和挖掘资源，不仅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找到了新的路径，同时也显示了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勃勃雄心和文学抱负。
当然，《高兴》显然不只是为我们虚构一个“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事实上，在这个浪漫故事的表象背后，隐含了贾平凹巨大的、挥之不去的心理焦虑：这就是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农民将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他们被迫逃离了乡村，但都市并不接纳他们。当他们试图返回乡村的时候，也仅仅是个愿望而已。不仅心难以归乡，就是身体的还乡也成为巨大的困难。五富的入土为安已不可能，他只能像城里人一样被火化安置。高兴们暂时留在了城市，也许可以生存下去，就像他们的拾荒岁月一样。但是，那与他们的历史、生命、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休戚与共的乡村和土地，将会怎样呢？他们习惯和熟悉的乡风乡情真的就这样渐行渐远地无可挽回了吗？因此，《高兴》虽然将情景设置在了都市，但它仍然是乡土中国的一曲悲凉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