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一种“三农”主义文学的诞生
张灵
一、商州“炒面客”刘哈娃还是西安人刘高兴？
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
小说的这个开头是别有意味的。这个问题的正式提出发生在故事的结尾、高潮，但却放在了小说的开头。这个别有意味的开头好像一串鞭炮的捻子，点燃了它，就点燃了一串精彩的的声光电色的绽放。小说在总体上的倒叙就奠定在这个巨大的回旋之上。
我是商州的“炒面客”刘哈娃（根据陕西方言，此处“哈”字取音无误，按义，则应是“坏”、“糟”的意思，宜用“瞎”字。不过此处无必要坐实字义，作者选择了“哈”字，除了便于读者正确读音外，用“哈”字也别具意味）还是西安人刘高兴？这是小说主人公在不断追问自己也在不断试图自己确证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提出、想象、质疑、追究、犹疑与确证也构成了这篇以第一人称“我”（刘哈娃/刘高兴）来叙述的小说的基本叙述线索。
小说总是一段展开的故事，是个有开头、有过程、有结尾（有时也有高潮）的事情，一个一连串的东西。正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定义悲剧时说的：“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什么叫“所谓‘完整’？亚里士多德这句话说的似乎很空洞，什么都没说一样，但的确很准确，很概括，所以也很有哲学性。”那么贯穿在这个“完整”的“长度”中使它形成一个整体的东西，就是线索。《高兴》的线索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高兴》的线索是另一个，刘高兴把五富带出了商州，答应把他最后再带回来，但他们在西安、咸阳经历了一番之后，五富意外死了，他的妻子到西安接到的是他的骨灰盒。刘高兴曾经做出的承诺失败了。这构成小说的线索。但这只是小说的一个线索，或表面过程，表面线索。如果仅仅立足于此，小说就可能真成了某种流水账，或者它的意味和丰富性将大为减损。
如果说警察基于身份证的质询是自然而然地表达了政府的正式的话语，则记者的文字报道和照片则将他的身份和形象问题展现在公众面前属于媒体话语，而媒体话语又引发了广场上的民众基于自身理解对他的身份的民间表述。尽管身份焦虑的问题对主人公来说，还从没有如此强烈集中、如此立体地被劈头盖脸地提出过，但这既不是结束也绝不是开始。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主人公来说，是先天性的。因此，在小说的开头，当主人公站在火车站广场等候五富老婆的时候，主人公的下面一段叙述在技术上来说，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这个问题就是，主人公通过自己的肾而将自己同西安人做想象中的认同关联并不是发生在故事的结尾这会儿，而是在故事的开始就出现了，并一直是主人公行为的一个隐在动机。这个技术处理的微疵是要在看完小说的时候回头才会感到的。不过，这个瑕疵无关宏旨，而且透过这个安排，我们恰好可以进一步发现作者对自己叙述动机的有意无意的强化：即“清风镇人”与“西安人”的身份差异与清风镇人“我”对这种差异的超越渴求。
二、“后现代”边缘的“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及其处境
要理解“清风镇人”与“西安人”的这种身份差异，我们需要从更开阔的生活空间来予以观照。从全球历史发展的视野来看，“后现代”作为一种生活形态、文化形态，它是经济和社会组织运作模式及相应的价值理念发生演变的产物。也许它只应发生在纽约、伦敦和东京，或者只应出现在香港、上海、深圳、北京，然而在这个市场经济主导生产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实物交通和信息传播高度发达，柏油马路和广播电视“村村通”、互联网无处不及的当下中国，现代的、后现代的、传统的、地方的生活形态、文化形态迅速叠加在一起，覆盖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市场经济的流通渠道和信息传播的高速公路形成了无形的连通器，吸纳、分配、调整着各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其中市场经济和后现代生活及其文化形态以其后来居上的优势主导着生活。而这种经济和生活方式的优势，在当下的中国来说，是在城市。
我是把旧书刊刚刚抱下楼，另一个门洞的那个老太太用自行车驮了一袋米过来，这老太太每次见我总给我笑笑，我一直对她有好感，就说：你老买米啦？她说：啊，买了米。我说：有人给你掮上楼吗？她说：我等孙子回来。我帮她往上掮，她的家在七楼，掮到了，她说：你是哪里人？我说：商州的。她说：噢，那地方我去过，苦焦得很。我说：还可以。她掏出二元钱要付我，我不要。帮着掮一袋米还收人家钱吗？她说：你不收我就欠你的人情债了，你得收下。这话多少让我听了不舒服，她不愿落人情债，那我帮她的好心就全没了，说起来掮一袋米到七楼也不值二元钱，可如果你要掏二元钱让我掮米袋到七楼我还不愿意掮呢！
后现代式的生活方式已经无形地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连城市的老太太们也在不知不觉中以这种方式待人接物，处理生活。所以，刘高兴就很不适应，难以接受，禁不住感叹：“在清风镇可能是靠情字热乎着所有人，但在西安城里除了法律和金钱的维系，谁还信得过谁呢？”“她说：噢，那地方我去过，苦焦得很。我说：还可以。”——在这一句不经意的简淡的话中却包含了当下中国广阔深厚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它的尴尬和《高兴》这部作品的背景与深刻指向。
“她说：噢，那地方我去过，苦焦得很。”这句好心话，引起的却是刘高兴的不尴不尬的“抵抗”，也许是下意识的抵抗！老太太居高临下了吗？老太太出语粗鲁了吗？老太太不过是怀着同情说了一句大实话。这句实情话的蹊跷却在于这个事实：当下大部分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是同他出生的那片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对广大的农村人口来说。如果是在长期市场化的国家，个人的生活和命运是不会如此紧密地和自己出生的土地联在一起的，因为市场会调节人们的生活机会。但中国刚刚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人们在社会的流动才刚刚起步，特别是市场化的程度还不高，范围还不广，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市场秩序化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人们之间生产生活机会的均等性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还远不理想，特别是人口造成的就业压力更在大大制约着这种理想状态的到来。因此地域和个人命运的集体性关联仍然很密切。然而经济和信息的连通器已经将天南地北城镇乡村的生产连通在一起，并以无形之手调节着人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它以它的市场逻辑将大量的农村和小城镇人口迅速吸纳或迫使他们就范到城市，但却没有赋予他们以均等的生产生活机会，他们也不具有城市生活的历史性准备或可资利用的遗产。他们拥有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在农村和小城镇拥有的机会和条件，他们适应的是那样一种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市场经济和后现代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优势在城市，而不拥有这些优势的机会分享的人们却被这里的逻辑吸纳到这里，并以这里的逻辑谋生活。他们除了在生产和经济生活方面不具有优势以外，由于生活环境的转移，这些本来依附于土地、拥有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生活资源（——这种资源却已被隐蔽地纳入市场经济的逻辑）与机会（——这种机会在市场的逻辑下贬值）、习惯于地方文化生活圈的人们，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因为脱离了土地和当地文化生存圈而脱离土地和当地文化生活圈所无形提供的生存体验资源，而在城市承受起当代中国的特殊“传统”中遗留的机会差异形成的负面累积。换句话说，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大部分人虽然依附于出生的土地，他们同城市人口之间有着某些差距，但他们各自生产生存在各自的地域和文化圈，他们各自享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生存态系，而现在，这种态系的分别取消了，他们一部分人要以自己的遗产来面对另一种态系的逻辑和起点。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走入了后计划经济时代，而且跨越历史处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后现代”，只是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处在这个“后现代”边缘。想起一件事情，或许和这里所说的情况有某种可比性。多年前，北京各旅游景点的门票是有内外之分的，境内游客一个价，境外游客另一个价，而且境外游客的价往往是境内游客的好几倍。有一次一个同行的外国朋友说：你们这是歧视老外，不公平。我想这不公平吗？我想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在国外他们要进同样档次的景点该花的门票钱恐怕比这还多。虽然他们国外的景点门票不区分国内国外游客，都一个票价，但按我们的收入恐怕根本消费不起。我觉得这里没有不公平，可是跟他们怎么说呢？你不能拿我们这里还是比他们收入少来说事，你更不能说你们挣得多就应该多收这种话。最后我想，一定有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后来我想到了一点，我说，你们一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你们的各种分配和消费都体现在工资里，而我们一直是计划经济，我们的很多消费或享有的权利没有体现在货币里，所以，我们的票价低，但有一部分是以公民权利的方式支付的。我当时没有说服这位老外，但我自己认为道理就在这里。现在我们的很多计划经济时代以机会权利分配的东西如何完全公平地对应为货币再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运转呢？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和城市边缘的近郊农民与来自外地的农民各自拥有的历史背景特性共同促成了池头村这样的“城中村”在城市的涌现。
开头的几天，我们每天能收入十五元，至后就可以升到十七十八元，我竟然连续着突破了二十元。这让池头村巷道的那些同行都不肯相信，五富说：谁哄你是猪！
离乡背井，远离亲人，在分给自己的一片辖区能辛苦挣得这点钱已经令他们感到满意了。因为“我们的收入是不多，可总比清风镇种地强吧，一亩地的粮食能卖几个十八元，而你一天赚得十七八元，你掏什么本了，而且十八元是实落，是现款，有什么能比每日看着得来的现款心里实在呢？”这是池头村的拾破烂一族的价值基础和天平。于是他们住在本地村民用卖地得来的钱购买砖头所盖的简易房里，吃着洋芋拌汤、搅团和捡来的菜叶经营着自己的城市生活和拾破烂的买卖。于是五富（无福？）、黄八（王八？）、杏胡（性狐/猢？）、种猪以及韩大宝、煤球王，他们都以外乡农民的身份走攒到了一起，在西安城的边缘和城市的大街小巷构建了一个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阶层和生存景观，在这里展演着一幕幕令人感受万端唏嘘不已的生命情状、人生活法，他们除了在自己的“领地”捡破烂，还绞尽脑汁探听着别的活路，发挥团队精神合伙争取新的“外快”，为此他们甘愿付出更多辛劳。他们一早去郊外的垃圾场抢捡垃圾，夜里去北郊抢拦煤车水泥车卸货，去夜市上买煤球，到鬼市去收购赃物，冒险收购贩卖医院非法处理的废旧医疗器材，离开西安驻地悄悄去咸阳给私人工地挖沟……作者以卓越的白描手法给我们描画出了一个内容丰富、眼花缭乱、栩栩如生的特殊世界和一系列别样的真实人生，描画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幅特殊的“清明上河图”。
然而，尽管吸引他们走入西安并推动他们在西安的行为的动力主要是满足家庭生存需要的那点对钱财——还不能说财富，财富这样的字眼对他们来说是恍如隔世的事物，正如同他们没有幻想着做一个西安人一样——的卑微的追求，但人毕竟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不仅仅只是劳动的动物，包括所谓“要门”“拾门”的那些在社会边缘渣滓中讨生活的人们。最感人也最有力的文学总是在探求、发觉、捍卫着人——每个具体的生命主体的存在、处境及精神。因为它们是文学生命的泉源。小说后记中作者写道，当他准备通过朋友去一位拾破烂的朋友的住处看看时，那位拾破烂的朋友说：“他来看我们？想看耍猴一样看我们？……要是作为乡里乡亲的，他啥时来谝都行，要是皇帝他妈拾麦图个好玩，那就让他不要来了。”实际上，作者不仅是像莫言所说的那样，作为老百姓的一员来平等地写作的，而且他完全是把自己作为他们的乡里乡亲甚至设想为他们中的一员来写的，因此作者没有将笔触停留或局限在对于这个广大群体生产生活居住环境表面的描写展示上，而是深入了他们的内心，不仅写了他们谋生的艰难遭遇，更写了他们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主体的存在的感受，他们的每时每刻的欲望，他们生命的尊严，他们的喜怒哀乐，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有时表现出的愚昧、粗俗、自私或狡诈。他们虽然家庭遭际不同、性情各异，但他们作为一个共同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他们有着共同的生命感受和主体诉求，这些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促成的生命感受和主体诉求集中折射在共同的身份问题上，体现为一种隐隐约约的身份焦虑。因此，当那位好心的老太太说：“噢，那地方我去过，苦焦得很。”刘高兴做出了那样的反应，他说：“还可以。”
“还可以。”不言而喻地泄露了刘高兴对于自己身份背景的敏感和抵抗。其实这种敏感和抵抗不仅存在于刘高兴的身上，同样存在于他们这个群体的每个人身上，只是具体的表征各不一样而已。如同财富这样的字眼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是恍如隔世的事物一样，他们大多数没有幻想着做一个西安人。如上面所说，在一般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会有对财富和城市的向往与幻想，但他们来到城市，如果他们认同城市，甚至不管他们内心认同不认同城市，只要他们在城市生活，他们就是那个城市的一员，他们会有初到城市谋生的困难和精神的困惑，但他们一般不会有一种集体性或群体性的对城市的疏离感和异在感，他们可以向往并进入“西安”，但他们来到“西安”一般不会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对一个异于自己的“西安人”的观念和向往。但正如同对“财富”没有奢望一样，五富们也没有成为“西安人”的幻想和向往，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先天性的农民和城市人、“清风镇人”和“西安人”的分野，因为农民和城市人的分野促使他们聚集在这里的“城中村”，而“城中村”的原住农民虽然有着农民的身份，但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准城市化了，又因为他们身在西安，所以这个分野就集中表现为外地农民与西安人的分野，而且这个分野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一般不会去想象着跨越，在他们的内心已经有意无意地“自我隔离”了。因此他们的心思和故事都是围绕着多挣一分钱一块钱和身体的基本需要展开的。他们是认定了自己的身份的人，所以他们对身份的反应是消极的、麻木的或逆来顺受的。但作者找到了一个独特的、“理想的”人——刘高兴。
三、“锁骨菩萨”的启示：身份认同与超越的可能性
作者选择了刘高兴这个对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人的身份敢于在想象中超越的人作为叙述人，选择了以他的头脑中遭遇或产生的对于自己身份的焦虑、对“西安人”的想象、理解和对于人的身体、地位、身份的困惑与超越的历程来作为叙述的线索，从而将作品的层次和内涵提高和丰富到了新的高度和广度。
这里蕴含的另一个玄机或问题在于，拿什么来确定“我”是清风镇的刘哈娃还是西安的刘高兴？一只肾卖给了西安，当然就算是“西安人”了！这里的逻辑是荒诞的，不成逻辑的。这种推断比阿Q还阿Q！
事实上当他为了盖新房娶媳妇而将自己身体的一颗“发动机”——肾——卖给西安时，他的清风镇人的身份都大遭折扣；而一颗肾卖给了西安，那颗肾就离开了刘哈娃，不再属于他。少了一颗肾的刘哈娃不能同西安发生实质性的关联。那颗肾是装在了一个西安人的身体中，但肾是一个主体吗？如果肾有灵魂，则刘哈娃就此分裂成了两个（且不讨论那个装了他肾的韦达所可能意味的连带问题），“自己”就算是西安人了。那么哪一个是真正的刘哈娃或真正的刘高兴？——显然这一假设是建立在荒谬的基础上的。如果说一颗肾卖给了西安对刘哈娃本人来说能产生的影响除了身体受到损伤、得到一笔钱建了一栋房之外，还能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记忆。这个身体的伤口，使他的记忆永远将自己关联在那个西安人身上。一部分已经不属于他的东西只在幻觉中还异在地属于他。这种前逻辑的想象也许是荒谬的，但它的确将清风镇的刘哈娃更强烈地同想象中的西安和“西安人”联系在一起，并成为进一步推动他在西安的人生经历的一种动力——寻找装了他的肾的那个西安人也就成了故事发展的一条辅助线索。换句话说，正是这种近于“原始思维”的想象恰恰表现出了刘哈娃们对作为“天边外”的西安和“西安人”的这个“他者”的想象与向往，他在近乎荒谬地把自己往西安和“西安人”上靠，哪怕沾上一点边也是一种自豪与幸福。
如果说刘哈娃们对于西安产生的这种情结反映了人类社会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会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的话，刘哈娃们对西安和西安人所表现的这种情结则因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一些特殊性原因而表现得更为强烈和复杂，显示了中国社会内部多重性的严重不平衡在一个生命主体身上的印记。但是，这种“原始思维”式的合法化认证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刘高兴内心的问题。
显然对大多数人的实际来说，确定一个人身份的最简便的方法是政府的公安机关根据你的户口所在地颁发的身份证。小说的开头警察即是据此认定“我”是刘哈娃，而媒体和民众也是据此来认定“我”的，而且民众还进一步揭露“我”是商州“炒面客”。显然，政府机关、媒体和民众这么认定“我”的身份，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意义重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超越这种身份，对刘高兴来说，不仅在小说描写的2000年是困难的，即使是在奥运会在北京召开的2008年也是困难的。我们应该看到，“西安人”和“清风镇人”实际上都是一种集体问题和集体性问题表征的符号。因此，即是在这个层面上解决了这个“刘高兴”的问题，还存在其他“刘高兴”的问题。因此，不管这个解决之道对刘高兴来说可行性如何且不必去管，退一步讲，即是在西安，也会有人拿着“西安人”的身份证，但他的地位、财富、快乐感比不上某些清风镇人，相反，某些清风镇人可能在这些方面优于某些“西安人”。固然我们并不能根据这些个体现象而抹掉“西安人”和“清风镇人”这种集体身份背后的问题。总之，谈论在政府层面以身份证为标志的西安人身份对刘高兴没有什么意义。何况韦达这样既有西安人的正式合法资格和认证又有体面、财富的西安人最终也遭到了刘高兴的否弃。显然从刘高兴的内心来说，他实际上并没有选择这些正式的但也是外在的包括形象气质这些可视的外在之途来实现对“西安人”身份的抵达，同时在他这里“西安人”这个身份名词已经不是与外在地域、外在形象、外在合法化认定相关的那个意义上与“清风镇人”相对应的那个概念，它实际指向的是一种内心、内在的理解、想象、认同的概念。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想象一种身份就是建构一种身份、成就一种生活；认同一种身份，就是追求一种身份，体验一种身份，过着一种身份。这就是刘高兴的化解身份焦虑与获得身份超越的途径吧。
其实上面我们主要是从认知与论述的角度探讨了刘高兴的身份超越的可能之径，而当我们过渡到、谈到他的“西安人”概念实际指向的是一种内心、内在的理解、想象、认同的概念的时候，问题就过渡到了实际生活境遇中的刘高兴，他作为一个生命主体的实际生活经验问题，而在这个层面上的经验和体验实际上是在对话中实现的，是在与其他生命主体的交往中表现和体验、经历的。
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刘高兴首先和自己对话，如他向自己举例论证了“我精于心算”等七条不同于一般“清风镇人”的地方；他还不断和那个没有和他结婚的女人发生虚拟对话：“我说：你那个大骨脚，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他把这双鞋带到西安放在自己的床铺前高高展示在那里，每天和它（她）对话。当他结识了孟夷纯的时候，这双鞋又换成了孟夷纯的鞋，他又每天和孟夷纯对话。他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也在与五富、黄八、杏胡等的交往中不断确证，也在与韦达的交往中确证。开始他把韦达想象成自己的“西安人”替身形象，而真实中的韦达又在交往中确认了他这个清风镇的刘高兴与其他“清风镇人”的不同，尽管最终是他这个刘高兴否弃了西安的韦达。
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她说：刘高兴，你不像个农民。我当时说：是吗，羊肉怎么能没有膻味呢？孟夷纯说，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是企业家，是教授，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孟夷纯的话其实是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
在所有的对话中，异性主体间的对话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具有核心体验意义的对话。异性主体间的对话对生活在生存底线边缘的人来说往往凝结了多重社会关系和生活因素的话语内容，往往构成现实生活的中心轴线和内容。因此在与孟夷纯的对话中刘高兴获得了最重要的身份确证，得到了最大的快乐。孟夷纯的对话不仅正面证明着他的与别人不一样，还从对官员、教授们的否定中从反面证明了他的不一样，而且正反结合也在不经意中超越了有关身份的那些外在的东西。而这正是刘高兴一再用来超越身份鸿沟、寻求自己心目中应该的“西安人”身份的合法性的途径。
但是要通过与孟夷纯的对话来确证自己，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首先得确证孟夷纯的理想身份。这个问题一开始埋藏着，因此起初刘高兴见过孟夷纯以后有抑制不住的快乐和兴奋。而随后发现的与孟夷纯理想身份不相协调的环境等因素，促使那个埋藏起来的问题进入刘高兴的意识的中心，并成为了一个障碍。
解决这个障碍的法宝在锁骨菩萨那里。
谁能料到这塔让我从此知道了锁骨菩萨而以后竟数次来到这里。
但是，那个中午我来到塔前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天意，是冥冥中的神的昭示……
锁骨菩萨昭示的是什么呢？以前刘高兴“从未听说过锁骨菩萨，也是知道菩萨都圣洁，怎么菩萨还有做妓的？圣洁和污秽又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显然菩萨为了普度众生、为了昭示世人可以“慈悲喜舍”、牺牲肉身，那么孟夷纯为了给哥哥申冤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又与锁骨菩萨有何二致？看来肉身是虚幻的，那些贵气，那些昭示，那些善意，他们才是真正宝贵的，菩萨的身份就是最有力的合法性的证明。而且她在以后还不断地昭示着刘高兴。在对菩萨的这种昭示的体悟中，刘高兴实现了与菩萨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孟夷纯的身份与存在获得合法性，从而支持了刘高兴与孟夷纯之间的潜在对话与对她的身份、存在感的合法性证明与体验。
在此我们看到了作者在发掘着人身上那些最宝贵东西的苦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者葆有着一颗理想主义的情怀，或者说天真主义的情怀。而这种人类宝贵情怀早在作者初登文坛时就表现着，在《满月儿》那样的作品中就明显地表现着。
从此，内心的一大障碍解决了。于是这在现实中进一步推进自己走向“高兴”、走向幸福的努力。而最后走向咸阳，走向五富的结局。五富是在喝酒的陶醉后出事的，他也是在口含燕翅中结束了身体的存在。
五富没能活着回去。五富的老婆在数过以五富的名义留下的钱以后，“她突然嚎啕大哭，就坐在了地上，双拳在腿上砸：你们是一块出的门呀，你说你要把人交给我的，人呢，人呢，我拿个灰盒子回去？”这是刘高兴面临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对话，这也意味着面对清风镇无数未出场的人他要面临的对话。这个对话只是生活中无数对话中最为严峻的一个。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那个家属院老太太善意的对话中潜在的现实内涵。“她说：噢，那地方我去过，苦焦得很。我说：还可以。”刘高兴不仅做出了抵抗，而且他拒绝给他的两元钱，尽管他劳动了付出了。问题就在于在与老太太的这种对话中他体验到了对他的身份的不能接受的隐在的书写和表达，他体验出一种幽灵般的主体的不平等。矛盾的是，当西安农民——房东——开口向他借钱的时候，他又痛痛快快答应了，而且他意识到这个举动等于在承认你刘高兴也是有钱的人了。这个一正一反的对话内容有力地说明了这些与身体密切相关的钱财对身份的确证又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生活现实的不言而喻的论证。刘高兴为了那个离开他的女人卖了肾建了房又因为一个肾的丧失而被遗弃，而杏胡坦然的性生活、孟夷纯为了替哥哥申冤而付出自己的身体成为“小姐”，为了赎她出来刘高兴们才那样周折着去咸阳而最终既没挣够五千元还因为一桶免费而来的酒所带来的快乐而丧身……过去那些近乎“原始思维”状态下围绕着身份问题的关于身体（皮肉、肾——身体的发动机）、户口和生活的地域（西安/清风镇）、名字（刘哈娃/刘高兴）、贵气（或刘高兴列举的“我精于心算”等等理由）哪一样在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份（被排斥和否定的“清风镇农民”还是追求和向往中的理想的城市人——“西安人”）和决定着一个人的追求与幸福的困惑或许刘高兴依然无法弄得一清二楚，恐怕作者也无法说清。对刘高兴来说，锁骨菩萨给了他内心的启示，使他关于人的身份获得超越性认同，而关于现实中围绕着身体展开的现实对话问题，他依然得借助现实来解决。这似乎否定了锁骨菩萨的启示的意义，实际是补充了现实关于身份与存在的启示，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互补。我想到一部新的电影作品——《左右》，影片中的主人公也是要试图通过自己主体世界的认同来超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困境。正像王一川在对影片的叙述艺术进行分析后所指出的，影片似乎要以它的艺术表达“导向可以惠及全社会的爱的乌托邦的建立。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和谐社会’的建立不能单纯依靠乌托邦，但也离不开合理的乌托邦实验”。同样，刘高兴们的身份问题的解决，虽然不能单纯依靠主体自身的认同想象，但，主体自身的这种认同想象不仅是可贵的，而且是大为必要的。
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做伴。我抬起头来，看着天高云淡，看着偌大的广场，看着广场外像海一样深的楼丛，突然觉得，五富也该属于这个城市。石热闹不是，黄八不是，就连杏胡夫妇也不是，只是五富命里宜于做鬼，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飘荡的野鬼罢了。
这是刘高兴的想法，无疑也是作者的想法，在这个想法里，就保留了刘高兴原先认同的东西，包含了刘高兴的也是作者的关于身份、关于“西安人”的更为明确的认证尺度和感悟。这无疑上升到了当代前沿性的哲学问题的高度——身体、身份、认同作为集中探讨的学科问题固然是近年兴起的，然而它们作为人类存在的问题却由来已久——这一高度的抵达决定于作者对叙述人和叙述角度的选择之中。
四、《高兴》：提示一种“三农”主义文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贾平凹说：“我在这几年来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在据说每年全国出版千部长篇小说的情况下，在我又是已经五十多岁的所谓老作家了，我现在要写到底该去写什么，我的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里不仅涉及他对小说应该写什么的思考，也隐隐地反映出了他对如今这个声光电色传播繁荣、虚拟与真实互相混杂的时代里小说这种文体的作用与力量的思考。“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这句话同样表达了他对作家，进而也包括小说的“作为”的某种忧虑。因此，他在小说的末尾附上了两篇后记《我与高兴》、《六棵树》，使它们与小说正文形成了煞费苦心、颇有意义的互文关系，如果说《我与高兴》是这篇小说写作行为的一种自然延伸的话，《六棵树》的安排则充分表露了作者如此安排的深谋远虑。既为小说，则为虚拟，或要以“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的面貌示人。正像他的贾姓家族里的晚辈们来城里打工却不愿见他，在于见他于他们的生存又有什么帮助呢这一方面之外，他们面对他容易产生的“混得不好的羞愧”也会令他们感到无趣，正像那个拾破烂的朋友提出如果抱着看耍猴的心态就不要上他们的住处一样，这些打工阶层的人们是不愿意与他的阶层之外的人发生“对话”与“交流”的，他们更不愿意别人把他们的生存以他们的真名实姓书写出来的。因此，作者就只能以匿名的方式即小说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作者擅长的方式、更自由的方式，来书写这一人群的生活，即使在后记里对打工者生活的有限书写中，除了刘高兴刘书祯，其他人都以“×××”表示。这一部分无疑以写实的、准实名的方式展示了打工阶层的真实生活的一隅。它们同样是感人至深的，如作者去一个拾破烂的朋友那里，有这么一个细节：
他老婆在门外炉子上做饭，进来说：你只排夸你出五关斩六将哩，咋不说你走麦城！你出来！他出去了，又进来说：老婆问你们吃了没有，没吃了就在我这儿吃？
这个镜头虽然只是一闪，但它从一个细缝微妙地表达出了这位打工妇女的清醒智慧、社会见识以及她为人的咋呼与内敛、善良热情与质朴自重。想他们的处境、看他们的言行，读来令人感叹唏嘘。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描写不禁令人联想到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那样优秀的文学精神传统。作者似乎是要在这个虚拟符号产品泛滥、电视等主流媒体的农村题材“娱乐化”的时代，苦心孤诣地告诉人们一个阶层的一种真实的存在和他们的愿望。他似乎在以准实名的《我与高兴》告诉我们这《高兴》只是一种《我与高兴》的姊妹文本，一个以匿名方式出现的内容更广泛的更完整的关于这群人的生存状况的文本，它们是同样真实的。而通过《六棵树》作者似乎在无声地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打工者阶层所来自的更广大的地方——农村甚至农业，让我们想象到留守在那里的人们，联想到那里的正在被时代风化侵蚀的传统，他在告诉我们，这些在城市的，处在后现代边缘或者说底层的拾破烂者和其他打工一族只是这个广大阶层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只是留守在那里的人的生活的另一种文本或符号表现，他们是八九亿农民的某种集体镜像。如此这三个文本之间就构成了一种深刻的互动。作者说：
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形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在始终左右了我的笔。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和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
通过作者的这番夫子自道，我们看到，这个文本互动的安排毫无疑问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设计，不如说是社会现实和作者内心世界在一种有意无意的表达中自然“结出”的文本结构形态，它以不同文本一叠三唱地传达了作者的思考和忧虑、愿望和无奈。这三个文本的交互作用在提示我们，《高兴》是否在提示着一种姑且叫做“三农”主义、“农民主义”或“农权”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说女性主义文学或女权主义文学的出现是由于对人类的男性以外的另一半的自性与存在的感受与权利的发现和表现的历史产物、而后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文学的出现是广大的第三世界或后发达国家民族的存在经验与权利发现与表达的产物的话，那么，《高兴》等作品，似乎在提示着，一种发现、关注和表达八九亿人的生存状况和权利的特殊文学在当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否有着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过，不管这样一种亚文学在当代文学中有无真正存在的可能，我们的确看到，作者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到了这样一个独特阶层的生命存在，并在努力地走进这一阶层的生命主体的内心，在试图发现、体会和理解他们的生命经验，他们的（有时隐蔽着的）尊严，他们的感受、欲望和梦想：
现在的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和消费去舞笔弄墨。我这也不是在标榜我多少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作者感叹：“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不是政府决策人，不懂得治国之道，也不是经济学家有指导社会之术，但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止于就事论事，可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作者的某些愿望显然超出了一个作家的话语力量的范围。正像“锁骨菩萨”的启示对刘高兴而言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有它的限度一样。作家的话语、小说的话语有它的力量和限度。我想，读了这篇小说，看了作者对这篇小说写作修改过程的介绍，不少读者会说，作者的确成功地找到了通往这个阶层的人们内心深处的途径，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群体在这个特定时代的生存图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说狄更斯们的写作灵感来自于底层社会生活的贫困和命运的悲惨，并赞美这些关注底层的作家写出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内心的痛苦、欲望和梦想。也许，不管在什么时代，作为捍卫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文学，都不应该忽视了那些生活在边缘和底层的人们。
五、小结
关于身份的焦虑与超越的问题多少有些玄虚，作者虽以此虚为线索，但“功夫”不尽在此，或“功夫”更在“诗外”。作品具体呈现的是生存故事，而如此生存故事在此线索的营造下则不再流于琐碎和堆积，而显出了组织结构和层次的章法与丰富性，关于身份的困惑与焦虑也不再沦为玄虚，而是灌注呈现在对人物生命存在的具体过程和状态的描述中，作品的具体性和超越性在此达成。
说到底，身份焦虑实质上是生存焦虑的象征符号表达。认同超越既是一种主体人格与权利的积极表达，也是一种正面诉求和一种超越的努力。小说起名《高兴》，一方面在于作品已经在以刘高兴为主人公，并在以刘高兴为叙述人，更在以刘高兴的内心诉求为精神线索。取此名称不仅名实相符，也表达了作者对刘高兴们的生存智慧、人生境界的积极赞美，当然也体现出对他们悲戚处境的无奈反讽与警示。小说无言地提出了一种“三农”主义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