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分析
——论贾平凹的《高兴》
徐德明
乡下人进城的叙述往往凄苦怨艾，贾平凹为何选择另外一种叙述语调写长篇小说《高兴》？我认为：凸现小说主人公在艰难困苦中的自乐情绪，目的是建构一种进城乡下人的主体。分析小说对主要人物和群体的想象方式，考察文本叙述的乡下人进城生活与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权力、族群阶层、政治历史的指涉关联，既能把握农民进城的身份与生存，也可以探究当代作家如何选择、偕同叙述对象从边缘地位返归社会问题中心的行迹。在此基础上，可以考察文学批评在与乡下人进城的普遍叙述两相互动中的身份——当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都注目于中国的城乡迁移问题时，文学能提供怎样的研究视角，它如何同一般社会科学乃至于主流话语相区别，以此展开跨学科的对话。
一
乡下人进城，为改变自己的身份必得挑战成规，其前提是主体独立。处于具有漫长历史的城乡分野中的农民，其身份地位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所确定。旧有户籍制度维持的城乡分野一旦被打破，乡下人作为剩余劳动力被纳入了都市化的目标，进了城、懵懂地遭遇了现代性，但没有获得和先行现代化的城里人平等的身份地位。为确立新的身份和主体地位、抵御客观上必然遭遇的遏制，主观的自觉抗争愈显重要。意识到自我身份的改变与单纯经济地位的改善之间的区别，正是主体建构的动力枢纽。小说主人公刘高兴由自我命名开始自我价值的实现。小说在与多域成规、对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复杂态度之中呈现其建构主体、改变身份的努力。小说让人们看到，富有主体自觉、敢于挑战成规的拾破烂的“刘高兴湿漉漉的进来了”。他出现在大批进城的“乡下人”中，成了一个特殊的另类。
讨论《高兴》的“破烂族群”，必须将其放在城乡日常生活意识交流的范畴内进行。它在日常生活角角落落里得到呈现，是实实在在的形而下的现实生存。刘高兴面对的成规，没有经受过在国家、国际乃至全球化范畴的公共空间内的批判、质疑，它潜移默化到日常生活中，这正是小说擅长表达的。受成规规制的人们往往俯首帖耳，所以乡下人进城仍习惯主动放弃权利。小说在人物关系中体现成规的支配力，乡下人进城后往往是被忽视的族群。“破烂族群”刘高兴们只有被主宰的份儿，他们游荡在搜罗破烂的城市空间中，地位略高的人都有主宰其谋生行动的权利，诸如小区门卫、宾馆保安、市容检查队、警察、“破烂族群”金字塔顶端的“大拿”们。而且，进城的乡下人难以实现自我的反思，只会表达一种怨恨规制的农民式仇恨刘高兴的主体自觉是具有超越性的开始。从刘高兴自我命名的象征开始，阅读分析主体建构过程，可以说饶有趣味。《高兴》与一般乡下人进城叙事的不同，在于主体的自觉反思。乡下人“刘哈娃”自己更名“刘高兴”，表现自我主宰的意愿，自我主宰和被主宰之间的张力，演绎着反抗成规的斗争。命名的特殊行为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被质疑其合法性。小说开头用两个无主句展现审查、被审查的话语权力控制场面。尊严的警察惜语如金地审问：“名字？”轻蔑地把“你叫什么名字”的双边对话省略成一个无主句。被审查者堂堂正正自称“刘高兴”，而不屑于完整回答“我的名字是……”，内心抗拒的潜台词是：“凭什么要比你多说几个字？”看似旗鼓相当的较量，潜藏的是进城农民自我命名合法性遭到质疑，刘高兴的不怯为乡下人所少有，他坚持不同于身份证上的新命名。名字是符号，指证的是主体建构。同伴五富虽然习惯了称呼他为“刘高兴”，但自己没有重新自我命名的意愿，也不明白这是要祛除乡下人的文化烙印和城市新生活的开端。刘高兴背五富尸体还乡的情境成了个寓言。五富死后还乡的意愿是乡土认同的特殊方式，意愿变成行动则有违城市规则，它必须受城市的规制。违规的“背尸”引发了对背尸者自我更名合法性的审查。警察在其坚持下终于叫他“刘高兴”——虽然被手铐拘执，刘高兴还是胜利了。
刘高兴是个矛盾聚合体。他执行五富遗愿，客观上强化了生命之根的乡土认同与做一个城市人的志愿之间的冲突。他改了名字，有一副与城市人无别的外形，却改变不了乡下人身份。刘高兴乡下人进城的“越境迁移”，难以穿越的是歧视性文化空间。难以更替的是历史深远的“城乡意识形态”的规划约束。乡下人进城难以摆脱“他者”地位，韦达一伙成功者吃素，满座只为高兴和五富添加荤菜，尊重的表象下面是知识文化层面的鄙夷——只有穷人、愚人还嗜荤。刘高兴用身份证帮助教授开门，换来了对他的道德怀疑。面对文化知识和道德质疑的层面，刘高兴无法势均力敌。顽强地做城市人的意愿和乡下人身份的冲突，构成其无法回避的行为与人格矛盾。面对城市和破烂族群内的人，刘高兴拥有双重身份。他成功地让“五富只要和黄八在一起，言必称我刘高兴”，依凭比五富、黄八充分的现代知识文化，树立起在破烂族群内的权威。开导五富体现他领导权的实现过程，但他不能反省不自觉地为城市说话的立场，他是在城市规制下建构主体自我意识。他有情智分裂的倾向：除了情感上的联系，理智上他却瞧不起同伴，自问：“刘高兴，你还讲究有文化，完全把自己混成个五富或黄八了么！”时刻注意提醒自己与同伴的分别，这与城市人瞧不起乡下人是同质问题。日渐城市化的刘高兴，是否最终和两三代之前城市化的人们一样，瞧不起未曾城市化的乡下同胞？
刘高兴以抗争方式实现与城市的和解，不知不觉地仍然做了成规的俘虏，甚至不乏精神胜利的意味。他进宾馆收破烂，被保安阻止，脱了鞋才得以进入。但他能借想象驱散被身份成规压迫的屈辱，竟然幻想留在大堂的脚印能够自由地到处游走。他穿上皮鞋、西装去为翠花讨回身份证，让五富称呼他刘处长而不是刘局长，想象自己在行政制度中适宜的级别。珍藏的那双高跟鞋代表他对城市女性的想象，而不考虑乡村大脚骨翠花。他和石热闹在一起，更多体现为一种居领导地位的道德优越感，优越感出发点除个人尊严以外，只是为自己更能被城市所接受。
可以说，刘高兴在多重成规之下的主体建构，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艰难过程。他重新自我命名的“高兴”，无论作为形容词还是作为动词，主要的意涵是愉快而兴奋，是一种对城市的示好。我怀疑通过“高兴”的方式求之于正义、平等的力度。“背尸还乡”喻指其乡村根性，解构了“高兴”命名的价值意义，这或许是《高兴》的最大价值。
二
二元体制分割的城乡矛盾，因乡下人进城而变成了同一空间内人的矛盾，乡下人与城里人的矛盾演绎成形形色色的生存冲突。明知无法与城市人分割原本由父兄创造而被提取到城市中来的利益，他们只好在城市人无意进入的空间里谋生存，成为特殊族群：“破烂族群”、“民工族群”、“杂工族群”。贾平凹期望从“拾破烂的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写这一人群“生存状态”并非自贾平凹开始，但对其精神状态的触摸却是他的贡献。贾平凹写出了底层的多层性。
对乡下人进城的群体有多样叙述：孙慧芬《民工》、马秋芬《蚂蚁上树》等，成功叙述了“建筑民工群体”，张抗抗《北京的金山上》和许多小说都涉及“拾破烂群体”，王祥夫《米谷》写“讨饭群体”。其实，多数乡下人的进城生活是分散的，诸如卖菜、小餐馆经营服务、搬运、杂工等，尤其是许多进城的乡村女性。对女性城乡迁移，小说叙述与社会学研究有别。后者聚焦于由“农家女”到“打工妹”的集合概念，在统计与个案研究的方法统摄下，对生命与身体相当忽视。小说叙述更多瞩目孟夷纯、米谷那样的女性生命群体，她们的生存呈现痛苦与血腥。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形成舆论空间，期冀影响政治决策，文学表现切实人生，也许其主体建构更富艺术感染力。它们都关注中国的城乡迁移，“殊途”而不尽“同归”。
贾平凹的关注方式经历蜕变：从“一个城市和一群人”到“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同伴”；原来的书稿名字是《城市生活》，现在改成了《高兴》；被付之一炬的原稿“写得苦涩沉重”，“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前后的主要差异是：原稿写同质化的底层，《高兴》写出了底层的多层性。对城市的农民式仇恨大多体现在黄八的语言中，进城的懵懂者是五富，“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的是刘高兴，与他相近的是职业乞丐石热闹，孟夷纯接触浮华世界、一棵苦根仍深深扎在贫贱阶层。贾平凹在小说叙述中展现了底层的多层性。
乡下人进城小说多数集中于苦难叙事，风格往往惨烈，充满怨艾诅咒，美学品格单一。集中阅读研究乡下人进城作品，阅读感受单调而颇受折磨。《高兴》不然，杏胡在破烂生活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变化吃食的做法，谋取更多的利益，她还毫不掩饰其每夜大呼小叫的床上乐趣。这种乐趣刺激着邻舍已婚未婚的三个男人，映射出生活的完整与残缺。《高兴》的生命苦难不在展示五富暴死与刘高兴背尸还乡努力的失败，而在五富和刘高兴之间的差异昭示的底层的多层性。人们习惯的底层论述，往往没有论及有血有肉的人，只是在检讨发言与代言的关系，这个讨论实际上无助于进城乡下人的主体建构。文学批评执著由底层介入城乡讨论，进入文化批评时却往往误把他乡作故乡，几乎忘记了自家门径。
贾平凹为叙述层次丰富起来，“尽一切能力去抑制……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加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和温暖”。五富扯着刘高兴衣襟走进西安城，十个月城市生活就让他丢了性命。五富随着高兴住进“城中村”池头村，从来不离开自己的地盘兴隆街，只走“兴隆街——废品收购点——池头村”三点一线的路，也不会独自从西安回家。他执著乡下的粮食观念，饭食一点不剩，却不会自己保藏或者邮寄收卖破烂挣来的钱。他不懂也不愿接受城市规制，不明白为什么乡下的北瓜被叫做南瓜，“鸡爪”叫成“凤爪”。他没有刘高兴“小草不自卑”的态度，永远只顾眼下的微末机会。《高兴》中的生活细节真切，趣味却得归诸差异叙述美学。叙述中首先包含对照：木讷如闰土的五富，只能被生活俘获，永远做不了主人，甚至不会像黄八那样诅咒权势；刘高兴与他最大的差别在于想象力，凭想象超越生活境遇。刘高兴是一个乡间骑士，一脑袋《红楼梦》与摩天大楼混杂的幻想，想做一个城里人，自认比干部、商人、教授更加是城里人；“可怜的五富他不懂音乐”，“他肯定不知道《红楼梦》”，“不晓得比喻和想象”，只会犯傻，没法理解刘高兴会“人境越逼仄你越要想象，想象就如鸟儿有了翅膀一样能让你飞起来”。每次二人对话，都因五富不能理解而中辍，每次一起行动又都以五富的服从为终结。五富是一个不无傻相的追随着主人开始城市漫游的侍从，二人之间的关系很有点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况味。
叙述刘高兴和五富的一致与差异，产生叙述的趣味。其一致性是所有乡下人进城的目标都为挣钱——挣出土地上产出不了的那份收益。高兴想要做西安人，他进城想获得一个新的身份；五富是纯粹的乡下人，他从来不想做一个城里人，所以不想遵守城里人的行为规范。面对陌生的城市、无从把握的城里生活，五富只能追随高兴，高兴眼中的城市生活方式成了五富被规制的律令：诸如吃饭不能出声、不能蹲在凳子上。刘高兴纠正又鼓励他：“咱比他们少智慧吗，咱只是比他们少经见”，五富却不敢有这样的自信。刘高兴觉得城里住着妖怪，妖气越来越重，五富却置若罔闻，除了破烂中的有限价值他什么也不关心。刘高兴的幽默感能够保持和城市的和解，五富则不行，他不要求被城市接受，也不想理解这个城市。二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形成巨大张力，虽然都处于经济底层，可二人意识活动、世界认知层面上的差别极大。两人志趣不投、又生死不离，食量极大的五富会从嘴边省下一只凤爪给高兴，后者又会为他履行生死之约，真是一幅幅饶有深味却又感人至深的生活情景。二人精神层面的差别，说明底层的多层性；杏胡的生活态度与应对技巧则又是另一种差别，还有爬上了“破烂王”地位的韩大宝。文学表现中人本应该有多层性，贾平凹《高兴》的小说叙述对此做了有意义的探索。贾平凹没有把底层差异简单归结为主流论述，常常将这归结为的素质问题，而是认识到具有主体差异的农民对城市认同态度的差别。若依底层主流论述的逻辑，就得质疑刘高兴身上精英文化的投影，他是否属于底层？写五富及其同侪固属是要留下“在历史之外没有被真正记录”的群体的身影和声音，刘高兴却是特定历史语境和人群里的另类。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学一般概念与文学文本叙述抵牾。刘高兴是否代表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若是，五富们与“城市化”是何关系？国内迁移的人口流动不同于跨国的“越境移民族群”，后者的人群构成的文化使命上往往具有较大的同质性，他们被一致地期待着“最终获得作为现代城市社会中日常实践的行为主体的角色和价值”。小说《高兴》中，大量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人物或死或伤或回乡竟是对他们主体角色与价值否定的寓言。由此可见，底层不是固定的、同一的阶层，只有从多层性上去把握，才能有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
三
研读《高兴》，势必论及后半部具有线索功能的孟夷纯，这个女人的经验在进城的乡下青年女性中不乏普遍性。这里不专论性别问题，只因性别视角有助于表达乡下人进城底层生活的多层性，而城乡流动让中国的性别问题更为丰富复杂。中国人习惯将女人比作藤，以此为喻看流动的中国城乡社会是一座山，孟夷纯们是进城乡下人的精神藤蔓，漫山遍野地延伸出去，“骤看之，犹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她是《高兴》中的“草蛇灰线”。循着她的活动轨迹，会扯动若干社会问题，比起高兴与五富等的破烂族群的生活，孟夷纯的生活空间更丰富复杂。
贾平凹用“锁骨菩萨”的隐喻，将孟夷纯等同了历史记忆中的“佛妓”。当代小说家往往避实就虚地处理尴尬的叙述对象。《高兴》中被消费的女性身体与被崇拜的女性幻象构成了“佛妓”隐喻，剥除锁骨菩萨的虚幻修辞，我们只能看到支配她们生活的权钱交易与乡下女性进城后的痛苦。小说为意义而虚构，社会理论研究常常在确立范畴领域的初始阶段即决定撇除难以处置的对象，小说虚拟构思时则更有包容性。“破烂族群”中的刘高兴和妓女孟夷纯产生爱情，他们都是进城的乡下人，故事没有《茶花女》那样的浪漫外壳。刘高兴因孟夷纯而兴奋、压抑与悲哀：兴奋的是女性想象有所寄托，压抑则因孟夷纯身世引发的权钱交易给他更多的痛苦。刘高兴听意中人承认“我是妓女”并说出为什么做这个职业，他在震惊之后即转为同情，“她和我应是一路人，生活得都煎熬，但心性高傲”。孟夷纯的出发点是为挣钱破案给亲人报仇，数以万计的钱汇给办案者，案子却长久不能告破，她必须在这条道上走下去。孟夷纯更是“钱”的故事，小说叙述不耽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而是集中于筹划“钱”的实际动机，“世界上最有故事的是钱，每张钱都有许多故事”。孟夷纯只有最大化地利用身体资本才能挣来供“复仇”办案的资金，她的纯粹动机与职业堕落之间的巨大道德张力，提供了叙述她的复杂空间。钱的权力行使着对孟夷纯身体的双重消费，成功人士韦达把她介绍给各种各样有地位者的消费。她挣得相对丰富的报酬，转而提供办案人住四星级宾馆消费，遥遥无期的结案联系着她不止息的身体奉献，不断地将污秽而又圣洁的钱汇给需索无度的办案者。孟夷纯不是玛丝洛娃，她的生活经验却证实着女性身体商品化的现代资本主义逻辑，这个语境中的人们无暇顾及性别平等的抽象问题，读者仔细思索孟夷纯卖身的前因后果，就可见出她的性别地位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金钱蕴含的经济动因，延及各个阶层，也延伸到其他小说中。无独有偶，王祥夫长篇小说《米谷》的主人公米谷，为赎回被黑社会抢去的儿子、治疗被公职人员打伤致残的丈夫，同样选择此行业靠出卖身体去挣钱。“钱”几乎是所有乡下人进城，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那些牢狱中的女人，米谷不绝如缕的哀哭，孟夷纯的无声无息，她们的心回应老舍《月牙儿》中卖身的主人公的狱中诅咒：“人是兽，钱是兽的胆！”新世纪有学者反思：中国这个农民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从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经济提取积累的问题”。近期农民经济的无可积累驱使乡下人进城，分得城里人的破烂，把过去的被提取方式改变成“身体的直供”，女性供给者竟如孟夷纯、米谷。政策调整可以免去乡下人被超限提取，可以让乡下人在城市空间中容身，却无法保证他们在城里不被另样方式提取。这些另样提取方式，是乡下人进城和其城市化过程中不停地以危机信号向人们发出的警示。这些问题会被虚幻的“佛妓”隐喻屏蔽，恐怕是贾平凹始料未及。
将“高兴”作为进城生活态度的刘高兴因孟夷纯而无法高兴。“高兴”作为一种情绪，不可能成为推动叙事的逻辑力量。小说前半部分写收破烂的漫游，依靠生活细节的呈现缓慢带动叙述。其问题是节奏的不明显与难以掌握，作者写完之后仍有遗憾：“情节和人物极其简单，在写的过程中常常就乱了节奏而显得顺溜。”“顺溜”其实是平淡，而孟夷纯挽救了叙述节奏，小说的后半部叙述因集中于为她筹钱的目标而有了发展方向。刘高兴为爱所使，将孟夷纯需要的钱变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破烂族群”也为她作捐赠。孟夷纯被劳教，刘高兴又承当了救赎的使命：挣足5000元，赎她出来。他放弃破烂生涯，带着五富、石热闹去咸阳挖地沟，想多挣点钱，因五富的死亡不得不中止。
进城的乡下人的生存与城市生活节奏形成反差，这反差背后蕴含深层意义。破烂族群中的刘高兴们的街区漫游和池头村的“剩楼”生活不代表城市化节奏，他不理解早晨傍晚看见的街道上车辆人群像是一道河在泛滥流淌，认定城里出了妖怪。他的城市生活节奏的加速是从架子车换成三轮。然而孟夷纯的生活节奏与城市化的相关度大得多，频频催促她出台的手机，韦达的汽车高速运载她送往身体消费的目的地，只有当她崴了脚、坐上刘高兴的三轮，才和他有了一样的生活节奏。是手机背后操纵的人们，与韦达的汽车决定了城市的节奏，小说中的城市化节奏正是通过这些主宰者对孟夷纯的调遣节奏体现着。西安城有“十几万”孟夷纯的同行，顺应这现代化的城市节奏生活着，是乡下的姊妹们用她们的身体先适应了城市化。这个庞大人群的生涯，与一个“佛妓”的隐喻并置，回避了许多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四
小说未必能昭示历史，贾平凹小说中的历史韵律的回响却声韵铿锵。80年代中国如何开始现代化，中国的“三农”问题如何与城市化连成一气？贾平凹说道：“《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市生活，我总算写了……”从“清风街”到“清风镇”，《秦腔》与《高兴》似乎只有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连接点，但是其中农业的衰败与农民不得不进城的逻辑关系却是显然的。《秦腔》中的农民大都和夏天义愚公移山式填沟淤地解决土地短缺的努力相反，因农业凋敝而对土地缺乏兴趣，年轻人则非走出去不可。贾平凹看见劳务市场上待被雇佣的乡下人，就猜测是“故乡死去的父老的托生”（《秦腔·后记》），出走清风镇进了西安城的刘高兴联系着历史。进城后如五富的“死”是乡下人进城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意象，显现出一个“社会流血的巨大创口”。理解贾平凹的小说应做更远的追溯，从《废都》到《秦腔》、《高兴》，贾平凹叙述了从“废都”到“废乡”再到“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从叹息废都西京，到震惊于和秦腔一起衰败的故乡清风街，再到关切自己的前身、目下进城的乡下农民，贾平凹声情并茂的叙述正是对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变化与危机的体认。
《废都》中的拾破烂老头冷眼旁观的幽默变为刘哈娃的高兴。刘高兴与老头收破烂的架子车，二十年轮转转出一个前世今生。《废都》开篇，老头儿“承包破烂”，“常也有人在城墙头上吹埙，一个如狼嚎，一个呜咽如鬼，两厢呼应”，而今这两人合而为一是刘高兴，两厢变成一处是池头村，真正的变化是：乡下人进城了！废都与日益“城市化”的都市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换，城市化的复杂意蕴一部分来自于从土地上出走、进城的农民。
贾平凹是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上述三部小说都有一个隐喻性的发“声”方式。埙——腔——箫的发声体现了贾平凹与中国现代化长期对话的过程。城里人周敏在城墙上吹埙，呜咽着个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颓伤与空虚。庄之蝶习惯早晚听城墙上的吹埙和收破烂的吆喝，更从秦腔演化的哀乐中感受美，体味它“深沉舒缓，声声入耳”，像血液一样流淌于周身，变成一声化解疲倦烦闷的“长吁”，他的感伤与纵欲都是对现代性的不同反应。清风街乡镇上人爱秦腔如命，秦腔衰落是农村衰败的象征。夏天智、白雪等世世代代依赖、爱恋秦腔，出于对本土文化与生命价值的深刻认同。白雪与进城而成功的现代文人夏风离婚，正是两种文化选择的歧异。刘高兴携一管箫进城，是割舍不了清风镇的声韵，命名“高兴”的含义也依托箫声表达，箫声凌虚高蹈地对经济逻辑进行有声无力的抗拒。离散在城的“破烂族群”无法用自己的声音构成富有对抗性的意义空间，只有黄八对城市的空洞诅咒。刘高兴吹箫的精神胜利尽管不能改变乡下人与城市人的生活，但不绝如缕的乐音仍然表达着对单一经济现代化的对抗。有关这些器乐的文学叙述，说明着贾平凹的对传统才艺、地域文化的乡土认同；这一系列的有关音乐游荡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中，其远古呼唤与乡土认同背后的主体，还是一个“农民”。清风街上“秦腔”预先演绎了清风镇上的五富们对日益为城市化替代的生活的依恋。贾平凹的农民心性是保证进城农民与城市之间的文化张力的源泉，也是他的乡下人进城叙述的深厚力量所在。音乐的贯穿彰显着乡村与城市的精神的源与流。
一般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不易呈现经济与人的流动逻辑，写出城乡之间的精神迁移更难。《秦腔》呈现活生生的农村凋敝、农业困窘与农村劳动力无可着落，以及清风镇土地的紧张与荒废的悖论，在这个背景与前提之下，刘哈娃与五富离开清风街走进西安城，浑然构成一幅当下中国“流民图”。任何一部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如果仅仅限于城市生活，都不可能体现都市扩张引发并藏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乡下人的迁移问题。贾平凹做到了，王样夫《米谷》、尤凤伟《泥鳅》等较为成功者，总是让主人公和家乡有关，据以概括乡下人进城前后的“三部曲”：有力无用，进城献身，回首北望，有家难回。即使是较为成功的小说，对城乡迁移的把握，往往在物质生活境遇上着力实写，对迁移中的人们的精神情感困惑的挖掘不够。刘高兴把性命（肾）的一半移植到城里、植根于韦达（伟大）身上的虚幻想象破产后，箫声成了生命的另一半、一个精神情感的重要补充，他吹箫，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艺术品位的西安人。刘高兴将属于清风街的五富尸骸从“外边”背“回去”，他心里回响着两个矛盾的声音：乡下人的根在农村，现代都市不属于自己；乡下人不比城里人差什么，可以移植为成功的城里人。他肩负着五富的尸骸，借一个声音诉说着乡下人在中国现代化路途中绕不过的悲剧情境：乡下人进城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难以实现之间的悖论。
此类研究的中心话题是“三农”，学者讨论文章收入：《改革：反思与推进》，《〈读书〉精选》（1996-2005）。另外专门的研究，有陆学艺一批社会学学者的专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