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底层文学”彰显着文学对当下社会的积极参与、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强化，使文坛从个人化叙事、欲望写作中又找到了新的写作中心和突破口。毫无疑问，在“底层经验”之中包含着巨大的创作资源，如何表达“底层经验”对于作家而言是一种挑战。而作家对这个资源的开掘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深度。作家在底层叙事中所产生的道德化倾向、把作为对象的“底层”绝对化和神圣化、将苦难审美化的倾向往往影响着此类小说精神域地的广度和思想掘进的深度。
对农民工形象的书写和刻画是“底层叙述”的重点。在这类小说中，作家关怀的对象主要指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农村流落到城市的农民工。“进城”相应成为近年来农民工主题文学的主导模式。农民作为“他者”进入城市，作家敏感地捕捉到由此而凸显的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社会各个层面权力和待遇的不公，从而引发出他们对于都市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和批判。作家的焦虑往往在预设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中得到集中展示，而此类作品由于题材相近、作家底层经验不足、文学想象力匮乏等原因往往呈现类型化趋势。
《高兴》和《吉宽的马车》是两部集中展现农民工命运的长篇力作，作家贾平凹和孙惠芬从不同角度切入农民工的个体与群体生活，在叙事方面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也显示出作家在底层写作热浪过后的冷静思考与深入发展。小说《高兴》叙述了刘高兴等来自农村、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有乞丐，民工，妓女等等。作家真实地记录了拾破烂者的生存状态，他们整日游走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和街区，干着最为辛苦、肮脏的活，还要躲避市容检查、冒着被流氓敲诈和警察逮捕的危险、与小区的保安机智斡旋。但无论他们如何勤劳、付出更多，城市的生活都仿佛与其无缘，且备受歧视和欺侮。小说充满了“苦难”底色，但主人公刘高兴却是个另类人物。他有高中文化，精于心算，会吹箫，识古文。与大多数进城者一样，他想要谋求更好的生活，对都市的物质现代性充满渴望，刘高兴的肾卖给了西安，这似乎更使得他在身体上与情感上保持了对城市的亲切感与认同感。他安于现状，不抱怨、不诅咒目前的生活，认为“拾破烂比在清风镇种地强了十倍”；他幽默、乐观，充满了生活智慧，更带有一副侠肝热胆。无论是同伴五富、本不相识的翠花还是心存爱慕的孟夷纯，他均能出手相助，真心相待。“得不到高兴而仍高兴着”，“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是贾平凹所阐释的刘高兴的生活哲学。都市在刘高兴的眼里，不再是绝望和梦魇的代名词，作家有意识地想要摆脱原来那种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下对现实的焦灼、愤怒的批判色彩，而力图在刘高兴身上展示出一个完整、自足、充盈的底层精神世界，努力传达出一种未被遮蔽的底层境遇。这种展示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突围”，它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从当下农民工生活意义匮乏中突围。农民工到城市来的意义是什么？底层也自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二是从当下都市人精神沦陷中突围。刘高兴身上所存有的对物质、现实世界的精神超越烛照出都市人的自私、冷漠、狭隘，它是对当下恶劣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抵抗、补充和校正。
《吉宽的马车》也是一部农民工进城的小说，但与一般底层小说不同的地方在于，作者不只写他们物质现实的生活，更着重于对其精神世界的描述与刻画。《高兴》将焦点对准了灯红酒绿的都市，而《吉宽的马车》的笔触在城、乡之间游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主人公吉宽是游荡在歇马庄的现代懒汉，三十岁之前，他的生活主要在乡间的地垄和马车上度过并且对于这份恬静、缓慢的生活怡然自得。在爱情遭遇挫折之后，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窝囊废，吉宽不得不告别乡村，来都市寻找自己新的命运。小说通过吉宽展示的是一个乡村流浪者如何在现代化都市寻求并确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如何思考和反思自己的命运。这种个体的生命历程极富象征意义，它与人类的整体命运有着深深的契合——从原始的、自在的状态进入到现代的语境，与时代、与社会发生紧密联系，这是一个必然的经历。因此，尽管吉宽当初是因为爱情进城，并非自愿，但他在进城之后的每一次返乡旅途无不加强他再次进城的愿望。由现代性的影响进入乡村所导致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的颠覆，使吉宽感觉到诗意的乡间生活的渐行渐远，面对二哥的死亡，下岗的吉中大哥、许妹娜无辜被扔在乡下的孩子，吉宽更意识到自己背负着家族的命运，他认识到：进城是乡下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而他必须靠着自己坚韧的毅力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但在不断融入都市的过程中，吉宽身心俱疲，最终连对许妹娜的那份纯真爱情也难以为继。吉宽的命运是小说叙事的内驱力，在这层命运帷幕遮盖下的，是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纠缠、挣扎与碰撞。在吉宽周围，孙惠芬描绘了黑牡丹、小老板、林榕真等一批城市“外来者”的群生相。黑牡丹、林榕真与传统的农民工形象有很大区别，他们无疑是外来者中的成功一族，不仅深谙都市商业运作和利益关系的奥妙，更深陷金钱与名利的漩涡苦苦挣扎。为了赢得都市中的一席之地，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黑牡丹出卖身体、做非法勾当，更不惜牺牲了女儿水红的情感与幸福；林榕真的装饰公司得以生存发展靠的是他和都市女人的暧昧关系，最终年纪轻轻却被判死刑。在林榕真和黑牡丹身上，与其说作者展示的是“进城者”的故事，倒不如说是现代都市人的命运悲剧的演绎——人被社会吞噬。但与都市人不同的是，他们不但面对着都市生活的冲击，返乡后又面对着空虚的乡村。穿行在都市森林里的异乡人，犹如一只被追赶的野兽，伤痕累累，但却无处逃脱、无家可归、无根可寻。《吉宽的马车》的好处就在于，它没有采取城乡二元对立模式，而是既写出了农民在“城”里的苦痛，也写了回“乡”之痛，作家引领我们穿越都市、乡村，关注的是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与贾平凹相似，孙惠芬自觉地摆脱了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同样拒绝道德化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力图呈现一个真实、完整的底层精神世界。孙惠芬说：“对社会的每一个人而言，生活的幸福与快乐都是相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进城者”同样承受“现代性”的基本冲突，即现代人对生存发展的理性诉求与生命质态的感性体验之间的冲突。走出乡村，进入都市，他们有着从不放弃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但作为“外来者”，他们将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现代性的悖论始终都纠缠在农民工主题写作中：一方面是城市化的不可避免和时代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则是对城市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反思，并从中衍生出深深厌恶和抵触。但作家对小说主题的挖掘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将这种思考延伸到对于“人类所能有的生命的秘密和命运的本质”的探索上。吉宽从法布尔的《昆虫记》中似乎窥见了人类的秘密，而小说中对于西西弗神话的引用，更是对人类命运的明示——“在地狱里没完没了推着巨石，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无论城市人还是乡下人，都是推粪球的屎壳郎，刚推到山顶，又要落到谷底。这是人的宿命，小说由此推进了对于人性深度和命运深度的观照。
从这两部小说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出底层写作从注重农民工精神苦难以及肉体的创伤已经转移到写他们在苦难历程中的精神突围、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确立上。这突出反映在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模糊乃至消解和作家对底层对象精神世界的关注上。民工进城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现实，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必然，尽管依然有贫富的现实反差和社会不公，但作家已经不再仅仅用苦难和毁灭的抽象思维去定义农民工，把底层写作当成道德与正义的精神符号，而是真心实意地直面和表述底层民众生存的困境和命运的坎坷，努力呈现出底层生活的内在逻辑，展现现代性给他们所带来的喜悦、刺激、悲伤、忏悔等种种丰富的人生体验。作家更借助底层表达自己对现代性本身的理性反思和深入思考。这显示着作家对底层人文关怀的深入和现实主义的深入。
当失去了理想与激情的烛照时，人的现实生存无非是西西弗神话的一次次枯燥演绎，而假若知识分子的底层关怀丧失了强有力的价值理想支撑，所拥有的写作不过是紧贴现实的匍匐或远离现实的凌空虚蹈。《吉宽的马车》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但结局却是异乡人身与心的双重苦旅；《高兴》完全选择了城市的视角，但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于乡间智慧与生存方式的肯定与欣赏。角度不同，却都彰显出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和主体精神的所在。贾平凹笔下刘高兴的精神突围显示了作者在对都市、乡村双重绝望之后，希冀寻求一种新的价值理想的支撑。然而，在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充斥着都市的现实面前，贾平凹的笔调无法轻松，刘高兴的精神突围也显得苍白而无力，其命运如堂·吉诃德般透出些荒诞、悲壮的意味。不管这种精神突围是否成功，它显示出作家的一种创作方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开拓了文学对农民工叙述的新领域。相比之下，孙惠芬笔下始终停留在灵魂深处的“吉宽的马车”则标识着人类精神的归途，它赋予小说一种精神向度，从更高处烛照着人类的命运。对于“外来者”也是一样，他们不仅要具备从压倒的巨石底下往外挣扎的坚强和勇气，更需时时保持灵魂的清醒与自救。
这两部作品同样触碰到底层叙事的尴尬与困境。作家的底层写作其实只能是一种底层经验的知识者表述，如何获得真实的底层经验，如何能证明知识分子作家所表达的就完全是“底层”人民的情绪、感受和遭际？这仍是作家在进行底层写作时一如既往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贾平凹在写《高兴》时，作为作家的忧患意识与现代性反思和农民“刘高兴”的生活哲学之间的矛盾屡屡使创作陷入困境。这恰如孙惠芬在谈到《吉宽的马车》创作时所说：“我在主宰着我笔下人物的同时，也被我笔下的人物主宰。我一方面需要时时提醒叙述的我如何和人物的我剥离，一方面又要时刻注意如何将两者合而为一。”贾平凹试图走入到刘高兴的内心，用他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都市。尽管有着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和多次体验生活的经历，贾平凹的这种“换位”思考仍非常艰难。带着些许文人式的忧伤与理想的刘高兴，其身上有着作者鲜明的主观投射，我们很难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农民工形象联系起来。事实上，贾平凹对刘高兴的身份界定也相当模糊，他从穿着到思想，处处显示出与五富等人不一样的地方，为此常常被别人看成是体验生活的都市文化人。这种游离在农民工与都市人之间的“模糊身份”在很多时候是刘高兴能够坚持自己的生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世界并不是与现实世界保持着完全的叠合，而是根据现实世界铸成的另一种精神的世界，底层叙事的困境涉及了“现实主义”的一般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而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文化与民众接触的困境，也仍是底层写作中需要重视和讨论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