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的社会文化分析
张亚斌
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最为惊心动魄和波澜壮阔的社会文化奇观中，无疑，城市化进程是最为引人注目和激励人心的一个。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的城市化进程一般分为中心城市崛起、城市群凸显、中小城市兴旺、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村城镇化五个阶段，在城市化进程初级阶段，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迅速膨胀发达，与原始落后的古典农村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之后，随着城市群的凸显，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迅速辐射，带动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城市化进程向农村渗透，农村人口回流，原有的农村社会解构，逐渐被全新的城市社区所取代，城乡界限消失，传统的农村农民人口群落逐渐演变成名副其实的市民社会群体，人类社会从此进入城市社会。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过渡转型阶段当中，由于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因此，城市化进程的进度参差不齐。特别是在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已经完成农村城镇化的今天，在广袤的西部，许多地方，仍处在中心城市正在崛起的历史阶段。不过，非常可喜的是，由于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从东部向中部、中部向西部强力辐射，结果使得处在城市化进程第二、第三阶段发展梯次或链条上的东部和中部，城市群的规模目前已蔚为大观，并呈现向西部扩张的趋势。
据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指出，作为国际竞争力标志的城市群建设，正在强有力地支撑着我国的综合实力，并且代表着我国参与着全球的经济竞争和国际的社会分工，它作为全球化进程中最活跃的基本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单元，在持续提升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已变成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质量表征，并且对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为此，有关专家经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完成了对国内15个城市的9个指标体系35个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计算排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城市群的发达繁荣排序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胶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由此可见，在当今这样一个城市群迅速成长的时代，人们将热切关注的视线投向城市群群落是非常自然的。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本文笔者才将深情的目光牢牢地盯在了“关中城市群”上，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作为改革中国东部城市群和西部中心城市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文化节点，它，不由得使我们陷入对负载了几千年沉重乡土文化重轭的中国城市文化的深度思考，并且产生了以它为文化基点或参照，研究城市中国的乡土文化影响问题的强烈欲望。确实，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动机的驱使下，笔者才将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当做研究城市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一个基本素材和文化案例予以解构，并对隐藏在其后的边缘文化群体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文化类型进行归纳和分析。
仔细考察贾平凹的小说《高兴》，笔者以为，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价值，愈是研究，就愈是发现，文本中所传递出的社会文化生态信息，无论如何，令我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通过这部小说，能够使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现代城市文明中，其实，总有那样一些令人不快的文化隐秘经常触动着我们敏感的神经，使我们忧心忡忡，心存疑虑，充满忧患，虽然它也使得我们身居大都市，能够慰藉地感受到城市文化带给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但与此同时，它也同样使得我们深深感受到传统乡土文化的阵痛以及它与现代城市文化碰撞、交汇后发出的沉重历史喘息。不信，我们不妨走进《高兴》所营造的文学形象世界，也许走进其中，就会真的发现，自己其实永远无法开心。
仔细审视和反思小说《高兴》，就会看到，有这样三个无法回避的社会文化景观，矗立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交汇的广大地带：
1.“破烂”文化：潜藏在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边缘地带
众所周知，城市中国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文化产物，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就是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农耕传统的农村人口大量被从土地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民涌进五光十色的城市，成为廉价的社会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通过一种血淋淋的、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农民赶离土地，使他们逐渐沦为大机器工业时代廉价的技术工人。而在今天，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农民与土地的天然“脐带”联系的最后剥离，却是通过一种温情脉脉的社会方式进行的，强制性的非人性的阶级剥削行为，逐渐被一种更具人本色彩的“打工”行为所代替，农民们离开了世世代代辛勤耕耘的土地，形成了蔚为壮观和涌动不息的民工潮，他们背井离乡，涌进城市，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创造出了高度繁荣的城市文明，同时，也将自己原有的乡土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到城市社会文化当中，从而实现了与之的碰撞、对接、交融、渗透和融合。这充分说明，城市文化的衍生是与乡土文化的蜕变密切相关的，它是由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农民工从乡村走向城市共同劳动创造的结果，正如贾平凹先生在《高兴》一书中所言，“城里人其实都来自乡下，如果你不是第一代进城人，那么就是你的上一代人进的城，如果你的上一代还不是，那就肯定是上上一代人进的城。”由此可见，城市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永远摆脱不了与乡土中国的社会文化的充盈、丰富和传承，它们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不可割舍的天然文化联系，进一步说明，在城市文化的机体中，奔涌着乡土文化的血液，这，很可能就是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也正因为此，我们格外关注城市文化中的乡土文化意识、思维和语言叙述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虽然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涌入城市的那些大量的农村人口，他们已经遍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以至于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位居民随处可以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投身到城市建设的洪流之中，在城市建设的众多领域，诸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城市文化社会构建中，他们却始终处于边缘话语位置，并且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们不能像他们所表征的乡土文化那样，很快地融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圈中。他们的生存状态，似乎在无意识间被人们忽略了，漠视了，他们，竟至成了城市中国最独特、最庞大的一个弱势文化群体，他们虽然处在城市文化圈的包围中，但却始终不渝地坚守着他们心中的那一点点最纯朴、最原始、最善良、最美好、最温馨、最纯粹的乡土文化，似乎与城市文化格格不入，他们对城市文化的感情，既有憧憬和向往，也有迷惘和困惑，同时也有厌恶和仇视。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群城里的乡下人的生活命运，他们虽居城市，但似乎却又不属于这个城市，游离于这个城市，远离着城市社会的主流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他们，成为城市社会中一个被人遗忘的被边缘化的社会文化群体。贾平凹，这位当代中国最为高产的作家，以他敏锐的生活观察力和社会洞察力，深切关注到这个边缘社会群体的存在和生存状态，并以他特有的人文主义作家的悲悯情怀，对这个社会群体生活文化状态予以观照，并且创作出惊世骇俗的《高兴》文本，他通过小说《高兴》，为我们揭示了这个群体中最“边缘”的那一部分，一群“拾破烂”者的人生命运轨迹。正如他在这部小说中借主人公刘高兴的口所说的那样，“城市繁荣，垃圾也丰富”，“有了垃圾，我们就能存活下去，垃圾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提高。”“我们是垃圾的派生物。不，应该是城市需要我们！试想想，如果没有那些环卫工和我们，西安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西安到底有多少拾破烂的，韩大宝没有告诉我”，“但韩大宝确实是拾破烂的”，“清风镇人来到这里凭啥哩，一没技术，二没资金”，“要先站住脚最好的门路就是拾破烂”，“拾破烂已经形成西安城里的一个阶层了”，“这个阶层人员复杂，但都是各地来的农民，分散住在东西南北的城乡接合部，虽无严密组织确有成套行规，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地盘上的五等人事。”
显然，在这部小说中，“拾破烂”已成为一个独特的城市社会阶层的特定文化符号，甚至成为部分进城农民务工人员的代名词，它告诉我们，伴随着城市的成长，必然会滋生出城市文明的“副产品”——垃圾，作为城市生活的衍生物，垃圾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诱发和导致“拾破烂”社会文化行为的产生，也必然衍生出城市文化的另类社会现象，衍生出城市社会人群的最底层——“拾破烂”者——这个特定社会边缘文化人群体的形成。然而，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拾破烂”的学问可大了去了，“拾破烂”者竟也分个三六九等，就像《高兴》中所写的那样：“初来乍到的那是第五等，五等人可怜，只能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沿街翻垃圾桶，或是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扒拉”，“他们是孤魂野鬼，饿是肯定饿的，饿不死就不错了”；“第四等”则“可以拉个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遇见什么就收什么，一天能赚个十五元，运气好赚到二十元”；“第三等便是分包了一个居民小区”，“不辛苦跑街了”，“这等人每日赚的虽也是二十元左右，但收入往往固定，还能以外收买到好东西”；“第二等就耍大了，负责一个区域，能安置第五等第四等人，但第五等第四等人定期得进贡”；“第一等么，西安城里总共四人，城北是一个姓王的，城西是一个姓陆的，城南的姓刘，城东的姓李，这个行里都知道他们的姓，名字却是一个：大拿”，“他们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按时收取一级一级交纳的行业费时，态度十分和蔼可亲，可一旦谁不服从，未能按时交纳费用，那立即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和轰赶”，“当然，大拿们有大拿的责任，出了什么问题，如公安来检查，街上泼皮们来敲诈，只要层层报告上去，他们会给你摆平。”
毋庸置疑，就像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和上层建筑建构一样，“拾破烂”行业，也有着非常严密的社会等级机构及其组织，作为一种隐藏在正常社会机构架构下边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组织形态，虽然，它的出现会令政府不快和无法容忍，甚至令寻常百姓感到诧异，但是，它的出现、运作和强悍，却似乎是任何人无法阻止的，而且它的运行程序和管理效率也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并且的确令人吃惊，而这，也正是它最终演化成一种远离政府权力掌控范围的社会权力类型的真正原因。小说《高兴》告诉我们，作为一种与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相伴而成的“潜规则”黑暗社会文化制度，“拾破烂”者的地下行业管理组织已经向我们揭示和验证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在芸芸众生生活着的这个阳光明媚的城市社会文化环境里，不仅运行着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上层建筑社会组织秩序，同时也运行着一种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知的、不为合法政府所控制的非法社会组织和非常不正常的影子社会秩序，它们隐藏在社会架构深处，运行在“小人物”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就像名副其实的“隐型社会机器”一样，轰轰隆隆运转着，正如刘高兴在描述自己的“拾破烂”感受时所说的那样，“真的，拾破烂的就是城里的隐身人”，只是他们这些“拾破烂”者怎么也不会料想到，世界上竟然会有一个管理他们这些“隐身人”的隐型社会组织，而且他和五富竟然离奇地成为这种“不正常社会组织”和“不正常社会秩序”中的第四等人物，直到后来他们荣升到了第三等，即使他们最终仍然不能和接纳他们投奔的同村老乡韩大宝相比，因为他属于第二等。
这就是“破烂文化”，城市里的“破烂文化”，“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渗透在城市社会的各种关系、各种工作之中。正如后现代主义学者里奥塔所言，“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它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城市不仅催生着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催生着“破烂”的发达。“破烂”是“城市繁荣的象征”，“繁荣”的文明是建立在形形色色的“破烂”文化之上的。“繁荣文化”，虽然在主流社会文化形态上，通常被界定为亮光文化、亮点文化、亮色文化类型，在世人面前大放异彩，而“破烂文化”，一般被人们视做灰调文化、灰暗文化、灰色文化类型，在我们眼前无声划过。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它们与那些在城市生活中经常显现的“盗窃文化”、“抢匪文化”等黑暗文化、黑死文化、黑色文化类型一起，共同构成人类城市化进程的一般风景，并且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的暗夜中，闪闪烁烁，交相辉映，悄悄寂灭。由此可见，小说《高兴》所表现的城市“破烂文化”灰色文化类型，已经使我们明确无误地目击到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城里的乡下人，是如何走完他们的灰色城市人生的；洞悉到城市文明、乡土文明是如何在城市社会舞台上铿锵碰撞，发出异样的人性光彩的；透视到城市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那一个个特有的边缘文化现象或另类文化现象，是如何产生并且逐渐演变成一个非常严峻的城市社会现实问题的。也许，只有当我们的国家发展到像发达国家一样法制、规范、文明、生态和环保时，类似“拾破烂”这些不和谐的文化现象才会渐行消失，淡出人们的文化视野。
由此可见，在小说《高兴》所描写、勾勒的城市中国的社会文明背后，其实蕴含着着太多太多的潜台词，他向我们讲述了一种更为深沉和更为混沌的人类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交织的文化母题，同时，它也向世人告白出这两种文化之间无法规避的古老历史悲剧约定，它通过一系列离奇复杂的符号程式结构，向我们传递出潜藏在城市中国背后——从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演化过程中，生活在城乡边缘地带的那些弱势社会文化体的尴尬文化处境，他们游离于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两面人”，他们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却顽固地保留着农村人的秉性；他们一方面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存法则，但是却始终无法割断与乡土中国的最后一丝“文化脐带”联系，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经验告诉我们：城市文化其实是乡土文化的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延伸，它在终结了乡土文化的生命和肉身之后，却又义不容辞地攫取了它的精神和灵魂，并使它成为自己的“精气神”。它，使得我们不由想起刘高兴的那些名言：“哦，我们是为破烂儿来的，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我们“现在”“不是农民，是城里人！在城里拾破烂也就是城里人”。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他们，的确仍然是城里的农民，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
2.“剩楼”文化：伫立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过渡地带
小说《高兴》里第二个具有鲜明乡土文化气息的城市地标符号，就是池头村，这个“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只不过由于“城市不断扩张”，它才成了“城中村”，“村里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却家家把地修建了房子出租”。韩大宝帮刘高兴和五富租的房子在池头村的东头，“这是一条最窄狭也是最偏僻的巷子，朝北第三座的楼房看得出来主人是想盖数层高的，不知什么原因只盖到一层又停工了，一层已住了两户拾破烂的，而楼上仅用砖头搭建的两间简易房”，刘高兴“和五富就一人一间”。这就是被刘高兴和五富称之为“剩楼”的临时的家，“因为这座楼是没有盖完而剩下的楼”所以才被他们叫做“剩楼”，同时因为在刘高兴的心中，是把“剩”字念成谐音“圣”的，就像“延安是共产党的革命圣地”一样，他们“保不住将来事干大了”，所以，这楼也就成了他们心中的“圣地”，或许可叫做“圣楼”也未可知。
由此可见，从农村院子里建造起来的城市里的“剩楼”，再到刘高兴和五富在城市里“拾破烂”事业发迹的“圣楼”，这样的建筑文化符号的变迁，虽然只是称谓性的，而非现实物质性的，但是，其文化内涵或意义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城市由农村演化而来，城市居民由农民转化乃成，农村是城市的圣地，但城市最终将消灭掉农村，那“圣楼”只是个“剩楼”，它是农业村落的最后堡垒象征，虽然，在历史的转型期，它尚可坚守数日，但是它终将会被城市文化挤出历史的舞台。同样，“剩楼”，虽然是个名副其实的“圣楼”，不可避免地终将化为“农村人”刘高兴和五富等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成为他们转化为“城里人”社会角色的起点，不过，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圣楼”其实也仅仅只是个“剩楼”，就像刘高兴和五富即将成为“最后的农民”一样，这个“剩楼”也只是他们理想信念中“最后的圣楼”，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即将开始的城市人生“革命”中，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最终消灭“剩楼”——这个矗立于他们心中的高大的“圣楼”。革命的摇篮竟是他们革命的对象，这样的结论多少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但它又似乎在情理之中，它告诉人们，革命者的革命目标其实就是要革掉自己，农民刘高兴和五富的革命目标不就是要革掉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成为城里人吗？正如刘高兴所说，“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可是，如果仔细品味，我们就会发现，刘高兴分明又是“刘哈娃”，是个真正的“商州炒面客”，是个名副其实的“农村人”，这一点，实际上在他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他就只能是“农村人”，而且必须是“农村人”，即使他成为“城里人”，也只能是城里的“农村人”，正如贾平凹本人所言，“《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然而，刘高兴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远非那么简单，因为就是贾平凹本人竟也“吃惊地发现”，他“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甚至“在作品里”写自己和“这些破烂人”一同“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作家尚且如此，像刘高兴这样的刚刚走进城里的农村人，他们的归属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尽管农村人的这种城市文化心理看似与纯正的城里人的城市文化心理格格不入，但是如果我们走进城市人的文化心灵深处，同时也会惊讶地发现，其实，在许多纯粹的城里人心灵深处，竟也有着和作家一样的心态，他们一样厌恶城市，仇恨城市，甚至时常也想逃离城市，从城市文化圈的封锁中逃逸出去。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作家和刘高兴那样的“破烂人”，比很多城里人更像是个“城里人”。
由此观之，那种向往城市、厌恶城市、仇恨城市、热爱城市奇特的矛盾心理，其实是城里人和农村人所普遍共有的，只不过他们之间因为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不同，才使得他们在疏离“城市”的意义和内涵方面，可能显示出些微的差别。可见，质疑农村人的城市人文化身份，正如判读城里人的城里人文化身份一样，同样是一件令人挠头的事情，因为，城市化进程不仅仅使农村人困惑，同样也令城里人苦恼，甚至从某种角度讲，可能城里人较之农村人，他们的苦恼更多更大更深更重。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刘高兴究竟是什么人，并不重要，究竟他是曾经的农村人，是现在的城里人？或是个具有传统乡土文化意识的城里人，还是个具有现代城市思维观念的农村人。显然，这样的文化身份辨认和识别，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这对孪生姐妹，作为两种生命力极强的文化类型，它们的根早已经扎进对方的心里，盘根错节，无论人们怎样努力，也无法使之分开，在人类文明的深厚沃土中，它们已成为两种最具经典性的社会文明景观，留下了谁也抹不去的生动倩影。只不过，在我们的意识中，乡土文化永远是根，城市文化永远是叶；乡土文化永远是源，城市文化永远是流，二者之间血脉相连，互相吸纳，共同推动，使得人类文明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前进。诚如美国文化学家托马斯·哈定所言，“生命不可避免要出现分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命通过繁殖和遗传而延续，这就使适应性变化唯有通过世袭而得到遗传。”其实，在人类组织的社会结构单元中，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分野，恰恰正是人类在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环境发展中“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告诉我们，“进化产生进步”，人类“文化所征服的能量和栖息地越多，人类对命运的掌握便越感自信，对整个文化进程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似乎也显示得越多”。谁能说，城市文化不正是人类从自然文化起步，经乡土文化过渡，而“征服”得到的一片新的“栖息地”呢？不是我们心中早已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好确证呢？
然而，城市文化绝不仅仅是人类征服意识和中心主义的确证，它同时也是埋葬人类希望和理想的文化墓地，小说的结尾，刘高兴、五富、石热闹为了挣够解救孟夷纯的五千块钱，来到咸阳，住进了“正在建设”的“一个大型粮食仓库的工地”附近的村庄，“这村庄如同池头村一样，居住的都是农民，池头村已经成了城中村，而这个村庄在大型粮库建成后也即将城市化”，“村庄最东头的一个废弃楼”，“那就是安排”他们“住处”，“废弃的楼看得出原来是个什么单位，因为废弃了，差不多的房间门窗都被挖去”，他们“就住在二层东北角的空房里，唯独那扇门还在，却没门锁，一个大木棒从里边顶住。”每天早上他们从这个“废弃的楼里去工地”，“穿过一片荒野地”，就到了他们要挖的地沟。谁也没有料到，从“剩楼”搬到这个“废楼”、“弃楼”，虽然他们“前三天里，一切进展顺利，一共挖出二十米。二十米就是三百元，每人可以分到一百元”，但是，“挖到第四天，地沟下边尽是石头，一个上午竟然没挖下几尺”，之后，尽管他们克服困难，共干了二十天，讨要“回西安的路费”和“二十天的工钱”，却被工头陆总给了“三斤白酒”，稀里糊涂地给打发了回来。他们也没有想到，正是在喝了这些酒之后，五富患了脑溢血，竟命丧黄泉，他们的人生梦想从此彻底地破灭，断送在这个“废弃之楼”里了。
毫无疑问，刘高兴、五富人生中遭遇到的这座“废楼”、“弃楼”，和他们住过的“剩楼”、“圣楼”一样，是其生命历程里最重要的转折点，它们像一座座不朽的纪念碑，屹立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使他们的命运具有了些许宿命的色彩。就像久违的恋人，它们不仅等待着他们的到来，而且目送着他们的离去，他们的人生，似乎因为与它们相遇才释放出妍丽的人生的光华，他们的命运似乎因为与它们的不期遭遇，才走向了无法摆脱的悲剧厄运。由此看来，这“废楼”、“弃楼”，竟像成就他们人生事业和葬送他们事业的“萧何”文化角色一样，成了他们人生意义的全部对象点，它不仅象征着他们命运的起点和归宿，同时也注释着他们先天注定的前世和今生，它们，像一个个惊叹号，伫立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过渡地带，不屈不挠地暗示着这些负载乡土文化意义的城里人——城市里的农村人的最终人生走向，它们，似乎在不断昭告人们，城市文化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须用乡村文化以及他们的载体——那些农民工的梦想、精神和肉体做殉葬。而这，也正是“剩楼”、“圣楼”、“废搂”、“弃搂”，之所以那么固执地兀立在城市边缘的乡村土地上的一个真正文化原因。
3.“烂果”文化：失落在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的交叉地带
城市文化究竟是什么？它和乡村文化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显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不管每一个人心目中的城市文化范式有多么不同，只要他读了小说《高兴》，或许会有些新的启发，因为那里边有两个关于“苹果”的故事段落，或许能帮助我们揭示其中的真味：第一个段落是黄八在“帮人家打扫卫生”之后，“人家没卖给他纸箱却酬谢了他这些苹果”，“苹果一半是坏的，一般虽没坏，却小而发蔫，像老汉的卵蛋”。他让刘高兴和五富挑拣着吃，边说边骂：“狗日的，我忙活了半天就落下这些苹果，我只说我奸哩城里人比我还奸！”刘高兴和五富在竹笼里挑拣，五富“拣了一个坏的，拿嘴把坏了的部位咬一口吐了”，刘高兴说“挑好的吃么”，“五富说人哪能先挑好的吃，那坏了的不就越发坏的吃不成了？”刘高兴说“像你这吃法，吃到底都吃的是坏的，挑好的吃”，五富说“不会过日子”。第二个段落是在“一个小型劳务市场”，“随着暮色降临，一些人被招工走了，一些无望者去寻找住宿了，还留着一个姑娘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个包袱，包袱上放着十几个苹果”，刘高兴“跑过马路，姑娘眼巴巴望着”他，于是有了一番对话，为了让“没寻到活”的姑娘“能吃碗面”，刘高兴“扔下了五元钱”，买下了这个“年龄不大，丑丑的”姑娘“自家树上”摘的“一颗苹果”，送给孟夷纯，“孟夷纯接过苹果，并没有吃，一直握在手里”。
这两个故事其实很能说明问题，前者是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碰撞和冲突的结果，里边隐藏着非常浓厚的商业主义气息，表现了城市文化世俗的一面，就像一筐“烂苹果”一样，需要那些来到城里的农村人，认真分拣，仔细辨别，慢慢品尝；而后者则是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汇与默契，在其中散发出纯朴的自然主义色彩，表现了乡土文化纯朴的一面，就像一树的“青苹果”一样，它虽可能生涩，但却使人陶醉，看着甜美，买了舒坦，难怪孟夷纯把苹果拿到手里，玩味再三，舍不得吃一样。显然，在第一个段落中，主人公吃到的是“薄情”，吃到的是“城市文化”的“奸味”，而在第二个段落里，主人公买到的是“真情”，体悟到的是“乡土文化”的“善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壤之别。小小的苹果，竟将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放在了人类情感伦理天平的两端，使得我们不经意间，掂量出孰轻孰重。诚然，我们并无意在此贬低城市文化的价值，但是，如果将其与纯真的乡土文化这个“善果”相比，它的“烂果”品性却是谁人也否认不了的，正如社会进化不仅进化文明，同时也进化丑恶一样，为什么人们能够在城市文化中，发现高楼大厦、窗明几净和鲜花草坪，同时也能看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丑陋面、阴暗面，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这，或许正是小说《高兴》中，之所以能够揭露那么多丑陋社会文化隐秘的深层原因。
走进《高兴》为我们描述的城市文化世界，我们的确发现，其中的任何地方都掩藏着一些不为人们所知的秘密，那些地方既是阳光普照的心灵花园，同时也是利欲熏心的人间陷阱。你看，那兴隆巷里的美容美发厅，既是善良的乡下姑娘孟夷纯的栖身之所，同时也是妓女孟夷纯的生存之地。你再看看城隍庙后街那个灯光闪烁的舞场，它既是善男信女娱乐享受人生的文化平台，同时也成为孤男寡女们偷情欢娱青春的罪恶渊薮。还有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市，既是来路不明的黑货的集散销赃渠道，同时也是胆大妄为的佞徒设局施暴的祭坛。还有那大圆盘附近的停车场，既是善良民工们你争我抢竞争揽活的战场，同时，也是心存不轨者大打出手称雄的匪窝。这就是人们心仪很久的城市文化，那里，寄托着无数人美好的憧憬，同时也打碎了许多人痴迷的梦想。它是天堂，也是地狱；它是仙境，也是魔窟。正如作者贾平凹本人所说，“城市人，也包括我和我的家人得意我们的卫生间是修饰得多么豪华漂亮，豪华漂亮地修饰卫生间认为是先进的时尚的，可城市如人一样，吃喝进多少就得屙尿出多少，可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有关排泄清理的职业行当为什么从来视而不见，见而不理，麻木不仁呢？这就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着，却从不觉得自己在呼吸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久闻其臭，而不觉其臭。然而，即便是我们哪一天发觉其臭了，但是，要想改变它，清除它，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个城市的黑暗和它的光明一样强大，谁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它，就像刘高兴所说的那样，“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这就是城市，一个令人无奈的城市，一个可喜又可气、可爱亦可恨的城市，就像一颗苹果，它有“烂”和“好”两个面，当我们选择了它时，就意味着我们只能毅然决然地同时选择它的成熟和腐烂、光明与龌龊、善良与罪恶。贾平凹说得好，“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坦言：“我的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我掂量过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我只想“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觉得就满足了。”
言已至此，我们就看清楚了在小说《高兴》所描述的城市中国的文明背后，行进的是怎样的一群人，它们就是像刘高兴、五富一样的“乡下进城集体”，作为乡土文化的象征和化身，他们跋涉、挣扎、伫立在城市文明的边缘地带；作为城市文化的过客，他们目睹和经历了城市中国的发展变迁，他们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建设者、净化者和完善着，他们是城市中国的历史见证，是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共同代言人，他们的双重社会文化身份特性决定，他们是城市中国最有发言权资格的代言人，因为他们不仅久经乡土文化，熟稔乡土文化，甚至是其的文化创造主体，同时，他们也包揽城市文化，了解城市文化，甚至成为其参与主体，他们的“双主体”文化身份，决定他们永远是改革中国的主体文化力量，基于此，作家选择他们作为透视城市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主体视角，是有道理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6年，全国城市总数达661个，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比2002年增加8个，全国有小城镇5万多个。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达54.6%、40.4%和35.7%。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64292亿元增加到132272亿元，增长1.1倍，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53.4%上升到2006年的63.2%。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由2002年的12个增加到2006年的30个，其中12个城市超2000亿元。2006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0862亿元，比2002年增长1.1倍，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3%。城镇人口5.7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3.9%。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除原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外，厦泉漳闽南三角地带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也开始发挥作用。
这一切均已说明，城市化进程的前景是美好的，城市中国已经雄踞于东方大陆。然而，城市化就意味着会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继续从土地上被释放出来，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城市人口。考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就会发现，在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而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人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它不仅使得原本就很脆弱的城市社会生态文化环境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而且使得城市面临更加繁重的基本设施投资与建设任务，使得城市中国面临使数亿计的人口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目前，我国的城市人口仅占到全国总人口数的36.09%，但即使按照这样一个不太高的人口比例指标计算，我国的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如果要使我国城市达到前边所述的60%的人口比例，显然，这样的前景，就非常令人恐怖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应当认为，我国应该大力加强中小城市的建设，加强城镇城市化、农村城市化进程，争取把大量的劳动力就地安置在高度城市化的家乡，以实现城市化进程的“分散化”发展战略，这样，即便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的服务业人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也不至于出现像贾平凹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垃圾”文化、“剩楼”文化和“烂果”文化等城市社会文化景观，从而避免了由于大量的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的涌入，而带来这些城市社会边缘文化人群的生活环境和质量的恶化问题，进而导致一些与之相关的社会治安问题，从而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步入良性发展的社会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言，我们说，贾平凹小说《高兴》中有关城市中国的乡土文化叙述，并不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因为它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正确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和策略，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社会困境，它不至于使得刘高兴、五富这样的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在走出城市，“鲤鱼打挺似的在麦浪上蹦起落下”时，心酸地说道：“城里不是咱的城里，狗日的城里！”“兄弟，还是乡里好！没来城里把乡里能恨死，到了城里才知道快乐在乡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