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平凹的《秦腔》到《高兴》
仵埂
乡土，自五四以来，在中国作家的视野里，具有两种不同的想象，一种就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那儿充满着原始的、纯朴的、美丽的、温厚的乡情，漫溢着人性中温暖的诗意和光辉，是一个桃花源似的美丽的去处，漂泊的灵魂可以在那儿安栖。另一种叙写是以鲁迅为代表，在他的笔下，乡土关联着愚昧与丑陋，关联着他欲唤醒的国民性。乡土里生长着阿Q和祥林嫂，这是批判的，是站在现代性的角度反思乡土中国，反思在这样的乡土中国之上，为什么老大帝国会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风光旖旎的乡土中国，就这样以其奇异复杂的叙写，出现在20世纪作家笔下。这样一种态势，后来具有了合围的趋向，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乡土叙写具有新的变异，乡土成了中国革命的源泉，农民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成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所以，作家笔下的农民乡村生活，就变得含混起来，既没有了五四时期以后的纯朴和宁静，也没有了鲁迅笔下的批判锋芒，变成了两个阶级两大势力的对峙，成为天使和魔鬼的战场。当然，鲁迅遗风还有遗响，这就是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铁算盘、糊涂涂们，他们身上有着农民的弱点，但也不乏可爱之处，十分真实。对沈从文的继承，也有人，比如孙犁，在他笔下，农村的旖旎风光，美丽的纯净的农村生活有着惊艳的呈现，尽管其外壳也包裹了抗日的内容，但是在审美情调上，不得不承认，乡村的魅力，农民的纯净和可爱的生活，是作品的看点，其他的承载，不经意淹没在美丽的芦苇荡里。
我历叙乡土文学的想象，意在说明，贾平凹的乡土叙写，也存在两种有趣的状态，一种是散文里的乡村，一种是小说里的乡村。在散文里，贾平凹的乡村叙写充满温情，充满明丽，充满美好。但是在小说里，这种温情的一面就不易看到，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性纠结冲突，当然，这种冲突也不是那种刀光剑影的厮杀，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不属于大悲大喜的传奇故事，而是每日都在发生、都在进行的日常性小恶，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没有深刻温爱的极端自私和利己的盘算。毛泽东曾有诗云：“人生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朗朗艳阳下的人间炼狱，的确真实，令人难忘。这样的叙写，往往令理想主义者感到沮丧灰暗。假如说，从沿袭鲁迅乡村批判的路数而言，贾平凹《秦腔》里的乡土中国，应该是充满了批判意味的。尽管这种批判也许在作家那里，并没有显在的自觉意识，但是读者还是在作品里读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况味，读到了人性在日常性中的自私污浊，反观和批判都寓藏其中。
《秦腔》里，贾平凹写了夏家兄弟四人所构成的四大家族，重心写夏天义和夏天智两家。在这部长篇里，贾平凹似乎是零度写作，冷峻地冰冷冷地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私、冷漠、虚伪、诡诈，挖掘出了人性身上那种令人不快的毛病。当然，你看不到人性的光辉和感知人性的温暖，但是，每一个人物，都是那样逼真，那样活灵活现。我想，如果哪一天，农耕文明消失了，后人可以通过《秦腔》，复原出一个清风镇来，复原出这个镇上生活的人群。有人将《秦腔》说成是农业文明的一曲挽歌，大约，在《秦腔》里，你难以见到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东西，具有蓬勃发展的东西，因之说，《秦腔》弥漫着挽歌特质。恰恰在这样的文明之下，我们无法看到希望，连沈从文的《边城》里所具有的希望都不曾具有，因为，你已经无法再现纯朴和宁静的乡村了，你连叙述的温暖心理尚且无法构建，如何能重建乡村的暖意叙事？
这样，在贾平凹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滚动着失望、惋惜，在弥漫着的这种氛围中，还透出尖锐的反讽。人性里的自私冷酷，人以自我为中心所建构的功利行为模式，让人感到了寒冷。比如，小说写到土改时期一件事，当时夏天义是支书，俊奇爹被定为地主，当然要批斗，俊奇娘忍不了丈夫受罪，就去勾引夏天义，期望着他能饶过丈夫。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俊奇娘就主动了。夏天义呢，看见送上门来这等好事，毫不客气干了，也很过瘾，“但是，夏天义毕竟是夏天义，把俊奇娘睡了，该批俊奇爹还是批，俊奇娘寻到夏天义为丈夫讨饶，夏天义说：‘茄子一行，豇豆一行，咱俩是咱俩的事，你掌柜子是你掌柜子的事。’俊奇娘说：‘那我白让你干了？’夏天义生了气，说：‘你给我上美人计啊？’偏还要来，俊奇娘不，夏天义动手去拉，俊奇娘就喊，夏天义捂了她的嘴，唬道：‘你这个地主婆，敢给我上套？’俊奇娘就忍了。”这是支书夏天义的典型行径，也算得上是清风镇最高权力者的行径。
那么清风镇的老百姓是怎么看的呢？等到此事传入东街人的耳中，“东街人不但不气愤，倒觉得夏天义能行，对美人计能将计就计，批斗地主还是照旧批斗”。这样一种带着戏谑味道的情节，却使人寒冷。夏天义的霸道强暴，东街人的昏暗愚昧都跃然纸上。最值得同情的是俊奇娘，站在伦理评判的角度，尽管她有错，不该拿自己身子来做交易，但是在此种情形下，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假若夏天义是一个国家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的行为具有片面合理性的一面，那么他可以为求得自己的一致性，断然拒绝俊奇娘，保持自己的完整性。或者他贪恋肉体享乐，欣然接受了俊奇娘的性贿赂，那么，他就应该在批斗地主时，放他一马，这就坚守了人性伦理的一致性。但夏天义实际上做了人性上最坏的选择，既坚持原有的国家原则，又获取性的占有。这种分裂也显示出人性中最无德行最流氓的一面，它摧毁了正义良善和道德底线。当一个人没有基本的个体生活原则可以恪守，就会陷自己于内心人格的分裂中，他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没有什么崇高神圣能够蕴蓄心中。
《悲惨世界》里，雨果写了这样一个人物，警察沙威，是一个不屈不挠地代表国家机器的忠实执行者，他坚定地依照国家法律去抓捕冉阿让，不问这个法律是否合理，冉阿让到底是一个坏人还是好人？他的性格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当事实和他的行为冲突时，他选择了自杀。他不能既彻底代表国家机器，又完全满足个人喜好。夏天义却相反，既要做一个完美的国家路线的执行者，又要人家在要求他放弃的时候占便宜，呈现出病态扭曲的人格，有着无赖的权力人格色彩，揭示出权力的贪婪和对个人的无限度剥夺，是双向侵害！助长此风的清风镇的乡民们，是夏天义成长的深厚土壤。他们的赞赏，他们对俊奇娘所遭受的损害幸灾乐祸，无丝毫怜悯，充分显示出一种冷漠和残忍。这种深厚土壤的存在，说明了夏天义的行为在这块土壤里能够茁壮成长，是多么出自必然，多么合乎逻辑！这样锐利的文化批判，不见刀光却寒气逼人。
在《秦腔》里，我们看到一系列人物的描写，都是那种身无大恶，却又充斥着庸碌和私利的灰色人物。总之，在这些人物身上，看不到让人们喜欢的个性化描写。假若说让人喜欢的人物，白雪算是其一了。夏天义的老婆眼睛患了白内障，自己只以为年纪大了，眼睛坏了，没法治了。白雪和她（二婶）聊起来，说是白内障，可以治的。二婶便喊儿子庆堂，说你们给我治治，庆堂不吱声，庆满的媳妇也在场，说：“你那是老病，哪里会治得好！”白雪说：“真能治！”庆满的媳妇说：“白雪你几时进省城呀？去时把你二婶带上，一定得给她做个手术！”白雪说：“行么”。庆满的媳妇给瞎瞎的媳妇撇了撇嘴，瞎瞎的媳妇说：“人老了总得有个病，没了病那人不就都不死啦？”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在乡村习见的细节。在这样一个细节中，我们见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即使有着亲缘关系，但是利害考量为上，那种伦理之仁爱早已丧失殆尽。二婶眼睛已经失明，明明可以医治，但儿子儿媳们都不大情愿为这个老妈花钱，依据他们的理论，人老了总要有个毛病，有了就有了，不然人还能结在世上。作家这样真实地道出琐碎的生活滋味，如同张爱玲的感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小说在这种日常性描写中，还隐约见出人物之间那种习焉不察的对抗。庆满媳妇对白雪的多嘴颇有不满，但又说不出来，故而反将一军，说让她带二婶去看眼睛。微妙的心理对抗，被雕刻得极为传神。
小说写到夏天义把家里的陈包谷送给了秦安，惹起了儿子们的不满，首先是庆玉，原定秋后大家给父母老两口交稻子和苞谷（这是赡养老人的方式），但是庆玉却只交了稻子再没交苞谷。一个不交，众兄弟看样，都赖着不想交。为了这个，他们家里大闹一场。在这些地方，都真实地再现了农村中亲人之间的这种让人寒心的自私愚昧。这是夏天义这个人和他的儿子们。小说里写到夏家另一个重要人物夏天智。夏天智有两个儿子夏风和夏雨。夏风在城里做事，混得好，娶了村子里最漂亮的会唱戏的白雪，但是两人却也是冷冷淡淡的，这倒不要说起，他们还生了个没有屁眼的女儿。当他们发现女儿竟是这样一个残疾时，夏风的第一想法是遗弃，“生了个怪胎，那就撂了吧。”白雪有点不忍，哇哇直哭。夏风说出一大堆遗弃理由，“不撂又怎么着，你指望能养活吗？现在是吃奶，能从前面屙，等能吃饭了咋办？就是长大了又怎么生活，怎么结婚，害咱一辈子也害了娃一辈子？撂了吧，撂了还可以再生么，全当是她病死了。”父亲夏天智和母亲没有言语。夏风说，你们不撂，我去撂。就在白雪手里夺过孩子，用小棉被包了，装在一个竹笼里出屋而去。夏风将孩子扔了之后回来，白雪说自己似乎听见孩子在哭，疯也似的跑出门去找孩子，孩子最终找了回来。夏风这时还气呼呼地说：“这弄的啥事么，你们要养你们养，那咱一家人就准备着遭罪吧。”这一幕场景让人印象深刻。夏风作为清风镇的骄傲，在处理残疾孩子上，还是让人看到了人性之恶。尽管他也有充分理由，但所有的理由都不能遮蔽遗弃的残忍。人物这一行为本身，也使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可能更真实冰冷的一面。我们没有指望人物给我们透露出人性之光，没有想他能指明什么，但是，我们还是感到沮丧，这种沮丧里有着对人的深度失望在内。
贾平凹的新作《高兴》，却有着值得注意的变化。在《秦腔》里爬满了“华美生命之袍上的虱子”，在这里却退居到背景的位置上。我们见到了生命之袍的华美，见到让人动情的温暖。《高兴》里的确传达出贾平凹创作中的另一种信息，另一种转向转型，从冷峻的现实批判者转向一个怀抱理想的温情表达者，这一点让人感到喜悦。我们不能不说，外寒而内暖，这是我读《高兴》的感觉。所谓外寒，是指小说描写的人物而言。他们处在城市最下层，靠捡拾垃圾为生，艰难地生活在城市的夹缝里，他们的境遇让人们感到同情怜悯，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让人感到寒心。但是，在外部寒心之时，我们还是强烈地感到了温暖。这是因为，在高兴和他的伙伴之间，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良善、互助、诚挚的关爱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生原则和信念，在这些生存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之间，还强固地留存并发展着，这是让人产生信心的地方。
《高兴》写以刘高兴为主人公的几个捡拾破烂的人群的生活。刘高兴是从清风镇走出来的农民，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真正融进城市中。他算是农村中那种有点儿文化、有点儿见识、有点儿追求的人，同时也渴望在城里找到自己的女人，安托自己的灵魂。于是，他带着五富来到了西安，加入到收破烂的行列。这一对人儿有点儿像堂·吉诃德与桑丘，刘高兴带点儿浪漫和虚无缥缈的追求，五富则是实实在在的憨直角色，刘高兴在这个破烂群体里，是个有知识的人物，像个小小破烂军领袖，五富、黄八、种猪、杏胡们则是一群忠勇的干将；刘高兴善于察言观色巧用谋略，五富则是傻憨耿直愚笨诚实等等。这些构成了人物性格的鲜明对比，相得益彰。贾平凹笔下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令人深感温暖，作家写出了艰难生活中的欢乐，写出了发生在收破烂者身上的人性光辉。
刘高兴五富们虽进入城市，但异己的感觉却甚为强烈，觉得城市不是他们的家园，尽管刘高兴在主观上竭力想融入城市里。都市的冷漠，城里人的冷眼，城乡之间的隔膜，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他们之间。他们常常遇到冷眼，遇到各种各样的侵害，不管是人格平等上，还是精神环境上。在刘高兴的感知里，拾破烂虽然不是重体力活，要是和清风镇的活儿比起来，还是很轻松的，但是他却感到了这份活儿“是世上最难受的工作”，关键是没人愿意搭理你，能把你当人一样跟你说话交流，“虽然五道巷至十道巷的人差不多都认识我，也和我说话，但那是在为所卖的破烂和我讨价还价，或者他们闲下来偶尔拿我取乐，更多的时候没人理你，你明明看他是认识你的，昨日还问你怎么能把‘算’说成‘旋’呢，你打老远就给他笑，打招呼，他却视而不见就走过去了，好像你走过街巷就是街巷风刮过来的一片树叶一片纸，你蹲在路边就是路边一块石礅一根木桩。”刘高兴意识到做人的尊严感被忽视被轻蔑，人格上这种不平等，或者说是阶层等级差序，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渗透出来。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打工者或者是刘高兴这批人的失落，精神上总觉得城市不是自己所属的家园。
但是相对于冰冷的外部环境而言，在刘高兴和五富身上，读者却见到了让人动情的真诚，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关爱。正是这些地方让我们在残酷竞争的冰冷生活里，感到了希望。人物的精神深处，萌芽着人心的温暖美好。刘高兴和五富相依为命、相互体贴关爱，憨直的五富每每有了好吃的，总忘不了我刘高兴，一日，“五富拉着架子车到十道巷找我，他带给我了一个酱凤爪，是用塑料纸包着的，说西安人酱的鸡爪好吃得很。我说，是凤爪，不是鸡爪。五富说：明明是鸡爪，偏叫得那么好听？我说，到城里了就说城里话，是凤爪！五富说：那就是凤爪吧，好吃得很，我买了两只，我一顿能吃二十只的，可我还是给你留了一只。哟，五富有这份心，那我也乐意把我的一份快乐分成两半，一半给他”。一只凤爪实在是小得很小得很的事情，但是它所传递出来的温情却很绵长，同时也在唤起另一个人的爱心。
刘高兴关键时候总能机智地帮扶五富，即使在自己遇到一份可心工作时，但一想到五富没有人带，他也能做到毅然放弃。他帮助五富管钱存钱汇钱，一日，刘高兴准备将五富攒齐的1000元存入银行，于是，把钱装在一个黑乎乎的布兜里，也顺手在自己存的钱中抽出400元装进口袋。五富觉得奇怪，说你汇给谁，“我说今日心慌慌的，装些钱镇镇。五富说不是吧？我说不是啥？五富眼窝得像蝌蚪，你要去……我说你有屁就放！我知道五富要说什么，但我一吓唬，他就什么都不说了，换上一双布鞋……临出门，五富还在嘟囔，咱挣个钱不容易哩，不容易哩。”临末还要说一句：“你把钱看好。”五富对刘高兴的这份忠诚和发自内心的关切，在这样的细节中活现出来。刘高兴原打算带上几百块钱见孟夷纯，五富并不知情，以为他拿钱去找小姐，因而显出不满来，委屈而曲折地进行规劝。五富的憨直和纯朴，充满令人温暖心动的兄弟般情谊。
刘高兴将五富带出清风镇，深感对五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一次他看见五富没有出工收破烂，和黄八坐在槐树底下，一人端个碗喝酒，很生气，抓过酒瓶子摔了，说：“有了几个钱了？有几个钱就胡逛啦？其实五富并没有胡逛，而是和黄八背了一回死人，一人挣了五十块钱，有点高兴，喝酒庆兴。刘高兴骂五富：没胡逛？没胡逛你拾的破烂呢？五富说：不一定拾破烂就能挣钱么。刘高兴说：不拾破烂你挣鬼的钱？五富说：是挣了鬼的钱”。在这些描写里，刘高兴对五富的关切是发自内心的，管束中透露着温情。如同五富对高兴的不满和嘟囔，一样表达了另一种形式的关爱。这种关爱，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有着更为强烈的表达。刘高兴和五富、石热闹挖地沟，干了一天，累得腰酸背疼，站起来坐不下去，坐下去又站不起来。“五富说：我给你挠挠背，我说我背不痒，只是皮肉绷得紧，你给我拍拍，他拍起来却总是掌握不了节奏，而且拍的不是地方。往下，往下，左边，你不知道左右吗？我趴在那儿，他的手拍下去习惯把掌弓着，真笨！让他干脆用鞋底子拍打。五富却害怕用力太重，你让他重些重些，他仍是不敢使力，我就说让石热闹来，五富生气了，打，打，他嘴里吐纳着。啪，啪，啪，脊背扎痒扎痒的，啪，啪啪，感到每一块骨头都松开了，疲倦从骨头缝里往出透。他越打越快，越打越重，他已经在恨我了。胺？我鼻子哼了一下，拍打声又不轻不重地均匀了。”就是一个拍背，被徐疾有度、有枝有蔓地铺展开来；人物相互的心理、爱意和恼怒，灵动而次第展开。特别是五富，充满对刘高兴的爱意，既想为他减轻疲累，又怕用力太重，当刘高兴责备时，因生气而又越打越重，在我不满的一声“胺”中，又不轻不重地均匀了。那种从心底散发出的爱意拨动人心。孟夷纯想帮刘高兴，求老板韦达帮他安排一份工作，韦达见刘高兴财务、计算机都不懂，就只有让他看大门，一月600块钱，又不累。孟夷纯很高兴，但没想到刘高兴却拒绝了，“因为五富他真的离不得我。我已经说过，前世或许是五富欠了我，或许是我欠了五富，这一辈子他是热萝卜粘到了狗牙上，我难以甩脱。五富知道了这件事，他哭着说他行，他可以一个人白天出去拾破烂，晚上回池头村睡觉，他哪儿也不乱跑，别人骂他他不回口，别人打他他不还手，他要是想我了他会去公司看我。他越是这么说我越觉得我不能离开他，我决定了哪儿都不去，五富就趴在地上给我磕头。我说，起来，五富，你腿就那么软。这点事你就下跪磕头？去，买些酒去，咱喝一喝”。最后，当五富去世时，刘高兴坚守对五富的承诺，要将他的尸体运回老家去，结果虽然最终因被警察发现未能实现，但他实实在在这样行动了。这儿，我们看到了心中蕴蓄大义且执著守护的一个刘高兴。
《高兴》里，贾平凹写到了这个破烂群体，他们在危难时刻，相互扶持相互关爱，底层劳动者的深情厚谊很是触动人心。假如说，在乡土文学的述写里，沈从文的《边城》，写出了明丽秀美的山乡生活，写出了山民们纯朴温厚的人生态度，写出了兄弟之间的深情厚谊。那么，进城的乡下打工者所构成的生活圈，可称之为都市中的乡村，尽管他们的身体完全置身于闹市，但在精神层面上却与都市疏离。他们所构成的文化圈，不妨称之为“都市村民文化圈”。他们的生活习性，语言方式、群社结构、交往习惯等，都具有乡村文化特征，这一群落的兴起，是一种新现象。贾平凹笔下的这个群体，既让我们看到了从乡村到都市的文化因袭特征，而且还看到了让人喜悦的新变化：贫困里的乐观、艰难中的互助、社群里的自律等。底层群体中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让人欣喜。剩楼住着刘高兴、五富、黄八、种猪、杏胡五人，晚上回来，吃完晚饭，大家凑在一起聊天，种猪让老婆杏胡给他挠背，大家看得痒痒，杏胡的话题说起刘高兴房子里的高跟鞋，说让高兴送给她，高兴说不，杏胡说：试验你哩，果然啬皮！“我浑身难受，勉强笑了一下，缩得如个乌龟。她说你咋啦？我给你说话你就这态度？我说我身上不美，肉发紧。她说病啦？就口气强硬了：过来，过来！我也给你挠挠，挠挠皮肉就松了。我赶紧说不用不用，杏胡却已经过来把手伸到了我的背上。女人的手是绵软的，我挣扎着，不好意思着，但绵软的手像个肉耙子，到了哪儿就痒到哪儿，哪儿挠过了哪儿又舒服，我就不再动弹了。我担心我身上不干净，她挠的时候挠出垢甲，她却说：瞧你脸胖胖的，身上这么瘦，你朱哥是个贼胖子……”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每日傍晚，天上的云开牡丹花，杏胡给种猪挠背，也就给我挠背，五富和黄八虽然竭力讨好，比如扫院子，清洗厕所，杏胡洗了衣服他们就拉晾衣绳，帮劈柴火，他们才终于有了被挠的资格，嗨，挠痒痒是上瘾的，我们越发回来得早了，一回来就问候杏胡，等待着给我们挠背，就像幼儿园的孩子等着阿姨给分果果。我们是一排儿都手撑着楼梯杆，弓了背，让她挨个往过挠，她常常是挠完一个，在你屁股上一拍，说：滚！我们就笑着蹦着各干各的事了。”
在《秦腔》里散发着的反讽批判意味，在《高兴》里却变得明朗欢快。《秦腔》里，读者看到了商品社会冲荡下的清风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斗争，为自己一点蝇头小利叫骂不休，相互开一些粗俗的玩笑。乡村的诗意和美好，在清风镇里已经看不到了，仿佛是农耕文明的黄昏，田间村头荡漾着残破卑污的情绪。但是在《高兴》里，来自清风镇的乡民们，进入西安后，似乎欣喜地开始了新生活，尽管他们处在一条生存链上，且是最低端的拾垃圾队伍。他们当中也有了很大变化，有人站在了这条垃圾链索的顶端，有的人处在末端。他们进入城市后，自觉且艰难地进行着新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直到今天还在持续着。尽管同属清风镇人，韩大宝却成了破烂王，有啤酒喝有烤肉吃，从钱包里一掏能掏一沓子百元大钞，还有自己的小侄儿，也人模狗样成了送煤的小头领，也对穷乡亲不大待见了。但是在另一群体中，在刘高兴和五富、黄八、杏胡们中间，却传袭着新的温情和关爱。
当刘高兴、五富们面对着现代都市文明，当他们与自己的同类聚集在一起时，他们身上焕发出了诗意的人性光辉，关爱扶持，相互体恤，构成了都市乡土文化群体以及与都市文化相颉颃的小聚落文化群体，这在当今都市发展中是一个值得关切的社群现象。当刘高兴一心想帮助自己深爱的孟夷纯脱离困扰时，其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弄来钱，让她汇到公安局，然后让公安局抓住杀死哥哥的凶犯。但是，这样一个穷帮部落，谁能解开这个困局？杏胡打算集资，和五富、黄八商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每人每天拿出两元钱，让刘高兴转交给孟夷纯，这两元钱的确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他们能做的就是这些了。每到晚上，杏胡抱着那支曾经装过小米的陶罐儿，挨个儿让大家往里塞钱，像个收电费的。这些，却构成了一道温情的风景，传递着人与人之间深深的暖意。
我们看到了乡土文学在新时代叙述的另一种场景转换，也许这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终结。也正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贾平凹从《秦腔》里所传递出来的信号，在市场经济推动下，乡土文化有了巨大变迁，乡民们原始纯朴的遗风荡然无存。其实，正像《秦腔》里所写的清风镇，第三代第四代青年人纷纷出走，进入城市打工，农村剩下些“死老汉病娃”留守。被抽去了精血的乡村，已经没有了它的活气。而转移到城市中的刘高兴、五富们，还正在拼杀着，为他们的城里人身份，为了他们能最终留在城市，成为城里人而奋斗。但正像小说的预言一样，刘高兴原以为自己的一个肾给了城里人，自己的另一半也就在城里，另一半是城里人，城里也就显得亲切亲近。他开始断定那个肾就装在韦达身体里，但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找到，韦达身上装的是一个肝。刘高兴又一次迷糊了，又一次迷失在寻找之中。这象征着找不到肾的刘高兴，能不能最终在城市里扎下根，看起来并不乐观。乡土文化的纯朴诗意，在乡村被现代都市文明吞没的时候，流变成一条小溪，流进城市这个广袤的沙漠里，一直到它消耗殆尽。能不能转换为新的生机，成长为现代文明的参天大树，还是一个未知数，至少在目前如此。
当社会空气里塞满了假话、欺骗、奸诈、虚伪，人与人之间没了真诚信赖，社会充溢着疯狂的贪婪掠夺，人与人冷漠自私，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于是，我们想在中国最底层的人身上，看看还有没有让人建立起信心的理由。他们是不是一样让我们绝望？他们艰难度日，被社会遗忘、被人瞧不起、不被城市接纳，这时候，他们怎样面对窘迫？在绝望的时候，什么支撑他们？彼此之间又是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们的愿望和理想，他们的欢乐和悲哀，他们的精神资源来自何方？这些方面，《高兴》做了有益的探索，也给予人们以信心。对社会底层的关注，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传统，也可以说是一种伟大的传统。就像陈寅恪深刻地洞悉了柳如是后，身上就升腾起乐观的信心。一个族群假如在自己的文化里，生发不出来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爱，而是充斥漫溢着飞扬跋扈、骄奢淫逸、势利卑劣的文化氛围，那将是让人深深绝望的。尽管在底层写作里，有着对落后愚昧的批判，但是，作家内心深藏的那份大爱，却无疑会闪烁在整个作品的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