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美国呆了16个月，那儿要好得多。奥地利这个国家就不好——在奥地利，5点钟以前是没有什么电视可看的。
——一位为美国女顾客服务的年轻男理发师，维也纳萨希尔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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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收到一封从缅因州寄来的信，是我的一位熟人的妻子写的，”《今日》节目的制片人斯图尔特·舒尔伯格说，“她告诉我，有些时候，早晨7点一刻，她就会看到捕龙虾的渔民沿着街道向码头走去，而有时却一个也看不到。有一天，她拦住其中一位渔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怎么知道有些时候早晨能捕到龙虾而有些早晨却不能？那位渔民回答道：‘我们都看《今日》节目的天气预报。在缅因州，没有谁能够像《今日》那样准确地预报当天的天气情况。’”
“好笑就好笑在，这是真的，”舒尔伯格接着说：“我们播出天气预报后20分钟，他们才能收到自己当地的天气预报。气象局就在我们这幢洛克菲勒中心大楼里，就在一层与二层之间的夹层楼面上。他们喜欢马克·戴维森，我们的气象专家。这就好像我们拥有一个300万美元的天气预报中心，却一分钱也不用出。”
《今日》是帕特·韦弗（Pat Weaver）留给NBC最重要的遗产，而且，也许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定期播出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从1951年开始播出，时间是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从7点到9点，以中部时区为准。这可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它是在两个时区同一时间播出的惟一一个电视网节目。《今日》融新闻、天气预报、各种广告、严肃的访谈节目、逗笑滑稽的访谈节目于一炉，还包括自助片，有一个时期还播出了长时间的徒手体操，以及现场娱乐节目直播。一般来说，如果节目的平均观众数达350万个家庭的话，则表明至少有700万个观众家庭观看过该节目，这都是些实实在在的家庭，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家庭。NBC曾经对内阁成员、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他们中有75%的人每天早晨离家上班之前都会观看《今日》节目。有一次，节目组采访了来自纽约的众议员詹姆斯·朔伊尔，当他看到回放的录像时，眼睛都不肯眨一下。他对主持人说：“对于一名众议员来说，看到自己在《今日》节目上露面，真是一件幸事。”
同样，对于一名作家来说也是如此。舒尔伯格在1971年春天时曾经说：“瞧瞧那个非虚构类畅销书的排行榜吧，撇开那些与性有关的书不说，我根本不会在节目里提到它们，每一本畅销书都我的节目里出现过，有两年多的时间，畅销书排行榜上98%的书都在我的节目里播出过。这些书的作者是节目最理想的嘉宾——他们来到演播室，就某一话题谈论大约9分钟时间，这些话题也许够我们的员工去想一年。而且，我们是互帮互助：他们为我们带来一些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而我们也在为他们促销书籍。我可以花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播放与书有关的节目，但是，我一天只播出一档这类节目。如果我一周内播出8个与书有关的节目，朱利安·古德曼就会找我谈话了。”
当然，古德曼这样做并不错，因为《今日》的特殊风格，就在于它把话题、嘉宾和各种各样娱乐节目融合在一起。大约每隔3周，舒尔伯格会在节目中，用10或15分钟时间插播一位严肃音乐艺术家或某一团体的节目，比如一首莫扎特的小提琴独奏曲，一长段威尔第的歌剧咏叹调，或者舒伯特四重奏的一个乐章。他不是长篇大论地向你灌输“文化对你有好处”之类的高论，而是实实在在地播出有品味的东西。一年时间里，其他电视网没有一家安排过这么多严肃的音乐节目。在贝多芬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时，如果不是《今日》节目用整整两个小时播出纪念性节目的话，这个日子很可能就被美国的电视荧屏遗忘了。
舒尔伯格也邀请一些流行乐队、舞蹈家和演员参加节目。他说：“我们尝试制作一些电视网在晚间时段不播的娱乐节目。我不会安排史蒂夫·劳伦斯和埃迪·戈默的节目——人们每天晚上都会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我们也不播太多好莱坞制作的节目，他们想不到我们——他们根本不看我们的节目，好莱坞上午9点才刚刚苏醒，而我们的节目9点钟就结束了。”于是，医生、律师、印度厨子、外国的外交官、大学生们纷纷走进节目，形成一个活跃的美国人混合体。在1971年工资物价冻结期间，惟有《今日》成了为老百姓释疑解惑的窗口——每周一次政府官员出现在《今日》节目里，回答观众的问题，向困惑的美国人民提供来自官方的指导。
所有被邀请的嘉宾都是由舒尔伯格自己挑选的。他说：“如果是以委员会全体委员投票的方式来选的话，这个节目就别做了。日复一日，节目嘉宾都是按照我的兴趣和好奇心来挑选的。如果你一味听代理人的意见，或太过认真地读他们的建议，你就会被一些浅薄无聊的东西所包围。但是，如果你直接阅读来信和接听观众的电话，大约每20次里你都有一次会说：‘我要以个人的身份来回复这封信，并且在节目中播出这封信。’我的前任在这儿开过一个集贸市场——每月一次，每次都会有30到40个歌唱家或舞蹈家来到演播室，他就坐在那里，呷着雪茄，观看这些人的表演，时不时地将大拇指竖起或者朝下，表示好或者不好——但是我不会那么做。我会倾听人们的意见，我们会去调查，派工作人员去波士顿和费城。一个非凡的创意可以出自任何人——来自爱达荷州一所小型大学、来自巴顿-巴顿-德斯廷-奥斯本广告公司(BBDO)，或者来自白宫。一天，当我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秘书告诉我：‘罗马尼亚大使馆刚刚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些有关罗马尼亚的节目……’。”
有理由相信，韦弗在这个节目上是很走运的——他总在思考一些比他所得到的更大、更冒险的东西。他喜欢玩噱头，比如，一座能够告诉你格罗卡莫拉是什么时间的钟；发生在阿卡普尔科的各种事件的顺序；对当天新闻的预测——1951年，最初的几期节目就是这么做的，就像在泥地上用3个铃铛表演的马戏团一样。早期，《今日》节目的最大魅力来自它的演播地点，在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展览大厅，街上的行人可以看到节目里的人物，而摄像机也可以拍摄到外面的行人。戴夫·加罗韦（Dave Garroway）以他轻松的方式和真正的绅士风度，赋予了这个节目最讨人喜欢、最恒久流传的特质，他无疑是韦弗挑选来担任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最初，当节目遇到麻烦的时候，有人给加罗韦领来一个黑猩猩作他的搭档，对观众来说，这是非常有趣的，也改善了韦弗一直觉得有些欠缺的视觉效果，可是，对于节目主持人和邀请的嘉宾来说，就不那么有趣了。最后，《今日》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黑猩猩，NBC的高层人士也不得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今日》将更多地是一个出现在荧屏上的（声音）广播节目。有一个时期，节目里的一些访谈和娱乐部分，是在播出前的头一天下午录制的，这显然不是《今日》所追求的境界。这段日子很短，但几乎是灾难性的。从1961年开始，《今日》恢复到每天早上进行现场实况播出的形态。
为制作《今日》节目，纽约投入了66名工作人员，外加在华盛顿的10名工作人员；在纽约的演播室里，用了4台移动摄像机，其中一台有两项工作，一是负责拍摄一位坐在演播室一角的新闻播音员，二是在访谈进行中将谈到的话题加到荧屏上；另一台摄像机则移动到演播室的另一个角落拍摄广告，这也是节目中固定要播出的内容。广告向观众展示的是某种甘油栓剂，或者某些也许他们今天早上就需要的东西，这个也是韦弗留下来的传统。如果节目组的成员有时后悔，他们成了编外的商品推销员，这项工作所带来的额外报酬或许会减轻一点这种痛苦。
午夜12时左右，节目组的第一批成员就来报到了。一个5人组成的新闻小组会准时到达，这就是报界所称的上夜班，当周围的人都在熟睡时，惟有他们在跟踪世界的变化。制作人员凌晨1时开始工作；编导在1：30到达演播室，调整灯光以适合早间节目的播出，并对广告结尾处进行一些技术处理，写出提示词；演职人员6点钟上班，不少人还睡眼惺忪；嘉宾们是用高级轿车接来的，并在6：30和6：45之间进入演播室。访谈并没有经过事先排练，节目撰稿人读了某位作家的书、演讲稿，或者对某位演员的评论文章后，为节目主持人准备好简单的提问提纲即可。1971～1972年间，担任《今日》节目主持人的是弗兰克·麦吉（Frank McGee）、乔·加拉乔拉（Joe Garagiola）和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播放广告或天气预报节目的时候，访谈双方可以有几分钟时间进行一些基本的个人接触，音响师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在控制间里调整声音高低。助理编导蹲在一台摄像机旁，用手势提醒在场的每个人注意，节目这一部分快要结束了，一切正常，好，节目继续进行。新闻撰稿人上午10点下班，工作人员在准备好第二天早上的节目后，下午也可以回家休息，不过，舒尔伯格没有这么幸运：“做这个节目的一个问题是，早上6点你就必须赶到演播室，一直到下午6点之前你都无法休息。”
舒尔伯格是一个很注意保持体重的人，他的脑袋很大，一头灰发盖住蓬松的灰白鬓角，胡子拉碴。作为名人（好莱坞制片人B·P·舒尔伯格）之子和另一位名人（小说家巴德·舒尔伯格）之弟，舒尔伯格在与名人接触时，并不会因为对方的名气而自惭形秽。与几乎所有成功的制片人一样，他认为自己的第一任务是对节目负责、对观众负责，而不是对时代的重大问题负责。1971年夏，《纽约时报》新聘了一位电视评论家，他对《今日》反映冷淡，原因是《今日》对嘉宾所提的问题太简单，不大尖锐；但是在舒尔伯格看来，人们平日里言语上的冲突已经够多了，每天清早起床后，他们不需要在早餐桌上看到比平时更多的口角。
在罗马尼亚，舒尔伯格曾经与当地一位十分急躁的女电视制片人合作。他回忆说：“她问我：‘你怎么能够在短短的8分钟时间里说清楚罗马尼亚的历史呢？’我告诉她：‘当然，节目中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的、肤浅的。我们在罗马尼亚只呆一个星期，我们不是做给知识界看的讨论历史问题的节目，我们只是做给一般老百姓看的节目。’”芭芭拉·沃尔特斯对那位
罗马尼亚女制片人也记忆犹新，想起那位女士说《今日》节目的观众很肤浅，沃尔特斯不禁
笑了起来，舒尔伯格也点了点头，他说：“可是，她最后告诉我说，‘我渐渐理解了：电视是可以以一种更轻松的方式出现在观众眼前的。’”
脱口秀的奥秘，NBC在加罗韦和在史蒂夫·艾伦时代的幸运（艾伦几乎同时推出了《今晚》节目），当然在于节目所表现出来的轻松风格，以及访谈者虽为名人却表现出的代表公众的形象。丹尼尔·布尔斯廷曾经指出，名人就是因其知名度而出名的人。芭芭拉·沃尔特斯也许并不把采访名人当成一件轻松的事情，迪克·卡维特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克服紧张情绪——但是，从电视上看，他们两人都显很很放松。不过杰克·帕尔（Jack Paar）是个例外，他在主持《今晚》时，几乎得像霍迪尼玩遁身术那样，摆脱他性格上的缺陷，最终却仍然未获成功。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在短命的《东部下午》节目中，花费了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将近100万美元；乔伊·毕晓普则使得ABC深夜脱口秀节目从迪克·卡维特长期保持的高收视率上急遽下降。
这种情况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从英国到美国，脱口秀节目本身差异并不大，然而主持人的气质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戴维·弗罗斯特（David Frost）在英美两国都主持过节目，他每个周末从美国飞到伦敦，英国人则抱怨他似乎受了美国温雅乏味节目的影响。其实，他在来纽约之前，就不是一个风趣和蔼的人物。有一次，他在英国主持一个节目时，竟公开指责一位嘉宾凭借手中的处方权向病人提供非法毒品，他用言语刺激观众和其他一些医生，并挑动那位嘉宾此前曾经诊治过的病人，让他们站出来揭露那位嘉宾，指责他为了牟利而置患者的生命于不顾。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对于那些第一次在纽约见到他的人来说，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与坐在阿尔贡金（Algonquin）桌子旁边的那些人一致，他们有一种愉悦他人的真实愿望。关于弗罗斯特，还有一则广为流传的趣事，说他在蒙特勒节接受一项国际性大奖——金玫瑰奖时，用该节上所使用的15种语言一连声地说“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