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斯特是英国早期主持人最典型的代表，当时英国刚刚经过世界大战，大学喜剧俱乐部是弗罗斯特起步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说，来自其他喜剧团体的人就没受什么教育。事实是，杰克·莱蒙毕业于哈佛，他的学业与他以后从事的事业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知道他毕业于哈佛，多数人都忍不住大吃一惊。而在英国，人们在谈到公共声誉时，都言必称牛津剑桥，如弗罗斯特、乔纳森·米勒、彼得·库克、弗兰德斯-斯旺都是这些名校的毕业生。弗罗斯特也是第一个从电视界起家的电视界知名人物。1959年，当他还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便担任了“舞台”剧社的负责人，并且是一份文学刊物《格兰塔》（Granta）的主编。一次，他和人谈起一家名叫安格利亚（Anglia）的商业电视台，他回忆说：“安格利亚电视台有一档被称为《小镇与长袍》的节目，有一次，他们计划制作一台喜庆的圣诞节晚会，请我和彼得·库克帮他们做节目。”从那以后，他便干上了电视。1960年，他在安格利亚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夏季访谈节目；1961年，又在伦敦的“联合播放”（Associated Rediffusion）电视台找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弗罗斯特白天在电视台实习（“一次为期10周的训练，学习录像技术和广告知识”），晚上去夜总会演出幽默短剧。
正是通过俱乐部的活动，而不是电视台的工作，弗罗斯特认识了那位出点子创办《那就是本周之事》（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节目的人。“1962年7月，”弗罗斯特回忆说：“也就是我刚从剑桥毕业一年之后，我为那个节目制作了试验片。毫不夸张地说，那部试验片吸引了所有在场的观众，它长达两个半小时，播放时，我们甚至忘了留出中间的休息时间……。后来，BBC给了我们13周的工资让我们去‘准备’节目，如果他们决定播出的话，将再给我们13周的工资。随后联合播放电视台跟我们签了4年的合同，铁定了。毫无疑问，这是最佳选择。”
《TW3》的美国版，是弗罗斯特1963～1964年间来到美国之后初试啼声的一个节目，他认为当时自己更多地是一个娱乐演员，而不是一个采访者，“我得脚踏两条船，不是一条。”不过，他对自己在这个脱口秀节目上所表现出的某种开拓者的精神，感到非常自豪。他说：“当我开始主持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告诉我，不能对任何人一连访谈8分钟或9分钟时间，否则就会失去观众。可是现在，我们的人物访谈是90分钟。普通观众比人们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在英国，当我们第一次用很轻松的方式处理严肃的话题时，汉普斯特德的一些人义愤填膺，对这样的想法——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可以比其他频道同一时段的摔跤比赛吸引更多的观众，他们表示愤慨。”
弗罗斯特的节目是录播的，录好的带子在匹兹堡复制。那里，13台机器摆放成一排，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停地录制；随后，录制好的带子通过邮寄和快递公司寄出去。威斯汀豪斯公司没有铺设网络，而使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线路，每周3小时的费用是70000美元。各家电视台在不同的时段播放这个节目，而在“一天中任何一个时段”播放这个节目，效果似乎都相当不错：早上收看的观众认为这是个早间节目，晚上收看的观众则认为这是一档晚间节目。当然，任何已经习惯于在某一时段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若在另一个时段观看了这个节目，则会感到很不舒服。迪克·卡维特住在纽约，一般在晚上观看弗罗斯特的节目，他还在长岛拥有一座夏季别墅，在那里，节目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弗罗斯特的节目是在早晨播出的。看到弗罗斯特的节目出现在早晨，卡维特的一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多数电视台把弗罗斯特的节目作为早场电影的替代品，或者用来填充下午4：30到6：00的孩子们节目时段。它是最简单的一种节目形式，弗罗斯特和他的嘉宾坐在软椅上，中间有一个话筒，椅子可以移动，他们的脚下是一块毯子，零零散散地摆放着一些乐器。访谈事先没有经过排练，但是他们对谈话内容还是作了一些准备，有工作人员负责帮助弗罗斯特找出那些适于人们侃侃而谈的话题，剔除那些难以展开的话题。纽约“小剧场”（Little Theatre）观众所看到的节目，全长大约90分钟，弗罗斯特说，有时整个90分钟节目是关于一个主题的，具有统一性；但是更普遍的情况却是，把四五个不同类型的节目混合起来放进一个节目里。
各电视台向威斯汀豪斯公司付钱购买弗罗斯特的节目，播出时插播他们自己售出的广告，弗罗斯特也获得一份收益。低成本和利益分享，威斯汀豪斯公司是这一观念的坚定信仰者。W集团（威斯汀豪斯公司对自己广播电视业务部门的称呼）总裁唐纳德·麦加农（Donald McGannon）说，1971年，弗罗斯特单从这个节目就赚了80万美元；他在这一年的下半年还有一个每周半小时的时事讽刺剧，他在英国也有节目，在夏季露营一类的节目里也能看到他。
不过，弗罗斯特还不是W集团里获利最丰的人。根据麦加农的估计，1971年，迈克·道格拉斯赚了整整100万美元。道格拉斯是1961年从克利夫兰起家的，起初是在一个针对成年人的滑稽闹剧里与人合作当“联合主持人”，该剧在傍晚时分播出，伴随着歌曲、食谱和推销浓汤的喧嚣，道格拉斯与来自娱乐业的嘉宾们一起要在摄像机前熬过90分钟。这个节目事先经过排练，这样道格拉斯可以和他的搭档主持人相互熟悉，并适应各自的风格，同时也可以事先对音乐进行一些调整。排练在上午11点开始，下午1：15开始录制。道格拉斯记得，他早期的搭档是芭芭拉·史翠珊：“5个90分钟的节目，我们给她的薪酬是1000美元，而且在合同里写着，我们对所录带子具有永久的使用权；但是，在克利夫兰却有人将这些带子抹掉了来做评论。”1963年，道格拉斯的脱口秀节目开始在全国播出，1971年开始在费城制作节目，当时邀请的嘉宾大都来自纽约。道格拉斯的节目通过辛迪加出售给2000多个用户。1971年，140多个电视台通过纽约WCBS台2频道以每年26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节目。
W集团脱口秀节目当时的处境是，威斯汀豪斯公司拥有的5家电视台分别在下午1：30、4：30和晚间11：30播放电影。切特·科利尔现在主管W集团所有附属台的经营运作，1961年，他是设在克利夫兰的附属台的经理，也是慧眼发现道格拉斯的伯乐。他说：“简单的算术显示，你的电影就要播完了。”在第一次制作《东部下午》和《西部下午》节目失败之后，W集团花大力气找到了刚刚离开NBC的《今晚》转而去ABC主持黄金时间节目的史蒂夫·艾伦；在艾伦之后，经历了一段早期挫折的节目又交给了默夫·格里芬（Merv Griffin），后者在日间电视节目中主持过游戏节目。当时，在电视网节目编排中，只有《今晚》节目处于晚间时段的后边缘时段，即黄金时间之后。于是。一些电视台开始购买格里芬在晚间11：30主持的这档节目，W集团的几家电视台都播出他的节目。之后，ABC开始与《今晚》节目竞争，ABC的第一任主持人是莱斯·克雷恩，如今健在的人没有谁还能想起他来，可是这样一来，格里芬的市场就消失了——当时最可能的购买者要么是NBC的附属台，要么是ABC的附属台，如果他们不买，也会采取反向节目编排策略，改播电影。格里芬的脱口秀节目被迫移到了下午4：30时段，而道格拉斯的脱口秀节目则撤到了1：30，在一些地方，包括在克利夫兰，那些现在属于NBC而不是W集团的电视台，则将该节目改在早晨9：00或9：30时段播出。可是后来，CBS错误地认为，第三家电视网将脱口秀节目安排在晚上11：30播出，仍然有钱可赚，因此，他们在1969年春天把格里芬从威斯汀豪斯公司挖去。W集团的科利尔婉惜地说：“我告诉他：‘不要陷入卡森和主教之间的争斗——你对此太过精明了。’但他还是一意孤行。”
1968年，W集团曾经把弗罗斯特请到美国，对总统候选人进行采访，现在又急匆匆地请他去接替格里芬的位置，然而，这个节目已经失去了市场。到1971年秋，节目在弗罗斯特的主持下在87家电视台播出，而在格里芬主持时，节目曾在136家电视台播出。节目在哪里继续播出，哪里的收视率就下降——“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科利尔说：“节目的成败完全系于一个人身上，有些人收看脱口秀节目的惟一原因，是因为他喜欢主持人。”不过，从那以后，谈论弗罗斯特节目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仅他常规性的下午脱口秀节目，而且在纽约、洛杉矶、华盛顿等大型市场上的晚间节目，都拥有了一批忠实观众，也是具有很高广告价值的观众。道格拉斯的节目依然既有音乐娱乐又有访谈内容，大部分都安排在下午早些时候，他的节目的收视率比任何深夜节目都要高。
1972年春，CBS撤消了格里芬的深夜节目，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地都拥有电视台的娱乐复合体“大都会媒体”，开始按W集团的方式对格里芬进行包装。当“大都会媒体”在这三个地方的电视台晚间播放弗罗斯特的节目时，W集团不得不在这三个大市场上寻找销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尚不清楚一个复活的、以辛迪加方式出售的格里芬的节目，会对弗罗斯特的节目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不过，没有人认为这会对后者有利。
在W集团，迪克·卡维特被认为是一位可以接替格里芬的人。他个头矮小，脾气急，头脑聪明，毕业于耶鲁大学，曾经给杰克·帕尔的《今晚》节目当过撰稿人，并最后将这些素材改编成幽默喜剧，在威斯汀豪斯公司的格里芬节目和其他节目里，他也出演过角色。除了保留有百老汇的一些风格外，卡维特的戏剧色彩要比弗罗斯特少得多；弗罗斯特喜欢做秀，卡维特则完全不然。他说：“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撰稿人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看作是杰克·帕尔的脱口秀节目里的一个嘉宾。我相信我可以让观众发笑，我也想做些什么，包括在电视的小组讨论节目里露面，但不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出场。”
卡维特一边吃着香蕉，一边继续侃侃而谈：“从观看舞台，到观察屏幕监视器，再到收看家里的电视荧屏，的确大不一样。节目完成后，我感到非常疲惫，好像浑身的力气都被榨干了似的。过后，我会再看看电视，有时我会奇怪，节目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我会坐在那里，想像自己也是观众中的一员，被我自己主持的节目所感动、所吸引。有时，我会一直想着，在说完下面两句话之后应该停顿一下，播放广告，或者后台还有其他的嘉宾，等等。认为4个体重不同、价值观各异的人，应该得到一样长的谈话时间，即每人都得每个8分钟中的2分钟谈话时间，这种观点是十分愚蠢的，可是节目就是那样规定的，也是那样制作的，有一次，我主持一个关于”绿色贝雷帽“暗杀行动的节目，当时，我不得不把嘉宾们留在后台上，因为我根本无法停止他们的争论。这时你就会想，有些嘉宾为了节目而不辞辛苦地来到演播室，你不能偏离节目计划，这些计划是为做这期节目，此前刚刚采访过嘉宾的工作人员制定的。其实，如果他们之间有些小磨擦的话，节目会更有趣，或者他们之间有些争论的话，我会感到更有趣，”
卡维特雇了4个人来对嘉宾进行“预先访谈”，并负责为他准备适宜访谈的大纲。总体上说，他不愿意在选择嘉宾方面投入太多——“我曾经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也曾经完全超脱出来，这两种我都不喜欢。”一般来说，卡维特的节目是在播出当天的白天录制的，晚间播出，一旦发生了什么重大新闻，卡维特就会对之密切关注，看看他能否就这一重大新闻对某些嘉宾进行访谈。1971年秋天，当设在阿提卡的纽约州监狱发生暴乱时，卡维特马上对节目作了重新安排，在当晚的节目中，他想方设法让一名监狱警员接受了采访。弗罗斯特也对节目作了调整，他组织了一个电视小组讨论，就监狱和监狱暴乱问题发表各种看法。在心理学上，这种主持人和被邀嘉宾之间的互动，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卡维特说：“有时，当节目中插播广告的时候，你坐在那儿，你和嘉宾彼此不说一句话，只是沉默地坐着。可是，如果嘉宾是普通人，他们在脱口秀节目的空档中还会继续说话，用一种很直率的口吻说着话。我记得有一次，插播广告时，罗伯特·米彻姆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以为我对他的谈话非常感兴趣，当时我真的非常高兴。可是，节目结束后，舞台上的一切，没有了摄像机的舞台，看起来都显得那么地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