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了台湾人的文字，里面有种自然的真诚和清新，黄永武也不例外。就像他在序言中所说，“开始写这些文章，每天到新店青葱的山径去写，到阳明山多花的亭槛去写”，无形中字里行间也沾染了些大自然的沉静。
这本《读书》不拘泥于所读的某本书某页纸，而是发散式，将所读的书本融会贯通，揉进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化为生活的美与智慧，或者就读书谈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总之有种源自内在的自然和随意，在某一处，常常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读书像什么？他说：“有人读书，像不肯上山，只在低处徜徉，眼界不阔，难有博识；有人读书又像到山中乱窜，眼界辽阔，却少定见，见一景爱一景，见彼景又忘此景，见异思迁，爱得不专。善于读书的人是盘旋着上山的，回旋迂曲，心中却有一个定点，于是走了一圈，回到原方位，却已高了一层；再绕一圈又回到原方位，却又高了一层。仿佛所爱日移，以成其大；仿佛原点因循，以积其高。一天天往上升，既无墨守固陋的自限，亦无见异思迁的毛病，涉猎日广而不会泛滥无归，终上山顶而登峰造极。”
读书与游山有何关系？他说：“读书要在行句内涉猎，在行句外领会，游山也必须在山水的清晖之外，心花顿开，会心得趣。善于得趣的读书人，不一定要读什么珍本善本，烂熟的古诗文，一样新意盎然，层出不穷；善于得趣的游山者，也不一定要游什么名山大川，日常的茶笋林屋，一样领会出风日清美”，“读书的妙处在于‘自得’，有‘自得’才能谈‘化’”。读书没有功利，就像“游山最好远离是非、简省交际，心闲无为，才能得趣”。
作为一介文人，除了谈读书的喜悦，他还谈抒发之乐，谈诗，谈画，谈书，谈歌，谈禅，谈书本与政治、纯文学与官作，均出自自身由衷的感悟。但不管文学艺术茶酒风月，“尘心洗尽的时分，才有美，才有诗”。
在《谈隐士》一篇里，他提到古人说的三种隐士：一种是受山川感召，成为淳清之士；一种受园林感召，成为奇雅之士；一种受风气的感召，成为迂放之士。但他说：“真正的隐士，乃是坐藤床、抚竹几，胸中潇洒，忧闷不生的。乃是听鸟叫，赏野花，心地清闲，烦热不生的。隐士想‘隐迹’已不容易，要‘隐心’就更难，心淡下来不生‘艳想’，欲寡下来不生‘竞心’，只在幽林清泉里，伴着苦菊寒梅，寻出天趣，悟出达观，过那安分随缘、悦情适性的生活，才算做到了‘隐心’。”
继而他又谈到后代对隐士的诸多说法：“有所谓‘天隐’，是到天下哪里都能隐的；有所谓‘地隐’，要寻对幽僻的地方才隐的；有所谓‘人隐’，是混迹在人海，隐身在众人堆里的；更有所谓‘石隐’，孤守着自家砚台的；有所谓‘杯隐’，沉醉在自家酒杯的；有所谓‘仕隐’，只混口饭吃，公务毫不关心的……白居易有诗说‘大隐在朝市，小隐在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生动形象，很有一点意思，读到这禁不住想问：您属于哪一种呢？（《爱庐小品·读书》，黄永武，漓江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