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石磨棒和石磨
人类器官是按唇、舌、喉的顺序发音，大多数汉语音素是按声母、介母、韵母的顺序出现，即唇音、喉音领先。如婴儿最先学会的声音是ma（妈）和ba（爸），全世界几乎都相似，发“妈”的音都带m音（mama，mami，ami，mater，me等）；发“爸”的音都带b或p音（baba，papa，abo，apa，pater等）。
英语和俄语同属印—欧（Indo-European）语系，英语母亲的mother和父亲father及俄语的母亲мать和父亲отець所衍生的词，明显的是母系远多于父系。英语的母亲mother在中古英语作moder，古代英语作modor，来自德语mothar，德语来自拉丁语mater，拉丁语来自希腊语meter。在希腊语中又产生一个De+meter的复合词Demeter，指女性的谷神，也指生殖之神。这里说明最初的人们把谷物的繁殖现象同人的生殖现象联系起来理解，产生了谷神。希腊文meter到拉丁文中引申成materios，从指人体的躯干引申为代表树干。
从唇音m出发的母词英语mather，又派生出与母亲有关的milk，指人奶，牛奶；milking，指挤牛奶；milkmaid，指挤奶妇女；milkman，指送奶男人；milky，指乳白色；milk-way指天上的银河等。同样，从俄语母亲的мать派生出一系列从m的词有：молоко，指人奶和牛奶；олокозив，兼指孕妇及雌性哺乳动物；молокосос，指哺乳小儿及哺乳动物；молодиза，指年轻女子；молодость，指青年时代；молодняк兼指青年人、幼小动物、未成森林的小树。俄语这种派生词似较英语更古老，也与汉字的会意、指事造字手法近似。但是，从父亲派生的词不论英语、俄语都较少。英语如fatherland（祖国）；father-in-law（妻子之父岳父、或丈夫之父公公）；fathership（父道、父职）；俄语如отечство（祖国）。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母系社会经历的时间远较父系社会为长。
汉语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规律，据笔者对《汉语大词典》的统计，汉语从母词派生出来的词组远较从父词派生出来的词组为多。如从母词派生的有母教、母弟、母服、母后、母氏、母家、母道、母金？？共有64个之多；而从父词派生的词组如父王、父祖、父辈、父艰、父兄、父天？？只有37个。
汉藏、印欧和南岛3大语系是人种自10万年前从东非出走，约3万年前陆续定居于欧洲、亚洲和南洋岛屿，在长期隔离下形成起来的，故彼此的差异很大。但是早期最基本的如上述的妈爸及其相应的词却完全相同或类似地保留下来，农业词汇中也有类似情况。
石磨棒和磨盘虽然在新石器遗址时代农业遗址中不断有所发现，但这两样东西与石斧、石犁、石镰等不同，后者是整地和收获的工具，只能产生于农业以后，不可能先农业而产生。石磨棒和磨盘则不同，它们是用来研磨粉碎野生果实，以便食用消化。它们的发明使用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采集狩猎时期。
汉语“磨”（mo）和英语的mill（名词磨兼动词磨）及millet（黍粟）同属唇音，绝非偶然，实在有着千丝万缕的同源关系。磨的英语mill来自古代英语mylen，古代英语来自中古德语maleu，中古德语来自拉丁文molina，拉丁文来自希腊语mule。mill在古俄语作mlinu或blinu，都可以与英语、德语共同追溯到希腊语这个源头。
与石磨及磨棒同时并且类似的还有杵（pestle）和臼（mortar），同样是唇音。peatle来自古英语pestel，与古法语同，都来自拉丁语pistillum，拉丁语又来自希腊语ptissein，磨的意思。臼mortar古英语作mortere，来自古法语mortier，源于拉丁语mortarium。
欧亚大陆（Euro-Asian）自古种植黍（millet，Panicum milliaceum），黍在中古英语作milet，古法语作mil，拉丁语作milum，如再追踪到mele，便和mill同源。即mill（石磨）上所磨为millet，这个millet是当时的主要粮食，它可能已经人工栽培，但早先有很长的采集历史。故millet和mill必是采集时期产生的词。石磨盘和磨棒在黄河流域不少新石器遗址中都有出土，与之同时出土的炭化谷物为粟或黍。以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磨棒最为精致，遗址的年代距今8000年，如再往前推，可能黍是从欧亚大陆传播过来的（粟则否），黍在北方一些地方的口语和古籍上又称“穈”或“麻下从黍”（音mi），都是唇音，值得注意。在俄语中称磨坊为мельца，称面粉及各种粉末为мука，都是唇音同源。
令人意外的是，据笔者对《汉语大词典》进行统计，从汉语“磨”派生的词组和成语竟达168个之多，大体上可分为3个层次：第1层属于直观的实物或动作，如磨坊，磨洗，磨擦，磨研等；第2层是提升为抽象的概念，如磨损，磨灭，磨炼，磨障等；第3层为意义深远的词组或成语，如磨算，磨湼，磨难，磨杵成针，磨砻砥砺等。反映了人类语言和思维发展的历程是沿着原始农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丰富起来的，这一点在中西方都相似。
中国农业从原始农业算起，已经绵延不断地持续了8000年以上，世界上再也没有像中国农业那样长生不老的国家。分析其原因，中国大陆东南面临广袤的海洋，在古代受到海洋交通条件的限制，西北内陆则受到草原沙漠的阻隔，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但这个巨大的陆地本身，在对外封闭的同时，却有足够的内部交流空间。表现在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和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差异，以及黄河和长江的农耕文化与西北游牧文化的差异，彼此不断的文化交流，孕育、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古农书是中国传统农业成就的镜子。《齐民要术》反映了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和西北牧业文化融合的完成，并从此转入了长期的停滞不前。我们今天看《齐民要术》，对它的博大精深，不禁产生一种惊诧、震动和敬仰。《王祯农书》反映南北农业交融的完成，而且开始重视南方。《农政全书》则是传统农业全面成型的代表。最后一部清朝的《授时通考》只是历史文献综述，没有反映清代农业的成就，也难怪，传统农业至清朝，内部交流业已完成，创新已经无多了。正是在这种封闭条件下，迎来西方现代化农业的冲击。
这种冲击从20世纪后半叶起越来越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冲击的程度尤其令人目瞪口呆。舆论宣传都是正面歌颂农业现代化的成就，传统农业如同耕牛和镰刀被拖拉机和收割机所取代一样，不值得一提。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农业院校，研究现代农业科学都来不及，对传统农业更无暇顾及。
文化交流在任何时候都有正负效应的两重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的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61页）有所得的同时，也必有所失，两者不可得兼。
西方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不过百余年的时间，却已经出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致命伤，如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动植物品种的多样性被单一化取代、种质资源加快流失等，这些问题一直与新品种的种植、新技术的推广、深加工的农产品的大量投放市场形影不离地跟随着。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到中国的浙北和苏南一带考察，发现这里的农业生产，巧妙地把粮、桑、渔、畜实行综合经营，水陆资源综合循环利用。粮食生产是稻麦一年两熟，有机肥料来自绿肥、猪羊粪、河泥等，以挖河泥堆起的土墩种桑，桑叶饲蚕，蚕夭喂鱼，水面种菱，水下养鱼虾，菱的茎叶腐烂及鱼粪等沉积成河塘泥。湖羊舍饲，吃草，过冬吃桑叶等。人们从中收获粮食、蚕丝、猪羊肉、鱼虾、优质羊羔皮等，没有任何外源能量投入。这一模式是从南宋开始慢慢形成起来的，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与此类似的循环利用模式还有很多，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都是因地制宜、丰富多彩。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考察以后大为赞扬，并且指出太湖地区的这种模式完全可以推广应用于第三世界的农业。
可惜这种模式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农业的冲击下，很快遭到解体。原因是这种模式系建立在“民以食为天”及“以粮为纲”的基础上，为了多生产粮食，必须增加复种指数，实行稻麦两熟，甚至于三熟，稻麦两熟消耗地力，于是不得不在冬季掺种绿肥、捞取塘泥和河泥，凡此都需要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这样增产的粮食，不可能养活较多的非农业人口，生态效益虽然很好，经济效益则很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设和乡镇企业的急速发展，吸引农民离开农田，这种密集经营的方式自然慢慢解体。
现在，人们坐车或行驶在杭嘉湖平原的公路上，透过车窗放眼望看去，只见零落地散布着或抛荒或不成片的稀疏种植的一点麦子、蔬菜等（农家自己消费），还有大片大片的“白色农业”，即塑料大棚，反射出刺眼的白光。不少地方的农村里只剩下“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务农，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锦绣田园风光、金黄的油菜花和鲜红的紫云英花朵镶嵌在随风摇摆的碧绿麦浪里，空气里充满了油菜花香？？这些只有在老年人脑海中还有深刻的铭记，青年人已无法想象了。
伴随传统农业田园景色消失的背后，还有传统农业孕育的农业文化的消失。譬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稻花香里话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八月暑退凉风生，家家场中打稻声”“大麦成苞小麦深，秧田水满绿浮针”“八月风吹粳稻香，九月荞熟天始凉”？？之类的农事诗和成千上万的传统农谚，都一去不复返了。
传统农业不像西安农妇库淑兰惊人的剪纸那样，加以搜集整理印刷出版，就可以永久保留。传统农业面临冲刷的现实，已不可能原样不动地运作。但也不能因此而听其自生自灭，必须看到，它其实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对传统农业有正确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要防止虚无主义的态度。个人认为，传统农业面临冲击的同时，也还有返老还童、以新的面貌再生的可能。这需要针对现代化农业的缺陷入手，有的放矢。
譬如现代化农业对农产品的深度加工，是农产品增值的关键，可是同时却导致防腐剂、添加剂、色素等非营养物质进入人体，损害人们的健康，加上环境污染，引起历史上罕见的“营养病”“富贵病”“不孕症”“少精子症”；过度包装、刻意追求反季节供应等，额外地消耗大量与营养无关的能量，既浪费能源又增加环境的污染。我们可以利用现代新技术，实现新鲜农产品大量、直接供应市场，按季节轮流上市，提倡尝新，以与耗能又不新鲜的冷冻食品竞争，这种健康的、季节性新鲜食品的投放市场，在人们充分认识到它的保健意义和天然品质以后，便会增强竞争力，迫使那些反季节的、过度包装的食物，退居次要的补充性的地位，只满足一些特定场合的需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喧宾夺主，不可一世，却并不有益于人们身体的健康，人们却安之若素。
再如，现代化农业使得品种推广单一化，我们则以恢复传统农业的作物和品种的多样化参与竞争。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遭到淘汰而营养很佳的作物，现在可以设法让它们重新出现在新一轮的农业结构和农业食品队伍中，像荞麦、菰米、稗子、魔芋、山药等，各有各的食用营养特点。以菰米为例，菰米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5%，是稻米蛋白质的2倍，从前人的诗句看，菰米的食味是香而且滑润：“滑忆雕胡饭”（杜甫诗，雕胡即菰米），“香饭青菰米”（王维诗），“粥铛菰米滑”（陆游诗），如能使之再生，品质是不成问题的。特别是菰米的生物学产量极高，它的大量茎秆是生物发电的理想材料。
经过多年来的研究，提出了如“有机农业”“代替农业”“生物农业”“无公害农业”“效益农业”等对策，最近提出的是“可持续发展农业”。这些名词都来自英语的翻译，是典型的舶来品。在讨论和提倡这类新型的、方向性的农业对策时，很少联系到传统农业，似乎这些“新思维”与“过时的”传统农业毫无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来自农业生态学的五大原则之一，这五大原则是生产率原则、稳定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效益性原则和可恢复性原则。传统农业之所以得以持续数千年不衰，很大程度上与遵循生态学的这一原则有关，同时，也与传统农业没有能力和手段（像现代化农业之恣意大量使用石油）违反生态学原则有关。
[2] 和文明发展
农业是文明孕育和发展的基础，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哺育出不同的文明形态。
农业的发展通常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这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三者之间是相互交错重叠的发展关系。今天现代化农业虽然占主导地位，不少地方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极少数地方还有原始农业残余，即是证明。
不同的农业阶段和结构对文明发展所起的影响，比较疏远而隐蔽，不大为人们所注意，深入地探讨可以揭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原始农业常被形容为“掠夺式”农业，说它破坏森林，导致水土流失等；传统农业被描述为“循环式”农业，因为它充分利用人们丢弃的有机质废物，返回农田；现代农业被称为“投入式”农业，因为它依靠外源能量（石油等）的投入，取代人力和畜力。这种简单的概括，比较方便，但不是很恰当。原始农业的初期，聚落的人口少，刀耕火种所清除的林地，经过一定年份的休息，植被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并不构成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只是当人口的增长超越了森林资源所能恢复的临界点，无法恢复，才导致掠夺式经营。
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循环利用资源，是由于古代关于天、地、人的“三才”思想在农业上的运用。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即指用和养要平衡。“三才”是哲学，也是宇宙观，贯串于古代政治、经济、道德、伦理之中；应用于指导农业生产，是一种合乎生态原理的思想。严格地说，不是“三才”指导农业，而是原始农业孕育出“三才”。原始人在漫长的采猎实践过程中，一再反复地发现不论采集或狩猎，都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否则，会遭到挨饿和各种灾害的惩罚。原始人是把周围的动植物甚至非生命的山岩、流水，都看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印第安人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总统（指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从华盛顿捎信来说，想购买我们的土地，但是？？我们熟悉树液流经树干，正如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芬芳的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山岩、草地、动物和人类全属于一个家庭？？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必须记住，这如同空气一样，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宝贵的？？你们会教诲自己的孩子，就如同我们教诲自己的孩子那样吗？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土地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也会赐予我们的子孙？？我们知道，人类属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人类？？人类所做的一切，也影响到人类本身。因为降临到大地上的一切，终究会降临到大地的儿女们身上？？”。“三才”思想不正是在这种朴素的人与万物融合不分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吗？
传统农业是与封建社会相始终的，随着传统农业的发展，“三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得到进一步充分的发挥，如春秋战国是传统农业全面推进的第一个高峰，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的形成，铁农具和畜力的应用，大兴水利灌溉，实行精耕细作，园圃、畜牧、养蚕等多业并举，也正是文化上百家争鸣的灿烂时期。秦汉大统一以后，封建社会完成其金字塔式的框架结构，所谓“天、地、君、亲、师”。原始社会里人人平等、无分贵贱，封建社会把人划分为君、亲、师。君处于封建金字塔的顶端，代表天地的意志，发号施令，是最高的权威；亲代表传宗接代，核心是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传统农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人是绝对地依赖土地，人丁兴旺，生活有改进，老人有保障，社会不负责养老；师是社会精神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兼创造者，又是下一代成长的文化教导传授者。这是一种稳固、静态的结构，虽然两千多年中屡遭破坏和改朝换代，但是一旦新王朝建立，这种模式很快会恢复。
人口压力不断加重，人均土地下降，传统农业难免被迫走上围湖造田，开发山区（特别是明朝玉米甘薯引入之后），超越了环境负载力，重现原始农业后期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的覆辙。当然，问题不全在于人口压力，封建上层对农业和农民的横征暴敛、追索无度，也是破坏用养平衡的极大因素。当人们以惊异的目光啧啧称羡出土文物和地下宫殿的美轮美奂时，能有多少人会想到当时农民所付出的沉重劳役和生命血汗代价？
中国古农书从西汉的《氾胜之书》到清末杨双山的《知本提纲》，讲述的始终是“三才”和阴阳五行理论，“三才”思想至此与现实脱离，已无能为力了。农业的不断衰败，迎来西方的实验农学。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掀起了“五四”运动反封建文化的高潮。
考古发掘表明，黄河流域的黍粟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是同步起源的。这是与距今8000年前全新世气候转暖，北方气温较现今平均高2.3℃有关，那时的黄河流域无论植被、湖泊、雨量都很充足，黄土轻松肥沃，易于开垦。交通方面，从东欧到蒙古高原的北半球高纬度地带，是连片大草原的骑马民族游牧文化。两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大西北的草原文化圈和黄河中下游的农耕文化圈，不是绝对地隔离，相反，却有频繁的渗透、转化，扩大或缩小。一旦交流断绝，文化亦必停滞不前，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起源甚早的天文、数学知识，曾通过这条交通带，西传希腊，东传至中国西北。中国的天干地支计数、六十进位制等，就得益于这条交通带，直至有史之后的汉唐丝绸之路。相比之下，早期的东南沿海，尚处于使用独木舟时期，对海外的交往尚未充分展开。日本的稻作，迟至中国秦汉时才传入，揭开了日本弥生稻作文化的新一页，从此告别了此前的绳文渔猎文化。
从汉至唐，全国人才集中于黄河流域，唐朝共有宰相369人，90%是北方籍。北宋和南宋是北南人才的转折点，宋代河南出宰相21人，内北宋18人，南宋3人；宋代浙江出宰相24人，内北宋4人，南宋20人，即是证明。明代宰辅189人，南方籍占2/3以上；明代文魁（状元、榜眼、探花、会元）244人，内南方人占88%，北方人占12%；清代博学鸿词267人，江、浙、赣、皖4省即占75%。人才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的趋势，至今未变，如按两院院士、教授、科技人员等统计，也呈同样现象（从略）。这种转移现象，对于分析地理环境、气候变迁、农业结构、城市分布建设、教育经济发展水平等与文化交流发展究竟有哪些互作关系，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 农业的成就、局限性和生命力
一、传统农业的成就——可持续发展
1.传统农业的主导思想——“三才”观
先秦时期人们心目中的森林川泽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共同服从于生态规律的关系。自从农业产生以来，农业所需的耕地来自毁林，从此人类走上毁林扩大耕地的道路。人们从反复的实践中认识到对森林及其资源的正确利用，即所谓“用养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秦古籍中充满了保护山林川泽、“以时禁发”（禁指禁止，发指开放）的告诫和法令。如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不用细密的网捕鱼鳖，鱼鳖永远有得吃。按季节定时进山砍伐树木，木材永远有得用。）（《孟子·梁惠王上》）。管仲（约公元前？—前645年）甚至提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管子·治国第四十八》）。管仲归纳人君治国有“五事”，其中第一事即是山泽保护：“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是国之贫也”（《管子·立政第四》）。管仲认为自然界中人和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平衡，是客观的规律：“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均即平衡），而未甞变也，谓之则（原则）”（《管子·七法》）。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88年）继承了管仲的环保思想，发展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荀子·天论》）。指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资源的积极思想。其典型的论点是：“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继管子、孟子、荀子以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更系统记录了古代山林采伐、禁发的原则和法令。该书的“十二纪”按四季提出具体的以时禁发的标准。到汉代的《淮南子》里更完备地归纳了前人关于山林、川泽、生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要点。
与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相适应的是，历代政府也设有特定的机构和官员，负责山林川泽的保护和利用。其称呼因朝代而异，周代称虞衡（秦改称少府，三国称虞曹，唐宋在工部下设虞衡司，明清在工部下称虞衡清吏司，清末废除），类似现今的各级环保部门。虞是监督机构，衡是执行机构，各有一定的人员编制。配合虞衡职司的有一定的惩罚法令，如《周礼》规定庶民不植树的，死后不许用椁（椁是棺的外壳）。还规定：“凡窃木者，有刑罚。”“天之生物有限，人之用物无制，暴殄天物，则童山竭泽，何所不至！刑罚之施，至是不得不行”。
《国语》（公元前4世纪）记载鲁宣公在夏天去泗水撒网捕鱼，大夫里革把宣公的渔网割断了，并对宣公讲了一套保护山林鸟兽和川泽草鱼的大道理，指出在夏季鱼儿产卵的时候捕鱼是“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鲁宣公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虚心接受批评，说：“吾过（错）而里革匡（纠正）我，不亦善乎！”（《国语·鲁语》）宣公还把破渔网保存起来，表示不忘里革的规谏。
作为资源环保部门的虞衡制度，持续了近3000年，为世界所罕见。遗憾的是，虞衡的执行只在秦汉以前较为正规，能发挥它既定的作用。秦汉以后，虞衡的职司不断缩小，唐宋以后迄明清，虞衡司只管理“帝王、圣贤、忠义、名山、长镇、陵墓、祠庙、有功德于民者，禁樵牧。”而“凡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征之。”（《明史》工部·虞衡司）。
虞衡的职司在秦汉以后之所以缩小，与整个封建制度改变有关。周代的各邦国都是天子所封，实际上所领的土地由诸侯国自理，属国君所有。国君们都知道“山泽林盐，国之宝也。”保护自己的山泽林盐，也等于保护自己的国宝。另一方面，那时虽然各国都有滥伐森林的事例，但因当时原始森林丰富，交通又不便，因此破坏的程度还不严重，有了教训，便知道保护森林的重要性。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山林川泽的所有资源，都归天子一人所私有，反而鞭长莫及，从汉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豪强望族侵占山林川泽之事，层出不穷，国家已经没有力量执行禁令。从南北朝至元代，历代统治者反而屡发诏令“罢山泽之禁”“与民共之”。国家既然采取放任政策，森林的破坏遂加快进行，明清两代还实行抽分竹木赋税，百姓采伐的竹木越多，政府抽分所得的竹木也越多，以至于所抽分的竹木往往堆积朽坏。明代京师神木厂所积的大樟木之大，人骑马从这边经过，另一边竟看不到，可见其大之一斑。但这些大樟木因“风雨浸淋，已稍朽矣。”说明滥伐和浪费之惊人。
唐宋以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转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森林的开发和农田开辟也从北方转向南方。浙江在越王勾践时期（公元前496—前465年），浙北的原始森林和浙中、浙南及福建、江西的原始森林连为一片。浙北原始森林的破坏转折期约始于东晋（公元317—420年）。随着政治重心南移，会稽成为东南重镇，经济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如耕地开辟、金属冶炼、建筑用材、薪炭采烧、林产采取、田猎烧山、自然灾害、战争破坏等，都以付出森林破坏为代价，其中影响最大又持久的是农田的开辟。从唐、宋、元到明，森林砍伐向浙中、浙南进行，到清代，绍兴（会稽）地区已经“无森林之可言了”（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65年）。
2.传统农业的主要成就——有机循环
传统农业的成就，包括许多方面，如精耕细作、间作复种、因地制宜、品种多样化等，但如果从根本上概括，那最重要的就是对太阳能的循环利用了。
以水稻生产为例，人们从稻田里取走的稻谷和茎叶，经过人畜的食用，仍旧以粪尿的形态返回稻田，非常彻底。此外，如城镇居民的生活废物包括人粪尿、垃圾、商业手工业加工的有机下脚料等，都毫无例外地返回乡间农田。这种城乡有机物质的循环利用，大量见诸历代文献。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河舟》说杭州城里：“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南宋·程泌的《富阳劝农》说：“每见衢婺（衢州金华）之人，收畜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江浙一带，到南宋时，城镇发展很快，人口激增，对粮食的需求量急增，跟着便是肥料供应的紧张。所以千方百计开辟肥源。历史上首次提到利用河泥作基肥的是在南宋，此后即一直延续不断。南宋毛珝有诗形容说：
“竹筴两两夹河泥，近郊沟渠此最肥，
载得满船归插秧，胜似贾贩岭南归。”
（毛珝《吴门田家十咏》）
明末清初，浙北杭嘉湖一带，因稻麦蚕桑并举，单位产量甚高，肥料不足问题非常突出，经营农业的地主都要千方百计去外埠、外地采购粪肥，这在《沈氏农书》里有详细的记载：“在四月十月农忙之时，粪多价贱，当并工多买。其人粪必往杭州？？至于谢桑，于小满边蚕事忙廹之日，只在近镇买坐坑粪，上午去买，下午即浇更好。”但鉴于“近来粪贵人工贵，载取费力？？则猪羊尤为简便？？”说明当时有机肥料的缺乏。后来为了肥料，不得不养猪和羊，养了猪羊，又促成了进一步的能量循环利用。
这种平原水网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并非局限于杭、嘉、湖地区，浙南的温州地区是把水稻（双季间作稻）、柑橘、菱、鱼和养猪等构成循环，以河泥加高柑橘墩，犹如浙北以河泥壅桑墩一样。其起源早在南宋时期。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则是把粮、桑、甘蔗、渔结合在一起，原理相同，不一一举例。20世纪后期在江苏吴江、昆山、武进、太仓、宜兴、吴县、常熟等地调查，继承历史上桑基鱼塘的生态的模式加以变化的农田生态系统，有“粮、林、畜、蚕、食用菌”“粮油、蚕桑、蔬菜、猪羊”“林、茶、猪羊、粮食”？？共有9种不同类型的农田生态系统。近年来各地兴办的生态农场、生态园区等以说都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传统农业这方面的顽强生命力。
美国未来学家AlvinToffler（托夫勒）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风行一时的《第三次浪潮》，在书中他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时期或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是为了纠正工业阶段造成的一系列弊端，将给世界带来新一轮的生活。他在描述第三次浪潮中有很小的一部分提到未来的农业设计，是当时美国科学家正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试验，如把河虾养殖在温室的水槽里，旁边生长着黄瓜和莴苣，让河虾的排泄物做黄瓜和莴苣的肥料。又如在池塘上面养鸡，鸡粪掉在池塘里做水草的肥料，水草做鱼的饲料等。他们不知道这种设计早在四百年前的中国明朝就已经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上，内容远较他们的设计为复杂，只因挡不住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农业的冲击才被迫放弃，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二、传统农业的局限性
如果把传统农业的局限性加以概括，就是传统农业是以人力畜力的耕作为主，大量的人力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摆脱出来。传统农业应付人口压力的办法，由于缺乏现代遗传学的理论指导和应用，不可能使用杂交育种等手段提高单产来增加总产量；它们只有通过扩大耕地面积，虽然单产不高，却同样能达到增加总产量的目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传统农业，尽管单产也有提高，却十分缓慢。总的看，就是通过在平原低地不断地围湖造田，在山区不停地毁林为田、人造梯田等方法，增加耕地面积，来增加总产量，以此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封建统治追索无度的剥削。传统农业自北而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以开发森林湖泊资源为代价的过程，它在带来经济文化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人口开始超过北方，南方的开发加快。反映在南方县治的设置上，以浙江为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浙江设置了19个县，其中17个县集中在浙北杭、嘉、湖和宁绍平原，这说明了那时浙中、浙南还处于森林未开发的状况。汉朝400年间只增设了两个县。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是客观的反映。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达200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100～200人，而南方江浙一带，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在3人以下。东汉至西晋年间，主要由于东吴的经营，掀起第一次建县高潮，增设了26个县，基本上达到今天的省境。唐朝是第二次建县高潮，共增设10个县，特点是新置县多在边缘地带。而宋朝300年间只增设2县，主要是在已设的县内调整扩大。农业除在平原地区发展水稻外，还开始向各县山区发展梯田。明代270年间共增设9个县，半数在山区，半数在滨海。清代和民国时期新置了8个县，主要在海岛。可见县治的增设同政治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森林的开发是同步进行的，以森林的不断缩小为代价。
江浙一带自唐宋以后，一直是北方政权的粮仓，从隋唐至明清，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不知供应了北方政治中心多少万担的大米，南方的农业生产再也支撑不住了。封建社会到了后期，水利失修，自然灾害加重，饥荒频繁。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专辟“荒政”部，达18卷之多，几乎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从东汉至清的1800余年间，江浙共发生水旱灾474次，其中明清时期305次，占64.3%。而太湖地区在吴越国的百余年里只发生水灾一次，南宋150余年间也只发生水灾一两次。围湖造田，在短时间里粮食生产大丰收，从“嘉湖熟，天下足”转到“两湖熟，天下足”，其实是不祥之兆，却常被视为正面成绩歌颂，更是刺激了滥围滥垦。两宋时期太湖被滥围以后，“旱则民田不占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126）；“苏、湖、常、秀（嘉兴），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宋史》食货志）农民没有粮吃，只好寻找野菜充饥。《救荒本草》之问世，《农政全书》之设《荒政卷》，都是客观事实的反映。
三、现代化农业的成就和带来的问题
有学者撰文分析现代农业之所以危机四伏，都是单一栽培惹的祸。该文把单一栽培的危害性归结为“病毒流行，悲剧重演”“天然的防卫壁垒业已崩溃”“生产力扩大而付出的惨痛代价”“现代化助虐病虫害横行”，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自然与人》，2004年7/8月号）。文内举例的单一栽培受害的作物有甜橙、香蕉、马铃薯等，以及滥用农药带来的种种危害。其实受单一栽培危害的作物远不止这四样。文末开出“尽快恢复农田的多样化生态”的处方结束。
我们当然熟悉现代化农业带来的巨大成就，扼要言之，如：通过遗传育种创造新品种和增施化肥农药等技术，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通过机械化、规模经营等方式，把占全国人口90%的农业人口逐步从农田里解放出来，转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和城市化建设，扩大了二、三产业的繁荣；通过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克服了传统农业对季节的依赖性，做到在任何地方能够同时供应一年四季的农产品，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等。
提高单产方面，以水稻为例，现在的水稻亩产可以高达600千克，而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前的水稻亩产只有150～200千克，所以现在水稻的亩产相当于那时的三四亩的产量。水稻单产的潜力还可以不断挖掘，典型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2002年冬，据新华网海南频道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海南省南繁基地进行的“超级杂交稻”试验，亩产823千克，这是海南水稻单产历史的最高纪录。2003年11月末，袁隆平根据试验田的亩产推算，第二期超级稻推广种植的亩产应该不低于800千克。超级稻适宜在我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种植，他估计可在2005年获得大面积推广。他说，如果中国一半左右的稻田（2亿亩）用来种植第二期超级稻的话，每年有望增收粮食300亿千克，这个数量足以养活7000多万人。“超级杂交稻”的目标亩产是800千克，理论亩产可达1000千克。如果其他粮食作物也如杂交水稻一样，大幅度地提高单产，对于缓解粮食供应当然贡献巨大，但是否会加重上述单一栽培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有恃无恐、肆意破坏耕地的行为，不可不有所警惕。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进步的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是一再为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正如人们常说的，科技进步是把双刃剑。现代育种提高了作物的单产，必须有不断的相应的条件配合，如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量增加了，导致土壤环境和作物体内的污染也增加了，最后富集到人体内，影响人们的健康。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科学家和农民。科学家不断推出新农药，同过去一样，可以十分有效于一时，不久又重演抗药性的问题。农民明知化肥农药有害于土壤和环境，又不得不使用，化肥农药被称为“科技鸦片”，使用成瘾就无法戒除。基因工程把外源基因引入玉米、大豆、水稻等作物体内，使其具有抗病虫害和杂草的能力，从此可以免去农药、除草剂的使用，看来似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农药、除草剂的弊端，但是现在无法预料它们在长期被推广应用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其他副作用。DDT最初发明时，认为人类从此找到一种万灵的农药，再也不用担心虫害的问题，发明DDT的科学家还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可是长期使用的结果是，DDT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害虫的天敌益虫，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同时残留的DDT污染了土壤、水域，进入各级生物体内，最后富集到人体，不得不停止生产，但它的残留问题，至今未能彻底消除。
作物育种专家只负责培育新的高产品种，一旦高产品种投入大面积推广生产，他们的任务便已完成，他们的贡献得到肯定。接下来就是农产品的加工销售了。
[4] 统农业的兴衰和定位问题
本文试图对传统农业的兴衰和定位，提出5方面的问题，进行剖析。
1.关于宋代农业经济顶峰说或明清农业经济的停滞倒退说
问题的提出，我想是受到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刺激所引起。我们是以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就为标志，进行对比反思，寻找差距，以便对症下药，迎头赶上，这是对的。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农业经济超越于西方之上；工业革命以后，才发觉一落千丈。于是从自己的历史轨道中寻找高峰和低谷，看看毛病出在哪里。假如没有工业革命的冲击，中国的传统农业仍然会按它自己的轨道运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能会走上另一种道路。争议和分歧可能不是现在的高峰和低谷的界定，而是另一种见解。譬如，拿西欧作对照，我们发觉明末清初西欧已经发明使用显微镜，知道细胞结构和动植物授精生殖的原理等，而我们还停留在阴阳二气消长上打圈子，这就一下子找到差距，自惭形秽，否定了自己的思想。反之，如果不与西欧对比，我们自己作历史的纵向回顾，明清的农书大量增加，专业农书大量出现，也反映了一种进步，难道反而不如汉唐？马一龙的《农说》难道是倒退、停滞？但历史不好假如，所以这种推论没有意义。于是这个问题一直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又始终难以完满突破，我甚至怀疑是否能够完满突破，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思想误区，不光是方法论和材料掌握的问题。
2.关于GDP、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等指标的运用
西方学者用GDP、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等现代资本主义通用的经济指标，来衡量中国传统农业在同时期欧洲或世界农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使用了大量人口增长、耕地面积、粮食总产、人均粮食水平等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成就和落后出现的时期，及其根本症结所在。这样做看起来非常客观公正，实际上含有很大的不肯定性甚至误解。原因很简单，中国古代的数字统计连续性虽然为世界所罕见，但限于历史条件及度量衡的变换，偏差和记录数字的不完整性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加以审慎的鉴别、校正以后所得的数据，方可以用来研究说明问题，提高分析历史面貌的能力。
其次，人口增长、耕地面积、粮食总产、人均粮食水平以及GDP、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等指标，是联合国当前使用的统计项目，年年公布，各国都有，因大家都处于同一时间和空间平面，所以具有较好的可比性。而用它们来作历史上的中西对比，则不是处于同一时空平面，特别是时间，有时是数十甚至百来年浓缩的平面，空间也有大小不均的差异，将它们的比较结果，与现代的标准等量齐观，其说服力显然不足。
把历史上的中国人（主要是农民）人均收入换算成美元，以便中西对比，看起来似乎很客观又有同一标准，其实，包含的误差更大，距离客观情况更远。现代人的生活靠工资收入，月收入1000元与月收入5000元的，两者的生活水平差异，一目了然。传统农业经济下生活的农民，他们的收入是难以货币化的。用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价格、人均农产品享有量等，都无法换算成金钱表示。因为它们没有一一通过货币交换取得生活资料。农家过年时，杀猪宰羊，舂米做年糕等，都不是通过金钱取得的。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声里春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八月暑退凉风生，家家场中打稻声；
穗多粒饱三倍熟，车轴圧折人肩赤。”
农家劳动丰收的喜悦，物质和精神的融合满足，岂可以通过现代美元的多少来表达？
3.传统农业经济中妇女的作用
妇女在传统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被轻视，妇女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也随之淹没。妇女在宋以前丝麻为衣着原料时，负担了养蚕、缫丝、织绸和麻纺的劳动，到棉花种植以后，又加上采棉、纺纱、织布的任务。至于田间的插秧、割稻等更少不了妇女的分担。似乎没有人曾专门针对妇女在传统农业经济中的贡献作过计算。倒是徐光启指出，宋朝绍兴年间松江郡的税粮为18万石，到明末时增加到97万石，十倍于宋，可是土地并没有增加十倍，农田生产力也没有提高十倍，三百余年来老百姓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而且“非独松（江）为然也，苏、杭、常、镇之币帛、苎，嘉、湖之丝纩，皆持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之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农政全书·蚕桑广类》）这种情况非外国学者所能理解。
4.停滞或倒退中的发展问题
传统农业的发展，有顺利上升的时候，也有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时候，前进中已蕴藏着倒退的因素，倒退中也会有局部的创新，即新生的力量。当我们分析明清传统农业不如宋时发展明显或出现明显的后退时，也要注意到这种辩证关系，不应视而不见。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清太湖地区的粮（稻、麦）桑、渔、畜（猪羊）综合经营，温州地区的双季稻、柑橘、菱、渔、猪综合经营（起源于南宋）及珠江三角洲的粮、桑、甘蔗、渔综合经营等，这些合乎生态原理的农业结构的抬头，表明现代生态农业的源头在中国传统农业，而不是现代农业科学的舶来品。
明朝有个地主叫谈叁，颇有心计。他把农民抛荒放弃、无法利用的大片低洼积水地，以低价收买，重新规划，雇人工挖水塘、辟水田、筑高畦，分别养鱼，种稻，栽种果树、蔬菜，饲养鸡鸭猪羊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园地，变废为宝，引起人们的赞赏。这种个人自发的行为，如果转化为政府的规划，便是现代的生态农业园区。
在传统农业已经停滞不前的时候，却萌生出新的生态农业。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考察了中国这些传统生态农业的情况以后大为惊奇，并且指出，完全可以向世界各地区具有类似条件的地方推广。所以现在提倡生态农业，创办生态农场、生态园区以至生态县等，都发展得比较有成效，即源于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中国农民很容易接受和实践。
5.关于李约瑟难题
距今4000年前，世界有中国、埃及、巴比伦及印度四大文明古国；距今2000年前，世界有中国和希腊罗马两大文明古国；到距今1000年前时，世界只有中国一个领先的文明大国。4000年来，为什么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延续不衰？而为什么一旦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一路鸣锣开道，势不可挡，中国却迟迟不能作出反应，终于到清末时一落千丈，再也未能迎头赶上？这个问题最先因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而首先被提了出来，故称为“李约瑟难题”。虽然这个难题只针对科学技术史领域，其实，在经济史、传统农业生产等方面也有类似的性质，问题也是同样存在。经济史界在探讨中国什么时候起开始落后于西方的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并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专家们发表的论著，洋洋洒洒，不同观点纷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分歧。李约瑟难题是否会有完满解答的一日？我以为是困难的，因为这不是纯粹的方法论问题或是资料不足的问题，而是问题的本身即先天地含有中西差异的根本因素在内，而这些因素是无法量化分析的，无法硬分优劣的，而且它与精神文化层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人们运用的只是科学技术的或经济学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