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流域的旱作农业——黍稷来麦解读
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当然是指全中国而言。但从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中前3000年即秦汉以前，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主要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从唐朝起，才接过黄河流域的班，继续大发展，后来居上。“两河”流域先后共同发展，形成整体的中华文明大国。
前3000年的文化欣欣向荣，得益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世界独一无二、音形义兼备的方块汉字。人的语言发音易变，不要说3000年前，就是明朝的语言，同现在已经完全不同。历史语言学大师章太炎，曾用明朝的语言朗诵昆曲《牡丹亭》唱词，听的人大为惊异，怎么一点也听不懂，根本不像现在的汉语发音！但因汉字的形义不变，并不妨碍今人和古人的沟通。
《诗经》中提到的植物有130余种、农作物有20多种，包括不同的类型在内，是后人研究周代植物和农作物的重要历史文献。
《诗经》中常常黍稷连称，周族的祖先称后稷，稷成为百谷之长。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黍的出现次数很多，黄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谷物遗存中又以粟最多。黍和稷到底是同一种作物还是两种不同的作物？千余年来文献中一直争辩不休。
其实，从现代植物分类学来看，稷即粟，黍稷即黍和粟。
“黍”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黍属”（Panicum），栽培黍的学名是Panicum miliaceum。文献记述都是黍稷连称，黍在稷前，是因黍的栽培早于粟，实际上稷（粟）的栽培面积和重要性远大于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黄河流域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炭化粟有10多处，自西至东有甘肃临洮、玉门、永静，青海乐都，陕西宝鸡、西安半坡、华县，山西万荣，河南陕县、临汝、郑州及山东胶县等，最集中的正是周族祖先（后稷）活动的地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半坡115号地窖，保存的粟竟有数斗之多。证明粟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犹如南方的稻谷。
《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故从禾入水也。凡黍之属，皆从黍。”这段话中有很多问题。其中的“孔子曰黍可为酒，故从禾入水也”，孔子并没有这样说，段注已指出这只是“通人所传，以禾入水”。“从禾，雨省声”也不对，证之甲骨文的黍字，皆从水而非从雨。“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则甚不妥，黍是禾谷类中生育期最短的作物，从种到收仅80～90天。禾的穗头作紧聚状，即农民所称“狗尾粟”，黍的穗则是分散状，稻也是散穗，甲骨文对二者形态上的不同作了正确的描述。可是到了小篆（及以后的楷书）中，散穗被精简为禾下从水，黍的散穗不见了，失去黍的特点（原因详下）。但笔者注意到甲骨文中的黍字有两种写法，一种只描黍的植株形状，另一种在黍旁加上水纹。这些带水和不带水的字，都作黍解。笔者以为不妥。据笔者统计，在《甲骨文编》中共收录了45个黍字，除去3个异形字可疑以外，带水的黍有31个，不带水的有11个。甲骨文的书写还未曾规范化，水的添加很任意，有时在黍下方，有时在左下方，有时在两旁。穗形以散穗为主，也有不作散穗而用禾穗的。笔者以为不带水的黍为黍是正确的，而带水之黍应释为稻。因为黍和稻的甲骨文形状是相似的，都呈散穗状，没有水是黍，带水便代表稻。之所以成为带水，到金文中把散穗简化为密穗的禾，为了与密穗之禾相区别，不得不在禾旁加水，又演变为禾下带水、禾入水，甚至于到《说文》的小篆中变成禾下从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一旦约定俗成，黍就是黍，写作禾下带水还是黍，并不妨碍其使用和流通。
稷（粟）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栽培粟的学名是Setariaitalica。黍和稷是两个不同“属”（genus）的作物，只因两者的栽培条件和食用方式都非常相似，地理分布也一致，所以习惯上黍稷连称。
遗憾的却是，《说文》释来和麦，是混淆颠倒了，来应是小麦，而麦则是行来之来。来是象形字，甲骨文的来字（來）其叶片的特点是向上生长到一定长度，转向下垂，故中间的叶片像人字形，而禾、黍、稻的叶片则是一直向上，不下垂，此点甲骨文区别得很科学。所以来字并没有“行来之来”的意义。《说文》引《诗》曰：“贻我来牟”中的“来”才是小麦，不是行来之来。来下加足成麦，才是行来之来的本字，但是这个颠倒，由来已久，已经约定俗成，没法纠正了。反之，麦是来下从足，表示行来之来。段玉裁、马叙伦、康殷等已先后指出，这里不再重复。许慎说来是“一来二鏠”，鏠即锋，锋即芒，一麦二鏠是对麦穗形态的一种描述。麦穗从侧面看，麦粒排列成两行，毎粒麦的外稃上伸出一根芒，共两行芒，故称为一麦二鏠。夆也通缝，说二麦一夆，是指从侧面看麦穗，其麦粒排列成两行，沿中间呈现一条下凹的缝，故称之为二麦一缝，也无不可。
[6] 流域的水田稻作文化
中国的“两河”——长江和黄河流域，绵延5700和4600余公里，都是自西向东流入大海。由于自西向东的走向，两大流域各自所处的中纬度气候带比较相似，这是世界罕有的地理条件。这种中纬度地带的气候特点是一年四季分明，非常有利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但“两河”彼此的气候条件则相差较大。长江流域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潮湿，湖泊沼泽众多，其农业是以水田为代表的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则自古雨量偏少，而黄土平原则土质肥沃，容易开垦，自从原始农业产生以来，黄河流域的农业是以旱地的黍粟为代表；虽然黄河流域很早也已有水稻的栽培，长江流域很早也已有黍粟的栽培，那是彼此传播交流的结果。从考古发掘的农业遗址看，可以证明“两河”流域的农业是同步起源，并行发展，互相渗透，共同孕育、创造了中华古文明。
由于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都以黄河流域较长江流域为多等种种原因，黄河流域较长时期里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的文明则被视为接受黄河流域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尽管自从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稻作遗址，继之80年代湖南澧县八十垱等遗址发现距今9000～8000年的稻谷遗存，其年代直逼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距今8000年的粟粉遗存，学术界对长江和黄河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已不再有怀疑，但长江流域水稻文化的丰富内含及其与黄河流域的密切关系，仍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阐明，本文是对此试作的一个补白。
一、长江流域稻作和黄河流域稻作的关系
随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发掘，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原始稻作遗址也日益增多。20世纪70年代只有30余处，到80年代便增至70余处，至90年代中，已超过80处，最近统计，长江中下游稻作遗址已达123处，占全国稻作遗址156处的70%。各地稻作遗址的年代距今10000～4000年，时间跨度约6000年。其中距今7000～4000年的最多，共116处。最早的遗址是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等遗址距今9000～8000年，这些新遗址的陆续发现，丰富了长江流域原始稻作文化的内容。
从遗址的地理分布看，以长江下游、中游的遗址数目最多，分布也最密集，下游集中太湖地区，中游集中湖南、湖北2省。因而长江中下游近十余年来一直是稻作起源研究的热点，其余地区被视为扩散传播的结果。对比黄河流域，则黄河中游是黍粟遗存的分布中心，其次是黄河下游。表现出黍粟和稻在时间跨越方面和空间分布方面呈一种大体相似而并行发展的现象。这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原始农业都是起源处于距今万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这一特定的地球气候条件下的缘故。中国全新世自然环境条件的特点是在距今8500～3000年间出现一个大暖期（megathermal），延续达5500年，占全新世一半稍多的时间，大暖期给植物的分布带来极大的影响，成为决定“两河”流域原始农业格局的重要因素。
黄河流域已知的稻作遗址，共20处，分布于陕西、河南、山东，其年代在距今7000～4000年，以龙山文化为主，较长江流域早期的稻作遗址有3000年的时差。从现有的资料分析，长江流域稻文化向黄河流域传播的途径不外乎3条：长江中游（中路）、下游（东路）和上游（西路）。
中路长江中游北部的遗址有汉水上游的郧县青龙泉、渭水上游的随州冷皮垭等遗址，都靠近河南。进入河南中南和西南部，属于淮河上游地带，有淅川黄楝树等遗址，特别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8000多年前）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而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因为淮河上游（及汉水上游）既不同于黄河流域，又有别于长江中游地区，它是个中间地带（江淮地区的新石器稻遗址共13处）。过去因强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流融合关系，往往把淮河流域撇在一边，把汉水流域归在长江中游。其实淮河和汉水上游出土的遗址文化，填补了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空白，丰富了水稻北传的内容。贾湖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经鉴定，属于粳型，说明粳型稻的分化历史甚久，传到黄河中游的水稻也属粳稻是理所当然的。
长江下游的稻作与中游（包括汉水、淮河上游）的稻作可能各自起源，然后慢慢互相接触。因为河姆渡时期的出土稻谷遗存表现出籼型和粳型并存、籼粳还没有充分分化的状态，即所谓多型性（polymorphism）状态。但是到了上海崧泽、吴县草鞋山等遗址时期，及继之的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炭化稻米虽然籼粳并存、但趋向于以粳为主的变化。再往北部的安徽肥东大陈墩遗址和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则表现为粳型。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栖霞杨家园遗址的稻谷壳，也属粳型，这种自南而北、气候由暖转冷的变化反映到稻谷传播由籼变粳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长江下游的这种情况与纬度相近的中游遗址完全不同，如湖北京山屈家岭、武昌放鹰台、随州冷皮垭、天门石家河等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的稻遗存，都以粳型为主，很可能是与汉水上游和淮河上游粳型稻很早就出现有关。
上游西路是从四川向北进入陕西的渭水流域，渭水流域水稻的特点是至今还有籼稻种植，完全不同于黄河中下游的粳稻。表明其来源与四川有密切的关系。但上游西路的资料和证据相对最为薄弱，反之，黄河上游的粟（黍）通过四川传至云南的资料却丰富明确，也可以反证这条通道也同样适合于水稻的北传。故目前难以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虽然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并行发展起来的，而且迄今为止，在考古出土遗址的绝对年代方面，还是长江流域领先于黄河流域。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事实则是黄河流域的黍粟文化却从原始时期起，直至有史以后的秦汉时期，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表现为：①已知的新石器遗址数目，黄河流域超过长江流域；②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发源于黄河流域；③天文上的一年两至（冬至、夏至）、两分（秋分、春分）及二十四节气，产生于黄河流域；④青铜和冶铁术的领先地位；⑤先进的农具耒耜、铁犁等；⑥发达的水利工程等。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是复杂，因非本文探讨的内容，在此概括说以下5点：①长江流域森林密布，可以供应的天然采集食物丰富，人们不必完全依赖栽培植物提供基本的食物；②黄土的质地疏松，简单的人力耒耜即可翻土种植，南方的水田土壤黏重，故使用铁器农具以前多采用所谓“火耕水耨”或“蹄耕”的技术；③森林开发必定要在铁器农具应用之后，否则，只能停留在有限的“刀耕火种”规模上。西汉在全国设铁官44处，其中37处（84.09%）分布在黄河流域，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仅7处，只占全部的15.90%；④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满足于以物候定农时，未能进一步向天象农时发展，影响文字的产生；⑤以上原因抑制了人口增长，致使长江流域的人口迟至汉时仍然大大落后于北方。据统计，秦汉时关中地区的人口密度毎平方公里达200人以上，其余地方也有100～200人，而长江流域最发达的江浙地区，人口密度不到10人，大部分地区不到3人。
至于长江流域水稻文化对黄河流域的影响，因以前较少深入发掘而遭到忽视或估计不足，则是本文以下所要展开探讨的重点。
二、长江流域稻作文化的特色
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有其本身的特征，却又不断与周边的文化接触、渗透、交融。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间，这种接触交融是最频繁深刻的，它与黄河流域古文明融合成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且以更新、更难以预测的面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另一方面，容易被忽略的是，长江流域的稻文化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向东、向南传播，在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洋岛屿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些需要专文阐述，在此不展开讨论。
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向黄河流域的渗透，就其荦荦大者而言，有如下几方面：
1.稻文化的汉字文献量
长江流域稻作文化的地位是随着中华农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其集中的表现是在汉字的文献量上逐渐超过北方粟麦的文化地位，最终取而代之，跃居首位。
在古代，粟、麦、稻是中国南北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它们的地位因时代而异。从新石器时代到有史以后的商周时期，粟一直居首位，麦次之，稻又次之。到秦汉以后，麦的地位上升了，接近粟的地位，稻仍为次。从三国到南北朝，稻的比重上升了，与粟麦可以并起并坐，因为南方的开发加快了。从唐宋（7—13世纪）以后，稻便取代粟麦而跃居首位，麦次之，粟又次之，一直至今不变。这在稻、麦、粟的文献量变化上得到充分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麦的页数和字数虽然和稻相近，但内容和信息量相差很大，因为文献内容包括汇考、物产、艺文及杂志四大部分，其中以物产最重要，稻的物产部分占15页之多，占全部的半数，而麦只有3页，仅占全部的10.34%，麦的重点都在艺文和杂志方面，参考意义较少。稻的物产方面录有223个府、州、县的3429个品种，而麦只录了51个府、州、县，且记述简略，只提到种植大小麦为止，没有提到品种。粟、黍、稷等加在一起，也只有102个府、州、县，也极少录品种名称，这是与稻不好相比的。
2.稻文化对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人口多寡的分布基本上与产粮区丰薄的分布是重合的，农业发达的地区必然也是人口密集的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分布，在农业社会里也要受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可能脱离农业发展而独立发展，所以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地区也必然是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至于农业的发达与否，则主要受环境（气候、雨量等）和人为（军事、政治、经济等）的影响，环境条件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为的影响有时也可以因环境而引起。中华5000年历史的波澜壮阔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是稻文化与粟麦文化的消长表现。这种消长关系和人口的迁徙、融合有密切的关系。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人口数量的消长，一是人口的质量的变化。
黄河流域的黍粟农业在距今8000年前全新世（气温较现今平均高2.3℃）的气候条件下，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发展。那时的黄河流域植被、湖泊、雨量都很充足，黄土轻松肥沃，易于开垦。所以旱地的黍粟发展很快，在有水源的地方可以种植水稻。
黄河中下游在距今2800年以后，气候转趋干旱，故战国时大兴水利，实行先进的抗旱保墒的“川+田”亩制和“区田制”耕作技术，促进了粮食丰收。但持续的干旱化，使河流湖泊水面缩小，原先在新石器晚期即已落脚生根的水稻不得不逐渐缩小面积，历代虽然都努力发展水稻，但受制于大环境条件，终鲜有效果。
历史上每隔三四百年的温度冷暖交替变化，在华夏大地上左右着畜牧和农耕交错地带的消长，也是导致游牧民族和农耕汉族屡发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年平均温度每下降1℃，北方草原将向南推延数百里。三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这300多年里，北方年平均气温较现在约低1.5℃，草原日渐萎缩，鲜卑拓跋族大举南下，成功地建立起北魏政权，同时也陷入强大的汉族农耕文化并融于其中，成为促进文化繁荣的触媒剂。反之，年平均温度每上升1℃，像汉唐盛世，强大的汉族向塞外发展，蚕食草原，改牧为农，成功地开发了大量屯田，成就也十分辉煌，但最终的代价是沙漠化扩大。从农业历史地图上可以看出，几千年下来，西北农牧的界线大体上沿长城内外拉锯。由于气候的干燥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农耕向西北扩展的努力总是有限；而畜牧族的多次南下，则不断同化于汉族，农牧之战终于不再重演，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转向秦汉时还被视为荆蛮之域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从汉至唐宋，每次战争，都引起北方人口南移，加快了南方的开发。其中主要的是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北宋灭亡的3次人口大南移，故宋以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元、明、清（及现代）的政治重心回到北方，但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南方。北人南下，与南人杂居通婚，既增加了人口数量，亦改善了人口的素质，促进了文化和文明的繁荣。
大量的北人南下，加上当地人口的增长，出现了新的人口压力，对长江流域粮食生产构成巨大的压力。应付的办法，首先是扩大耕地面积，辅之以兴修水利，在湖泊水面围湖造田，在山区兴筑梯田，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方面，挖掘自然条件的潜力，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即提高复种指数。北方小麦只能一年一熟，南方可以一年稻麦两熟；过去水稻一年一熟的，增加劳力投入，便可以一年早稻、晚稻两熟。太湖地区围湖造田的结果，出现“嘉湖熟，天下足”的谣谚；洞庭湖、鄱阳湖围湖造田的结果，出现“两湖熟，天下足”的谣谚。山区兴筑梯田极盛时，出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犁半空行”的诗句。只是这种短期内的粮食丰收，付出了长远的生态破坏代价，影响十分深远，至今越来越明显。
人口对粮食的压力反映到南北人口的消长上。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南北人口消长的转折点，北宋以前是北多于南，北宋以后，倒转为南多于北，此后再也没有恢复，一直至今。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江南户口仅占全国的十五分之一，到北宋末年，已上升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元丰八年（1085年）全国户数为14852684户，江南合计有9852016户，约占三分之二。当时两浙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四路的个别户数超过100万，两浙路接近200万，为全国之冠。到明万历六年（1578年）南方户数达8200180户，北方仅3422256户，南北之比约为7∶3。南方的南直隶独占20690671户，加上浙江的1542408户，共3611475户，便超过北方户数。北宋后期人口超过20万的州郡，南方有44郡，北方只有11郡。南方的44郡中，江浙独占23郡。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全国人口南北都大有增加，但南多北少的局面依旧不变。北方黄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74.23人，南方为103.19人，南北人口密度之比为58∶42。新中国成立50年来，人口全面增长，据1999年的统计，笔者将全国人口分为四大区域分别统计其人口及人口密度。
通过以上简单回顾可见，自宋以后至今，尽管人口受战争、天灾等影响波动起伏很大，但其发展的总趋势是南方超过北方，一直不变。
自宋以后，同样的在和平时期里，北方人口何以仍旧赶不上南方？其重要原因之一显然与粮食作物的生产力有关。人口增长的压力首先在粮食生产上，如果粮食生产不能成功地应付人口增长的挑战，就会对人口增长起抑制作用。北方人以小麦为主食，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小麦和稻米都很好地应付了人口压力的挑战。但是比较起来，稻米的生产潜力愈到后来愈益明显。从秦汉至清代，粮食的单产逐步在增加，但稻米的单产则是唐以前低于其他粮食作物，唐以后开始明显超过其他粮食。
粮食亩产量（包括稻及其他粮食作物）的增长速度要慢于水稻单独亩产量的增长速度，使水稻较之其他粮食作物能更好地应付人口的压力。进入20世纪以来，稻米对中国人口数量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据1931年的统计，主要作物折成品粮的产量比重是：稻米占49.34%，小麦占28.67%，高粱占12.87%，小米占9.10%。近10余年来，水稻和小麦的播种面积大体上都各占全国作物播种面积的20%，但水稻的总产量要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2%左右，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加在一起才共占48%。
3.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历史上南北人口的相互间交流，从原始农业时期起直至有史以后，都是经常性的，本文中华龙文化和糯稻文化圈两节，即为这方面的陈述。另一方面，就人口交流的规模和影响而言，则是以黄河流域大规模的战乱引起的大量北方人南下为主流。大量的北人南下，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本地人的杂处通婚，增加了人口的数量，促进了南方的开发，是研讨得较多的，也比较明显。至于因此而改善了人口的素质，影响到全国人才分布重心的南移，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等，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从优生学的角度看，最不好的是近亲繁育。人类婚姻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近亲繁殖的过程，《左传》也有“男女同姓，其生不繁”的记载。最有利的是血缘较远的人之间的基因交流。长期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交流，对于人才的产生和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以下试行从古到今地作一个概述。
西汉的人才以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与九卿（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及少师、少傅、少保）为代表，他们全部分布在北方关西的长安和东部沛县两个中心，未曾开发的南方一个也没有。《汉书·列传及附传》所录的人物共660名，他们的籍贯及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完全一致，即都集中于北方，秦岭以南，很少有被列人列传的。经过三国南北朝350余年的人口大流动，人才的产生和分布也随着起了变化。进入唐代，可以安史之乱为一条分界线。安史之乱以前的618—755年间，全国共有进士275名，绝大部分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特别集中于长安、洛阳两个中心地带。此时粟生产过剩，大量贮粟仓库的建立。安史之乱以后的756—907年间，全国有进士713人，出现于江南的人数大增，苏州的进士数竟然超过长安，福建、江西也产生不少进士，这是中国文化从西北向东南迁移的转折点。再从唐代的诗人看，《全唐诗》收录诗人共2625名，其分布的规律和进士相同，即初唐、盛唐的诗人多在北方，晚唐偏向了东南方。北宋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全部是北方人，到真宗、仁宗时起用南方人为宰相，神宗时（1068—1086年）7名宰相中6名是南方人。厉鹗《宋诗纪事》所收录的宋代诗人共3812人，他们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的江、浙、闽，其次在中南的赣、湘，再次为四川盆地。《全宋词》收录宋代词家347人，其分布规律与诗人同，钱塘（杭州）的词人数超过了汴京（开封），而杭州恰恰是汴京人南迁最集中的城市。元代因蒙古族入侵，情况有些变化，元代的文学以元曲为代表，有北曲和南曲之分，南曲作家集中于东南，以《琵琶记》为代表，北曲以《西厢记》为代表，其影响直到现今仍有南昆、北昆之分。明代洪武四年（1370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73年间，共录取进士24687名，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长江下游）、华中（中游）和四川盆地（上游）；北方的分布散见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明太祖和明仁宗对南方进士大大超过北方的情形不满，曾利用行政手段改变录用标准。如提高南方录取分数，降低北方的录取分数，及规定南北录取的百分比，保证北方录取数不致太低等，但终无效果。进士中的前三名称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洪武四年（1370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73年间，共有三鼎甲267名，平均每92名进士才选得一名鼎甲。这三鼎甲也是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和华中，北方比较少而分散。明代诗人共3005人，其籍贯也是集中于东南（长江下游）及福建、华中（中游），北方分散，没有形成集中点。清代有翰林6222人，其分布集中于东南十分明显，华中次之，北方分散于黄河中下游，没有集中点。陈正祥在其《中国历史文化图册》中对上述人才的地理分布一一作了量化的地图标示，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上述的人才历史演变和分布规律一直保持到现代，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现代人才的标准当然不再是历史上的公卿、宰相、诗人、进士、翰林等，可以改为教授、院士等表示，统计其分布规律，也与历史上完全类似。
据统计，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共有教授16726人，笔者根据他们的籍贯，将其分为四大区域加以归纳，长江流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黄河流域包括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东北及西北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华南及西南包括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海南、西藏。
如果把统计对象缩小到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一级，其情况也类似，分区分省统计如下：
长江流域：上海28名，江苏155名，浙江124名，江西26名，安徽28名，湖南32名，湖北18名，四川21名；合计432名，占63.52%。
华南及西南：福建56名，广东48名，广西2名，贵州3名，台湾1名，云南2名；合计112名，占16.47%。
黄河流域及东北西北：北京16名，天津11名，河北35名，河南18名，山东29名，山西5名，陕西5名，黑龙江3名，吉林4名，辽宁10名；合计136，占20.00%。
以上南方学部委员共544名，占80.00%，北方共136名，占20.00%。
学部委员的南北比例差距大于教授南北比例的差距，是因学部委员是从教授水平上选拔出来的，这种差距较大的现象，再一次说明文化重心的南移是历史发展的延续，这种转移现象与地理环境、气候变迁、农业结构、城市分布建设、教育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交流等究竟有哪些互作关系，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导致人口素质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一是要有优良的遗传基础，这是先天性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二是人们赖以生活成长的良好膳食结构；三是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从遗传基础来说，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都是北方人南下，与长江流域当地的人共处通婚，促成遗传基因的优化组合，改善了人们的大脑素质。以上所引南北人才重心的转移，首先是遗传基因改善的结果，质的改善当然也与量的增加密切相关。
优良遗传基因的表达必须有相应的营养条件即膳食结构与之匹配。从北方和南方的主食来看，北方的小麦和南方的稻米都是很好的主粮。稻和麦是世界粮食的两大支柱，就全世界而言，是米饭和面包平分秋色；就国内而言，是米饭和馒头平分秋色。从营养角度看，糙米与全麦所含的热量、纤维素、矿物质都差不多，只是蛋白质的含量小麦约11%～12%，水稻只有8%，但稻米蛋白质的质量高于小麦，因小麦的蛋白质中不含或少含赖氨酸，稻米蛋白质中含较多的赖氨酸。赖氨酸是人体生长发育必需的却不能合成的氨基酸，要直接从食物中摄取。儿童如果赖氨酸的摄取不足，生长发育就会迟滞。鱼虾类的赖氨酸含量很高，牛羊肉中的含量也高，所以南方和北方人在这方面基本可以持平。
再从消化吸收看，米饭是最易消化吸收的，尤其是米粥，是小儿、老弱者和病人康复的极好食物。
长江流域的膳食结构在汉时《史记》《汉书》中的描绘为“饭稻羹鱼”，远非黄河流域丰富的粟麦、大豆、牛羊肉食可比，显得落后而原始。到了长江流域后来居上地发展起来，农业繁荣，丰衣足食，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又被形容为值得赞赏和羡慕的“鱼米之乡”和“文化之邦”。“饭稻羹鱼”和“鱼米之乡”只是字面不同，内容是一样的。事实上，从古到今，长江流域“饭稻羹鱼”的模式没有变，所不同的是人口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在素质上登上了“文化之邦”的地位。用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分析，鱼米之乡的膳食结构是以稻米为主食，动物性蛋白质依靠水产（海产和淡水产）的鱼虾类补充，不同于北方以麦粟为主食，动物性蛋白质由牛羊肉补充，猪肉则是南北相差不大的副食。鱼虾类的蛋白质最容易被消化吸收，中国人历来有吃鱼使人聪明的说法，英国人自古亦有鱼是智慧食物的谚语，日本人亦有类似的说法。东西方不约而同都这样说，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同印象和经验之谈。后来终于找到科学的依据，现在风行的从美国进口的“Omega-3”之类的营养品，其成分包含EPA（十五碳五烯酸）及DHA（二十二碳六烯酸），是一种髙度不饱和脂肪酸，有软化血管、降低血脂的作用，它们都是从水产鱼虾类中提取出来的。临床实验表明，该成分确有改善脑力、人体素质及保健的作用。这是对上述民间流传的肯定。
早在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出各自的粟麦文化和水稻文化。有史以后，从最早的夏代开始，至今约5000年间，其前3000多年里是黄河流域的粟麦文化唱主角；南北朝隋唐是个转折期，进入宋以后的千年来，长江流域的水稻文化登上了主角地位。前期3000多年里的风云变幻比较缓慢，后期的1000年显然进展加快了，这也是历史发展后来居上的一般规律。
长江流域水稻文化近千年来表现得繁荣昌盛，但就全局看，则深含隐忧。因为长江流域水稻文化的欣欣向荣是由黄河流域相对落后衬托出来的。黄河流域为什么到现在难以回复往昔的峥嵘？可以见仁见智，说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点，是由于水资源的逐步减少和枯竭。“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其实，不仅限于农牧业，经济愈发展，生活水平愈提高，人均耗水量就愈多，已经成为一种衡量先进和落后地区差异的标尺。
黄河流域经历5000年的开发，整个农业和文化的成就是建立在不断消耗本流域的水资源的基础上取得的，水资源的平衡失调，支出大于收入，导致现今三北地区（华北、西北、东北，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4.6%）成为干旱、半干旱、亚湿润的地区，恰好位于横穿欧亚大陆中线和北非的一条超级沙漠带范围以内。北京、天津、太原、兰州、西安、乌鲁木齐都位于这条干旱、半干旱带之中。中国自北而南的七条大河流（松花江、大辽河、海滦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中前5条都陷入水流量急减的危机中，黄河于28年前首先断流，海滦河、大辽河、淮河继之，松花江近年也出现过断流，只剩长江和珠江还没有断流。内蒙古和甘肃西部无水干涸的河床有60多条，曾有面积20000平方公里之大的新疆罗布泊于1972年宣告死亡。它们以前都为历史上辉煌的农业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据联合国荒漠化会议所提的标准，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点，干旱地区为7人，半干旱地区为20人。1999年新疆的人口密度已达11人，内蒙古为20人，甘肃河西走廊绿洲地区的人口密度高达449人，最少的金昌市也有276人。
现代化大城市如果切断其电力供应，至多是引起交通、经济、商业、生活的瘫痪，但如果切断其淡水的供应，则引起的将是人们生命的存活问题。
中华民族信仰的司理雨水之神——龙神，何以厚长江流域而薄黄河流域？如果要责问龙神，根据“天人合一”说，龙神的回答可能是“我赐给你们的雨水，有多有少，但都够你们的农耕和生活所需，保证你们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前提是你们要做到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如果你们肆意滥用，不知节制，我只好动用我的惩罚手段，就是减少雨水，卷起风沙；或者是淫雨不止，泛滥成灾。你们只知道每年舞龙灯、划龙舟，给我庆贺，却不顾用水的收支失衡，你们现在应该有所省悟，回到正轨上来”。
21世纪我们面临着东南沿海经济繁荣、生活水平提高显著，而三北地区经济发展迟缓、生活水平提高困难、差距扩大的两难处境。为了对付这种挑战，开发大西北的各种设想和方案纷纷出笼，尽管它们各有各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即使付诸实施，届时收效显著，如果不落实到水资源的恢复即生态平衡的保育上，从长远看，仍然属于短期行为，如同4000年来黄河流域走过来的道路一样。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