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鱼和渔，甫和圃
“鱼”（简体作鱼）是个象形的字，鱼中间的“田”是鱼鳞的简化，上面的“勹”代表鱼头，下面四点是鱼尾巴的简化。“渔”是在鱼旁加水，表示人在流水边钓鱼、捕鱼，故称钓鱼、捕鱼人为“渔翁”，翁的下半“羽”是棕毛编织的簑衣，上面的“公”表音。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郛和，[英]李约瑟，成庆泰著，1999年）的第十三章《中国鱼类学史纲要》是专讲鱼类的。其中第三节把《范蠡养鱼经》说成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文献”，表明“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鱼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权威的著作作这样的论断，令人十分遗憾。
《中国鱼类学史纲要》依据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用罗振玉所辑的殷墟卜辞中两条含“圃”的卜辞：“贞其雨。在圃渔”及“在圃渔，十一月”。这是把“在圃渔”解释为在园圃里（捕）渔，而不是在江河、湖泊里（捕）渔，以此证明殷商时代已开始了池塘养鱼。“中国鱼类学史纲要”是把“圃”理解为园圃之圃，园圃中有池塘，所以“在圃渔”作池塘养鱼解是名正言顺了。
笔者按，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圃”，只有“甫”，不可以把“甫”等同于“圃”。甫指生长水草的地方，甫的水草义在《诗经》里是说得很清楚的，如《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笺：“甫田之草”。故“甫”本身是人们经常可以捕鱼的沼泽地，捕捉沼泽的鱼和池塘人工养鱼当然是两回事。
在甫的外面加一个大口成“圃”是后起的，初见于铜器铭文中。“圃”虽然和“甫”一脉相承，但在引用甲骨文时，仍以用“甫”为是。郭沫若的书里把甲骨文转译为楷书时，将卜辞“在甫渔”译作“在圃渔”，《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因之，故把“在圃渔”理解为在池塘中养鱼，也属顺理成章。但郭沫若没有释“在圃渔”为池塘养鱼，池塘养鱼是《中国鱼类学史纲要》对卜辞一厢情愿的读解。
后世“甫”和“圃”通用，“园圃”连称，指种植蔬菜果树的场所，但“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繁茂的泽薮，即沼泽浅水之地。如《国语·周语中》：“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韦昭注：“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备材用也。”圃因有沼泽义，故又引申为泽薮的地名，称“圃田”。《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南一带的陂湖之地，是个极古老的地名，表明商殷时还是个沼泽丰草之地。沼泽地多积水，鱼虾类繁多，是捕鱼的好场所。
在天然沼泽（甫或圃）所捕的鱼是野生的鱼，在池塘所捕的鱼是人工养殖的鱼，这是两回事，所以仅仅根据这两条卜辞说“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是难以成立的。不过，否定“在甫渔”是池塘养鱼，不等于说殷代还没有池塘养鱼，只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证明罢了。
[24] 范蠡《养鱼经》的问题
“中国鱼类学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范蠡《养鱼经》看作是2400年前的作品，没有注意到学术界早已公认《养鱼经》是后人托名范蠡的伪书，不好算作2400年前的作品。如果不算作范蠡的作品，它的养鱼技术内容还是很有科学价值的。
《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全书已佚，现今只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摘录，得知它的内容。说它不是范蠡所著的理由很多，主要有：
（1）书的开头说：“威王聘朱公，问之曰：‘闻公在湖为渔父，在齐为鸱夷子皮？？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这里的威王即齐威王，范蠡是在齐国的“陶”（今山东定陶）经商，改名朱公，出名以后，别人称他为陶朱公。按，越灭吴是在公元前473年，范蠡是在越灭吴以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史记·货殖列传》）而齐威王在位是公元前356—前320年，相差百年以上，此时的范蠡早已逝世。作伪者这里露出了马脚。
（2）书中提到鱼塘里要放养“神守”即鳖，秦以前的古籍里只有大量单音词“鳖”，没有双音词“神守”，双音词的神守是起源于汉代（详后）。由此可证《养鱼经》很可能成书于汉代，假托范蠡之名。
（3）《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如果此书是范蠡自己所作，绝不可能在书名中自己称自己陶朱公。
（4）《养鱼经》的书名从汉至北魏间称呼不一，有《范蠡养鱼法》《范蠡养鱼方》《陶朱公养鱼经》等，同书异名，前两种未见文字留传，唯《齐民要术》有大量“陶朱公养鱼经曰？？”的经文摘录，故分析此书当以《齐民要术》为准。
《纲要》是全文照录《齐民要术》的《陶朱公养鱼经》引文，再以现代科学养殖知识给予分析评价。因为是立足于2400年前的文献，就不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度量衡问题。古今度量衡不同，用现代公制市制分析表示时，要经过换算。但《纲要》“鱼池工程问题”一节中却直接以《养鱼经》的古六亩作今六市亩来阐释：“养鱼经讲到鱼池工程‘以六亩为池’，即是鱼池以六亩为一池。根据今天养鱼实践的经验？？一般以六七亩为好，所以养鱼经把鱼池规定‘以六亩为池’是合乎科学的。”按周制，一亩相当于今市亩0.3726亩；按汉制，一亩相当于今制0.6912市亩。不经折算，即以今六市亩等同于养鱼经时期的古亩来分析，怎么可以呢？同样，把《养鱼经》中所说的“谷深六尺”，按三市尺折算为一米，说“谷中立水六尺”是“八个深洼，深度两米。”但在接下来的鱼儿大小标准“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长三尺者四头”，却进行折算：“在周代一尺即合现在尺的六寸稍弱，当时三尺合现尺一尺八寸弱。”说明作者对上面的立水六尺和古亩六亩忘记了折算（按1尺等于0.333米，1亩等于667平方米）。
二是对《养鱼经》成书年代。《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其他章节里也有提到，说法与《纲要》不同，互相矛盾。《纲要》说《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但在同书第十四章第三节介绍古代鱼类的专著中，却说“关于鱼类和渔业的专书，首推《陶朱公养鱼经》一卷。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的雅称，活动在越（公元前495—前458年）浙江、江苏一带，不一定是他的原著，本书可能是东、西汉时期学者加工而成。”这个介绍是正确的，但在《纲要》部分却不采纳，不知道是观点不同，各自表述，或是全书编写中通气不够？另外，在同书第十二章“动物的家化”第四节“鳖的饲养”一小段文字中又是另一种说法：“《范蠡养鱼经》提到养鳖，称之为神守。主要利用鳖能吃腐败的鱼类尸体，有利于鱼池环境清洁，如利用鳖游到水面呼吸，驱使鱼群游动和水的流动，有利于鱼群生长发育，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原书459页）。这段文字提到《范蠡养鱼经》，对成书年份不作介绍，却忽然在结尾时点出“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似乎有《养鱼经》是战国和汉代作品的趋向，却又不明朗。这“养鱼是在战国时进行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显然与“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相差很大，前后不一致。
三是虽然否定《养鱼经》是范蠡所作的理由已很充分，但神守对于鉴别《养鱼经》的时代无疑也是关键之一。如所众知，先秦文字称动植物名称多用单音词，鳖在《诗经》《礼记》《周礼》《尔雅》《山海经》《列子》《庄子》《国语》等古籍中都称鳖，特别是《吴越春秋》中越王听了子贡的一番话以后，很是感动，说：“孤少失前人，内不自量，与吴人战，军败身辱遁逃，上棲会稽，下守海滨，唯鱼鳖见矣。”，以上都使用鳖，不见神守。此外，神怪故事、笔记类如《搜神记》《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神境记》《朝野佥载》《清异录》等都有提到鳖，却绝无提到神守。
以上说明神守这种双音词不可能出现于先秦时期，流行的时间也极短，不见于汉以后。笔者推想，汉代阴阳五行之说盛行，民间流行“厌胜术”（巫术的一种，认为通过诅咒或所指定的物，可以消灭或制胜对象的人或物），汉时民间的养鱼经验，知道把鳖和鱼一起放养，有助于鱼的顺利饲养，这种经验，被附上厌胜术的色彩，特称之为守神，又颠倒为神守。汉以后，鳖的别称流传至今的很多，如团鱼、王八、水鱼、中华鳖等，唯独不再见神守的称呼，而且宋元以后的书籍中，凡是再提到神守的，都是转引《养鱼经》原文，即是因厌胜术衰退之故。另外，《养鱼经》作者使用厌胜术的神守，怕读者不懂，接着加以解释：“神守者，鳖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是部巨著，成绩斐然，虽出现上述小小的失误，却瑕不掩瑜，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从事动物学史研究的专家只能是科学家，而不会是文史学家。因为文史学家缺乏科学动物学知识，想写也无从入手。科学家只要有一定的古籍阅读能力，便可以到古籍中寻找有关记述，梳理分析，给予科学的解释，使潜伏、蕴藏在古籍文献中的科学性记载获得应有的解释，让古人的知识大放光芒。
问题在于，古籍的记述不同于现代文献，它们在流传中掺杂不少误抄误刻，或张冠李戴，或有意作假伪托等，所以在文史界向来有注重书籍真伪考证辨别的基本要求，以至于产生训诂校勘之学。这些都不是科学家的精力所能顾及的事，不好苛求。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激增，导致文理最早而彻底地分家，彼此各自独立门户，互不沟通，已达一个世纪之久。而客观世界的知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科学史的研究是最先接触整体综合的领域，所以碰到的问题也首当其冲，这是不足为奇的，时代在发展，文理交叉、学科交融的领域将日益扩大，《中国古代动物学史》起着带头领先的榜样。
[25] 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
2005年6月9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给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的稻田养鱼举行世界农业遗产的挂牌仪式，从此龙现村成为全球首批四个重要的农业遗产保护点之一，排名世界第二，亚洲第一。
青田县及其贴邻的永嘉县，报纸上说稻田养鱼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贵州的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同样有悠久的稻田养鱼历史。侗、苗族的稻田养鱼和青田、永嘉的稻田养鱼还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说来话长。
江浙一带在历史上属春秋时期的吴越国，吴越两国的语言风俗相同。后来楚灭吴，接着秦灭楚及越，秦又被汉所灭。在这些战乱过程中，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同汉人合居，以防止越人的反抗。就这样，他们慢慢地和汉族融合了。
留下的越人，分散往东部迁徙，或向西南内地迁徙，或进入山区，脱离了与汉族的来往。
往东逃到沿海岛屿的越人，被称为外越；外越的一部分更继续渡海去了日本，同时把水稻种植也带了过去，从此日本有了水稻。古越人同日本的原住民虾夷人通婚，世代繁衍，成为日本民族。原来的虾夷人遭到不断排挤，迁往今北海道和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少数民族。外越人渡海到日本后，个别的古越语还保留在日语里，典型的如日语的“依缓”（ィ 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同样，日语的船、盐、猪肉等词的发音，也都是古越语的残存。
留下来的部分越人，陆续向内地迁移，抵达今西南广西、贵州一带，定居下来，被称为百越的后裔。在吴越原地未迁移的越人，因不愿受汉族统治，纷纷逃到江、浙、皖一带的深山里，被称为山越。山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到了唐宋的文献里已不再见有山越的记载了。
越族与汉族完全融合后，古越语消失了，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110多个县市，人口7000万左右。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但是现今的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所以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古越族是个沿海以种植水稻及渔猎为生的民族，所以司马迁形容“江南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是形容稻作技术较粗放，“饭稻羹鱼”是对古越人生活方式极好的概括。渔猎需要熟练的驾驶能力，古越人最善于驾驶独木舟，古籍上说越人“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所谓水神，是一种鱼类——鲛的图腾信仰。古越人以捕鱼为生，对鱼有一种天然的崇敬意识，认为是上天的恩赐，所以在水稻收获后，举行尝新谷和吃鱼之前，必须举行祭祀的仪式。
回顾了吴越的“饭稻羹鱼”历史，就可以理解，当山越被迫逃进山区后，他们原先“饭稻羹鱼”生活中的河海鱼食，完全断了来源，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能继续了。“稻田养鱼”可说是山越对“饭稻羹鱼”的应变和创新。在山区种植水稻，可以利用山间的泉水和自然降雨水分保证供给，但鱼食只限于山溪水涧里的少量鱼类，实在无法满足需要，因而想到将它们放养到稻田里繁殖。经过反复的试养和驯化，终于从鲤鱼中选出一种适宜于稻田饲养的“田鱼”来，最后成为今天著名的“瓯江彩鲤”。浙江永嘉山区的老农说，“三国孙权坐天下时，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稻田养鱼了。”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山越是到三国孙权时才与汉族发生密切的交往。孙权建立吴国之初，国力弱小，要抵挡曹操大军的南下，兵力远远不够，于是设法从山越中征兵，山越又勇敢善战，从而促进了山越和汉族进一步的融合。据查，三国时还未设永嘉郡，晋时才设永嘉郡，唐时才设青田县，所以报载青田养鱼已有1200年历史，可能时间偏迟，应该在永嘉、青田未分时即已有稻田养鱼，时间不会少于2000年。
山越中另一部分向西南内迁的，把稻田养鱼也带到新居住地，保留着更原始的稻田养鱼文化内涵。贵州的侗族，稻田养鱼就非常普遍而隆重，侗族人民的稻田养鱼还保留同祭祀的密切关系，每逢水稻收获，必须用新谷和田鱼祭祀祖先。侗族鼓楼里陈列的龙，龙身是鱼身，龙头是鱼头，不像汉族龙头的大眼睛、长着两支大角、下巴有龙须的形象，而是保留着古越族信仰鲛（龙）的形象。
当然，稻田养鱼的起源不能局限于山区，平原的稻田也养鱼，在长期有浅水的沼泽地种植水稻，那里本来就有野生的鱼儿，容易引起人们在稻田养鱼的尝试。此外，发大水的时候，河湖池塘里的鱼儿会游到稻田里，水退后留在稻田里，也会启发人们在稻田里养鱼。1978年四川勉县东汉墓出土了一件红陶水田模型，中间有田埂将田面分为两块，上面放置有18件泥制的水生动植物，如荷、菱、萍、鳖、鱼等，内有草鱼、鲫鱼4条，被认为是稻田养鱼的证据。平原稻田养鱼和山区稻田养鱼，都有2000年的历史，一直沿袭至今，并且内容不断发展充实，显示出稻田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瓯江彩鲤肉质细嫩，无泥腥气，味道鲜美，鱼鳞也柔嫰可食，兼有观赏与饲养的价值。青田是个侨乡，大量的中青年都侨居欧洲各国，青田农民利用田鱼的这种特色，加工成鱼干或直接把活鱼空运到欧洲，供应欧洲华侨开的中餐馆，深受欧洲人的欢迎。龙现村的田鱼出了名，又带动了旅游观光业，经济也富裕了。
稻田养鱼的生态好处多多。田鱼觅食时，搅动田水，搅糊泥土，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氧气，促进水稻生长。田鱼吃了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以及叶蝉等害虫，免去了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田鱼的排泄物等于给稻田施加有机肥料，最终人们获得了鱼肉和稻米，动植物蛋白质齐全，还创收了经济。
田鱼的种类不一，以鲤鱼为主，还有草鱼、鲫鱼、鲶鱼、鲩鱼、罗非鱼等，因地而异。稻田养鱼需要在水田里开挖供鱼儿活动休息的“鱼溜”或“鱼沟”，在田埂上设置进水口和出水口，安装拦鱼栅等。靠近田边、田角的鱼溜上面可以搭矮架，下面种瓜、豆和葡萄等，利用它们爬蔓遮阳，充分利用太阳能。
富有生命力的稻田养鱼现在正向标准化、多样性发展，并不局限于养鱼，也可以养鸭、养蟹、养虾，又可以和养萍、养菰结合，形成多元复合的生命能量循环。据统计，全国稻田养鱼的面积1990年时约1100万亩，现在已超过3000万亩（养鸭等在外），形势大好。
在农业现代化不断采用新技术武装农业而导致环境与食品污染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扬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类似稻田养鱼的模式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