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陆羽《茶经·七 之事》“茗菜”质疑
陆羽《茶经·七之事》是《茶经》一书中内容最为庞杂的部分，涉及与饮茶有关的历史人物、传说人物、神话传说、茶叶产地、风俗掌故等。以一人一事为单位，分条叙述，共2500字左右。其中第二大段第三条引《晏子春秋》的记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卯茗菜而已。”（笔者按：戈应作弋，卯应作卵）。2000年新出版的《中国茶叶大辞典》“茶人之部”根据陆羽的引文，以晏婴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茶人，并加按语说：“按：《晏子春秋》内篇作：‘苔菜’，《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作：‘茗菜’，同《茶经》。当时茗（茶）作为食始，不是饮料。此为关于茶的较早的文字记载。”本文是对此持不同看法的探讨。
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引《茶经·七之事》的文字稍有不同，并注明有的版本以“戈”为“弋”；有的版本以“茗菜”为“苔菜”。但采用茗菜，并作了语译：“晏婴担任齐景公的国相时，吃糙米饭，三五样荤食，以及茶和蔬菜”。
这段语译基本可以，但不够准确。“食脱粟之饭”指脱壳后的糙粟，不是稻米，故以作“吃糙粟饭”解为宜。“炙三戈五卵”是错了，应是“炙三弋五卵”。“戈”是刀形的青铜兵器，盛行于商周时期，没有其他的意义，戈在这里是说不通的。“弋”是一种繋着细线的矢，主要用来射飞鸟，射中后可以收回，反复使用。出土的“战国宴乐纹铜壶”上刻有很生动的弋射飞鸟图像，每只矢上都连着细线。译“炙三弋五卵”为“三五样荤食”，是避开原文作意译。“炙三弋五卵”指用火烤食弋射所得的鸟肉和采集的鸟卵，这是很简朴的生活。
“茗菜”或“苔菜”，应该以哪一种为正确？遵循陆羽的引文，当然以茗菜为有理，如果是“苔菜”，便与茶叶无关，陆羽也不会引用这条文献了，后人也无从跟着引用，以晏婴为第一位茶人了。
既然《茶经》的茗菜条引自《晏子春秋》，那么，查阅《晏子春秋》原书，核对“茗”和“苔”的分歧，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笔者查阅了《百子全书》所收的《晏子春秋》及《四部丛刊·史部》（明刊本影印）的《晏子春秋》，该书共分内外篇八卷，二百五十章，陆羽所摘引的是《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第十九章，但第二十六章也有同样内容，现将两章文字抄录如下：
第十九章：“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吿公，公为之封邑？？婴闻之：臣有德，益禄；无德，退禄。恶有不肖父为不肖子，为封邑以败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第二十六章：“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笔者按：耳矣即而已）。公闻之，往燕（通宴）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贫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
《百子全书》与《四部丛刊》本的文字虽然略有出入，但作“苔菜”不作“茗菜”则始终一致。
中华书局的刘尚荣先生负责审校《中国茶叶大辞典》中有关《茶经》的这段引文，他为了弄清楚茗菜的来源，曾“先后查阅过元、明、清时期的十余种善本及名家校刊本，其结果令人失望，各本《晏子春秋》无一例外地都作苔菜。”
既然如此，那么陆羽《茶经》所引的《晏子春秋》作“茗菜”，是否依据的是另一种版本？或者陆羽未曾看到《晏子春秋》原书，而是摘自间接的材料？因为古代的书籍流通量极少，不可能想看就随手可得，往往靠辗转传抄而来，这便增加了笔误的机会。《茶经·七之事》流传中有“三戈”和“五卯”的差错，即是其例。陆羽曾参加颜真卿主编的《韵海镜源》工作，编辑这类书有助于解决难得原书的问题。所以也有来自转抄的可能，只是缺乏直接的证明。不管怎样，既然“茗菜”被茶学界所肯定引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茗菜”的可靠性作出判断。
笔者认为按《晏子春秋》中叙述晏子生活的内容看，“茗菜”当是“苔菜”之误，理由很多，试分述如下：
（1）《茶经》与《御览》的引文与《晏子春秋》原著发生茗菜和苔菜的分歧，应该以《晏子春秋》原著为准，不宜只以引文摘录为准。现代的科研论文当引用他人文献时，也必须引用原作者的原文，不可以将第二手引文等同于原作者的原文。既然元、明、清时期的十余种善本及名家校刊本的《晏子春秋》都作苔菜，说明茗菜不是《晏子春秋》的原文。茗和苔字形相近，其发生差错的性质与三弋之作三戈、五卵之作五卯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戈改正为弋、卯改正为卵才可通，而茗改正为苔后，在《茶经·七之事》中将成无的放矢，不能立足了。
（2）“茗菜”与“苔菜”的不同，给编辑《中国茶叶大辞典》“茶人之部”的专家、编校和审稿者带来极大的困惑，甚是棘手。刘尚荣先生为此花了大量的精力，他在述评《中国茶叶大辞典》一文的第三部分“释义规范，科学性强”一段中举茗菜和苔菜之例，详述了此事的经过：是不是陆羽搞错了？茶人“晏婴”这个词条能否成立？带着一系列疑问，审稿人苦思冥想，被迫迈进版本学、训诂学、校勘学的领域再作探索。工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北宋初年修定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二十五·茗》中意外发现了如下的一条记载：“《晏子春秋》曰：‘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卯（按，当作卵）茗菜而已’。”这与陆羽《茶经》的引述几乎完全相同，从而证明至少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流传的《晏子春秋》某种版本，曾指明晏婴在食用茗菜，陆羽没有传讹或杜撰。尽管至今哲学史专家与茶文化专家在茗菜与苔菜孰是孰非问题上或许持论不一，但有了《御览》佐证的强力支持，足以免除陆羽转引带来的孤证难以立论的尴尬。《御览》的旁证早于现存《晏子春秋》的最古刊本，茗、苔异文并存，晏婴食用茗菜可备一说。“于是晏婴可堂而皇之登上‘古今第一茶人’的宝座了”。
笔者对于这种一丝不苟、谨严校勘的精神十分钦佩，唯对最后一句“于是晏婴可堂而皇之登上‘古今第一茶人’的宝座了”不敢苟同。理由是审稿者心中已带有晏婴是第一茶人的愿望，因而碰到同样的错误字，作出不同的处理。如对“三弋五卯”的“卯”即在括号内注“按，当作卵”，但对“茗菜”却手下留情，说“晏婴食用茗菜可备一说。”《晏子春秋》积累的十余种善本都作“苔菜”，仅仅因为最早版本是明朝的，不如《御览》宋朝早，加以否定，却肯定了《御览》的摘录，这种相信第二手引文胜过原书的做法，说服力是不够的。而且据旧版《辞海》对《御览》的介绍时附带指出：“全书分五十五门，所采书一千六百余种，虽多转引类书，不能一一出自原本，而蒐罗浩博，考证家籍以考见古籍佚文。”可见也难以肯定《御览》所引的《晏子春秋》一定是原书而非来自类书。编者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因改“茗菜”为“苔菜”，晏婴这条词条便不能成立，也不可能登上古今第一茶人的宝座了。
笔者以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指出《茶经》及《御览》所引茗菜，在《晏子春秋》所有现存版本里都作苔菜，由读者自己去判断。我们后人无权修改陆羽的摘录，但可以指出问题。同时，也放弃晏婴是第一茶人的设想，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3）要肯定晏婴已有茗食，在搜集历史文献，加以校勘的同时，还必须从与茗食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茶经·一之源》第一句话就是“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为什么中国第一位茶人却是出在北方的晏婴？《茶经·七之事》和《八之出》中都提到许多茶叶的产地，涉及的省份以四川最多，浙江次之，其余为安徽、贵州、江西、湖南、湖北、江苏、福建等。共有54个唐时的州名，都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没有一个是在北方黄河流域的。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温暖的时期，年平均温度约较现今高1.5℃，故长江流域的茶叶栽培发展很快，即使这样，也没有推进到黄河流域。春秋时山东一带的温度较唐时为低，更不可能有茶树栽培或野生。如果山东春秋时已有茶树（不管是野生或栽培），晏子“茗菜而已”便可以理解。但在《七之事》和《八之出》中都没有提到北方有茶树的分布，这绝非陆羽的疏忽，而是事实上北方还没有茶树分布。晏子是春秋时夷淮人（今山东高密），如果茶树都没有，这茗又何从采起？故《茶经》引晏子“茗菜而已”与它自己所记载的茶叶产地分布是自相矛盾的。
（4）《晏子春秋》是晏子死后战国时晏子的信徒们搜集晏子的言行，编辑而成。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有关晏子的“御”（车夫）的故事：“晏子为齐相，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文长，不俱引）。”《史记》这段引文完全与传本《晏子春秋》的《内篇·杂上》第二十五相同。这可以反驳宋版《御览》比明版《晏子春秋》要来得早因而更可靠的观点。
（5）比较古籍行文的风格，也是一种辅助性的辨别参考。现将《晏子春秋》原文和陆羽及《御览》引文分别抄录如下：
A.《晏子春秋》第十九章：“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吿公？？”第二十六章：“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
B.《茶经·七之事》和《御览》引《晏子春秋》：“晏子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卯（卵）茗菜而已”。
A说“晏子相齐”，B说“晏子相齐景公时，”；A说“食脱粟之食，”，B说“食脱粟之饭，”；A说“而已”及“耳矣”，B说“而已”。从文字语句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前者是先秦的文风，后者更接近汉唐的行文。尤其是前者使用“耳矣”是典型的先秦同音字通用，后人都改用“而已”了。另外，“食”字早见诸甲骨文，“饭”是南方古越语进入北方后吸收进书面语。凡此都说明陆羽的引文是另一种较迟的《晏子春秋》版本，其中颇多误传，如以弋为戈，以卵为卯，及以苔为茗。而且《七之事》和《御览》第十九章还漏了“衣十升之布”一句。此句与茶茗无关，却是形容晏子衣食生活俭朴必不可少的衣的部分（升是古代布的粗细单位，八十缕为一升，十升是粗布，十五升为细布。陆羽在摘录时可能因其与茶无关而刪去？）。
总之，苔和茗，弋和戈，卵和卯，本来是古籍传抄中难免的讹传，不足为怪，正因古籍流传充满此类讹误，所以才有专业的校雠、训诂等学。不过，笔者的用意并不在纠正茗菜应作苔菜。茗菜在《茶经·七之事》里，与其他材料像《神农食经》及《搜神记》《神异记》里的道士、鬼神等东西放在一起，还是协调的，这是《茶经》成书的历史背景特色，丝毫无损于《茶经》的光芒。
问题是现在提倡发扬中华悠久的茶文化，想寻找中国第一位茶人，终于找到晏婴。笔者怀疑是否有此必要？饮茶以前，先有一个采食茶叶的阶段，那是原始农业时期的事，其地点当在茶树起源中心巴蜀滇一带，而非山东。即令晏婴食茶叶是事实，也已远非“第一位茶人”。故笔者以为寻找文献上的第一位茶人，而且光以文献记述为准（不顾及地理气候环境条件），虽然找到一些明显矛盾的记载，仍给以肯定，是并不科学的。好比历史上寻找发明农业的第一人是神农、第一位造字的是仓颉、第一个造纸的是蔡伦、第一个作乐律的是伶伦等一样，古人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到现代还沿袭着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了。陆羽已被公认为茶圣，茶圣而兼第一位茶人理所当然，有何不可？却远到黄河下游并不生长茶树的地方把第位一茶人的桂冠加到晏婴头上，说笑话，如晏婴地下有知，按他的性格，恐怕也会“再拜以辞”吧。
[20] 说茶
中国的茶文化丰富多彩、意境优美、雅俗共赏，在世界范围里独树一帜，是中国人精神面貌和修养的一面镜子。
陆羽《茶经》中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这句话，其根据当来自《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而神农氏通常又定作5000年前，于是茶在5000年前即已有栽培的推论就这样定下来。在陆羽那个时候说神农氏发明饮茶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还这样“一脉相承”，就不妥当了。神农氏是男性的农神，但是世界各地的农神多是女神。如罗马的农神Ceres是女神，希腊的农神Demetor是女神，埃及的农神Isis也是女神。为什么前者都是女性，只有中国的神农（还有后稷）是男神？这表明农神为女性是先有的，农神为男性则是后起的。可是，中国江南农村流传崇拜至今的“秧姑娘”“稻花神”“米娘娘”却都是女性，与罗马、希腊、埃及一样，几千年下来不受神农的影响。中国北方的各氏族部落早在新石器晚期即已不断通过战争、交融，形成华夏族，父系氏族已占主导地位，一切历史的起源追踪，都排斥女性而带上父系色彩，故农神也成为男性，是不足为奇的。
否定茶不是神农氏发明，不等于说新石器时期还不知道采用茶叶。新石器时期原始人采集的植物种类繁多，有供食用的、饮用的、祭祀用的、药用的、毒物用的、染色用的、编制用的？？所以原始人认识的植物种类之多，超出现代人的想象。据Jardin（1967年）的调查统计，原始农业时期的人认识的植物种类至少在1400种以上，其中叶菜类最多，达600余种。很难设想在这么多的采集植物中，像茶叶这样可贵而又极其普遍的植物会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不知道加以采集利用。
黄河流域处于南方这个林带以北，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态环境。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环境较长江以南为有利，故原始农业发展早而繁荣，最早的文字也产生于黄河流域。故甲骨文中还没有“茶”或“荼”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陆羽《茶经》里提到茶的别名有荼、茗、荈、蔎、槚等五个（实际上还要多，这里不展开叙述）。这些称呼都是南方的方言，主要是巴蜀（四川）一带。因为这些字都不见于金文，当它们在传播中被汉字记录下来时，已经是较迟的秦汉时期了。所以这些茶的方言字要到西汉《尔雅》和东汉《说文》中才收入并加以解释。这些字并非简单的同义词，是随着茶文化的发展，各自取得新的含义，如《尔雅·释木》只说：“槚，苦茗也。”到了晋代，郭璞的注就说：“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为荈。蜀人名之苦荼。”故唐以前称茶较少，一般多称茗荈，那时都还不使用茶字。
强大的唐朝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开始逐步南移。茶文化也同时迅猛勃兴，以陆羽《茶经》及许多诗人为代表的朝野饮茶之风兴起，皇家、仕宦、诗人、寺庙僧人直至民间百姓，莫不饮茶。被誉为“唐诗之路”的浙江新昌一带，元稹、白居易的新诗一问世，即有人将其转抄在纸上，拿到集市上，可以换取新茶，诗和茶的交换，不经由金钱媒介，以茶换诗，因诗得茶，真是绝妙的茶诗文化结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王朝茶具，令人叹为观止，皇室嗜茶，对推动茶文化自然有很大作用。陆羽从小在寺院长大，读书学文以后，尊崇儒家，但他的爱好茶艺显然是与寺院茶文化的耳濡目染并身体力行分不开的。
中国的饮茶、品茗之风始自南北朝，大盛于中唐，到宋代，士大夫品茶、斗茶之风达到高峰，民间饮茶也是五花八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人口密集，商业繁荣，城里的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又有些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的，又有在巷陌街坊里专门“提茶沿门点茶”的，婚丧二事有人代为“点送邻里茶水”的，还有些僧道头陀“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的。
元朝蒙古族入侵，知识分子受打击迫害最甚，“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堵塞，于是产生出受市民阶层欢迎的元曲杂剧。明朝商业经济大发展，知识分子一变写戏曲而转向写作白话小说。清朝入关，商业发展被压制摧残，社会经济倒退，满族统治者害怕知识分子反清复明，采取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恐怖政策。知识分子发生分化，一部分人逆来顺受，走上仕途；另一部分人远离政治，埋首考据训诂之学；还有一部分人继明朝小说之传统，白话小说的数量大增，出现了《红楼梦》这样空前绝后的名著。茶文化也随着这一大背景的改变而改变，出现新的面貌，更见普及了。
计算机光盘版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书1305页，其中有246页有茶的记载，出现率占17.82%，这个频率是很高的。对照一百二十四回的《水浒全传》1305页中，茶的页数只有80页，出现率为6.59%。有意思的是，《水浒》中虽茶的出现次数少，酒的出现次数却甚多，有504页，出现率占38.62%。但《红楼梦》中酒的次数也不低，有266页，占19.27%，与茶相差不大。这里面包含很多信息。从茶文化的传统看，茶与文人的关系当然很是密切的，甚至于文人被视为茶文化的同义词，我以为这是偏见。如从饮茶的人口看，平民百姓的饮茶人口是绝对优势，难道他们就全不懂茶？对茶文化就全无贡献？茶树品种栽培改良、茶叶加工制作、茶水水源供应、制茶燃料供应、茶炉茶具制作？？哪一样不是农民百姓的劳动贡献？只因作为茶文化载体的文章诗词是文人创作的，文人自然要占尽风光。
将《红楼梦》中描述的茶艺和《老残游记》中出现的茶艺描述加以比较，也可说是清前期曹雪芹和清后期刘鹗对茶艺的看法，也是时代变化的反映。《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中，提到贾母不喜欢饮“六安茶”，喜欢饮“老君眉”（指洞庭湖君山所产的银针茶，其味清淡，适宜老人饮用）。泡茶用的水大观园里强调用“去年蠲（juān，清洁意）的雨水”才好。但妙玉还认为这并不算好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打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来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大观园里的少爷小姐们喝的茶不用普通井水、雨水，而是要把当年雨水收进容器，埋入地下，到第二年拿出来煎茶才合格。还有是收藏早晨花朵上的雾点，最好的是收藏雪水等。而妙玉这里的要求更高，必须是梅花上的雪！饮茶需要好水配合是一种讲究，但像大观园里这种强调，实在是有闲阶级的钻牛角尖。妙玉养尊处优，其品茶的要求变得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更是饮牛饮驴了。”这不像品茶，更像是在开口骂人；不光是对平民百姓饮茶的诬蔑，也是她没有茶道修养的反映。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中说用“仙花灵叶上所带宿露”的水来烹茶，更是离谱。茶文化如若沿着这种思路走，只能是条死胡同。
《老残游记》第九回“三人品茗，促膝谈心”中有这样的描写：“子平？？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觉得清爽异常。咽下喉去，觉得一直清到胃脘里。那舌根左右，津液汩汩价翻上来，又香又甜。喝过两口，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说不出的好受。”这样的描写显得平民化又不失雅兴。接着申子平问：“这是什么茶？为何这么好吃？”女子道：“茶叶也无甚出奇，不过本山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香作柴，沙瓶煎的，所以好吃。尊处吃的都是外间卖的茶叶，无非种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我觉得《红楼梦》描述的品茶和《老残游记》描述的品茶，可说是上层官府大家族养尊处优者和一般市民阶层品茶的差别，二者追求的目标不同，感受也异。前者会随着家族的衰落而失落，后者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还是后者有生命力。
上面两部小说都论及茶水的问题。茶和水的关系太密切了，前人对水质的追求有时也难免陷入误区，对名贵茶叶的珍爱和保藏也有不科学的理解和做法。唐朝宰相李德裕因喜欢无钖惠山泉水烹茶，便动用驿传（古代以快马传递信息）从无钖把惠山泉水昼夜兼程传送到长安饮用。宋朝的唐庚对此提出批评，他说烹茶的水贵在新和活，从无钖通过驿传的泉水，且不说真伪，就算是真的，也已不是新水活水了。显然，唐庚是懂茶水之道的。
茶水之外，第三位便推茶具，所谓“茶—水—盏”三位一体。茶具因产地不同，原料质地差异，艺术造型水平悬殊，自然有雅俗之分。好茶、好水加好茶具才算完美无缺。茶具在茶文化中已发展成为可以独立展示、收藏的艺术品。
民间饮茶充满人情味。在明清小说中我们看到民间茶店的各种称呼，什么茶社、茶坊、茶局、茶肆、茶家；服务员称“茶博士”，现在听起来别有风致。店家和主人按照邀请饮茶对象的身份、地位、亲疏以及饮茶的目的不同，如叙旧、结交、请托、说情、纠纷、和解等而分别称“奉茶”“献茶”“供茶”“端茶”“拜茶”“点茶”“看茶”“传茶”“讨茶”“吃茶”“待茶”“捧茶”等。人物对话生动鲜活，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同样的饮茶，这种些微的差别，通过文字描述的勾画，没有声音，没有图像，使人看了却如身临其境，即便是现代的电视摄像镜头，也无法表达。这其中茶文化是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据笔者查检的结果，明清小说中茶的出现次数大抵都与《水浒》类似而略高，如《喻世明言》为9.68%，《老残游记》为9.81%，《官场现形记》为9.50%，《拍案惊奇》为7.40%，《儿女英雄传》为11.07%，《二十年目睹怪现状》为7.59%等。民间小说中茶的出现频率如此均匀而高比例，是茶文化深入民间精神生活的反映。过去农村乡间的道路上，每隔五里十里必有一个供人小憩的路亭，路亭里往往有茶摊或义务供茶的小摊，这些茶亭的柱子上通常都有对联，如：“小息为佳，请品数口绿茗去；归家何急，试对几首山歌来。”在茶亭吃茶，不光是休息、解渴，还要对山歌，这是民间的茶文化气息；又如：“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彼此；两头是路，吃一盏莫问东西。”这简直是民间的禅语了，但这些都随时光流逝而消失了。
21世纪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西方饮料的冲击和挑战。西方饮料的特点是配方品味的标准化、包装规范的形式化和奢侈化，尤其口味的单一化最为突出。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一个角落，你想喝可口可乐、雪碧，都是同一成分，同一包装，同一口味。正是依靠这种标准化、单一化的低成本、高利润，所向无敌，占领中国饮料市场如入无人之境。而中国传统的茶饮料恰恰是以品种的多样化、风格的地方化、口味欣赏的个性化和层次差别化，以及潜藏于背后的只可领会、难以言传的文化内涵取胜。如果把中国的茶饮也来个西式的标准化，打开一听易拉罐的茶饮料，就只一个品牌，一个味道，无分春秋，不见茶叶，只剩茶汁，那么，这一模仿西式饮料成功之日，也即中国茶文化寿终正寝之时。
在这种挑战面前，近年来不断有各式各样的茶馆在城市街头兴起，它们之中，不少茶馆环境的陈设布置，一反歌厅舞场的喧闹嘈杂，使顾客进入茶室就座之下，即觉得气氛安静平和，心情舒畅。并配合有茶艺小姐的表演等，以此与西式饮料市场的一边倒相抗衡，可说是良好的开端。
[21] 《大观茶论》作者问题的探讨
宋代10种左右茶书中，《大观茶论》占有重要地位。有关《大观茶论》的作者，在茶叶学界历来被认定为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原名《茶论》，又称《圣宋茶论》。宋徽宗赵佶撰。约成书于宋大观元年（1107年）。自《说郛》刻本始改今名。另有《古今图书集成》刊本。全书2800余字？？其中论及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煮之妙，尤为精辟，反映北宋茶业发达和制茶发展的一个侧面。有些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另外，《中国茶叶大辞典》对赵佶本人的介绍是：“赵佶（1082—1135年）？？以皇帝之尊，于大观元年（1107年）编著《茶论》（后《说郛》中收此书，称之为《大观茶论》）。共二十目，从茶叶栽培、茶叶采制，直到茶的烹试、鉴评都有记述，至今尚有借鉴和研究价值。赵佶自己嗜茶，还擅斗茶和分茶之道，提倡百姓普遍饮茶。宋代斗茶之风盛行，制茶之工益精，贡茶之品繁多，与赵佶的爱茶关系密切。”稍早的《中国茶学辞典》也以赵佶为作者，内容差不多，不俱引。
另据《中国古代茶叶全书》对赵佶及《大观茶论》的按语说：“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北宋的第八任皇帝，神宗的第十一子。多才多艺，却治国无方。精于茶艺，曾多次为臣下点茶”。见蔡京《太清楼侍宴记》：“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大观茶论》正如本书所揭，成书于北宋大观年间，共20篇，其中关于点茶的1篇，详细记录了宋代这种代表性的茶艺。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有著录：“圣宋茶论一卷，右徽宗御制。”明初陶宗仪《说郛》收录了全文。但由于《宋史·艺文志》及其他的目录书及丛书、类书等都没有收录该书，因而历来也有学者怀疑此书并非徽宗所作，但也只限于怀疑而已。
上面引文中所谓“历来也有学者怀疑此书并非徽宗所作，但也只限于怀疑而已”确是事实，因为怀疑者只凭《宋史·艺文志》及其他类书都不著录此书这一事实，没有其他更多的论证。再说，冠名宋徽宗，落实了作者，也是好事，故茶学界也没有人再去钻这个牛角尖了。但笔者认为《大观茶论》落实为赵佶所作，其实有很多疑窦。对此书的作者问题提出探讨，弄清楚一些客观事实，不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试作以下的讨论，以供交流求正。
此书原名《茶论》，在作者自序的末段说得很清楚：“？？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作者是谁，没有年代，没有署名。直到南宋晁公武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用“圣宋茶论”字样介绍。要知道，在茶论前加“圣宋”二字，完全与作者无关，圣宋二字是宋朝首先使用的对宋王朝的尊称，在宋代的铜钱上也铸有“圣宋”二字。宋以前无此用法，宋以后的元、明也没有用圣元、圣明，清朝以称大清为主，偶然也出现圣清。
问题在于晁公武在“圣宋茶论”后写有“右徽宗御制”五字，落实为宋徽宗所写。《圣宋茶论》的原书已不得见，直到明代陶宗仪才收集到《圣宋茶论》，将它编入《说郛》中，时间已是明代，不好再用“圣宋”，于是陶宗仪根据“右徽宗御制”的说法，将“圣宋”改为“大观”，圣宋不牵涉具体的年份，改“大观”便把此书的写作年代落实为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所作。
赵佶登帝位改号“建中靖国”时（1101年）只有19岁，不可能著《茶论》。次年又改号“崇宁”，只五年，才改“大观”（1107—1110年），共四年，所以《大观茶论》若是赵佶所作，他的年龄应在25～29岁之间，似乎偏早了些。因为赵佶即帝位前是个皇室的公子哥儿，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他喜爱踢气球（即足球），即位之后，生活穷奢极欲，滥征捐税，无偿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称“花石纲”，运送汴京，修筑“艮岳”园林，将北宋政府历年积蓄的财富挥霍一空。“花石纲”害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遂暴发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赵佶又派兵进行了血腥镇压。
赵佶养尊处优、穷奢极欲、过着“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赵佶词：眼儿媚）的享乐生活，其内心是很空虚的。于是他从精神方面追求风雅，寄情于书法、绘画、吹弹、声歌、辞赋等，以求得弥补，斗茶自然会是内容之一。
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国之君，对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竟然是崇拜老子道教。他亲笔御批，尊称《道德经》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经》，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他身边的宦官不称他为皇上，而称他为道君。又亲自注释《道德经》，并下诏把《御解道德真经》颁行天下，纳入科举考试。他从读《道德经》变成迷信道教，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肖属狗，为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很是好笑。
基于以上的背景简要介绍，我觉得“大观茶论”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现试分四点陈述如下：
（1）《大观茶论》（以下简称《茶论》）序言中说：“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为二十篇。号曰茶论”等，这种行文的语气，其身份恰好像一个熟谙茶叶生产的文人，而不像深居皇宫内院的帝王。对比宋高宗的自述文字：“朕见令宫廷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高宗自称“朕”“见令”“使知”等，这才是皇帝口气。
（2）《茶论·地产》篇说：“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滋阴以节之。”紧接着的小注云：“今圃家皆植木，以资茶之阴。”《天时》篇说：“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急？？若或时旸时燠，芽奋甲暴？？有蒸而未及压，压而未及研，研而未及制，茶黄留渍，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为庆。”《采择篇》说：“撷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芽，不以指揉，虑气汗熏渍，茶不鲜洁。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不是生长在茶区的人，或没有亲历过茶区的人，是不可能说得如此精到内行的。比赵佶早七十来年的蔡襄（君谟）《北苑茶》五言长诗，上半提到“？？才吐微茫绿，初沾少许春。散寻紫树遍，急采上山频。宿叶寒犹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上焙，篮笼雨中民？？带烟蒸雀舌，和露叠龙鳞？？”。这些叙述即是他实地考察经历的提炼。后半段叙新茶上贡的严格规定：“作贡胜诸道，先尝只一人。缄封瞻阁下，邮传渡江滨？？年年号供御，天产壮瓯闽。”更显示了皇室对新茶的独霸、垄断性。赵佶不是陆羽、蔡襄等，他生活在皇宫内院，从未去过远离汴京3500里之遥的福建茶区，怎能说得像实地考察过或生长在茶区人的体会一样？
《茶论》2800多字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点》篇，这是20篇中字数最多的1篇，充满了实践经验和体会心得，说明徽宗深谙此道，后人认《茶论》是徽宗所写，也据此为理由。但笔者以为徽宗之擅长点茶，是因皇家有优先的权力，年年享受早春上贡的北苑（福建）名茶，而上贡的茶叶必须先经过产地斗茶评比，优胜者才有资格上贡，这就促进了斗茶的技术不断提升。在社会风气盛行饮茶、斗茶的气氛里，赵佶富有点茶的经验心得，是不足为奇的。但不能据此认为《点》篇的文字必然出自赵佶之手。因为早在北宋中期时，斗茶已遍及全国，民间积累的点茶经验已经十分丰富，北宋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便是点茶高手，人们尊称其为“点茶三昧手”。[三昧，原是佛教梵文samadhi的译音，意指摒除杂念，专注一境。后引申为指懂得某事（如点茶、绘画、书法）的奥妙诀窍。茶叶书刊常误作“三味手”]。元祐四年（1089年）冬，苏轼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谦师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苏轼品尝谦师的茶后，写有《送南屏谦师》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但后人以徽宗为《茶论》的作者先入为主，对赵佶的点茶水平评价便显得过于拔高，如说“直至北宋末年，历史上著名的嗜茶天子宋徽宗著《大观茶论》，对斗茶进行总结、提高，以至出现了‘争新斗试夸击拂’之说，自此斗茶之风更是日炽一日。”这不符合早在徽宗之前民间斗茶已经十分风行的实际。
探讨《茶论》作者的真伪，牵涉两个问题，一是成书的时间问题，如果时间不在大观年间，则徽宗是《大观茶论》的作者便不能成立；二是时间确定为大观后，还有个作者是否一定是赵佶的问题。
关于《茶论》的成书年代，定为北宋末的大观年间，不是更早，可以认为没有问题。要证明这一点，《茶论》的“筅”篇是个关键。筅为东南闽瓯口语，《说文》未收，最早见于隋·陆法言的《广韵》，释筅为“饭具”，这是对的，因为筅是用粗竹丝扎成的一种短小帚，用来洗刷饭碗、饭锅等厨房用具。到宋·丁度的《集韵》中，对该字的解释明确称之为“筅帚”，筅帚是闽瓯的口语，至今福建、浙南一带的口语仍称这种用具为“筅帚”。把筅帚的竹丝进一步劈得十分纤细，成丝状小帚，专称为茶筅。茶筅用来旋转打击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进行斗茶评比。查《集韵》[编于景佑四年（1032年），至治平四年（1067年）完成]，把筅仍释作“筅帚”，表明那时还是厨房用具，茶筅尚未出现。
早于赵佶七十年的北宋蔡襄（1012—1062年）《茶录》的下篇《论茶器》中，详列当时茶器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其中的“茶匙”即是茶筅出现之前用来点茶击拂的茶具。既然蔡襄那时尚未使用茶筅，也即排除了《茶论》成书在大观之前的可能性。
其次，关于徽宗和《茶论》作者的关系问题。北宋末年期间是徽宗生活穷奢极欲，滥增捐税，搜刮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运送汴京，修筑“艮岳”园林的阶段，也是对福建北苑贡茶追索的高峰时期。在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宣和（1119—1125年）是继大观以后的年号]一书中可以看出北苑贡茶的负担是多么沉重，如龙焙的贡量，北宋开国的“太平兴国初才贡五十片，元符以片计者一万八千？？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片，或作斤）。熊蕃此书约著于宣和七年（1125年），他在书中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至大观初，今上亲制《茶论》二十篇？？”。这条文字明确《茶论》是“今上”即徽宗亲自所制，而且把时间定在大观年间，即徽宗25～29岁时，熊蕃这段话应如何理解？是否可信？回答是肯定的，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其中还有文章。历史上凡属皇帝亲自下令编制、纂修、绘制的书籍、绘画等，虽然都有原作者的姓名，但往往不可以直接署名，颁布时多用“御制”字样。如北宋和南宋都有《耕织图》，也都有绘制者的姓名记载，但一般都称《御制耕织图》。南宋于潜令（今临安）楼畴绘呈《耕织图》四十三幅，民间已失传。元代曾有程棨临摹本，藏清宫内，清朝是康熙命画工根据程棨摹本再临摹，加以变通，署名御制，都不署画工姓名。清《授时通考》卷五十二《耕织图》首题“圣祖仁皇帝御制耕织图”，康熙自序云：“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艰难？？”。据此，笔者以为，既然《大观茶论》的内容存在上述一系列疑问，此书的诞生，有可能是徽宗诏令福建地方官撰写《茶论》进呈，或者反之，是福建地方官将某人写得较好的《茶论》进呈给徽宗，获得徽宗的首肯，于是按惯例在《茶论》之前加圣宋，成《圣宋茶论》，不能署原作者姓名。到南宋晁公武根据熊蕃的“大观初，今上亲制《茶论》二十篇”之说，补充说明是“徽宗御制”，明初陶宗仪《说郛》改《圣宋茶论》为《大观茶论》，赵佶御制之说不变，流传至今。
至于《茶论》的原作者则早已佚名，无从考证了。笔者以为只有这样分析，才能解答以上指出的诸多名实不符的问题。
[22] 读《中国历代茶书汇编》
郑培凯、朱自振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上下冊，商务印书馆（香港）2007年]对历代问世的茶书按唐五代、宋元、明、清四个阶段给予全文登录，并作了详细的校对和注释。《汇编》共收录历代茶书114种（包括辑佚），是迄今为止对中国茶书遗产所作的最完备的清查、鉴别、收录和校注。极大地方便了今后研究茶史、茶文化者的检阅使用，可谓功徳无量。以下是笔者翻阅本书后的一点感想。
茶和稻可谓“本是同根生，相得益彰显”。追溯两者的起源，很难截然分离。直至今天，哪里有稻，哪里就必然也有茶。故稻文化也好，茶文化也好，它们都是从最初的照叶树林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西汉《僮约》记载武阳买茶，是四川茶叶向汉中传播的一个小小的信息，距离《僮约》千年后的陆羽《茶经》的诞生，则是长江下游茶文化随同稻文化同步发展的辉煌里程碑。
唐宋以还，茶文化在南方灿烂耀眼，其推动力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统治者唐宋王朝对茶饮的不断提倡和髙标准的追求享受。唐宋王朝出乎对茶叶享受精益求精的追求和索取不已，加上各级官吏的层层监督，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推动力和稳定的制度，把茶叶从采摘到加工为成品的每个环节都尽量地做到十全十美。这对于提高茶叶品质品味，自然有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皇家对与品茶密切相关的茶具器皿也追求尽善尽美，推动了民间对茶具的不断改进创新，为茶文化的表现添加了魅力。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碧辉煌的茶具，便是很好的证明。
二是佛、道两家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实践、体会和宣扬，影响所及，在民间进一步扩大了饮茶的风气；在知识界引领了儒、佛、道的茶道和茶禅的精神境界追求和哲学探讨。唐朝恰好是日本派遣留唐僧的高峰期，日本僧人从而把茶道也带进日本，演绎出日本特色的茶道。
三是士人（知识阶层）通过诗词、文章、著作等，宣扬制茶、饮茶的技术、体会和歌颂，历唐宋元明持续不断地扩大影响，起着主导的作用。
四是民间茶农，他们是茶的种植、采摘、加工的实践者兼改进、创造者；民间手工艺者是各种各样茶具的制作者、改良者和创新者，他们都是茶文化的精神土壤，离开他们，茶文化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是城市乡镇到处开张的各式各样的茶坊、茶肆、茶摊、茶店，成为基层庞大的茶叶消费群。没有他们，也便没有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而兼精神享受的饮料。流传至今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谚语，是杰出的归纳。柴是能源，在今天相当于电和煤气等能源，米是维持人体生活的基本物质，柴和米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油盐酱醋是配料，只有这茶最特别，它可以完全不供应，也不影响人们的生活，但中国人却把它与柴米并立，这就有力地证明茶不是简单的饮料，而是超越于物质的精神食粮。
茶文化的发展及其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大体上表现为三个层次。
第一是茶文化的中心圈，它与长江流域稻文化的核心两者重合。
第二是茶文化波及的外围，即稻文化圈周边的西藏、新疆、蒙古等畜牧、游牧区，茶叶一旦传入，便成了牧民生活里“不可一日无此君”的保健饮料和文化生活的伴侣，同时也加强促进了内地与周边民族的茶马经济贸易，长盛不衰。
第三是茶文化放射式的向国外传播，这是纯粹的商品外销，最早是土耳其商人在公元5世纪时从华北、蒙古边境以物易物把茶叶带往阿拉伯和俄罗斯，他们直接采用汉语“茶叶”的译音，如土耳其语的chay，阿拉伯语的chai，俄罗斯语的чай等。海路传入欧洲则是迟至16世纪才出现闽南话茶叶的译音，如英语tea，意大利语te，德语the，拉丁语thea等。
中心区里茶文化的歌颂者和推进者是历代的文人雅士，他们创作的咏茶诗句，传承吟诵不衰，数量甚多，至今还没有人加以汇集，这是除茶书汇编以外另一项值得做的工作。
笔者试对《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中114种茶书的作者的出生籍贯，进行分类统计。
茶书的作者共得117位，与书数114本不合，是因1本茶书的作者有时是2人合写的，统计时便按两人计；还有1人先后写了3本茶书的，以书为单位，则按3人计算；反之，茶书的作者若是佚名的，则作者的人数只好缺如。117位是按这一标准统计的结果。
籍贯是河北、陕西、山东、山西四省的茶书作者，不是讲述他们家乡的茶事，他们是长期出仕南方茶叶产地为官，了解当地的茶事所写，数量不多，在117部茶书中只占5部。另外，唐、五代栏下的湖北3人，实际只陆羽1人，他除了著名的《茶经》以外，还写了《顾渚山记》和《水品》，按书有3本，作者也作3人计。
从这些分布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从作者分布的全局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在全部117本中占有72部，即占61.53%，表明它们是茶书产生的中心区；其次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占22部，即占18.80%，可说是茶书产生的外围区；中心区和外围区共八省的作者，占全部13省作者的61.53%，但茶书占全部的80.33%。
从历史阶段看，不同历史朝代产生茶书的演变也很有规律，唐、五代的茶书没有江苏、浙江东南一带的作者，都是其他省人士或北方籍人士迁居东南或出仕东南所写。如陆羽从湖北迁居浙江著《茶经》《顾渚山记》和《水品》；张又新（河北深州）的《煎茶水记》，温庭筠（山西祁县）的《采茶录》等，这表明唐、五代时的江南尚未充分开发。
到宋元时期，东南沿海的茶书大量出现，作者多是江、浙、闽、皖人士，原因即在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南方水稻大发展，人口激增，超过北方。宋元茶书共24种，福建、江苏、浙江、江西四省占16种（66.66%）。福建在宋元茶书中独占鳌头，是因宋朝的全国气候转冷，平均气温较唐时约降低1～2℃，相当于唐时浙北杭州的气温到南宋时南移到闽北的建溪。茶树是不耐寒的，尤其春茶为敏感。而水稻则是夏秋季作物，冬春低温不受影响。所以南宋王朝首都在临安（杭州），却不喝杭州茶，最受宠的是福建岁岁纳贡的建溪茶：“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大观茶论》）。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到了宋元时期，茶书的作者群中再也没有北方籍的作者了。
在明朝270余年里，茶书共产生57种，几乎占历代茶书总数的一半（48.61%），达到历史最高峰，其实这个数字里面潜藏着很多名不副实的内容。客观上的原因有，经过元末的战乱，宋以前的书籍流失的很多，明朝安定下来以后，自然首先注意重刊前人名著，加以明朝商业发达，书籍需求量增加，所以重刊古籍不光是文化的需求，更是商业有利可图的好事。查阅这57种茶书，可以看出，属于辑录前人茶书的比重最多，通常都是重刊《茶经》之后，再辑录明朝茶诗茶文，成为附在《茶经》后的诗文集，如《茶经外集》。有些是从作者自己的文集中抽出有关茶事的，作为单行本问世，如《论茶品泉水》是从《遵生八笺》一书中辑录茶的部分。短小的如陈继儒《茶话》只有七百来字。也有专门谈茶水、谈茶具的，补充了新的内容。总的看来，明朝的茶书尽管种类增加，其实内容没有大的突破，难以与前人的权威著作如陆羽《茶经》、蔡襄《茶录》《大观茶论》等并驾齐驱，这也正意味着明朝是茶书从盛转衰的转折期。
清朝统治的时间和明朝相近，但茶书的问世急速下降为27种（占23%）。茶书作者的籍贯仍旧集中于东南苏、浙、闽、皖4省，它们的内容没有超越前人的重要茶书。值得指出的是，到清代茶叶因出口欧洲，引起西方人饮茶成风，并开始在殖民地种茶，反映到茶书上出现《印（度）锡（竺）种茶考察报告》，及从英文茶书中翻译成中文的《种茶良法》，书中首次出现西方的化学名词如钙、镁、燐酸、绿（氯）气、铝等；还出现整顿茶叶贸易市场的《整饬皖茶文牍》等。广东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本茶书《茶务佥载》，该书记述清末咸丰、同治年间的洋庄茶务等。
到清末，中国历史上自从陆羽《茶经》问世以来的一个漫长的茶文化阶段从此结束，起而代之的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现代茶叶科学的萌兴，茶叶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大发展，导致欧美饮茶成风，同时也迎来西方饮料咖啡、来顿茶等占领国内茶叶市场的半壁江山。茶文化以新兴的茶馆、茶吧出现，和同茶道表演艺术的探索，正方兴未艾。清以前两千余年间的士人因爱好茶饮而被称作“茶仙”和“茶圣”的，“竹下忘言对紫茶”，“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卢同诗）等，都远离人们而去。现代的知识分子业已分化为按学科分类的文、理、工、农、医、商、贸、法等的专业知识分子，历史上茶饮与稻文化的密切关系日益疏离，茶道与旧知识分子的紧密结合也随着解体，让位给新一轮的茶叶科学研究专家、茶饮爱好者。茶文化成为茶饮爱好者的关注领域。